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
諡號：元聖昭獻孝皇帝
廟號：文宗
在位：826年～840年（14年）
牛李黨爭
文宗，原名李涵，後更名李昂。是唐穆宗第二子，敬宗的大弟，母為貞獻皇太後蕭氏。元和四年(809)生，開成五年(840)卒。文宗為唐朝第十四任君主，公元827年至840年在位。
寶曆二年(826)十二月，敬宗被宦官劉克明等殺害，他們協迫絳王李悟(憲宗第六子)進宮為帝。兩天後，宦官王守澄率軍攻殺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於宣政殿。改名為李昂，是為文宗，這年他18歲。
文宗即位後，去除佞幸、解散宮人、放生鷹犬、裁去冗官，減少教坊樂工，停貢奇巧珍玩，有意去奢從儉、勵精圖治，並升秉性梗直的韋處厚為同平章事。他一改他哥哥不上朝的荒唐舉止，每逢單日，不管刮風下雨、嚴寒酷暑，必去聽朝。除了聽朝，他還輪流找宰相群臣談話，延訪政事，一說就是很長時間，曆久方罷。待製官以前雖然設置，但基本很少召見，文宗卻能常常召見問政。這麽看，文宗的確是個有為的皇帝。但文宗的短處也十分明顯，上天雖然給了他雄心大誌和勤奮努力，但沒給他雄才大略和鋼鐵般的性格。舉凡軍國大事，他都不能果斷決定；與宰相等已經議定的事情常常中途予以改變。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這種性格是致命傷。寬柔有餘，明強不足的性格特點和行事風格，注定他難以在那個宦官專政、黨爭紛亂和藩鎮割據的時代取得成功。
李昂即位第二年(827)，改元大和。大臣韋處厚因為文宗性格太柔，覺得難以一抒己誌，要求退休。淮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王播被任為同平章事。王播連任鹽鐵轉運使，長慶二年(822)，出任淮南節度使。他不顧南方大旱，搜刮不已。後複為鹽鐵轉運使，加重銅、鹽稅，每月以錢物進奉皇帝，稱作“羨餘”。大和元年(827)任滿還京，獻銀碗數千隻、綾絹數萬匹。目光短淺的文宗見錢眼開，心裏十分高興，再加上一些權臣的吹風，文宗就把王播升為宰相。自此以後，文宗身邊的奸邪之人越來越多，而正直的人自然就很難得到重用。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走了宦官門路的李宗閔終於做了宰相。在唐文宗麵前，李宗閔多次推薦牛僧孺，稱讚牛僧孺有政治才幹，不宜久任外官。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在這以後，李牛二人援引同黨，盡逐李黨。對於李德裕，他們更是極力打擊。李德裕在浙西觀察使任上8年，成績斐然。唐文宗將他調入京師，欲委以宰相。四朝元老裴度也認為李德裕有才幹，極力舉薦。但李、牛二人共同排斥李德裕，將李德裕趕到西川(今四川成都)出任節度使。
經過李德裕的經營，西川的形勢有了顯著的好轉，吐蕃、南詔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吐蕃的維州守將悉怛謀舉城投降，淪喪40年的維州城又重歸大唐。但當政宰相牛僧孺嫉妒李德裕的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絕受降，將維州歸還吐蕃，戰略要地維州又被拱手送還吐蕃，李德裕被氣得半死。
因為李德裕在西川政績卓著，太和六年(832)，李德裕再次入朝廷擔任兵部尚書。李宗閔惟恐李德裕做宰相，竭力阻止。這時，朝中黨爭激烈，李宗閔、楊虞卿等結為朋黨，幹擾朝政，引起文宗的極度厭惡。不久，李宗閔被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由李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但牛僧孺依舊在朝中為官，牛李二黨各懷私利，黨同伐異，爭鬥不絕。
在李德裕為相期間，北破回鶻，安定邊陲；決策製勝，平定叛鎮；盡絕佛教，反對其蠹政害民，取得了一係列政績。對於朋黨，李德裕“絕於附會，門無賓客”，一時間朝政大為清明。李德裕辦事專斷，也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會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故，宣宗即立。李德裕失勢，被貶為崖州(今海南三亞)司戶。牛僧孺、李宗閔再度為相，牛李黨爭以牛黨大勝而告終。
封建時代的朋黨之爭，並非唐朝僅有。但像“牛李黨爭”如此持久、激烈，卻不多見。這與當時皇權的消長直接有關，與宦官的專權和利用交織一起，從而在權力的角逐遊戲中，加速著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是唐文宗大和九年（835）謀誅宦官而失敗的一次事變。被宦官所掌握的皇帝中，並非所有的皇帝都任由宦官胡作非為。他們中還是有人想鏟除宦官勢力，重振當年祖上的榮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文宗所發動的甘露之變。唐文宗和李訓、鄭注策劃的殺宦官的計謀徹底失敗，在這次事變後受株連被殺的一千多人。史稱“甘露之變”。
有一次，文宗讀《春秋》，到“閽弑吳子餘祭”一段時，別有用心地問身邊翰林侍講學士許康佐：“閽何人耶？”許康懼怕宦官權勢，不敢回答。後來得知文宗欲謀除宦官的意圖後，生怕惹禍上身，於是假稱有病，罷為兵部侍郎。而當時的朝臣中絕大多數都像許康佐一樣，畏懼宦官，隻求保身，不敢參與文宗的計劃。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在位之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身為大唐帝國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個有勇氣的人，文宗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李訓就是在這個時候走進了文宗的視線。
