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的演說中,他因為太過於自吹自擂而顯得不可一世、傲慢自大,盡管如此,這篇演說仍舊充滿莊重而明智的洞見和批判,能廣泛用在他人身上。在一場宴會上,有人想要請他表演魯特琴,他說,自己不懂如何撥弄琴弦,卻能令一座小鎮變為雄偉城池。這些言論稍加借喻便能說明主宰國事之人須具備的兩種不同能力。如果真要調查一下諸位議員和政客,雖然很稀有,但你有可能會找到,那些能讓小城邦變得強大,卻不擅挑撥之人;而另一方麵,卻能找到許多懂得如何狡黠搬弄之人,他們完全不懂得如何讓小城邦強盛起來,因為他們的天賦不在於此,而在於將偉大富足的國家變為腐朽之地。毋庸置疑,即使許多國之重臣借這些墮落的奇技**巧贏得了國君的讚賞,也獲得了平民的讚譽,他們也隻配得上弄臣之名。因為他們的本事隻不過能討得一時之歡,讓他們自覺雅致,卻並不關注他們所服務的城邦是否繁榮昌盛。毫無疑問,有些封疆大吏的確稱得上稱職,能夠處理事務,使其不會陷入絕境或顯出各種不利來,盡管如此,與增強一國之國力、資產和財富的能力卻仍然無法相提並論。暫且不論這些完成工作之人如何,我們來談談此項事業——帝國莊園的真正宏偉及其實現途徑。這一論題最適合偉大明君們時時探討,讓他們既不會過於高估一己之力,從而令自己陷入徒勞的追逐之中;也不會因為低估自己而屈從疑懼重重、怯懦無比的建議。

領地的麵積和範圍是否宏闊的確該由測量來決定,而財政和稅收的富足程度也應由計算得出。人口會顯示在戶籍冊上,而城鎮的數量和規模則能從地圖集中體會。然而,在諸多民事事務中,如何正確計算和準確判斷一個領地的實力與戰力,則是最容易犯錯的事務。天國並沒有被比作任何豐碩的果實或種子,而是被比作一個小小的芥子:它是最小的一類穀物,卻擁有能迅速成長擴散的屬性和精神。因此,有些國家雖然疆土遼闊,卻並不適宜再擴張或進行統治;倒是那些疆域不大的國家,卻擁有深厚的根基能變為偉大的帝國。

如果民眾沒有驍勇善戰的氣質和天性,那麽,再高再厚的城牆,再多的軍火庫和武器庫,再迅捷的駿馬,再多的戰車、戰象、軍需品和炮兵部隊等等,都隻不過是披著獅子皮的羊而已。當人們缺乏勇氣時,戰士的人數本身並不重要,因為正如維吉爾所說,狼從不顧慮羊的多寡。在埃爾比勒平原上的波斯大軍如同一片士兵的海洋,甚至連亞曆山大部隊中的指揮官們都為之震撼,並因此去找大帝,希望他能派他們在夜間偷襲,亞曆山大卻回答,他絕不會竊取勝利。如此他們便輕易戰勝了波斯大軍。亞美尼亞的提格拉尼國王率領四十萬大軍駐紮在山頭上,發現了羅馬人不足一萬四千人的軍隊正朝他們奔襲而來時,他為此歡欣不已,並說這隊人馬當外交使節有點太多,打起仗來又太少了。然而,夕陽還未西下,他卻發現自己的人員已被羅馬人無盡地追殺屠戮了。許多例子都證明了人數和勇氣不一定成正比,因此,人們可以真正做出判斷的是,要成就一國之偉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擁有一隊驍勇的軍人。金錢也並非如世人庸俗的言論所說是戰爭的關鍵,因為若是卑微弱小的民眾連雙臂都舉不起來,金錢又有何用?索倫對正炫耀著自己有萬兩黃金的克羅瑟斯所說的極妙:“陛下,任何人若帶著比您更堅固的鐵騎而來,他就會變成所有這些金子的主人。”因此,一方麵,任何國君和政府都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己國之實力,除非他的軍隊由驍勇善戰、果敢無畏的戰士們組成;另一方麵,國王們如果已經擁有了崇尚武力的臣民,也要十分清楚自己的實力,除非他們還有別的考量。至於雇傭軍(在此種情況下隻是幫手),所有的先例都說明,不論領地或君主是如何仰仗他們,他們可能會安於現狀一段時間,卻過不了多久就會反噬一口。

