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爾·舍甫琴科

盡管晚期拜占庭國家疆域狹小、政治衰敗、持續貧困，但是其分散各地的希臘城市仍然綻放出絢麗多彩的文化之花。如果像某些學者說的那樣將這個現象稱為“文藝複興”的話，就有可能混淆它與15世紀發生在西歐的那場真正的文藝複興運動之間深刻的區別。如果將這個時期或者其他任何時期的類似現象說成拜占庭人文主義的話，那麽也會造成認識混亂。帕列奧列格時代(1261—1453年)的文化複興應當被看作此前拜占庭文化複興，特別是9—10世紀(參見第八章)和11—12世紀期間文化複興的延續，盡管這次文化複興比其前輩更為突出。確實，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疆域大大縮小的拜占庭世界已不再是以前那個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這個時期的拜占庭幾乎是單一的希臘世界，基於這個事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其重新定義為對古代希臘的尊崇。另外，拜占庭與西方密切的關係雖然並非總是友好的，但還是意味著拉丁文學和哲學文化(無論是起源於拉丁、阿拉伯還是希伯來)不可能再遭到像9世紀的佛提烏或11世紀的普塞羅斯時期那種程度的忽視。

情況變化的明顯標誌可以從“Hellene”(希臘人)這個詞匯反映出來，早在13世紀以前，這個詞確定無疑是指“異教”，這個貶義詞來自各種《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包括偽經和次經。這些書中的“Hellene”就是指非猶太的，即異教的。“Hellene”的貶義解釋在拜占庭早期幾個世紀裏逐漸被教會和世俗精英接受，幾乎完全消解了它的中性用法。然而到13世紀，知識分子開始自豪地認定，他們就是“希臘民族”的成員。在親緣民族認同和某些排斥“非我族類”的新背景下，對祖先的追尋促使他們追溯到古希臘光榮的過去。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但不是所有人都抱同樣態度：當迪米特裏·基多尼斯(Demetrius Kydones)於1354年將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Summa dontra gentiles)翻譯為希臘文時，他仍然將該書稱為《反希臘人書》(Book against the Hellenes)。

帕列奧列格時代的文學作品非常豐富，大部分都屬於成熟的拜占庭文學類型，除了那些使用民族語言寫作的作品，例如騎士浪漫傳奇，當然這類作品比較少。這個時期的文學代表作是三部長篇曆史作品，它們涉及當時的曆史事件，但是文風傾向於仿古特別是修昔底德的風格；還有數量浩繁的書信，其風格通常極為複雜難辨；韻律散文體的演講相當冗長；以及大量的抑揚格詩歌和很少見的六步格詩歌；數量相當多的聖徒傳記風格典雅；特別是兩部百科全書式作品，一部是藥書，另一部涉及從修辭學到“四藝”(quadrivium)的各個學科；還有一係列神學論戰作品，駁斥了拉丁人、不利於東正教的異端邪說〔可能就是指帕拉米特派(Palamite)或反帕拉米特派，視情況而定〕以及伊斯蘭教。最後這兩類文學作品引起了狂熱的信徒們最大的關注。

當時完成的作品少有遺失，多虧有了這些種類多樣的作品，人們才有可能描繪出一幅相當完整的圖畫，反映出形成這些文學作品的文化氛圍。我們確認1261—1453年兩個世紀期間的文人大約有150人，既包括世俗作家也包括教會作家，他們大多活動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也涉足尼西亞、阿爾塔、塞薩洛尼基、特拉布宗和米斯特拉斯等地。這些作者的通信顯示出大量姓名的交錯混雜，以至於好像所有的人都認識其他所有的人，並相互通信。在這個狹小的群體中，小團體聚集在幾個強大的中心周圍，那裏能夠為他們提供物質保障。按照重要程度排序，讚助資金來自皇帝宮廷，特別是在14世紀20年代爆發內戰以前；其次來自周邊的小宮廷；再就是來自個別貴族和富有的市民，他們各自舉辦“沙龍”；還有的來自牧首；最後來自大都城的大主教。舉個例子來說，博學多才的尼基弗魯斯·格裏高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大約1290—1360年)的學術生涯主要是靠讚助維持的。在他年輕時，曾受到擔任其所在城市希拉克利亞一本都卡(Heraclea Pontica)主教的叔父的資助。後來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定居，並得到牧首約翰十三世(John Ⅷ)和皇帝安德羅尼卡二世的資助，但是最為重要的是他得到宰相狄奧多爾·梅托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提供的保護，後者公開宣稱，格裏高拉斯是其信仰上的繼承人，並派他擔任其修複的霍拉(Chora)修道院一個收入豐厚的肥缺。

