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浩繁,包含了眾多的區域文化,而寧夏典型的多元混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從有考古學證據的舊石器時代靈武水洞溝遺址算起,曆經了曆代王朝的興衰,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的交替碰撞,經過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經濟移民,直到近代,寧夏才形成了基本穩定的行政區劃格局和人口分布格局,漸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才在此基礎上形成並突顯出來。

一、文化分區

從總體上說,寧夏全區可劃分為5個文化區,即礦業移民文化區、稻作漢族文化區、半農半牧漢文化區、回族伊斯蘭文化區、文化模糊區(圖3-6)[1]。

(一)礦業移民文化區

該文化區的核心區分布在寧夏煤炭資源集中的石嘴山市,形成了以石嘴山為其文化核心,以大武口區、惠農區為主要分布區和以平羅的部分地區為其文化輻射區的片狀分布區。此外,長慶油田所在的寧夏河東靈武、鹽池部分地區是其飛地型“文化島”。由於靈武的煤炭資源相當豐富,所以今後可能成為該地區的強勁產業和寧夏煤炭開采的優勢產業,因此會隨著礦產資源的開發而成為一個新的移民文化區。

移民區在人口構成上,以漢族為主,區外移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以山東、河南、河北、四川等省的人口比例稍大。在語言方麵,沒有統一的地方方言,經過語言的融合與嬗變,形成了一種以石嘴山方言為基礎,夾有四方土音的方言類型。當然由於該地區人口流動快,有些剛遷移來的移民仍以原來的方言為主。這些移動人口的住房都比較簡單而且大眾化,收入高的住樓房,收入低的住平房,房間布置沒有突出的特色。由於多數新遷移來的住戶收入不高,所以生活依然很拮據。人們的宗教觀念意識非常淡薄,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是一種典型的移民文化。正因為如此,基督教比較容易在此尋求立足之地。

圖3-6 寧夏文化區分布示意圖[2]

居住於該地區的人們大都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中的采掘業,特殊的生活環境和社會閱曆使該地區人們在消費行為方麵以馬歇爾消費型為主,社會行為空間也受到相應的限製。居民在婚喪嫁娶方麵沒有留下特殊印記,大多數居民老了之後,都會落葉歸根,返回故鄉。

(二)稻作漢族文化區

稻作漢族文化區範圍不大,卻是寧夏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是寧夏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地域中心,工業、農業基礎雄厚,產業集聚。人口聚落以城市景觀為主要特征,交通發達、便捷。居民以漢族居民為主,占該區總人口的60%以上。該文化區在地域上以銀川市為中心呈輻射狀分布,包括平羅、賀蘭、永寧、利通、青銅峽、中寧、沙坡頭等縣、市、區。語言地理上隸屬於銀吳方言小片,銀川話為該區典型方言。由於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所以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參半。居民每年都有趕廟會的習俗。該區的村落形式主要呈居民點式布局,以村或組為單位,大多數依水而居,地在渠旁,塘在水邊。人們居住土木結構的平頂房,房屋一般較深,內有套間多個,為了躲避風沙,房屋大都麵東南而背西北,院落四周都打圍牆。房屋內部布局比較講究,一般人家都有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人們在穿戴上也愛趕時髦,男的追求流行款式,女的都喜歡穿裙裝。人們在性格特征方麵大都外向、開放,對當今一些流行文化如流行音樂、服裝、快餐都比較敏感,在青少年中常會出現“追星熱”。

本區有著廣泛的稻作文化基礎,是寧夏乃至西北地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這裏水稻一年一熟,生長期長,日照充足,出產聞名全國的塞上江南“珍珠米”。大米質量上乘,澱粉含量高,美味可口。漁業是該區另一項特色產業,也是該區居民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黃河兩岸打魚塘十分方便,所以居民們利用這種條件,大力發展漁業。本區已成為西北地區產量最大的水產養殖基地。

在社會習俗方麵,居民在婚喪嫁娶方麵的習俗有別於寧夏北部和南部地區。娶親時有女性親屬成員,新郎需要迎親,而不避親;女方送親客人一般都大席招待,有勸酒習俗;結婚當日新娘穿全紅色的婚衣,且著婚紗;回門一般在婚後第二天,男方有親戚相送,約十餘人,女方以酒席相待。新娘回門不留宿。在喪俗上都奢辦喪事,並且在祭祀的主要日子上也不同於南部地區。對於剛出生的嬰兒,不吃滿月酒,在百日會待客祝賀。年輕人對過生日都比較重視。