猶大和以薩伽的天命永遠也不可能重合,同樣,同一群人民或同一個國家絕不可能既是獅王的幼崽又是負重的驢子。稅負沉重的民眾更不可能變成驍勇尚武之人。的確,經過整個領地一致同意的稅賦,對民眾勇氣的削弱程度更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方法已經被用於荷蘭諸地,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在英格蘭的王室特別稅上。讀者一定要注意到,現在我們所討論的是民心而非錢包,因此雖然繳納的是同樣的稅賦,無論是取得了一致同意還是強迫征收的,都能將君主的錢包塞滿,但對民眾的勇氣而言,效果卻大相徑庭。因此,你就能自己下結論了:賦稅過重的人民絕不適合帝國崛起之路。

國家若想成就偉業,就要注意本國的貴族士紳數量是否增長得過快,因為那會導致平民們隻能淪為雇農和低賤的鄉野匹夫,喪魂失魄,實際上隻能成為士紳的苦力。就像你在小樹林裏看到的,若任由樹苗長得太粗壯,就不可能擁有整潔的草叢,隻能得到橫生的灌木。在國家中也一樣,若士紳階層人數過多,平民階層就會變得粗俗,要真的變成這樣,一百人裏恐怕也將不會有一人適合戴上頭盔作戰,更不用說成為步兵了,而他們如同軍隊的神經一樣重要。這樣,你雖然擁有眾多人口卻實力孱弱。此論點最好的明證就是對比英格蘭和法蘭西,英格蘭在領土和人口上都少得多,盡管如此,實力卻總能與法國相匹敵,正因為英國的中層民眾都能成為優秀的士兵,而法國的農民們則不可能。本國亨利七世國王在他的那本傳記中曾詳細提到過的方法深謀遠慮而令人尊崇,他為農莊和牧場設定了標準,也就是讓農民和牧民們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讓他們能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不至於墮入低三下四乞憐的境地;另外,也讓農場主們從事耕作,而非隻懂得使用雇農勞作。這樣一來,英國就能達到維吉爾所描述的古代意大利的狀態:“一片雄健有力、物產豐饒的國土。”

我們也絕對不能忽視這樣的一群人(就我所知,幾乎隻有英格蘭才有,其他地方幾乎都沒見過,除了在波蘭也許也存在),即照料貴族和士紳們飲食起居的自由民仆役和侍從。他們絕對不會遜色於舊時的義勇軍農夫。因此,毋庸置疑的是,貴族和士紳們喜好闊氣排場、浩浩****的隨從和熱情好客的特點成為本國習俗後,也正有助於軍力的強盛。與之相反,貴族士紳若是遵循避世、保守的生活方式,則會讓一國軍力匱乏。

