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關係地域係統是以地球表層一定地域為基礎的人地關係係統,也就是人與地理環境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聯係、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動態結構。人地關係地域係統的核心領域是土地利用及其變化。就寧南黃土丘陵區而言,人口增長、經濟社會發展及對土地資源的過度依賴,使其生態係統結構發生改變,引發了水土流失、草場退化、水資源短缺等一係列變化,而生態的變化又反過來影響著人類生存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
一、寧南黃土丘陵區人地關係現狀
(一)人口增長速度過快,人口素質較低
在人地關係中,人是主導的最有活力的因子,在區域可持續發展中,關鍵的因子仍然是人。寧南黃土丘陵區發展滯緩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數量的過快增長和人口素質的低層次性。一方麵,這裏長期受嚴酷自然條件的製約,人類的不合理行為已使土地承載力日趨下降。由於地理位置偏僻,經濟落後,當地群眾思想保守,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把兒孫滿堂看成是“家業興隆”的標誌,養兒防老意識很深。同時,清苦的生活使撫養孩子的成本極低,多數人至今仍然把多生育、生男孩作為擺脫貧困的重要途徑,導致本區超生現象嚴重,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全國生育率較高的地區之一。各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均高於寧夏全區水平。另一方麵,作為寧夏乃至全國回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回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快於漢族,這是本區人口自然增長率高的重要原因。2012年,寧南黃土丘陵區人口密度為78人每平方千米,遠高於聯合國劃定的幹旱地區人口承載的水平(20人每平方千米)。而且目前該區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達到19.4‰和11.8‰,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寧南黃土丘陵區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導致教育文化落後,群眾文化科技素質較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本區人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37年每人,寧夏引黃灌區為9.55年每人。寧南山區具有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學生的人數分別為引黃灌區的94%、39%、40%和20%,高學曆人力資源嚴重不足。15歲以上文盲人數高達346631人,占寧夏全區文盲人口的56.12%,回族人口多的西吉、涇源文盲人口分別為63.6%和62.94%。這一群體往往思想趨於傳統、保守,隻圖生計而勞作,不善於接受新觀念、新知識和新技術,主觀能動性差,在資源開發利用上很難從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去認識和思考問題,同時還造成傳統生產方式難以改變,工業文明、生態文明的思想難以確立。
(二)貧困人口比重高,剩餘勞動力多
參照國家新的扶貧標準,寧夏將扶貧標準提高到農民人均年純收入2300元。按此標準,寧夏現有97個貧困鄉。其中,寧南黃土丘陵區有80個,占82.5%。本區貧困人口的貧困類型以“生存型”為主,人口多,耕地少,生活困難。
由於科技文化素質低,相當部分的人隻能從事簡單的農業勞動,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點造成了農閑時期多達四五十萬的剩餘勞動力。本區人口城鎮化水平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發展緩慢的第二、第三產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資源非常有限。當地就業困難,而文化素質較低,市場適應能力差,又使得他們無法迅速向外地轉移,難以同其他生產資料有效結合,成為真正的生產者。
(三)人口與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人地關係緊張
寧南黃土丘陵區處於我國水土流失劇烈的黃河中遊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多屬自然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的山區或半山區,地形起伏較大,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水土流失嚴重