(三)半農半牧漢文化區

該文化區比較破碎,包括原州、彭陽、隆德、鹽池等縣、區和平羅縣東部地區,占地約14000km2,人口約113×104人,以漢族人口為主,占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該區地形主要是黃土高原和丘陵區,鹽池一帶屬溫帶幹旱、半幹旱草原,種植業以旱作農業中的麥、黍、玉米種植為主;在山區或草原區,畜牧業占有一定的比例。該區方言以固原話為主,宗教信仰以道教為主,文化景觀以聚落的形態與布局最為突出。南部黃土丘陵區居民都有依窯洞而居的習慣,這也是幾千年以來自然選擇和文化沉澱的結果。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居住方式也在逐漸被淘汰,代之以土木結構的房屋為主。這種房屋與北部的房屋有很大的差別,房頂呈斜坡狀,角度大約為20°~30°,上有瓦片相蓋,這也是為了適應當地的氣候特征;房簷有雙麵簷和單麵簷兩種。人們在穿戴上都比較節儉,對時髦時裝的追求不強烈。在相當數量產品的消費上,不論是生產消費還是生活消費都比中部稻作文化區慢一拍,在時間上大約滯後2~3年。

婚俗和喪葬習俗與北部地區差異顯著,如娶親時沒有女性親屬成員,新郎有避親的傳統;招待女方的送親客通常是分席(8個人為一席)而坐;新娘回門一般在婚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且隻有新郎相陪,男方沒有其他親戚相送,女方家從儉待客,不擺酒席。在喪俗方麵,一般喪事從儉,沒有吹嗩呐的習俗。對於剛出生的嬰兒,滿月一般比較隆重,以後幾乎不過生日。對於年過六旬的老人,每年的生日都比較隆重,吃長壽麵,擺宴席,有親人送禮。

遊牧、半遊牧的生產製度與遼闊、單調的自然景觀以及麵朝黃土背朝天的旱作農業方式,使當地居民形成了敦厚、穩重、質樸但又保守的群體性格特征。由於該區以旱作農業為主,又兼有一定的畜牧業,所以在農牧業生產方麵對“天氣”的依賴性強,形成了“靠天吃飯,靠天喝水,靠天放牧”的生產生活規律。

(四)回族伊斯蘭文化區

回族文化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獨具特色,與漢文化並駕齊驅的主導文化。寧夏回族具有悠久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以元代的大規模遷入為主要的文化傳入期。自此,寧夏一直是回族聚居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變化與融合,積澱形成了深厚的回族文化基礎。寧夏的回族在地域分布上曆經幾次變遷,最後一次是在清朝同治年間以後,自此奠定了現今回族人口分布的大格局。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共有回族人口217.38×104人,占全區總人口的34.5%,主要分布在西吉、海原、同心、涇源、吳忠、靈武等縣、市。

對於回族文化而言,伊斯蘭教是其統一宗教。以漢語為交際語言,隨著地域分布的不同出現了不同的方言。阿拉伯文(經文)隻作為其宗教語言,保留在為數不多的阿訇當中。回族居民最突出的文化景觀表現在清真寺﹑聚落的形態分布及獨具特色的服飾文化上。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內,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據初步統計,寧夏回族自治區內共有清真寺3000多座,其中著名的有銀川南關清真大寺﹑同心清真大寺﹑永寧縣納家戶清真寺等(圖3-7)。清真寺建築規模雄偉,外觀造型有兩種:其一為穹頂式建築,大殿上有一大四小半圓形綠色穹頂,頂上一彎銀白色新月;另一種是殿堂式,具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多采用四合院式,一條中軸線貫穿始末,禮拜大殿有起脊的屋頂,大殿平麵一般有三種形狀。寧夏回族自治區內的一些小型清真寺多采用殿堂式建築。

圖3-7 建築風格迥異的永寧納家戶清真寺(上)、銀川南關清真大寺(左下)和同心清真大寺(右下)