無論如何,都要確保尼布甲尼撒夢中的那棵帝國之樹粗壯健康,以承受所有的枝葉。這句話的意思是相較於國王治下的異族民眾,帝國的原住居民一定要達到足夠的數量。因此,所有那些支持讓外族歸化的國家都適合成為帝國。想象一下,一個小小民族即便十分勇猛,能征服全世界,並擁有極其廣闊的疆域,這種狀態可能維持一段時間,但一定會驟然崩潰。斯巴達人就並不強求異族的歸化,這樣,當他們固守國土時,他們的防禦固若金湯;但一旦他們開始擴張,散開的枝葉對於他們的根基而言過於強壯,倏然間就隨風四散飄落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城邦曾經像羅馬人那樣對異邦人敞開懷抱,正因如此,這一策略也極大地幫助了他們,讓他們最終成長為最偉大的帝國。他們的做法是準許外邦人歸化為羅馬人,並授予充分而完整的公民權,也就是說,不僅僅有商業貿易的權利、通婚的權利、繼承權,還包括選舉權和獲得公職的權利。他們不僅將歸化公民權授予個人,還同樣授予整個家庭、城邦,有時甚至是整個民族。這種做法,再加上他們熱衷於開拓殖民地的習俗,讓羅馬的種子播撒到了其他民族的土壤中。當兩族融合到一起之後,你甚至會說,並不是羅馬人擴張到了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擴展到了羅馬人身上。這絕對是實現偉業的可行之方。筆者時常會為西班牙而驚異:他們到底是如何靠著人數甚少的西班牙原住民就能掌握控製如此大片的疆土?不過當然了,西班牙本土的確是根基深厚的樹幹,比剛開始的羅馬和斯巴達都更甚。再說了,雖然他們並未像羅馬那樣廣泛運用歸化政策,但卻采取了第二妙的方式,那就是在征召普通士兵時幾乎毫不在乎對方的國籍民族,有時候甚至連他們的最高統帥都是異邦人。不過眼下,就剛剛頒布的“優待已婚人士,對有六個孩子的家庭施行更多豁免政策”的新法令來看,似乎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對本土原住民的需求。

毫無疑問,需久坐的室內技藝和精致的產品(需要的是靈巧的手指而非強壯的臂膀),天然就與軍人的性情大相徑庭。一般來說,所有尚武之人都會有些遊手好閑,更熱愛危險而不喜歡艱辛勞作。如果要保持他們的戰鬥力,也不可過分改變這一習慣。因此古代城邦如斯巴達、雅典、羅馬等等都有一大優勢,那就是他們有奴隸來進行這樣的勞作。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律法廢除了這種製度。因此,現在最類似的解決方式就是,將這些技藝交付給異邦人(基於這樣的目的,做工匠藝人將會更容易成為一國國民),並讓本邦大部分平民若不做職業軍人,便主要從事以下三種職業:耕作的農夫;自由民仆役;需要體力、富有男子氣概的手工業者,如鐵匠、木匠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一個帝國若想成就偉業,就一定要將做軍人宣揚為他們最顯赫的榮耀、最高的目標和最高尚的職業。因為前文所述的都是士兵的資質,但沒有意願和行為,資質又有何用?羅穆盧斯在升天之後(不論此事是真實記錄還是偽造),送了羅馬人一份禮物,那就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該擁有十支軍隊,這樣就能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斯巴達這個城邦的結構是完全(雖然不一定明智)按照這一想法和目的來建構的。波斯人和馬其頓人也曾在短時期內取得成功。高盧人、德國人、哥特人、撒克遜人、諾曼人等,也都成為一時的偉大帝國。土耳其人即便到今天也還擁有此等帝國,不過在顯著衰退中。對於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事實上隻有西班牙人實現了這一點。不過每個人都能從他最投入的事情中獲利,這一點是不言自明的,此處無須再談,隻要指出以下這一點就夠了:任何國家如若不公開宣揚武力之重要性,要想實現大業便像是張嘴等天上掉餡餅。另一方麵,那些能夠長期崇尚武力的城邦(如羅馬人和土耳其人都對此有原則性的堅持)的確能創造奇跡,這是時間賜予的一條最確切的神諭。即便是那些隻在一段時間內做到這一點的國家,也通常能在彼時成就偉業,即便在他們的軍隊和尚武傳統逐漸式微之後,仍能以此獲得長久的餘蔭。

