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言的母女共學
一九七五年我高中畢業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近尾聲，一些城市的政策也開始靈活起來。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河北保定，就規定了老大可以免下。我是老大，我惟一的妹妹正讀小學，似也不存在我留她下的危險。我的同學都羨慕我的好運，然而我卻報名要求去農村落戶了。
因了我的行動，保定市曾經不大不小地熱鬧了好一陣。我先被邀請到許多單位去“講用”，我根據當時兩個最著名的口號，聯係實際進行著發揮，講著。那口號叫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當地報紙和廣播也作些“插科打諢”的報道，說我母親曾反對我去農村，我便與母親共同學習“毛選”，後來母親終於搞通思想同意了我的革命行動。對這則無中生有的報道，我母親至今還耿耿於懷，非常不滿意。當時我對這報道卻並不在意，既是革命就得有對立麵，這似是報道的規律，也是人活著的規律。再說這“對立”也不傷大雅，不是一學也就通了嗎？但我始終不忍心把這“母女共學”的情節加進我的“講用”內容，不是沒有人這樣提示過我。
行前我還作為知青代表，在昔日的直隸總督府（市委）門前，麵朝一街歡送的車隊和紅花發言。這熱鬧一直延續到我插隊的縣，延續到我的“點”上。
那時，我常被自己的熱情所鼓動。它鼓動著我從熱情中又生出熱情，在農村沒有虛度四年。然而，從那時起，我實在又有著難言的不安。我那被社會稱道的行為，實在還有著難言的隱秘之處，這便是我和文學過早的不解之緣。我的決定和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徐光耀有著藕斷絲連的淵源，那時他就肯定過我的文學開端。
徐光耀和女高爾基
保定有座名勝古跡，叫做古蓮池，麵積不大，有亭台樓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懷素、乾隆的都有。這裏明時為書院，清時曾做過行宮，幾經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個角落裏。他似是剛被從農村召回，參加一個報告文學集的編寫。那集子要以文學的形式報道一個部隊的衛生科，前不久這個衛生科剛剛從一個鄉村婦女的肚子裏挖出個九十斤的大瘤子，被上級命名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衛生科”。那位卸掉瘤子的婦女，也因被這先進衛生科卸掉瘤子而成了大隊支書和當地知名人士。寫這樣的集子需要高手。
徐光耀被安置在古蓮池一個荒蕪的角落裏，房子大約隻有八平方米吧，但門前有影壁，有幾叢微黃的毛竹和營養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進那裏，總覺著是走進了“聊齋”，後來仍然能從那裏聯想到《聊齋誌異》裏那些神秘傷感的故事。
我揣著兩篇作文，由我父親帶領來拜見徐光耀了。那時我十六歲，念高一，我盼望從他那裏得到什麽是小說、怎樣寫小說的答案，父親則更多地希望他為我的作文（我的文學才能吧）作出一些鑒別。因為在此之前父親對我的文學興趣也產生了朦朧的信念。他是畫家，家裏也殘存著幾本中國的和外國的小說。
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經心地把它們擱置在一張大而堅實的硬木寫字台上，然後就和父親談起了別的，關於時局發展的預測，還有鄭板橋和陳老蓮什麽的。我隻盯著那塊被作為寫字台麵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塊與寫字台可分可合的鏤花踏板，想著曆盡滄桑的徐光耀是怎樣保護下他這張桌子的——它那麽大，那麽重。我盯得時間越長，就越能證明我是被冷落在一旁的。後來他總算沒有讓我把作文帶走，於是就有了第二次見麵。這次他談話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動，連著說了兩個“沒想到”，還說你不是問什麽是小說嗎？你寫的已經是小說了。