寧夏地區的回族多住平房或瓦房。居室內部布局上獨具特色。屋內裝飾和擺設清淨素雅。

寧夏回族的服飾大體同於漢族,不同的是男子頭上的小帽和婦女頭上的蓋頭,男子戴的小帽沒有帽簷,顏色或白或黑或棕色,但以白色居多。婦女的蓋頭是一種大披巾,用紗﹑綢或絲質麵料製作而成,有綠、白、青三種顏色。充滿回族特色的民間藝術有花兒﹑口弦、磚雕及各種彩繡。其中“花兒”是產生並流行於甘、寧、青、新等地區的一種民歌,曲調豐富,唱詞浩繁,被稱為“回族的百科全書”。口弦是西北地區流行的一種民間“樂器”。

(五)文化模糊區

該文化區位於中寧縣部分區域,受生態移民的影響,出現回族、漢族分散雜居的特點,導致文化區交錯鑲嵌,既有中部稻作漢族文化區的特點,又有回族伊斯蘭文化板塊的特點。

二、特色曆史文化

悠久的人文曆史、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地、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奔流不息的母親河——黃河,孕育了寧夏獨具特色的黃河文化、回族文化、西夏文明、絲路文化和邊塞文化。其中,回族文化和西夏文明在本書第三篇有專門論述,此處僅述黃河文化、邊塞文化和絲路文化。

(一)黃河文化

廣義上的黃河文化,是一種以黃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優勢及以生產力發展水平為基礎的、具有認同性和歸趨性的文化體係,是黃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結的總和或集聚。通俗地講,黃河文化就是黃河流域廣大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包括一定的社會規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精神麵貌和價值取向以及由此所達到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等。而狹義上的黃河文化,則是曆史學意義上的文化。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的概念,黃河文化都是人水關係的文化。從地域上講,寧夏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其南、北地理特征截然不同,但都與黃河息息相關。豐富、獨特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形成了寧夏開放、包容、和諧的文化生態。

1.南部黃土高原古代文明

寧夏南部黃土高原的涇水、清水河流域,孕育了寧夏南部古代文明,是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的分布區。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是我國彩陶藝術繁榮的地區。馬家窯文化和半山文化中彩陶最具代表性。新石器時代末期,齊家文化流行的紅褐陶和橙黃陶最具代表性,寧夏固原的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均有典型遺址發現。

寧夏回族自治區內最早的縣級建製——烏氏縣和朝那縣以及寧夏最早的州郡級建製——安定郡,在秦漢時就已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上。固原古城在漢武帝析置安定郡之前的高平縣建製時就已築就,坐落在清水河上遊西岸的台地上,與涇水源頭遙遙相望。倚山(六盤山)傍水(清水河)的高平縣城雄踞於西河岸上。在固原古城以南清水河與涇水相接,以北清水河與黃河相融。因此,固原成為關中北出塞外的軍事重鎮。戰國時秦昭王在固原城以北築就的中國早期的長城——戰國秦長城,不但在兩千多年前威震北方,而且兩千年後它的文物價值和文化價值依舊為文化界所關注,2001年被國務院批準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寧夏南部是農牧兩宜的半農半牧區。秦始皇時期的烏氏倮,就是固原曆史上經營畜牧業最有名的人物,他不但精通畜牧之道,牛、馬、羊數以萬計,而且憑著固原的地利條件與北方少數民族有友好的商貿往來。烏氏倮的商貿作為深得秦始皇的讚賞,司馬遷將烏氏倮作為當時畜牧業的代表人物寫進他的《史記》裏,得以傳之後世。

清水河穀地在寧夏南部的文化演進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是古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必經之地。清水河穀地與絲綢之路通道,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漢唐蕭關古道。蕭關是秦漢以來的著名關隘。據司馬遷在《史記》裏的記載,東函穀,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四關相擁,才有關中之謂。蕭關是關中北出塞外的北方軍事要隘。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北方匈奴14萬鐵蹄南下在蕭關發生激戰,蕭關都督孫印戰死。司馬遷因傾慕而將孫印作為報效國家的典型寫進《史記》,以傳後人。其次,清水河穀地還是南部黃土高原上黃河文化向關中、塞北傳播的重要通道和橋梁。固原市原州區的須彌山石窟就是曆史上東西文化交流融合在清水河流域的珍貴的文化遺存和曆史見證。從以上意義上講,清水河穀地是黃河文化重要的滋生地,正如錢穆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化導論》裏所說:“中國文化發生,精密言之,並不賴藉黃河本身,他所依憑的是黃河各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一個角裏,都是古代文化之搖籃地。”

2.寧夏平原的曆代農業文明[3]