李訓，字子垂，初名仲言，後改名為訓。他出身名門，為肅宗時宰相李揆的族孫。長得也是儀表堂堂，有大家風範，“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還“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李訓進士及第後，當了一陣子太學助教，後來又任河陽節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敬宗寶曆元年（825年），李訓的從父李逢吉為宰相，與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剛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貶官，李程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訴武昭，說李程本來想給他官做，卻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為真，遷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氣，告訴左金吾兵曹茅匯，說他打算刺殺李逢吉。結果，這句氣急敗壞的話被人告發，武昭被逮捕入獄。
本來事情到這裏就結束了，就算武昭還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訓卻在這個時候冒了出來。他覺得有機可乘，要幫助從父李逢吉打擊一下李程。李訓去見曹茅匯，要他指證武昭是與宰相李程合謀。但李訓的計劃沒有得逞，武昭被杖殺，李訓也被流放於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訓做事急功近利的風格，正是這種作派，導致了他後來在甘露之變中的失敗。
文宗即位後大赦天下，李訓遇赦北歸。當他得知朝政盡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寵遇鄭注時，不禁歎息了一通，說：“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於是，準備了厚禮去拜見鄭注，其實就是投奔其門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於辯論之人，一見如故。鄭注不但將李訓引薦給王守澄，還推薦給文宗。文宗見李訓相貌堂堂，口若懸河，又多權數，十分高興，“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當時的宰相李德裕認為李訓是個小人（指武昭一事），不應該得到重用。文宗卻說：“人誰無過，俟其悛改。”不顧宰相的反對，拜李訓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將想誅滅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訓、鄭注，當時李訓已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鄭注任翰林大學士、工部尚書。李、鄭都表示願意為文宗效力，積極地出謀劃策。可想而知，這對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為李訓、鄭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薦，尤其鄭注還是王守澄的親信，所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鄭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現的，尤其在宋申錫一事中，正是他向王守澄揭發了宋申錫的計謀，從而導致文宗苦心策劃的計劃流產。那麽為什麽這個時候，他突然又開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經是位極人臣，為什麽要突然倒向處於弱勢的文宗呢？從前麵鄭注幾番化險為夷的經曆可以看出，他絕對是個識時務、知大體的聰明人。這隻能說明，鄭注突然倒向文宗，是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對於李訓，毫無疑問，他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李訓和鄭注都曾經為常人所不為，所以，在看到幫助皇帝取得成功後的巨大利益後，二人都甘心為之效命。
李訓任宰相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一係列對策。首先開始整頓吏治，消除朝中的朋黨之爭。水火不容的兩派首要李宗閔、李德裕等都被貶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進孤立無黨之士”。在對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訓則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被一直王守澄抑製的宦官仇士良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權勢。隨後將王守澄不喜歡的宦官全部貶到外地為官。其實，作為同一類人，王守澄生怕同類分自己的權力，因而少有喜歡的宦官。而與王守澄有仇的韋元素和楊承和等實力派大宦官都被處死，由此還博得了王守澄的歡心。