書籍和文獻是知識分子活動的主要物質條件。作為拉丁騎士征服活動的後果，究竟有多少曆代積累的古籍文獻遭到毀壞，這個問題始終模糊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帕列奧列格時代的突出特點是迫切需求古代文獻文本及其抄寫本和注釋本。今天的古典學者們應該衷心地感謝帕列奧列格時代的前輩們所做的努力，例如迪米特裏·崔克林紐斯(Demetrius Triklinios)、曼努埃爾·莫斯科波洛斯(Manuel Moschopulos)、托馬斯·麥吉斯特(Thomas Magister)、馬克西莫斯·普蘭努底斯等人。這些學者完成了阿提卡(Attic)語言詞典；整理了像赫西俄德和品達(Pindar)這類詩人作品的新版本，重新構建起具有約束性的詩歌規範要求；還整理出索福克勒斯和歐裏庇得斯(Euripides)這些悲劇作家作品的新版本。他們為品達、悲劇作家和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做注釋；他們整理的大量閱讀物如索福克勒斯和狄奧克利圖斯(Theocritus)的作品至今仍是公認的最經典的讀物。他們重新發現了許多古代作家，數百年來的傳統一直沒有關注過這些作家，例如馬克西莫斯·普蘭努底斯就重新發現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學》(Geography)和潘諾堡人諾努斯(Nonnus of Panopolis)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ca)。他們整理出的許多作家作品的完整文本至今仍然是我們知識的基礎。還是這個普蘭努底斯編輯(部分是重新發現)整理出了普羅塔克(Plutarch)的作品和《希臘警句格言文集》(Greek Anthology of epigrams)，後麵這個版本我們現在還稱為“普蘭努底斯文本”。古代警句格言中下流的“黃段子”，特別是那些同性戀的內容，都被這個版本刪除了；他留給我們大約400句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警句。學者和貌似有學問的貴族婦女爭相收集古代文獻，相互傳閱古代手抄本，當他們有能力時，就建立了包括世俗和宗教作品的圖書館。14世紀前二十五年，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狄奧多爾的圖書一直珍藏到1453年，那時它仍然是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圖書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某些文本或部分圖書至今仍保存在伊斯坦布爾、牛津、梵蒂岡、維也納和巴黎的圖書館裏。

拜占庭的文學活動並不是件新鮮事，我們承認在帕列奧列格時代其文學活動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特別高的水平，矯揉造作的阿提卡風格從來也沒有超越清新質樸的風格。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帕列奧列格時代文化複興究竟是否在與其相關的古典遺產方麵開拓出新的領域，是否擴大了其旨趣的範圍，最後是否擺脫了傳統的拜占庭模式的束縛。在所有這三方麵，我們都可以給出大體肯定性的回答。

在本書行文中，我們一再強調拜占庭文學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晚期基礎上，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的“第二博學時代”(Second Sophistic)。最廣受追捧的作家不是今天古典係中研究的那些人物，而是像盧西恩、亞裏斯泰迪德、裏巴尼烏斯、西奈修斯(Synesius)及其基督教同仁，如卡帕多西亞的教父們，納西盎的格裏高利和聖巴西爾這樣一些作家。注重文學風格而不注重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可疑內容，意味著這些作家偏離他們各自所處的曆史環境，恰如其表現的那樣，按照永恒不朽的文學傑作的標準創作，成為一批卓越的作家。修辭學家的影響在帕列奧列格時代並沒有降低，而這個時期古代的影響首次在三個而非兩個方麵興盛起來。狄奧多爾在其分析評價德摩斯梯尼和亞裏斯泰迪德的論文中，把他們不同類型的演講術之間的區別歸因於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德摩斯梯尼發表演講的時代正是民主製的盛期，當時人們必須提出論點並就質疑的問題做出回答；而亞裏斯泰迪德則生活在君主專製時代，當時的環境傾向於讚美稱頌，倡導冗長的演講。這對我們來說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是它確實是個關於曆史理解的程度的問題。