我的兩篇小說寫了兩個孩子，一篇寫一個愛動愛鬧的女孩子在“批林批孔”的運動中是怎樣生動地講起了批判“孔老二”的故事；另一篇寫一個鄉下男孩和幾個學農的城市女學生的友情，這便是《會飛的鐮刀》。徐光耀建議我把《會飛的鐮刀》寄給一個編輯部，我按照他的意見先把此文寄給《河北文藝》，但沒被采用，但當時的編輯部主任肖傑同誌卻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親筆信。許久我才從那信中悟出了道理。他們之所以不用，是因為那裏沒有階級敵人，作為主人公的那個鄉村少年也不高大，且有缺點。這篇小說一年後被北京出版社收入一個小說集裏，後來我一直把它作為我的處女作。對於北京出版社和當時這小說的責編、現在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總編莊之明，我永遠存有感激之情。
我受了一位作家的鼓動，十六歲的心立時被激**起來，在蓮池裏故意多穿幾個亭台走著、想著，或許我也能成為一個作家吧？那麽就該發誓去追求作家所應具備的一切，包括我朦朧中所了解到的關於深入生活什麽的。但我惟獨沒想到這追求是多麽冒險。
父親卻支持了我的冒險。在那些日子裏，他的議論也總離不開中國農村。他用不懂得中國農民就不懂得中國社會這個道理來啟發和安撫我，那啟發和安撫是毫不猶豫的。直到十幾年後我當真成了一個作家，父親才常常為那時的行動而後怕起來。“也真有些後怕，萬一要上不來呢？我們又沒有任何後門。”他說。我也常常把這看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那難以克服的“傻天真”。作家、文化，當時對於他不也是海市蜃樓嗎。倘稍有世故，這一切又何必呢？保定又有了可下可不下的政策。
母親和我一起學“毛選”的故事雖是杜撰，但對於鄉村她一向是懼怕的，這或許和她自小生活在城市有關。她深信當時一切關於女學生下鄉碰到厄運的傳聞。我臨走前，她手拿剛注銷了我姓名的戶口簿，熱淚滿麵地說：“難道你真能成為中國的女高爾基？”然而這已不是在勸我回心轉意，僅是母性那種無奈心緒的流露。
我盯住這個少了我的戶口簿想：原來一切都是真的了。難道非要去了解中國農村不可麽？你這個“女高爾基”。
我的農村日記和日記中的我
大約因為我是熱鬧著而來的，所以我進點後（或許進點前）便被指派為這個點上的副組長了。
我所在的點是距保定一百多華裏的博野縣張嶽村，這是一個四周有著平原和沙丘的中等村莊，村裏多榆、柳樹。坐北朝南的平頂土房和磚房永遠沐浴著平原上的陽光。家家房前都有一個木梯子，房頂上常年攤曬著應時的農產品。到冬天不再有東西攤曬時，玉米和薯幹便就近堆入玉米秸編起來的圓囤裏。開始我們這十幾名學生就分散住在這種窗前有梯子、房上有圓囤的農家裏，直到後來我們也有了一個兩排紅磚瓦房和每個房間都配有桌子和水缸的真正的“點”。但“點”的房子很潮，冬天鋪在床板上的麥秸被我們的體溫暖得長出麥苗，纖細的麥苗在潮濕的麥秸裏蜿蜒著生長。房東家的老炕則很幹燥，炕席被火炕烘烤得烏金烏金。