當時天下流言紛紛，都說憲宗為宦官陳弘誌所害，文宗因此恨陳弘誌入骨。當時陳弘誌任山南東道監軍，李訓以文宗的名義將他召至青泥驛，“封杖殺之”，從而泄了文宗心頭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訓。經過一係列有預謀的計劃後，王守澄被徹底孤立起來。李訓見時機成熟，便讓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殺。曾經不可一世、人見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除掉了。李訓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宦官們威風掃地，氣焰大為收斂。
李訓與鄭注又密謀，打算徹底誅滅宦官。因為宦官手中握有軍權，必須要掌握一定的軍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於是，李訓先讓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執掌軍隊，以為外援。二人約定，在王守澄下葬時，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於滻水送葬。然後由鄭注率親兵將宦官全部砍殺，一個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來按照這個計劃，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正如前麵所分析的，李訓是個投機分子，在緊要關頭，他的投機心理開始作祟了：他認為這是不世之功，他要獨占其功！於是，在沒有通知鄭注的情況下，李訓臨時改變了計劃。他和宰相舒元輿，金吾將軍韓約等人想出一計。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將軍韓約奏稱金吾左仗院內石榴樹夜降甘露，是祥瑞之兆。文宗事先已經知道計劃，故意表示驚訝，派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仇士良、魚弘誌等宦官前去看個究竟。
宦官離開後，李訓立即調兵遣將，部署誅殺宦官。而當仇士良等宦官來到左仗時，發現韓約神色慌張，情態反常，大冬天的竟然頭冒冷汗，不禁心中起疑。正巧刮來一陣風，吹動了帷幕。仇士良等發現幕內執兵器者甚多。他們立時恍然大悟，察覺事變，遂倉皇出逃，門衛欲關閉門，已來不及了。
仇士良等逃回殿上，劫奪文宗退入宮內。這時，金吾兵已登上含元殿，李訓立即指揮金吾兵護駕，並大呼：“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金吾兵應聲而上。仇士良見情勢危機，急忙決開殿後罘罳，挾持文宗抄近道入內。李訓急忙攀住乘輦，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與李訓撕打時，跌倒在地，李訓撲上去，將抽靴中刀刺殺時，仇士良卻被宦官救起。
這時，京兆少尹羅立言率京兆邏卒三百餘人從東邊殺來，禦史中丞李孝本帶禦史台從人二百餘從西邊衝來，兩方與金吾兵會合，殺死宦官數十人。李訓仍抓住文宗乘輦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門，被宦者郗誌榮擊倒在地，帝輦進入東上閣，宦者關閉了閣門。一場搏鬥就此結束了。
李訓見事難以成功，遂脫下紫服，穿上從吏的綠衫，走馬而出。他在道上揚言說：“我何罪而竄謫！”因此無人懷疑與阻攔他。在李訓出逃的同時，仇士良指揮宦官率禁兵千餘人，對在京師的公卿百官與吏卒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中書、門下兩省及沒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殺死六百多人，皇宮內“橫屍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宰相舒元輿等也被逮捕下獄，遭到嚴刑拷打，被逼自誣謀反。李訓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無賴們也趁火打劫，整個長安雞犬不寧，京師被攪得天翻地覆。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變”。
李訓出離京城後，投奔終南山僧人宗密。宗密與李訓有舊交，欲給他剃發為僧，但眾僧徒不同意，李訓隻得離開山寺，在奔往鳳翔的途中，被盩屋鎮遏使宗楚所擒獲，械送京師。押送到昆明池的時候，李訓怕被送到神策軍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後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說服押送者，斬下他的首級送往神策軍。之後，宰相王涯等與甘露之變毫無關係的人也都被殺，死者達幾千人。
“甘露之變”是一場失敗的反擊。反擊之所以失敗，表明在這之前的宦官勢力已到了難以消除的程度。反擊失敗之後，宦官勢力加速膨脹。縱觀有唐一代，宦官為禍之烈，超過了秦漢時期。
有唐一代的宦官專權，給社會帶來種種危害。宦官內部的分化與火並，更加劇了朝政的腐敗。而宦官監軍與掌軍，在客觀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與藩鎮鬥爭中的徹底失敗。唐朝宦官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既有與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麵，又有唐朝獨特的某些方麵。歸根結蒂，它是封建專製製度的一個不治之症。
李炎
諡號：至道昭肅孝皇帝
廟號：武宗
在位：840年～846年（6年）
即位風波
武宗李炎，原名李瀍，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之弟，長慶元年(821)三月受封為穎王，與諸王同住宮外的十六宅。