黃河出黑山峽後,進入寧夏的衛寧平原,再經青銅峽後,進入銀川平原。這裏氣候雖然幹旱,卻有黃河之水的滋潤和灌溉,孕育了這裏富庶的農業。追溯寧夏灌區的曆史,早在秦漢時期就在這裏開鑿了秦渠、漢伯渠、漢延渠、光祿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唐代國力強盛,農業生產得到了更大規模的發展。唐徠渠的開鑿是唐代寧夏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象征。曆代不間斷的開發,共同造就了寧夏平原黃河文明,並使其獲得了“塞上江南”的美譽。

圖3-8 漢延渠(左圖)和唐徠渠(右圖)

以農業文明為特色的古代東方文化,最突出地表現為對水資源的特殊倚重。開寧夏農業灌溉之先河的秦渠,是寧夏平原農業文明的象征。秦渠由青銅峽東岸引水經青銅峽、吳忠到靈武市北門外,全長約60km,地處黃河東岸古靈州內。古靈州平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整個地勢由東南向西北傾斜,灌溉條件極為便利,是早期寧夏平原自流灌溉最理想的灌區。至今,秦渠是黃河東岸最大的灌區。曆史地看,秦漢時期寧夏平原河東的秦渠、漢伯渠和西岸的漢延渠、光祿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引黃河水灌溉黃河兩岸數十萬畝良田,形成了黃河流域著名的引黃灌溉區,無論在當時還是對後世都很有影響。曆史上的塞外荒原被黃河水浸潤而逐漸成為阡陌縱橫的塞北江南。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長期處於戰亂之中,漢代以來在銀川平原從事耕種活動的漢族人口不斷南遷,農業人口銳減,耕地減少,北方處於耕地荒廢和牧場轉化時期,戰亂給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帶來極大破壞。刁雍修築的艾山渠,或稱薄骨律渠,是北魏時期修築的主要水利設施。該渠在選址、工程布置等方麵都有獨到之處,對後世較有影響。

“安史之亂”前的隋唐時期,是北方水利的複興時期。水利設施遍及黃河流域,銀川平原灌區得到了很大的開發。廢棄的前代修築的渠道得以恢複,同時還新修建了一批渠道。其中,唐徠渠最具代表性。唐徠渠規模浩大,是寧夏曆史上最大的灌溉工程,全長212km,有支渠510條。唐徠渠的修建使惠農、平羅、賀蘭、銀川、永寧諸縣的4×104hm2農田得以灌溉並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這一時期的寧夏平原已是一片富饒美麗的綠洲,是鑲嵌在賀蘭山與毛烏素沙地之間的一顆明珠,唐代詩人韋蟾就留下了“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的詩句。

西夏時期黨項族在內遷以前是以畜牧業和狩獵為生的民族。到了李繼遷時,已經十分重視農業生產。西夏建國後,李元昊大力發展灌溉農業,修築了青銅峽至平羅的新的水利工程,後人稱這一工程為“昊王渠”或“李王渠”。新開發的水利工程與漢唐以來的水利工程,共同構成了寧夏平原興、靈二州黃河灌區渠道縱橫、沃野千裏的興盛局麵。據周春《西夏書》記載,西夏時期有68條大小渠道,灌溉著9萬頃良田,“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西夏仁宗時期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裏已經規定了灌溉用水的使用和維護水利灌溉的辦法。

元代是寧夏建省的開始,也是寧夏開發史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元朝統治者對農田水利建設比較重視,在招撫流民歸田的同時,派張文謙行省中興等路,派著名的水利專家郭守敬、董文用等來寧夏恢複和興修水利。中央政府專門設立了都水監和河渠提舉司等政府機構,直接負責河渠治理與水利興修的事宜。1264年,郭守敬隨張文謙修複了唐徠、漢延諸古渠,在此基礎上開辟新渠,並大範圍推廣了水利工程的新技術,使用調控水量的“牌堰”,即渠、堰、陂、塘的鬥門等。美麗渠就是董文用與郭守敬在應理州(今寧夏中衛)新開辟的渠道。