至於我們提到的第二個方麵，我們注意到人們對科學的興趣不斷增長，例如數學(這裏要再度提到博學多才的普蘭努底斯)、醫學，特別是天文學。早在9世紀，相關的古代文獻〔尤其是托勒密和西昂(Theon)的《實用天文表》(Handy Tables)〕就得到重新抄寫，但是這個時期一直沒有關於古籍的原創性作品。狄奧多爾在不進行直接觀察的情況下，依據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就完成了新版的《天文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並且於1283年(安德羅尼卡二世統治元年)重新計算古代的數據，以便確定曆法起點。其後有一批學者追隨他，其中就包括尼基弗魯斯·格裏高拉斯。他注釋整理了現存至今最完整的托勒密作品的手抄本，還因為提出修訂曆法而受到讚譽，並且成為格裏高利曆法改革的先驅。

格裏高拉斯顯然了解阿拉伯天文學，但是卻沒有公開利用它。對托勒密的嚴格遵循逐漸走入了死胡同。阿拉伯和波斯天文學家在天文表和論文中取得的真正進步直到公元1300年前後才傳到希臘世界，首先是通過下層社會渠道，主要是那些遊走於首都君士坦丁堡和東方城市特拉布宗之間的人將波斯和阿拉伯文本翻譯成希臘文，例如喬治-格裏高利·奇奧尼亞德斯(George-Gregory Chioniades)，他曾前往波斯的大不裏士(Tabriz)學習東方科技，後來還有他的追隨者。到14世紀中期，托勒密的數據就被專業天文學家批評為不合時宜，“波斯”天文表於是取代了托勒密表，或者是不同的天文學書籍中各自使用托勒密的天文表或“波斯”的天文表。1352年前後，狄奧多爾一世完成的《三書》(Three Books)就屬於後一種情況。其實早在1309年的君士坦丁堡，一篇關於星盤使用的論文就通過拉丁文翻譯過來了，而其原本是阿拉伯語文本。15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期間，成書於14世紀的一本天文學作品《六翼》(Six Wings)就被翻譯為希臘文，而這本書的原本是希伯來語文本。這裏我們還是要談到西方的多種影響：《六翼》的作者是來自法國南部的猶太人，而該作品本身可能是通過威尼斯人或書的主人帶到拜占庭來的。盡管新天文學具有非希臘和非基督教起源，但卻主要是由希臘東正教教會人士發展起來的。這樣，格裏高利最終就成為大不裏士的主教，而狄奧多爾則成為牧首學院的首腦。

另外一個擴大發展的領域是翻譯拉丁語作品(主要是普蘭努底斯完成的)，但是這個領域特別突出地反映了中世紀的旨趣範圍：如奧維德(Ovid)的作品，西塞羅的《西庇阿之夢》(Dream of Scipio)——該書帶有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的注釋，還有多納圖斯(Donatus)的《語法》(Grammar)，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學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以及聖奧古斯丁的作品。對當時人們思考的宗教問題更有煽動性影響的是在14世紀後半期，由德米特裏厄斯(Demetrius)和普羅克洛斯·基德尼斯(Prochoros Kydones)兩兄弟翻譯的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和他的其他作品。

思想的原創性隻能在很少幾個例子中得到證明。在這方麵的考察中，我們還要再次提到狄奧多爾。他非常敏銳地認識到其所在時代的衰敗和他自己的文學命運處於風雨飄搖中，因此首先對拜占庭文化的一個確定原則提出了問題，主要是說帝國在現世舞台上扮演著中心角色，因而注定將一直存在到世界末日。在狄奧多爾看來，帝國就是另一種政治實體，其即將到來的滅亡無非證明了創造和毀滅的宇宙法則。狄奧多爾不像其前輩，他認為拜占庭文明既非獨一無二也不比其他文明高超。作為曆史相對主義者，他甚至認為異教的韃靼貴族在某些方麵比其拜占庭基督教同胞還要高尚，特別是在道德行為方麵。