我到底沒有白白麵對一街車隊一街紅花表決心，我努力把到農村去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限製資產階級法權變得真實。麵對這個豪邁的口號，有時我真的忘卻了我那個顯得萎縮的個人動機。原來一個高深莫測的口號不是不能被人理解運用的。我得知戈培爾說過的“謊言重複一百次便是真理”是很晚的事，但我又不能把這一切形容成謊言的重複，那是中國曆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後來我的一切變得更加自覺自願，連自己的容貌也願意過早地去酷似農民，那就是要把自己曬出來。為了這“曬出來”，在八月的正午，我竟坐在棉花壟裏曬太陽，以致我的臉頰疼痛難忍，層層爆皮。我願意自己手上的血泡越來越多；我願意讓農村的女友捧著我的手把麥秸稈編成的戒指套上我的手指，看到這雙手上有十二個血泡。那正是我過十八歲生日時，我十八歲的生日也因有了這十二個血泡才變得分外輝煌。直到我的一個名叫素英的農村女友捧著我的手哭起來時，我的心才有了得到回報的滿足。
素英是個小巧玲瓏的農村姑娘，很會整理、愛惜自己，也格外愛惜我。我們的友誼保持了很久，直到我回城後，素英出嫁去北京辦嫁妝還住在我家。我為她鋪好一個臨時折疊床，她睡覺脫衣時仍習慣地站上床去，像平日踩在炕頭上那樣，這使得她像踩鋼絲那般東搖西晃。我妹妹暗中為她的舉止發笑，我便斥責妹妹，想著素英是怎樣捧著我的手哭。
妹妹笑，那是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朋友將熱淚灑上她的手吧？至今我總覺得城市女孩子的熱淚是少了些魅力和打動人的分量的。
在我的農村日記裏，我不止一次地提到過素英和她那靈巧、短小、粗糙的手。
我的農村日記幾乎沒有中斷過。下鄉四年，我差不多寫了近五十萬字的日記、劄記。許多年後當我再翻看它們時，雖然其中不少崇高與空洞、激進與豪邁，一些描寫甚至令我汗顏，但我對那個點上的回味，對那時的我的回味，對一個時代的回味，也正是靠了它。那是一個現在的我在審視一個過去的我，其實那個被審視的我也許更真實。一九七五年七月，隊裏讓我們回保定換季。我在家裏住了幾天，家裏像迎接國賓一樣迎接了我。離家時，母親含著眼淚把我送上長途汽車。做了幾天“國賓”的我回到村裏，立即寫下了一篇日記：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媽媽含著眼淚把我送下樓梯，我卻笑著把她勸回家去，懷著一種逃出保定的心情進了長途汽車站。
這兩天，我吃著大米飯、肉包子，卻總覺著它們比不上我們親手摘的西葫蘆、大北瓜做成的熬菜，親手拉著風箱做出來的卷子、飯湯香甜。睡著平整、鬆軟的大床，卻總是翻來覆去，脊梁底下像有石子硌著，這使我更留戀嬸子、大娘那鋪著金席的火炕。躺在這炕上，聽著半導體裏祖國四方的聲音；圍坐在炕上，討論中央文件的精神，想著我們張嶽的未來，直到三星西落、窗紙發亮……我在城裏走著看不見土星兒的柏油馬路、鬆木地板，卻更貪婪那一處土窩兒、一片土坷垃、一條條鋪嚴“竹簾子”“星星草”“刺兒菜”的張嶽的土道。我和多少城裏人握手，卻更渴望握一握張小愛大娘的粗手、善增大叔的硬手和素英的巧手。喝著消過毒的白開水吃著冰棍，卻更饞那打一桶水要搖一百下轆轤的井水和壟溝裏飄著狗尾巴草的流水。
張嶽，你的女兒終於回來了！我每每讀著這篇日記，就仿佛看見一個昧著良心從家裏溜走、吃得肥頭大耳、放下筷子就罵娘的小賊。但我怎麽也擇不清這裏到底有幾分真意幾分虛假，甚至每每因了它內含著的那無邊無際的虔誠而自我感動，然而這虔誠實在又包含著連自己聽來也戰栗的做作，雖然這做作顯得合情合理，天衣無縫。可是日記以外的我卻常常有著不能自圓其說的破綻。
我念小學的妹妹來張嶽村看我，她最喜歡騎我們生產隊的毛驢，她也願意來農村和我做伴。我也向她表示，為她從小就知道熱愛社會主義新農村而高興。後來她真的鄭重其事地給我寫了一封信，說：
親愛的姐姐：
我現在已下了決心，畢業以後向你學習，聽毛主席的話，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現在，全國正在開展痛擊“右傾”翻案風、大讚新生事物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我們學校人人爭當回擊“右傾”翻案風的闖將，爭當開門辦學、走“五七”道路的促進派。