文宗兢兢業業勤於理政，但就在冊立皇太子的問題上一波三折，頗不順利。在曾被立為太子的魯王李永無疾暴死後，文宗打算立他的異母弟安王李溶為接班人，但在宰相李玨的勸說下，又改立了敬宗第六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文宗病重之際，下令樞密使劉弘逸、薛季棱和宰相楊嗣複、李玨奉太子監國。但是掌握神策軍大權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誌認為太子即位自己沒有尺寸之功，將來一定會受到排擠。所以他們聯合趁機發難，稱李成美身體患病，不當擔此大任。他們以神策軍為後盾，很快便將李玨等人的抗爭鎮壓下去了。於是，仇士良偽造了文宗的詔令，冊立穎王李瀍為皇太弟，派神策軍赴十六王宅迎請穎王即位。
據《唐闕史》記載，當時安王李溶和穎王李瀍都極受文宗喜歡，但還是決定立安王李溶為太子。由於當時情形混亂，神策軍來到十六王宅時，卻連要迎接哪位親王都沒弄清楚，隨後匆忙趕來的宦官連忙大喊：“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長於穎王，應該迎接安王李溶。安王和穎王都聽到了外邊的喧嘩，但是他們在沒有最終確定之前都不敢貿然行動。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穎王妃王夫人起了決定性作用。她本是邯鄲歌舞妓女，地位卑賤、無所顧忌，遇大事機敏而有膽略，她從容地走到議論紛紛的神策軍將士和宦官麵前，大聲說：“你們所說的’大的‘就是穎王殿下。穎王身材魁偉，當今皇帝都稱他為’大王‘，穎王與你們仇中尉還是生死之交，這等大事，你們可要謹慎，一旦出錯是要滿門抄斬的！”接著把隱藏在屏風後邊窺視的穎王李瀍推出來。眾人聽了夫人的話確信無疑，就擁穎王上馬，護送至少陽院。後來宦官發現迎錯了人時已反悔不急，隻好將錯就錯，冊立穎王為皇太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否認這種看法，認為皇位繼承不可能出現這麽荒謬的事情。但是無風不起浪，這件記載反映了在宦官操縱下皇位繼承的混亂性。幾天後，文宗病逝，李瀍即位，改名李炎，即唐武宗。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這年，已是27歲。多年來他篤信道教，周圍經常有一批道士相往來，比起純粹生長在深宮中的王子來說，他多了一些觀察社會的機會。舊唐書評價唐武宗“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戎車既駕，亂略底寧，紀律再張，聲名複振，足以章武出師之跡，繼元和戡亂之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即位前的唐武宗∶”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翻譯性情深沉而剛毅，處理問題十分果斷，喜怒不形於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來為文宗所厚愛，而區別於其他皇子諸王。
他讀書雖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書生意氣和迂腐，能夠麵對現實，很多時候他敢於向宰相當麵認錯，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歸中書“等政策，在李德裕執政下，國家漸漸回複元氣，被稱為會昌中興。
平叛澤潞
唐朝的藩鎮割據在憲宗朝曾經出現過緩和的局麵，但穆宗和文宗在藩鎮問題上處理不當，各地獨立傾向又一度增強。在藩鎮內部，節度使自為留後、上表逼迫朝廷承認既成事實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解決黨爭和宦官問題後，中央出現了較大的統一性，武宗和李德裕準備對藩鎮采取強硬措施。尤其是在李德裕巧妙利用幽州諸將不和、任命效忠中央的大將張仲武為幽州最高統帥後，更加堅定了武宗消除藩鎮割據的信心。就在這時，澤潞藩鎮出現了叛亂。
澤潞藩鎮離關中腹地較近，是劉悟、劉從諫、劉稹祖孫三代苦心經營的王國，從劉悟開始獨立傾向就比較明顯，他們希望能像河北藩鎮那樣不受中央節製，自為留後。會昌三年(843)，劉從諫臨終前私自以其侄子劉稹為留後，令大將王協、劉武德、郭誼等輔佐劉稹，擁兵反抗朝廷。劉從諫死後，劉稹密不發喪，對外封鎖消息，朝廷派出三批使者才得知劉從諫已死的確切消息。劉武德率萬餘人脅迫監軍崔士康遊說使臣，請求朝廷仿效河北藩鎮的先例，任命劉稹為留後。朝廷內部一陣恐慌，大多數大臣主張答應劉稹，隻有李德裕主張討伐。他認為澤潞離京城較近，一旦獨立對長安是一種威脅。劉稹之所以敢於發難，是寄希望河北三鎮舉旗響應。如果朝廷曉諭各州，朝廷發兵平定澤潞，作戰區域隻以潞州為中心，澤潞所屬邢州、沼州、磁州，委托成德、魏博二藩鎮攻取。同時在平定澤潞後所有將士論功行賞，這樣劉稹就會被徹底孤立，很快就會被朝廷軍隊打敗。
武宗支持李德裕的主張，立即命令李德裕起草《討劉稹製》，下詔削奪劉從諫和劉稹官職，同時任命成德節度使王元逵為澤、潞北麵招討使，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為澤、潞南麵節度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討伐劉稹。隨後又調遣武寧節度使李彥佐任晉絳節度使，配合各路兵馬。李德裕以朝廷名義承認各地藩鎮在戰爭中的既得利益，解決了各地藩鎮互相推諉，保存自身實力、不願冒險出戰的問題。參戰宮軍也都迅猛向前，進展十分順利。
很快，劉稹的心腹將領高文端投降，大大加快了劉稹的失敗。高文端給朝廷提供了一係列關於劉稹軍隊的情報，李德裕抓住時機緊急部署，連續攻下兩個關寨。接下來，官軍與叛軍對峙在山東三州，即邢州、沼州、磁州三州，這一地區是澤潞藩鎮的主要財富來源。三州守將之間矛盾重重，不能統一步伐。士兵們麵對魏博節度使何宏敬的強大攻勢，也是人人自危，普遍產生了投降情緒。很快邢州刺史崔嘏、沼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相繼倒戈，投降的消息傳到澤、潞二州，叛軍內部分崩離析。會昌四年(844)，劉稹的親信、潞州大將郭誼等殺死劉稹，誅戮劉氏宗族，迎接討伐軍進城。至此，曆時十三個月的澤潞叛亂徹底平定，收複了五州三十一縣。
