不把學禮、知禮當小事
南懷瑾認為，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稱號，知書達禮在傳統文化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人們用禮儀來維護和表達感情是常情。他說：“禮”這個字，在《論語》中出現了75 次。而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闡明了禮的重要性。
《詩經》在孔子看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僅‘思無邪”，而且“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經》在當時簡直就是一部百科全書，無論是外交談判還是社交場合，引《詩經》蔚為風氣，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而“思無邪”就是禮至於說禮的重要性，那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禮是社會成員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古代的禮在很大程度上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法。所以禮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不學禮，不懂禮的人怎麽能夠在社會上立身處世呢？這就是“不學禮，無以立”的道理所在。
由於古代的禮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所以在不同的場合，孔子對禮的所指，有不同的側重，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主題：
第一是指周禮，就是周公所製定的西周禮製。孔子特別推崇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他感歎自己的年衰，居然許久沒有夢見周公了！程子說，由這句話可以知道，孔子盛年的時候，“寤寐長存周公之道”。孔子之所以崇拜周公，是因為周公首創的那套製度的文明和完美。
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意思是說，周禮是在借鑒了夏、商兩代為政得失的基礎上製定的，典製粲然大備，足以為萬世規鑒，所以他表示了“從周”的立場。
西周開國之初，周公製禮作樂，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這套製度之所以為後世所稱道，是因為它是以道德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由此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於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春秋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套製度瓦解了，世道大亂，史稱“禮崩樂壞”。貴族們為了權和利，彼此征戰不息，所以自古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孔子向往周公之禮，既是他對春秋亂世的不滿，也是他對西周道德禮製的向往。
第二，禮是體現德治、仁政的途徑。周公最早提出“德治”
的理念，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這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德和仁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無形無色、無聲、無嗅。對於知識程度較低的人來說，甚至會覺得虛無縹緲。而禮則把德和仁賦予成具體化的製度或者行為方式。
先秦曆史上有儒法之爭，爭論的焦點，是實行禮治還是法治。法家認為，政令的推行要依靠法，凡是不從令者，就要用刑罰加以懲處，這樣，老百姓就不敢作亂了。而儒家則主張以道德教育為主，通過禮來規範和整齊民眾的行為。孔子在評價這兩種治國之道時，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老百姓不去觸犯法律，是因為畏懼刑罰，並沒有羞恥之心。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用禮來保證道德目標的實現，結果就不同了，老百姓因為有了羞恥之心，不僅不會去做壞事，還會“格”，就是有上進心。所以禮是體現德和仁的具體形式，離開了德和仁，禮就不成其為禮。當然，禮也要推行、傳播。
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即一個沒有仁愛之心的人，怎麽會去推行禮和樂呢？也就是說，推行禮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名仁者，一名富於愛心的人。可見，禮與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
第三，禮是修身的基礎。在人類社會中，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放縱自己的行為，那麽，人就和禽獸沒有了區別，社會也就沒有了起碼的秩序，也就沒有辦法再維持下去。所以，儒家和法家，盡管政見不同，但都認為人的行為是需要約束的，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究竟用什麽來約束人的行為。孔子主張用內在的道德力量來約束自我，他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作為一名君子，一方麵要“博學於文”，廣博地學習文獻，積累深厚的知識，同時要“約之以禮”，用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為禮是根據道德原則製定出來的。隻要在這兩方麵都做好了，就一定可以做到“弗畔”，也就是不背離“道”了。