姐姐，我再次向你表決心，畢業以後，一定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紮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讓我們團結起來，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奮勇前進吧！此致敬禮！
接信後我一陣心酸，一股淒涼之情油然而生。我實在不願相信這是一名小學五年級學生的來信。我特別害怕我妹妹的決心，還很為這信流了些眼淚，之後急忙寫信詢問家裏這是怎麽回事（雖然妹妹離中學畢業尚為遙遠）。直到家裏來信說，這是語文老師給學生布置的一篇作文，還要求學生們把這篇作文真的寄給他們在農村插隊的哥哥姐姐，我這才放下心來。
那時村裏的小學正缺老師，大隊書記和我商量讓我去補上這個令人羨慕的差事，那書記便是我在前麵提到過的善增。他為人厚道，從來都管知青叫學生，給學生派活兒時專揀輕活兒，有一次竟讓我去推車賣豆腐，悄悄對我說那活兒不出苦力，出工也不論個時晌。我真去賣了一次，結果因駕馭不了那豆腐車而告終。
善增讓我去當老師，我卻拒絕了。我在日記裏說：“我可不能出了校門又進校門，在農村我永遠是一名小學生！”
有時我們也敲八林的門
這文章開始時我就說，我插隊時上山下鄉運動已是尾聲，政策也靈活起來，各地甚至都為自己的兒女能僥幸歸來創造些更活的政策。但口號照樣是豪邁和光明磊落的，比如“廠社掛鉤”——我們就是學著這個口號被“掛”下來的，據說這口號是湖南株洲創造的。
我的履曆和“廠”並無任何關係，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都過著飄搖不安的生活。可正如我們村主管知青的黨支部委員進鋼常說的“政策是死的，辦法是活的”——看來這句話也並非他的發明，當他詠誦著這句話為自己的村子，自己的“臣民”，在死政策下找些活辦法時，城裏也早有人詠誦著它在做了。我不知這是不謀而合還是這活辦法的不脛而走。但這“廠社掛鉤”的經驗也莫名其妙地使我和保定一家工廠的子弟們共同就近插隊在張嶽，至今我也弄不清這是因為哪個環節的鬆動。和我性質一樣的還有兩個女友，一個叫劉元梅，一個叫王陶。劉元梅的父母屬於政府係統的某個廳局，夫婦都是“民盟”的盟員；王陶是大學教師的女兒。如今劉元梅正學她父母的樣子，在省裏一個民主黨派機關工作；王陶則已是華北電力學院的教師，她是在一九七七年大學剛恢複招生時考進這所學院的。那時的王陶舉止利索，充滿著朝氣；劉元梅卻像個喜靜而又不多嘴多舌的好大嫂。我們三人那時同住一室，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我們既是被一個廠“掛”下來的，又是少數，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之感。盡管我正以一個副組長的身份，在“統帥”著一群名正言順的年輕同伴。但“人以群分”的道理還是把我和劉元梅、王陶聯係得更緊些。再說多數派的同伴也確有些名正言順的氣勢呢。比如當我們的新點建成、院子尚無一個大門時，與張嶽村“掛”著“鉤”的保定那家廠方，就毫不吝嗇地把用鐵棍焊好的兩扇鐵門送進了村。那鐵門高大，有著“巴洛克”的風格樣式，使我們的點顯得格外有氣魄。安裝大門時曾招來全村許多老少，如同過年。我也總覺得，我們的點在縣裏一直處於先進，來點參觀乃至開現場會的人不斷，好像很和這兩扇門有關。當時全縣比我們寒酸的點還有幾處，寒酸對上麵而言怎麽也不能算件好事，當時的大寨社員不是也住著青磚樓房嗎？當然，“廠社掛鉤”的經驗還遠遠不在於保定的某廠僅能給張嶽的點做兩扇鐵門。有些知青能比我們早回城，顯然也沾了這“掛鉤”的光。