由於自然及人為因素影響,本區以水力侵蝕為主的水土流失十分嚴重,侵蝕強度以中度、強度和極強度為主。據統計,寧南黃土丘陵區水土流失麵積8385km2,其中極強度侵蝕麵積達654km2,強度水土流失麵積2870km2,中度水土流失麵積2817km2。水土流失致使該區墚、峁、丘陵、溝壑遍布,其中溝壑麵積是該區總土地麵積的10.4%左右。水土流失造成每年流失土壤超過1.2×108t,剝蝕表土近1.5cm,溝頭以每年10m的速度向前延伸,每年破壞耕地約30hm2。土壤侵蝕帶走大量的養分物質。據估算,本區域每年流失有機質126×104t,全氮9.45×104t,全磷26.04×104t,尿素26.54×104t,普通過磷酸鈣105×104t。水土流失嚴重破壞了土地資源,也降低了水利設施的利用效率,並使當地可用水資源減少,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
2.頻繁的旱澇和其他自然災害
本區水資源嚴重短缺,旱災頻繁且持續性非常強,有季節連旱(如春夏、夏秋連旱)和年際連旱(五年連旱、八年連旱)等,對農業生產的危害特別嚴重,例如,1991~1995年的連續大旱,就使很多脫貧農戶返貧,甚至出現了人缺口糧,畜缺飼草,地缺籽種的危急局麵。此外,雨澇、冰雹、大風等自然災害在本區也經常發生,這些災害的影響範圍和程度雖然不如旱災,但也給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帶來眾多負麵影響,如暴雨引發山洪侵蝕土壤,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時,還衝毀道路、橋涵,促使河岸坍塌,蠶食農田等。
在農業生產技術手段沒有較大改變的情況下,寧南黃土丘陵區脆弱的生態環境難以承受超負荷的人口壓力之重。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區域人均耕地、草場、森林、水等資源負荷過重,人口自身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物質再生產的速度,給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帶來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從而造成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的貧困。為了生存,當地群眾在延續舊有的粗放型生產模式的基礎上,不惜采取“有水快流”,“竭澤而漁”的手段,過墾、濫伐、過牧,其結果隻能造成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更大破壞,降低植被覆蓋率,加劇水土流失,頻頻誘發自然災害,引起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在諸多限製性因素的製約下,貧困、人口劇增、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嚴重失調,矛盾積重難返,並形成貧困、人口和環境之間互為因果的“PPE怪圈”,製約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二、寧南黃土丘陵區人地關係的曆史演變
寧南黃土丘陵區經曆了長期的生態演進過程,近千年的基本演進趨勢是趨向惡化,其原因既有自然方麵的,也有人類活動的不良影響。到了近現代,人們對資源和環境的掠奪式開發更加速了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而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又直接威脅人們的生活甚至生存。脆弱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人口經濟的極度貧困落後便成為製約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
寧南黃土丘陵區一直是農牧交錯過渡區域,區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具有農耕文化和牧業文化交錯過渡的特征。農牧交錯過渡性的文化特點表現為畜牧業粗放的遊牧形式,不利於草場資源的合理利用;而傳統農耕方式則為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勢,粗放經營,廣種薄收,過度開墾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農耕文化與畜牧文化交錯過渡所表現出來的生產方式的二元性,受曆史時期氣候波動、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不斷交替和消長,是導致當地生態環境惡化的直接原因,並深刻影響著現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態環境狀況。
