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一生中,大造物主一直使小造物主心神不安。這個大造物主感到極為困惑:竟然沒有一個統製者。不是他自命不凡,他嘲笑一切對自己權力的解釋,但是有一個強大的力量依然不可抑製——盡管它被稱為神、命運或死亡。自信和幻想無法逃脫這張羅網。

首先是放棄教義。“我堅信耶穌……是被自稱為救世主的狂熱者處死的。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人。我從《新約全書》轉向《舊約全書》,我發現了一個了不起的人:摩西……另外,我不能接受一個咒罵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宗教……更不能相信有一個賞罰分明的神,我看到老實人倒黴,流氓無賴走運。看看塔列朗,他肯定會壽終正寢!……如果我受到告解神父用地獄的痛苦支配,我能夠保持獨立嗎?一個身為無賴的告解神父能發揮多大的威力!……”

他在這件事上始終如一。從他的童年時代直到生命的結束,他一直鄙棄所有的宗教(就他自己而言)。他不願承認在自己身上的奇跡,把能夠做到的一切歸於正常人的理解、勇敢、互相配合和對人的了解和想像力的運用,這樣的人不可能相信《聖經》上記載的奇跡。他曾對一個部下說,二百萬人在摩西井喝水是不可能的,這樣說是完全有道理的。

他更討厭對末日畏懼。他不談道德,但出於某種政治目的才談它。在他臨死之前不久,他在島上與一位密友談話時說:“假如我能向天主吐露一切不幸,從那裏得到幸福和拯救,那麽我該有多麽愉快啊!難道我不應該要求得到它嗎?在我一生不同尋常的經曆中,從來沒有犯過罪,所以不用害怕天主的審判席和判決。我從沒有過殺人的念頭。”

由於以上原因,他在逆境中從不氣餒。他在去世前五年希望死時不要告解神父,但又說人在臨終時並不知道自己做什麽。事實上這顆心至死都堅強不屈。

這樣的人怎麽能屈服於命運呢?他的自負使他相信沒有人可以打敗他,他隻能把失敗歸因於命運。但這種有關命運操縱的意識最終垮台之前就存在了,它終生跟隨著他,就像其他人賴以生存的敬仰與奉獻和依靠對命運的相信,拿破侖從事了英勇的鬥爭。他感到自己穿著堅固的盔甲:“我是頑石的化身。閃電終究不能擊毀它,隻能無勞地發泄不滿。”有一次他富有詩意地表達了自己的蔑視:“如果天塌下來我們就用長矛尖把它頂起來!”

這種反抗情緒很少出現。一般來說,他是聽天由命的。在數百次談話中可以證實這一點。例舉三次:“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們的氣數是固定的,誰也不能改變……誰都難逃一死。”他對魏瑪公爵夫人說:“相信我,有一個萬能的神。我隻不過是神的工具。”對約翰·馮·繆勒說:“從根本上說,所有事物都是聯係在一起的,都被一隻無形的手支配著。我隻是憑借我司命星的影響才變得偉大。”在這些比喻中,我們看到對神的意識和依賴已融入對他自己之中的使命。這時,先知的光輝從他身上放射出來,但又被他那鐵一般的自信所遮掩。

但拿破侖根本不像別人那樣追崇他的司命星。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強調他的好運而貶低他的豐功偉績。所以,他沒有其他人那樣迷信。路易帶來一把貴重的刀,但不大願意給他。拿破侖從弟弟手裏奪了過來,說:“不要擔心,隻是切麵包!”約瑟芬因為找人算命而受到他的責罵,但出於好奇,又讓她把算命的鬼話全說了出來。他想讓布拉迪斯拉發和約的簽署日推遲,等到重新采用大革命以前的曆法之後再簽定。但他沒有下令,隻是隨口說了一句:“那樣我會十分高興。”一八二○年,施瓦岑貝格的死讓他感到非常欣慰。在為拿破侖再婚的舞會上,施瓦岑貝格的官邸著火了,皇帝認為這是個不祥之兆。現在施瓦岑貝格死了,消除了他所有不安的預感。