元代末年的戰亂,對寧夏平原的灌溉農業造成很大影響,不少灌溉渠道被廢棄。明初首先對舊有的渠道進行了整修和恢複,並在此基礎上修新渠道。明英宗時,寧夏始設水利提舉司,專管水利事宜。明朝政府還不斷派水利禦史巡視寧夏鎮的水利得失,促進了寧夏水利事業的恢複和發展。明代農田水利建設基本上是修複宋元以前被破壞和長期失修的較大型渠堰、水道,漢延、唐徠二渠是寧夏平原兩大主幹渠,大支渠有五道渠、新渠、紅花渠等,灌溉以寧夏鎮為中樞的寧夏衛、前衛、左屯衛、右屯衛、中屯衛五衛之地。寧夏鎮西南的中衛,先後修建了蜘蛛渠、石空渠、白渠、棗園渠、羚羊角渠、七星渠等。寧夏平原渠道縱橫,阡陌遍布,水鄉腴田的平原灌區景象,構成了黃河農業文明獨特的“塞上江南”景觀。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受封慶王,駐藩寧夏後,不僅編纂了寧夏最早的誌書《寧夏誌》,而且寫下了不少讚頌和描繪寧夏自然風光與人文地理景觀的詩文。明代曹璉寫的《朔方形勝賦》裏就有專門描寫灌區景觀的詩句“漢渠春漲兮,練拖平邱”;與農業灌溉有關的《漢渠春漲》詩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首:“神河浩浩來天際,別絡分流號漢渠。萬頃腴田憑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鋤。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風柳眼舒。追憶前人疏鑿後,於今利澤福吾居。”“東西處處人栽樹,遠近家家水灌田”、“田開沃野千渠潤,屯列平原萬井稠”等詩句,都是對寧夏平原“塞上江南”景觀的描寫。

清代康乾時期,漢代以來不斷開發的寧夏平原灌區的舊渠道得以大規模整修,同時還開發了新渠——灌溉農田11×104畝的大清渠和灌田20餘萬畝的惠安渠,與唐徠、漢延合稱為四大渠,續寫了寧夏平原的農業文明。

(二)絲路文化

溝通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聞名世界,其中一段就是經寧夏固原到達西域的。據史書記載,西漢時,西域月支國使節沿這條路來到今固原地區,拜見了正在固原的漢武帝。固原內的蕭關就是這條路上過長城,到西域的一個重要關口。1985年,固原南郊發現的北魏李賢墓,出土文物中有珍貴的波斯銀幣和波斯鎏金人物銅瓶、金戒指、玻璃碗。尤其是那些造型逼真的波斯武士俑,更是“絲綢之路”留下的極好物證。

絲綢之路東段分為南、中、北三道。寧夏的南部正處於東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在古絲綢之路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固原西北的須彌山石窟是“絲綢之路”上靚麗的文化瑰寶。須彌山石窟最早開鑿於北魏。它的早期造像與雲岡、敦煌的早期造像風格相似。和敦煌石窟一樣,唐代是須彌山石窟最繁榮的時期,無論鑿窟數量,還是雕刻藝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絲綢之路”也是古代寧夏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當年,漢武帝曾六次驅馬擊劍,跨過固原蕭關,巡視邊塞。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經從這條道來到靈武,會見了回鶻、突厥等少數民族。在靈武,他寫下了“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的詩句,並下令刻在石頭上。安史之亂爆發後,唐肅宗李亨經此道進靈武,登基稱帝。1271年,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從意大利出發,經過帕米爾高原到元朝上都,就曾途經寧夏,並在遊記中記下了在寧夏的所見所聞。

(三)邊塞文化

寧夏自古就是邊塞要地,南接關隴,北接朔漠,西通西域,北、東、南三個方向與遊牧民族活動區域接壤,素有“關中屏障,河隴咽喉”之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時,富饒的寧夏平原是西北為數不多的糧食生產基地,物產豐富,具有鹽池這一重要的戰略物資出產區,就成為西北少數民族獵取和控製的首選之地,也是中原王朝拓境斥地、鞏固政權的用兵前沿。

寧夏邊塞文化集中體現為北方農耕與畜牧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傳播、交流與融合。自戰國時期開始,秦、漢、隋、明幾個朝代都曾在寧夏修築過長城,有人稱它是一座“長城博物館”。其中最古老、保存較完整的長城,是固原城西北戰國秦長城,至今還能看到敵台、壕塹和方形城障。明長城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修築的長城,其中保存較為完整的是靈武水洞溝附近的一段長城。這裏土質呈紫色,所以又稱為“紫塞”。