帕列奧列格時代的另一個怪才是新柏拉圖主義者喬治·格彌斯托士(George Gemistos，約1360—1452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卜列東(Plethon)。他也編撰過一本天文學著作，其中引用“波斯”天文表，可能還用了希伯來天文表，但是作為原創性思想家，他的主張表現在其他方麵。雖然他編纂的天文學書籍對確定複活節的日期非常有用，雖然他還在費拉拉-佛羅倫薩大公會議(1438—1439年)上為東正教事業辯護，但是卜列東在晚年卻陷入新異教學說，也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影響。他在一篇類似柏拉圖論文的文章《法則》(The Laws)中，創造出了有些像變種的希臘神譜的神係，以宙斯為首，波塞冬(竟與赫拉結婚!)伴其左右，四種類型的眾神依據權能的大小順序排列。卜列東青睞一種奇特的信仰，混雜著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的主要思想和(柏拉圖提出的)“七賢人”(Seven Wise Men)思想，並設想靈魂墜入肉體以前是永恒不滅的。他還篤信宿命論，這可能是受了伊斯蘭教的影響。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去世以後某個時間，《法則》一書的權威版本流傳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納迪烏斯·斯科拉裏奧斯(Gennadios Scholarios)手裏時，後者立即下令燒掉了它。結果，我們隻能從這位牧首批駁卜列東的文章中，從卜列東追隨者們抄錄的大量殘缺語錄中，從卜列東自己的一兩篇手稿中了解他的宗教思想體係。他一定在其意大利擁躉中產生過某些影響，但是在本國的同胞中卻沒有幾個擁護者。他的骨灰被非常恰當地埋在了裏米尼的馬拉泰斯塔(Tempio Malatestiano of Rimini)這個最具異教色彩的文藝複興教堂裏。

到14世紀中期，能夠提供給拜占庭知識分子衣食住行的讚助資源開始越來越少。極為幸運的是，他們的技巧和能力在意大利受到越來越熱烈的追捧，主要是因為他們諳熟希臘語、通曉古代文獻的知識，並且擁有閱讀古代手抄本的能力。移民確實是艱難的選擇，因為這通常意味著要皈依羅馬天主教信仰，但是有些人還是準備離開正在沉沒的船隻。起初，就像德米圖斯·西多內斯(Demetrios Kydones)那樣，他們先到威尼斯住上幾年，而後回國或者中途停留，定居在威尼斯人控製的克裏特島上，從這個世紀末以後，他們開始永久定居下來。這些學者的故事眾所周知，是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曆史的一部分。這裏有兩個最重要的移民還是值得一提的。曼努埃爾·赫裏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於1415年死於康斯坦茨(Constance)，而約翰·阿伊羅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於1487年在羅馬去世，他們都在帕多瓦(Padua)、羅馬、米蘭、帕維亞，特別是在佛羅倫薩教過書。他們將拜占庭教學方法，可能還有課程，尤其是文學技巧介紹給意大利，並逐字逐句將亞裏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翻譯為拉丁文，他們教導並影響著這樣一批傑出的人文主義者，如萊奧納爾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維洛那的裏諾(Guarino of Verona)、馬爾西利奧·斐奇諾(Marsilio Ficino)和佛羅倫薩人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約翰·盧希林(John Reuchlin)等。他們在其新家園工作良好，但是都趕不上特拉布宗人貝薩隆(Bessarion of Trebizond)，後者被任命為樞機主教和名義上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還差一點當上教宗。

我們可以暫時想象一下，年邁的卜列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一年去世，在此之前，他呆坐在米斯特拉斯的小山丘上，遠眺著古代斯巴達的遺址，冥想著他的“希臘神學”，構思完善著它的禮儀，勸導祈禱者崇拜眾神。雖然他越來越衰老，但是非常可能的是，他確實看透了11個世紀以前早就昭示給“背教者”尤裏安的那些東西，這主要是指基督教雖然極大地受惠於希臘文明，但是到頭來還是不能與它和諧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