我和我的兩位女友通過這鐵門出入著，下地、開會、挑水、拉煤、買菜……有時晚上也從這門裏溜出去幹些不宜記入日記的事。在日記裏，我歌頌著張嶽渾黃的井水，鍋裏那灰暗的幹菜湯，而我的腸胃卻不顧我的歌頌，總向我提出些奢侈的要求。後來我從一些講男女有別的知識小冊子裏也讀到，奢吃零食的習慣女性是甚於男性的。說白點兒，麵對一些零食，女孩子常表現得十分沒出息。閑著兩手捏幾個瓜子，反映在文藝作品裏甚至成了那些不正經女人的經典形象。然而大多數女人不顧這些，還是盼望著抓撓一點零食，哪怕是一把瓜子。
那時的農村尚無被搞活了的經濟，街上有個供銷社，是全村人惟一的經濟中心。裏麵有屬於官方專營的鹽、鐵，隻在做工潦草的貨架上擺些紅燒帶魚、糖水紅果罐頭和七八角錢一瓶的葡萄酒。那罐頭我們是望塵莫及的，然而酒我們卻喝過。有一年元旦，我、劉元梅和王陶插起門來就著柿子喝酒，致使劉元梅起了一身豬皮模樣的疙瘩，且伴有呼吸短促、瞳孔擴散。在驚恐之中我想起“酒精中毒”這四個字，才猛醒這酒是酒精兌水合成的。那晚，我和王陶整整折騰了一夜。我記得熱敷法可以消腫，就燒了一大鍋開水，把所有的毛巾、枕巾都摁在鍋裏，再將這一鍋毛巾一次次地摁在劉元梅身上。天亮時劉元梅居然消了腫，並恢複了正常的呼吸。
許多年後，有一次我在美國，東道主請我們在舊金山一家著名的海鮮酒家吃牡蠣，喝一百八十美元一瓶的法國幹白葡萄酒。我向一位漢學家講起了那次劉元梅酒精中毒的事，他說，酒精兌成的酒全世界都有，然而人們都在喝。這裏賣者和買者都有明知故犯的味道。而我們那時不懂這些，以為酒就是酒，天下的酒都一樣，如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隻有一個紅太陽，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人民都等著我們去解放一樣。
和村裏這個鹽、鐵專營的供銷社相抗衡的惟一一家商店（如果能稱其為商店的話）就是八林老頭的地下商店。
八林從名字到他的“店”都似帶有土匪和匪窩的味道。在他的小黑門裏，有一毛錢一斤的醬油和八分錢一斤的醋，也有更屬非法經營的國家絕對的統購物資——花生米。八林的地下商店當時為什麽不被取締，我始終不得而知，也許連支書善增有時也到八林的“店”裏買醬油接短吧。大家都需要接短，都知道他那醬油、醋裏摻著大量的水，如同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有酒精兌成的酒，然而人們都買，都喝。
八林賣醬油不光摻水，且自有一套操作方法。他的醬油缸被隱藏在裏屋的黑炕邊，缸蓋被幾件衣服遮嚴。有人來買時，他覺得來人可靠才揭缸。揭缸後他也並不忙於用“提”，而是先將“提”在缸裏狠攪一陣，使缸裏的**隨著“提”的攪動充分旋轉起來，才猛下“提”，猛提起，再將那仍然旋轉著的**倒進顧客的容器。開始我們不解其意，後來一個名叫春生的聰明男生將其中的奧秘告訴我們：醬油在“提”內旋轉著被提起時，總要旋出一些在“提”外的，這是一種離心作用吧。春生用一隻盛滿水的缸子在手裏旋轉著。然而我們還要去和八林做這種既非法又上當的交易。“上當受騙就一次”，是需要有一個繁榮、合理的經濟環境的。這樣你才能有挑選的餘地。那時沒有這餘地。
我和我的兩個女友不光“出差”為點上買醬油、買醋，慢慢地也受到他那稀罕珍品花生米的吸引，詭秘、謹慎地去敲八林的小黑門了。“嘎吱”一聲，小黑門在詭秘中打開了。八林一張永遠拖著鼻涕、木刻似的長臉審視著我們，我們也在他的審視下懊惱著自己，直到八林願意接待我們。
八林領我們在黑暗中穿插進屋，在油燈下將一些什麽東西移開，把正在淌著的鼻涕“擰”淨，手在鞋底上蹭蹭，才去抓花生米。他這種先淨身後取貨的程序，常常使我們覺得他的貨更嬌貴。
一把花生米被揣進了口袋，我們在黑暗中走著，一粒粒摸著吃，計算著吃完它應用的時間，力爭在進門前吃完，不留痕跡。當點上那兩扇鐵門橫在眼前時，身上正好“彈盡糧絕”、財物兩空，我們這才想起原來這要花去半個月的工分呢。然而又覺得這實在值得，因為這裏不光有女人的奢侈，還有冒險的愉快。
我對楊貴和毛澤東的悼念
一九七六年，我在村裏悼念了兩個人：一位是楊貴，一位是毛澤東。