每個人都有天然的缺陷，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弱點。因此，無論是哪種性格的人，如果不學禮，不懂禮，不約束自我，都達不到理想的境界。南懷瑾在這方麵舉例說，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膽小怕事。
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莽撞從事。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就會說出傷人的話。平心而論，恭、慎、勇、直這四種性格都不是什麽不好的性格，但是如果離開了禮的指引，常常都不會結出“正果”。
可見禮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社會的，可以維護社會各項製度，嚴格區分尊卑長幼親疏，使人人各安其位、各守其業。孔子又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像君，臣應像臣，父應像父，子應像子。這就明確告訴人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社會角色，超越了自身的社會角色，就是對禮的僭越。禮是從整個社會結構的角度去規範人，去要求人。在禮麵前，人有貴賤之分長幼之序，親疏之別；禮是規則，違禮則錯，所以孔子說：“人光有質樸的品格，不注重禮節儀表，就會顯得粗野；但人隻注重禮節儀表，缺乏質樸的品格，也會顯得虛浮。隻有配合適當，才算得上一個有教養的人。”
《論語》中還有這樣一段話：“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意思是：“服侍君主太頻繁瑣碎，反而會招來羞辱與朋友相交太頻繁瑣碎，反而會遭到疏遠。”這說明君臣之間也好，朋友之間也好，保持一定的距離才是全交之道。數是指在與人交往的時候，要注意禮貌和恭敬，對君主、好朋友即使關係再親密，也要以禮相待，切不可失去禮數，更不能擺正不了自己的位子，輕易涉足對方的禁區。
南懷瑾認為，君子應學禮，不把知禮當小事，平時也要表現出良好教養，文質彬彬。就像孔子所說，一個君子，不但要有良好的內在品質，而且應有良好的禮儀教養和舉止風度，做到內在美和外在美相統一。人隻有良好的品德而失去了恰當的表現方式，也是得不到好結果的。而一味追求文雅的表現形式，以至於衝淡了內在品質的修養亦不會得到良好的結果。而文質彬彬、內外兼修才是君子應具備的人格標準，也是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本人既是一位注重內在品德的修養，又注重外在進退的禮節、舉止言談有風度的人。中國人的“儒雅風流”
就是對孔子所倡導的文質彬彬君子之風的繼承和發展。下麵這個故事形象地證明了這一點。
春秋時期，衛國有個名叫哀駘的人，一無權位二無財產，也沒有什麽高深的理論和顯赫的功績，他的容貌也很醜陋，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非常喜歡和他交往。這使得魯哀公驚異不已，於是就派人把他從衛國請到魯國加以考察。
相處不到一個月，魯哀公覺得他在平淡中確有不少過人之處，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了。
不久，宰相的位置空缺，魯哀公便讓他上任管理國事，可他卻淡淡然無心做官，雖在再三要求下參議了國事，但不久他還是謝辭了高位厚祿，回到他在衛國的陋室中去了。
對此，魯哀公求教於孔子：“他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
孔子借喻道：“我曾經在楚國看見一群小豬在剛死的母豬身上吃奶，一會兒都驚恐地逃開了，因為小豬發現母豬已不像活著時那樣親切。可見小豬愛母豬不是愛它的形體，而是愛主宰它形體的精神，愛它內在的品性。哀駘這個人雖然外表不美，但他知書達禮的品德和才情等內在之美必定已超越一般人很多，所以您和許多人才喜歡他。”
是的，孔子所說的禮，雖是指以道德為內涵的國家典製，是德與仁的具體表現，但也是修身的法則。孔子關於禮的見解，不僅在當時是正確的、健康的，代表了社會的理性思潮，而且在兩千多年之後的今天，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啟示，比如注重“禮”，就是講禮貌、講禮儀，要培養好的氣質、好的內涵。
我們千萬不要認為對人有禮貌、講禮儀、有氣質、有內涵是細枝末節的小事，可以不在乎。
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常常遇到這樣的事：一個人不慎踩了另一個人的腳，這個人馬上誠懇地向對方表示歉意，說：“對不起！”被踩的人雖疼痛未消，卻也表示了諒解：“沒關係！”
同類情況，在一些場合卻會出現另一種局麵：踩人者無動於衷，被踩者罵罵咧咧。於是開始了一場舌戰，最終你來我往，吵得不可開交。
同一件事，為什麽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截然不同的結果呢？很簡單，隻因前者知禮，後者無禮，所以，人一定不要小看了禮的重要性，一聲“對不起”，不僅體現了人的修養和道德還可以化幹戈為玉帛，使一場無謂爭執化為烏有，使一觸即發的衝突煙消雲散！
講禮、講禮貌絕不是“形式主義”，它所表達的是具有一定內容的情感，概括起來說就是“尊重”和“友愛”。生活中，我們應該處處事事重視禮節，學習禮節，把知書達禮、重視禮儀當成生活中的常態，這樣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