本區先秦時期為遊牧民族占據,人煙稀少,生態環境基本處於自然狀態。自秦漢至元明,農耕和畜牧兩種土地利用方式隨著政局的變換而不斷交迭。漢朝時期農牧兼收,兩晉至五代十國以牧馬為主,唐朝亦重牧輕農,宋朝時期則推行軍墾政策,農業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大規模的棄牧屯墾可追溯到元明時期。元代這裏成為政府移民屯墾的中心區域。進入明代,隨著人口的增加,屯墾劇增,林草銳減。據《明經世文編》卷63載,自洪武始,“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辟,以盡地力,以實軍需,以蘇發困”[1]。屯墾推動了此地經濟的發展,官府民間多有存糧,但此時也正是該地森林植被遭受大規模破壞的盛期,掠奪式人地關係自此形成。進入清代,曆史上漢牧民族的軍事對抗已經結束,寧南山區由原來的“邊塞”變成了“內地”。隨著南下西進的漢族人口不斷移入,加之清政府的“降低賦稅,攤丁入畝”的政策引導,持續長久、規模更大的開荒種地在這一地區形成。據《固原州誌》估算,1616年,固原地區(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陽、涇源、隆德6縣)有耕地68.94×104畝,但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達200×104畝[2]。耕作業的發展和人頭稅的取消,使該地區人口增長迅速。到乾隆年間,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勵墾荒。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告布“凡邊省、內地,零星地上可以開墾者,嗣後悉聽本該地夷墾種,免其升科”。由此誘發了更大規模的開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廣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毀,植被由原來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叢為易替性農作物代替,生態日漸脆弱退化。到清代中葉,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已步入相當惡化的狀態,2/3以上的森林、草原被拓墾,野生動物銳減,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據公元1805年清代《萬裏行程記》記載,當時六盤山已是“童山如禿,求一木不可得”,掠奪式人地關係愈演愈烈。
同治年間,陝、甘、寧回民多次起義失敗後,大量回民被清政府脅迫遷入寧南山區,強製開墾。據史料記載,僅當時寧夏“金積堡就1.2萬餘人解赴固原城外,分撥荒地安插”。“關中回民被強行遷入山深林密的化平(今涇源縣)等地後,為求生存,大量毀林開墾,伐木燒炭,六盤山深部森林也受到嚴重破壞”。1906年,固原知州王學伊在其《勸種樹株示》中寫道,“固郡自連遭兵災以來,元氣未複,官樹砍伐罄盡,山則童山,野則曠野”[3]。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大自然對人類的報複日漸明顯。清末寧南山區水土流失已相當嚴重,許多溝塘被泥沙淤積堵截,滑坡、泥石流常有發生。同時,幹旱、暴雨、冰雹、霜凍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土地生產力銳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類掠奪式墾殖最終殃禍了自身。這種互為報複式的人地關係一旦形成,將會長時期地使人與自然兩敗俱傷,元氣難複[4]。
可見,曆史上寧南黃土丘陵區在以農為主時,往往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生態環境惡化;以牧為主的時期,則林草有所恢複,生態有所好轉。而戰亂和大興土木,往往會對本區的自然植被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新中國成立後,以種草種樹恢複植被,修複梯田保持水土為主要內容的生態環境治理從未停止過,但終因原生態問題積重難返,加之人口壓力過大,邊治理、邊破壞,甚至破壞大於治理,而生態環境的演替既緩慢,又難以逆轉,互為報複式的人地關係沒有改變。
三、新中國成立後的生態環境建設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種種因素製約,寧南山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仍在繼續並加劇,成為製約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總結沉痛曆史教訓後,以退耕還林還草為主要內容的生態重建,成為寧夏南部黃土丘陵區擺脫貧困,發展經濟的必然選擇,但由於受認識水平和經濟發展階段等綜合因素的影響,退耕還林還草長期處在波動狀態,退耕、複耕,邊建設邊破壞的現象交替出現。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寧夏南部黃土丘陵區生態重建發展大體經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9~1983年,這一階段實施以植樹造林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建設。1978年以前,生態重建以營造用材林和薪炭林為主。1956年,在延安召開“西北五省區植樹造林大會”,拉開了西北植樹造林的序幕。1966年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林業建設兵團,對以六盤山林區為主體的林業建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1978年以後,進入了以營造商品林為主的時期。1978年,國家實施“三北”防護林建設工程,整個西北納入這一浩大的工程範圍。固原市實行了“喬灌草,帶片網,多林種,多樹種相結合”的綠色建設工程。