楊貴是村“貧協”副主席，“革委會”委員，“貧管”校長。黨支部派我為楊貴寫悼詞，開始我很為難，因為我沒寫過這類文字。支書說你就揀好的說吧，別忘了結合形勢。我仿照耳聞目睹過的廣播、報紙寫了起來。在追悼會上我親自朗誦，收到了難以想像的效果。我在日記裏翻到了這悼詞：“張嶽大隊黨支部全體黨員、團員、民兵連、婦聯會、貧協、全體貧下中農、知識青年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哀悼：張嶽大隊貧協副主席、革委會委員、貧管校長楊貴同誌，因患腦溢血，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下午七時在博野醫院逝世，終年六十歲。……
楊貴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忠誠的革命戰士，是我村久經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考驗的領導……”接著，我在簡要地記述了他的事跡後，又寫道：“他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黨失去了一位優秀黨員，是我黨我國人民的重大損失，引起了全村貧下中農的極大悲痛……”
當時我想，凡是能夠配上悼詞而被送終的人，這些字眼對於他們都不會過分吧？既然至死都保持了共產黨員的稱號，那麽他必然是繼續革命著活下來的。許多半途而廢的黨員，當然都是不善於繼續革命的。有了這個先決條件，“損失”和“悲痛”似乎都成了合情合理、可多可少的形容詞。
現在我重讀著這悼詞，想著楊貴和我們的交往。
楊貴和我們的點是對門，大約在抗日和解放戰爭時他曾打過仗，後來由於負傷而退役，現在是一位尖臉、缺牙、有著輕度顛腳的瘦小老人，人們都叫他楊貴。楊貴瘦小，卻有著功臣般的霸氣。他那瘦高的老伴和七個參差不齊的兒子也因之顯得自負，在村裏他們大有說一不二之勢。當年的我們和許多張嶽人一樣，對這家人充滿著預先準備好的、無條件的敬重。比如他的家人可隨時來夥房拿蔥拿蒜，拿饅頭烙餅，我們必得表現出熱烈歡迎的樣子。誰都知道楊貴家偷電，然而誰都得“包涵”。當他家明明把電線掛在我們的點上時，我們也必得生出幾分他偷得應該的大度：難道他不該偷嗎？他因戰爭負傷腿腳不好，你能讓他在黑燈瞎火中摔跟頭麽？楊貴也許是審度出我們的覺悟了，便更加打我們點的主意。那年我們養了一口豬，大家費勁拔力地把它養到了一百三十斤，但離年節尚遠，還沒有殺豬過年的打算。楊貴來了，端詳著豬打主意，這主意顯然不是立時“打”出來的——對這豬，楊貴似早有預謀。他端詳了一陣，說：“這豬有病。”那風度酷似一個陰陽先生在相看這宅院的風水。
“給治治吧，沒準兒您有手藝。”有人答道。
“治不好。”楊貴說。
“那可怎麽辦？”又有人問。
“殺了吧。”楊貴說。
“離過年還早著呢，多可惜呀！”有人說。
“殺了總比死了好。”
楊貴說要殺豬，那麽，豬得殺。誰殺？當然是楊貴。這時楊貴不但成了我們的救命恩人，而且還真要為我們付出點什麽了。至於豬為什麽非殺不可，豬的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就不再有人追究，因為這是楊貴的倡議，楊貴的指點。
於是豬在一片歡騰中被宰割了。殺了也罷，人們已經在為點上能擁有這一百多斤豬肉而興奮起來。但人們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便是這殺豬人的報酬。現在麵對眼前這口白淨的豬，楊貴毫不掩飾地把條件提了出來，那條件是苛刻的。當我們都覺得這條件難以接受時，楊貴卻已下手了。他先把豬的上水下水（五髒六腑）歸入自己早已備好的盆中，又割下那個碩大的豬頭，再則是四個肘子（那肘子所帶走的肉也足以使我們目瞪口呆），最後是將這豬攔腰斬斷割下尺把寬的一塊正肋，並割下那個幾乎被遺忘了的豬尾巴。