澤潞叛亂的平定，說明了武宗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對藩鎮的獨立傾向采取了毫不姑息、堅決平叛的措施。不僅消滅了劉稹的割據勢力，還通過平叛戰爭對獨立已久的河北藩鎮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使他們不得不有所收斂，從而有利於唐朝加強對河北藩鎮的控製。
武宗滅佛
中國曆史上曾經發生過四次較大的滅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這四次滅佛事件，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分裂時期，隻有武宗滅佛發生在大一統時期。抑製佛教是武宗朝一貫執行的基本國策，這次滅佛是中央皇權和地方大臣聯合絞殺的過程，從程度和範圍上較之其它幾次對佛教的打擊更大。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會昌滅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傑作，可以說，唐朝經濟的中興與滅佛運動有著直接的關係。李德裕一貫反對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長慶四年（824）十二月，就極力反對濫度人口為僧尼。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借口給敬宗祝賀誕辰，獲敬宗恩準，於泗州置戒壇，度僧求福。自憲宗元和以來，已敕禁度人為僧尼，此禁一開，人們從四麵八方紛至遝來，江、淮地區來的人最多，隻要交二千錢，即可落發為僧尼。其實王智興以為天子求福為名，自己從中牟取厚利是實。李德裕知道後，立即奏狀以論其奸：“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人落發，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發者無慮數萬。訪泗州壇次，凡髡夫到，人納二千，給牒即回，別無法事。”他進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六十萬丁”。狀奏朝廷，敬宗下詔禁止。此後不久，僧人又謠傳毫州出現了“聖水”，說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帶去求取“聖水”的人絡繹不絕，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鬥水賣錢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麵在關津設卡，勸阻製止去取“聖水”的人群，一麵奏狀朝廷，認為此事“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絕無益於黎甿”。並向朝廷建議，“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時裴度任輔相，聞狀後下令填塞所謂聖水，從而打擊了“妖僧誑惑，狡計丐錢”的不法行為。到了會昌年間，李德裕位居宰輔，倍受武宗親重，因此，君臣協力，大力禁斷佛教。
李德裕輔政不久，就逐漸開始了禁佛。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後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製。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並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止地占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寺，殺摩尼師，財產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並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並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鍾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製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
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並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
後來唐武宗因為服食丹藥於會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後的12天，宮中就傳出了武宗駕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節自縊而死。武宗成為太宗、憲宗、穆宗之後，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藥而死的皇帝。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饑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