第二階段為1983~1993年,這一階段實施以林草和農村能源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建設。1983~1988年是“三西農業建設”第一個十年的前六年。當時在國家“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窮致富”和寧夏“大力種草種樹,興牧促農,農林牧全麵發展”的農業建設方針的指導下,南部山區掀起了大規模的林草和能源建設熱潮。荒山營造以灌木為主的薪炭林,興辦小水電,開發太陽能、風能、沼氣能,推廣節柴炕灶等,這一建設項目的實施,基本停止了對林草植被的破壞,緩解了群眾的生活壓力。基於以往的經驗教訓,“三西”建設將傳統的救濟型扶貧改為開發式扶貧,實施以工代賑,把救濟同長遠建設結合起來。
第三階段為1993~1997年,這一階段實施以小流域綜合治理和打井打窖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建設。1993年開始,寧夏南部黃土丘陵區加大了農田基本建設的力度,農田基本建設實行以小流域為單元,形成了西吉黃家二岔、原州區上黃、彭陽白岔、海原馮川等典型的小流域治理模式。農業科技人員在農民雨水窖蓄灌地的基礎上,通過試驗示範,把雨水集流窖蓄節灌高效農業變成了現實,有效防止了水的無效蒸發和滲流,提高了水的利用率,減少了水土流失,局部地區生態環境開始步入良性循環,並為生態重建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第四階段為1998年至今,這一階段大規模實施以退耕還林還草為重點的生態重建。從1998年起,寧夏南部8個縣(區)先後被列為國家“生態環境重點治理縣”。2000年,全麵開展了退耕還林還草工作,當年退耕還林還草20×104畝,以後每年有40×104~60×104畝耕地退耕,十年內退耕還林還草麵積達到500×104畝。對年降水量在400mm以上的地區以還林為主,低於400mm的地區則林草結合。25°以上的坡耕地一律退耕,水土流失嚴重區域超過15°的坡耕地也堅持退耕,除退耕坡地還林外,還對荒山、荒坡造林,從而加速綠化步伐。政府對退耕還林每年每畝補貼糧食100kg,連續補助10年。退耕地經營承包權30年不變,誰承包,誰經營,誰受益,且可以繼承。這些政策和措施對退耕還林還草給予了有力保證。
綜觀寧南黃土丘陵區幾十年生態重建的曆程,一個顯然的事實是,生態重建必須得到農民的支持,必須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作保障,經濟發展必須變國家“輸血式”扶貧為農民“造血式”致富,變傳統的“生態建設”、“經濟建設”為“生態經濟建設”。寧南黃土丘陵區脆弱的生態環境決定了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生態產業為主,隻有發展生態產業才可以達到農民致富與生態好轉的“雙贏”局麵,並最終實現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人地關係調控與可持續發展對策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是21世紀的主題。寧南黃土丘陵區屬老少邊窮地區,一方麵存在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需求壓力;另一方麵又受到脆弱生態環境的嚴重製約,人地關係矛盾突出,人口、資源、環境、發展(PRED係統)極不協調。人地係統是由地理環境和人類活動兩個子係統交錯構成的複雜開放的巨係統。根據係統科學理論,協調人地關係必須使地理環境和人類活動兩個子係統各組成要素之間在結構和功能聯係上保持相對平衡,使係統達到優化。同時,要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區域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下實施地理工程。針對本區域PRED係統的特點,人地關係調控和可持續發展對策包括如下幾個方麵。
(一)控製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
寧南黃土丘陵區人口密度已經超過了半幹旱區人口承載力的臨界值。人口的持續增長是生態環境壓力過大,人地關係嚴重失衡的主要驅動力。因此,控製人口增長是緩解人地關係矛盾,促進寧南黃土丘陵區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同時,應培養、造就全方位、多層次的人才,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為協調人地關係和提升區域可持續發展水平提供動力。