那時我們站在一旁真有點自己被解肢的感覺，心疼啊！但當時我們誰都沒有把這和掠奪聯係在一起，還僥幸地想：也許除了那塊正肋，楊貴拿走的都不是豬肉的珍貴之處吧，難道他能掠奪我們嗎？一個打過仗的功臣。然而心疼還是難以緩解。
楊貴運走自己的所得，還不忘回來告訴我們，煮肉時別忘了放一把花椒。
楊貴殺豬一個月後，楊貴本人死了。
在楊貴的追悼會上，我念著悼詞，哭著，許多人都哭著。也許是我那悼詞當真打動了人，若配以哀樂，我想人們還會表現出更大的悲痛。我哭著，還看見了他那最小的臉色青黃的兒子，這小兒子才七歲。於是我哭得更加凶猛起來。
哭有時並不完全依靠你的真情實感，還依靠貼切的氛圍吧。如同人的恐懼感，有時你聽到一個關於鬼的細致詳盡的故事並不害怕，然而一個被扔在路邊正在焚燒的死人枕頭，倒能令你毛骨悚然。
距楊貴的死兩個多月後，毛主席去世了，我卻沒有表現出比楊貴的逝世更大的悲痛。至今我仍然為那些日子裏的我而惶惶不安，盡管我在日記裏記載過我那悲痛得欲罷不能的心情，記載過自己將悲痛化為力量的誓言：“今天啊，您一定能聽見遠在遼闊的冀中平原悼念您的知識青年的心聲。那如林的臂膊，那萬水千山中傳遞的誓言，搖顫了宇宙，震**著太空……”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仿佛真能看見一個偉岸的身影在空中俯視和諦聽著這群知青如林的臂膊和誓言。然而我始終沒有湧泉似的眼淚。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拉著一輛小車，去玉米地裝玉米秸，剛出村，一個女生就追了上來。她顯得神色慌張，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迫不及待地對我說：“聽見廣播了嗎？”“什麽廣播？”我問。“毛主席死……死了。”她說。她把“死”盡量說得含糊，但那神色又執拗地告訴我，是死了。我說：“廣播錯了吧？”她說：“沒錯，是死了。”
我們倆互相看看，一刹那都覺出有些尷尬。我想，我們都是因為沒有立刻抱頭痛哭而尷尬。然而心是慌亂的，慌亂一陣後作出決定：隻有改變行動不再去地裏拉玉米秸，才能抵消這尷尬時刻。不是有那麽一句話嗎：“都什麽時候了。”對，都什麽時候了，你還去拉玉米秸。再說當時我那行動的改變並非因為明確的理智，完全是感情的驅使。是感情支配著我，我不能再到地裏去，應該掉回頭，去點上做些和這個時刻相稱的事。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覺得我像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一切都變得空曠起來。我願意把那個時刻想成“眼淚往肚裏流”，我以為我應該把自己想成這樣，憑了我對領袖的崇敬和誠實。
晚上我們做起花圈。男生們從很遠的地方采來柏樹枝，我們全體知青不分男女坐在一起，把柏枝和白花綁在秫秸紮成的框架上。誰都沒有言語，不久都哭了起來。我也真的掉出了眼淚，雖仍不似同伴們那樣洶湧，但已不再是流在肚裏了。我以為這是借助了這柏枝的緣故，如同你看到楊貴兒子的黃臉，看到路邊的一個死人枕頭。也就是在這個有眼淚的時刻，我才記住了柏枝的清香和苦澀味。
至今當人們在談論毛澤東這個巨人的種種失誤時，我倒願意拋開這些去回憶一下那柏樹枝的清香和苦澀味。雖然從理性上我也知道，是他老人家的揮手才使我做了四年農民，才親眼得見楊貴是怎樣以他的權威和心計掠奪我們……但也正是有了我在生活中和楊貴的巧遇，才了解到四隻肘子的價值。與此相反，人越來越聰明、越來越世故卻並非隻因你認識了四隻肘子的價值。
素英遇見“莊客”
我不願把那時的歲月形容成一個做作的歲月，做作的應是我們那種要歲月認可的心態。難道一切都是因了楊貴割走的那四隻肘子，才使得我們學會了聰明？當我在了解農民、了解中國農村時，到底是誰俘獲了誰？這像是一本永遠沒完沒了的糊塗賬。我慶幸我到底沒有枉做四年農民，我畢竟是為以一個真實的自己去認識那些農民的真實而來的，因此在做作的背後就有了一個不曾做作的我。比如我在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武裝自己時，也曾相信人間有鬼。