除了這些小事之外,在他那波瀾壯闊的一生中,二十年中我們從沒聽說有一天他以迷信為理由做出推遲或修改的決定。但為了政治或修辭的目的,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司命星”和“命運”。因為他想在歐洲充當“命運的主宰”,他試圖以下麵的花言巧語來說服像亞曆山大那樣的人:“按命運的安排向前走是明智的、正確的。”他喜歡玩弄與命運、機遇類似的東西。他認為命運多少有些沉默,相信自己是下一場戰鬥的根本。“在這些事情上必須小心謹慎,不能有一點差錯,一個小的疏忽就能改變整個結果……對於智力平庸的人,機遇將永遠是謎。但對於頭腦清楚的人,它終究會變成了事實。”

當他把才能、命運影響力混為一談 的——來證明自己是個充滿活力的宿命論者。他說:“要防備有人對我行刺,我相信自己的運氣、神魔和衛兵。”

他以這種男子漢的氣概,邁著闊步行進在生死之間。

一部現代悲劇描述了一個想死的人。拿破侖說刻畫得不錯,但違反規律:“人都想活,不想知道怎麽死。”所以,他從青年時代就反對自殺,開始是在一篇文章中,後來在一道命令中,以後又多次重申自殺是懦夫的表現,尤其是在逆境之中。對文獻的研究顯示,說他在第一次遜位之前企圖自殺純屬杜撰。主要的自傳都沒有說到這件事,這一傳聞是不可信的。在他的最後幾次戰鬥中,拿破侖忠心效命沙場,從來沒有想過服毒自殺。

然而,他並不是在楓丹白露的最後日子和滑鐵盧戰役之後才厭世。十六歲的他在日記中就記錄下自己的厭倦情緒,三十歲時他給哥哥的信中也流露出這一情緒,這在他精力最生氣勃勃的年月是看不出來的。那些追求幸福的人不得不承認:這位生性不適合享福的天才在自己生涯的頂峰也享受過滿足,並且有過興高采烈的時刻。但也有過懷疑的時候:

“為法蘭西的安寧,”波拿巴在盧梭的墓旁說,“一個人要是根本不存在那有多好。”

“為什麽,執政官?”

“他為革命鋪平了道路。”

“我想你不反對大革命吧?”

“時間會顯示,假如我和盧梭都從未存在過,這對世界和平會更有利。”

這樣的懷疑漸漸地消失。但一直沒有失去的是那種可怕的孤獨感。隨著他的青雲直上,他到達了更令人恐懼的高度,導致孤獨感也與日俱增。“有時生活令人難以忍受。”由於大海對他懷有敵意,隻有沙漠使他感到舒適自在,那對他來說是無限的象征。那是令人崇敬的空曠之地,當普通生活的場景消失時,空曠之地就展現在他麵前。

最能使拿破侖擺脫思想的束縛,使他高興的就是他獨自坐在劇院的包廂裏觀看悲劇演出。

除外,其它的都不能恢複他內心的平靜。由於他的愛比別人都要少,他注定要悲慘地孤獨一生,那是他為自負所付出的代價。“既沒有幸福,也沒有愁苦,”他說,“幸福者的一生是一幅銀白色背景上畫黑星的畫麵。不幸者的一生是一幅黑色背景上畫銀白色星的畫麵。”並不是這些誇張的比喻才能描繪一顆心靈的孤獨。有更尖刻的聲音從那熟悉的角鬥場上傳來:

“科蘭古,你不知道這裏正發生的事嗎?我們一起的一些人想過得快活,那些可憐的人不知道要經過奮鬥才能得到那渴望的清閑。我自己怎麽樣?我 有宮殿、妻子、孩子嗎?各種緊張不正在把我累得精疲力竭嗎?我不正在每天都獻身於國家嗎?”

他獻身於工作,這就是他談到國家時的態度。他在島上說下麵這番話時,有個輕柔哀婉的聲音在回**,充滿了一幕崇高的悲劇性諷示:

“我的肩上一直扛著這累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