寧夏不僅是曆史上的軍事重地,也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固原有“據八郡之肩背,綰(wǎn)三鎮之要膂(lǚ)”之說。周王朝從周穆王以六師大軍西征獫狁到獫狁崛起,再到周宣王薄伐獫狁,在朔方築城增兵,設立軍事據點,在大原(包括今固原一帶)曾發生多次戰爭。戰國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伐殘義渠,於是有了“秦有隴西、北地、上郡,並築長城以拒胡”。具有遠見卓識的漢武帝曾六次巡視,漢光帝兩次親征。唐朝與吐蕃、宋朝與西夏一直爭奪寧夏這塊寶地。一些在曆史上曾經**氣回腸的英雄,一些才華橫溢的文人騷客,如秦朝大將蒙恬,漢朝大將衛青、霍去病,宋代大臣韓琦、範仲淹等,都曾與寧夏有著不解之緣。蒙恬築長城、修直道、設亭障,“以河為塞”,禦匈奴七百餘裏。嶽飛“踏破賀蘭山闕”的壯烈情懷,範仲淹指揮的悲壯的好水川之戰,創作出的“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的優美詩句,都是寧夏邊塞文化的真實寫照。

(四)西夏文化

西夏是以黨項人為主,建立在今寧夏及甘肅西部的一個王朝。在二百多年的曆程中,黨項人依托西夏政權,以本民族的文化為主,吸收漢族、藏族及其他許多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甘寧地域文化,這種文化被稱為“西夏文化”。至今西夏文化仍然以各種形式存在於寧夏及河西廣大地區,為甘寧文化增光添彩。西夏文化的內容主要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宗教、特有製度、教育、科技及民俗等。

西夏語即黨項族的語言,屬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當時黨項人自稱“名”語,譯成漢語為“番”語,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西夏語。這種語言隨著黨項族的消亡已經成為一種死語言。20世紀以前,人們對其狀況知之甚少。隨著西夏文獻,特別是西夏的字典、韻書的發現,這種語言的基本情況和特點逐漸為世人所知。西夏文雖然是一種死文字,但保留下的西夏文的文獻卻十分豐富。目前國內外現存的西夏文文獻,大體可以分為雜書類、字典辭書類等。另外,西夏文遺書中有不少是官、私應用文書,雖然大部是殘篇,其價值卻很高。刻寫在石碑、石幢、石壁上的西夏文在我國也發現不少,國內西夏文的研究首先是從研究石刻上的西夏文開始的。西夏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吸收了大量漢族文化。因此,漢文著作的西夏文譯本保留下了許多。

黨項人的宗教信仰有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總體上說,大致可分兩個階段,即西夏建國前和建國後。西夏建國前,黨項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同時因與藏族有密切交往,佛教也逐漸傳入。西夏建國後,西夏統治者將佛教抬高到國教地位。在政權支持下,佛教有了巨大發展,黨項族全民信仰佛教,佛教思想成為統治一切的意識形態,至今仍留下了大量佛教的遺跡和遺物。

西夏人的喪葬習俗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西夏人現實生活狀況的反映。通過喪葬狀況,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西夏文化的一些具體情況。西夏的喪葬形式有很多種。黨項族在甘、青、川一帶居住時,主要實行火葬。北遷後建國前,大多數貴族已實行土葬,但仍要“鑿石為穴”,不起墳堆,“後人莫知其處”。西夏境內也有實行漢族葬式的,如天慶五年(1198年),西夏南院宣徽使劉忠亮臨終囑其子,待他死後,“宜布衣入棺”。受佛教的影響,西夏還有葬舍利,“罄以銀槨金棺,鐵甲石匱”。

西夏社會以黨項族為主體,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特別是漢族,在這個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受宋朝的影響,黨項族的社會生活及其習俗,接受了許多漢族文化。西夏黨項族的社會經濟生活,較之西夏建國以前,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化的傾向處處可見。作為西夏國的主體民族黨項族,在今甘、青、川交界地區活動時,是一個單純的遊牧民族。北遷後,在與漢族的交往中,一部分逐漸從事農業生產,但由於長期處於動**遷徙中,生活環境十分惡劣。到西夏建國以後,雖然黨項族已不是遊牧民族,但畜牧業在黨項社會經濟中,仍然處於主要地位,同時,農業、商業、手工業也都有了比較大的發展,而且積累了豐富的牧業、農業知識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