在一個初冬的早晨，素英請我到她家吃餃子。我剛進門她就一頭栽到炕上不省人事了，接著便口吐白沫伴著渾身抽搐，牙齒緊咬著舌頭。我被嚇得呆立在炕前。素英的母親，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娘卻不慌不忙，她胸有成竹地對我說，這是遇到“莊客”了——素英昨天從墳地裏走過。
莊客是鬼的一種，張嶽這一帶的人都知道莊客這東西。莊客平時潛伏在墳地裏，你走過時趁你不備附上你的身，跟你回到家中取鬧。他們的形象被人形容得可醜可美，出入甚大。
我說：“這該怎麽辦？”大娘說：“不著急，咱們把他趕走。”她一邊說著一邊從炕席底下摸出一遝紙錢，劃火柴點著，兩條胳膊掄打著便唱起來，意思是請莊客把錢帶走，寬恕素英。但莊客一時不走，他還在折磨著素英，素英已將自己的舌頭咬出了血，血沫在四周噴濺著。於是氣氛更加緊張起來。也許大娘懂得莊客的活動規律，她指示我趕快上炕將窗扇打開。我按照她的指示連忙跳上炕打開窗扇，並學著她的樣子張開手臂在屋內轟趕著，深信那莊客就在屋裏和我們周旋。大娘又燒了些紙錢，唱的調門更加高昂起來，我也加快速度轟趕。過了些時候，大娘看看素英，終於鬆了口氣說：“走了，從窗戶裏走了。”素英得救了。我也停止轟趕回頭看素英，她真的渾身鬆軟下來，鬆了舌頭，睜開雙眼，也連忙說：“莊客走了，我得救了。”我抱起素英激動得失聲痛哭起來，為我的女友得救而痛哭。
很久以後我想，素英患的也許是癲癇吧，癲癇病人在發作時大都抽搐著咬舌頭，病重者犯起來可以致死。比如來華援助中國抗日的柯棣華大夫，就是因患癲癇而死。然而每每想起那時的情景，我從來沒有譏嘲過大娘和我的愚昧，因為那時我是真實的。我隻相信著，做著。
但人類並不由於有了相信著的真實就有了一切。你那麽真實地相信著，這真實卻偏偏正和你開著不大不小的玩笑。來到人間的莊客不是每次都可以被轟走的吧。
然而人類的一切文明還是起源於相信著的真實，這樣才有了一切學說，才有了金字塔和長城，才有了人原本是可以不隨地吐痰的設想，才有了新中國，才有了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才有了知識青年的回城。
一九七九年初春一個晴朗的早晨，一輛馬車拉著我和我的行李離開了張嶽，從此我再也沒有回到那裏。臨走時，領導過我們的那些領導都已更換，人們說他們都是“四人幫”的爪牙。我去看望被關進牲口棚的主管知青的支委進鋼大伯，想著“時過境遷”這句俗話。那時為了我們，他用的“活辦法”從來都是細致入微：冬天我們潮濕的屋子裏很快就能生起奢侈的煤火，連每屋配備一把新壺他都想到了。而當他生病，我們給他送去紅燒帶魚罐頭之類時，他卻要他的小孫子將東西退回供銷社，把錢又還給我們。現在他扒住窗欞對我說：“走你們的吧，別惦記我，我沒事兒。政策是死的，辦法是活的。”
我堅信這句話做起來的艱難，也堅信這句話的真實性。因此每當我聽見、看見關於新時期生動、活潑的農村政策在哪個地方開花結果時，便想起張嶽和領導過我們的那些把“死政策”變成“活辦法”的大隊幹部們。辛興大隊——在全國都享有很高聲譽的、以辦鄉鎮企業出名的河北蠡縣辛興大隊，離張嶽村才幾十華裏，我總仿佛看見進鋼大伯正在和什麽人簽署著什麽文件、合同，裝卸著什麽貨物，於是又記起羅馬尼亞詩人索雷斯庫一首名叫《遺產》的詩：
從古代到中世紀，
從全部曆史，
一列列
滿載錯誤的列車，
紛紛而至。
戰術與戰略錯誤，
政治錯誤，
各種荒謬的言論
和愚蠢的行為，
細小的疏忽
或根本性的錯誤，
沿著每一條鐵路運來，
不分白天和黑夜，
直至扳道工精疲力竭……
而我們，這些幸運的繼承者，
隻能忙著卸車，
並且簽署收據。
一首耐人尋味的詩。但我惟獨不願輕信我們隻有裝卸錯誤和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