生態移民是控製寧南黃土丘陵區人口數量,減輕資源、環境壓力行之有效的人口分流工程,即把本區人口稠密、經濟貧困地區的人口,有計劃地搬遷至北部人口稀疏區和引黃灌區,開發宜農土地資源,加強山區和川區的交流。已有的成功經驗表明,生態移民工程是寧南黃土丘陵區協調區域PRED的有效途徑。此外,組織本區剩餘勞動力進行勞務輸出也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措施。該措施一方麵可以減輕本地人口壓力;另一方麵可以促進農民轉變觀念,學習新技術,提高市場競爭意識和商品意識,增加農民收入,為本地區發展積累財富。
(二)加快區域經濟建設
貧困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首先是消除貧困。自1983年中央把寧南山區列為國家“三西”扶貧區之後,已在該地區實施了一係列的扶貧開發工程,如揚黃灌溉工程、吊莊移民工程、生態建設工程等,並取得了巨大成效。今後的扶貧開發方略應以增強區域造血功能為主旨,培植和擴大經濟增長點,徹底改變其生產方式。重點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大力培植拓寬第二、第三產業;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提升林、牧比例,培養和建立麵向土地可持續利用的耕作、畜牧製度。一是加強土地資源管理,把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保護治理與資產增值有機結合起來。二是大力推行生態農業,發展集約化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推廣品種改良、地膜覆蓋、節水灌溉等農業技術項目,解決糧食自給。三是瞄準市場,培植地方支柱產業,如煤炭深加工、建材、製藥以及果品、枸杞、土豆、毛皮、蠶絲、清真食品和綠色食品加工等。應擴大經濟效益明顯的水果、藥材、桑等經濟作物栽培,引導發展庭院經濟。同時,大力發展商業、運輸業、服務業,積極組織勞務輸出,以增加農民收入。並從改變當地最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入手,實施山、水、田、林、草、路、住綜合治理,確保扶貧的深入性和實效性。
旱地農業由於降水不穩定,導致農業生產水平低而不穩,發展以高效生態持續農業為目標的引黃灌溉工程和節水窖灌工程,是寧南黃土丘陵區重複利用水資源,提高水資源利用率,提高土地生產力的重要途徑。
此外,寧南黃土丘陵區地處偏僻,受銀川、蘭州、西安等中心城市文化、科技、信息的影響小,這成為其長期以來貧困與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實現本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將其置於以發達城市為中心的區域經濟發展框架之中,加強其與周圍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及中心城市在資源、技術和經濟等方麵的聯係,強化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輸出,使區域PRED係統內部各要素協調和優化,增強其內在的發展動力。
(三)大力開展生態環境建設
水土流失和幹旱是影響寧南黃土丘陵區脫貧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積極開展小流域綜合治理工程,以改善生態環境,保持水土,提高土地生產能力。西吉縣黃家二岔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典型範例表明,采用小流域綜合治理,可有效控製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提高土地生產能力。此外,寧南黃土丘陵區由於長期以來盲目開墾導致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墾殖率高,耕地所占比重大。因此,應積極調整土地利用結構,減少耕地比重,提高集約化水平,增加林、牧業用地,以改善環境狀況。
生態環境建設是一項龐大的、科學性很強的係統工程,其效益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顯現。因此,生態建設容易陷入“一麵治理、一麵惡化”的局麵,也容易出現因資金、政策的不到位而半途而廢的現象,更容易發生因生活貧困而導致的生態環境的逆向發展[5]。深化生態環境建設的關鍵,其一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以市場經濟的思路創立生態建設的新機製,使建設者有較豐厚的收益,以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在退耕還林還草項目中,應注意生態林、經濟林共濟,解決好農民因退耕而引起的生活問題。其二是尊重科學,遵循生態學規律。本區生態建設前後曆經六十年,但實際上是“年年種樹不見樹,處處種草不見綠”。其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按生態學規律辦事,如樹種、草種單一,適宜性差;草灌喬結構失調;陽坡、陰坡、溝坡、溝頭植被類同等,造成植物多樣性不夠,因地形和氣候的分異使林草成活率低,難以形成穩定的植物群落,容易誘發病蟲害等問題。生態環境修複和重建的指導理論有:植被演替規律、多樣性導致穩定性規律、地形和氣候對植被類型的分異規律、生態係統的物質循環規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