由這一點加以延伸,政府還應有些法律或習俗讓他們可以找到開戰的正當理由(雖然“正當性”可能隻是假的)。因為人們天性就會有對正義的追求,他們不會輕易參戰(因為戰爭總會帶來各類災難禍端),除非至少有一些也許似是而非的緣由或爭端。土耳其人就隨時都有開戰的理由,如傳播土耳其的律法和宗派,他們總能隨時利用此類爭端。羅馬人雖然將為帝國開疆拓土作為將軍們的崇高榮耀,但卻從不會僅僅因為爭取這一榮耀而發起戰爭。因此,第一,想要成就偉業的國家必須要有這種策略,即對外國的各類錯誤行為——不論是邊界爭端、商業矛盾還是政治使節的失誤——都要十分敏感,且麵對挑釁時反應時間一定不能過長。第二,各國還要時刻準備好為盟國提供援助,羅馬人便是這麽做的,即使盟友在被侵略時獲得了其他城邦的馳援,也總會爭分奪秒要成為最早去援助的軍隊,絕不允許其他城邦獲得此等榮耀。至於那些因為某一黨派的利益或某國所應擁有的政體而起的戰爭,筆者看不出有何種理由能讓其獲得正當性:如羅馬人為了希臘人的自由發動的戰爭,或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建立民主政體、寡頭政治或為推翻這些政體所發動的戰爭,以及外國人假借正義或保護之名,發動戰爭以解救一國國民於暴政和壓迫等等。然而,我想這樣說就足夠了:如果一國不能借可發動正義戰爭的時機起兵,便不能指望它能成就偉業。

沒有人能不加鍛煉就保持健康,這一點對自然生物和政治體都適用,當然對帝國或政府也一樣,正義而崇高的戰爭就是真正的鍛煉。國內戰爭的確就像是發燒的熱度,而對外戰爭則像是鍛煉之後的身體燃燒,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讓機體保持健康。在怠惰的和平狀態中,勇氣會退化為嬌氣,禮儀日益崩壞,不論它是在多大程度上為了追求幸福。毋庸置疑,一國成就偉業的最重要途徑依賴於其武裝,擁有經驗豐富士兵的軍事力量(雖然維持它需要賦稅支持)隨時待命,能對鄰國發號施令,或至少有此等名聲。當今實踐這一做法的是西班牙,他們已經堅持大約一百二十年,長期保持在各地有駐軍。

成為海上霸主是帝國的象征。西塞羅在寫給阿提庫斯的信中描述龐培對付愷撒的準備時說道:“龐培使用的是特米斯托克利的策略,認為誰統治了海洋就能一統天下。”毫無疑問的是,如果龐培沒有因為過分自信而放棄這一策略,他本來就能將愷撒拖垮了。我們也見識過海戰的巨大威力,亞克興之戰決定了羅馬帝國的真正歸屬,而勒班托海戰則阻斷了土耳其帝國的稱霸偉業。由海戰最終決定戰爭結果的例子不勝枚舉,但這是在國君或政府決定孤注一擲將一切都押到海戰上才實現的。不論如何,有一點能確定的是,能夠在海上稱霸的國家擁有極大的自由,可決定自身參戰的規模大小;而另一些國家盡管陸戰能力很強,卻仍然時常會陷入窘迫境地中。當然,時至今日,我們這些歐洲國家的海上軍力(也是大不列顛帝國最主要的優勢之一)十分強大,既是因為歐洲大部分國家除了內陸疆土,亦有很多領地臨海,也是因為東西印度的所有財富看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是統領大海之後便能獲得的附加好處。

到了近現代,戰爭似乎變成了黑暗中的產物,與古代那種將戰爭所取得的榮耀和尊貴加諸凡人之上的情況截然相反。而現在,崇尚武力的風俗留下的隻有某種程度的騎士精神,但就連這種精神也不加區分地用來形容軍人和普通人,也許還用於紀念冊或傷殘軍人醫院之類的。但在古代,在獲勝的戰場上高高堆起的戰利品,為戰死疆場者而作的葬禮頌詞、樹立的紀念碑,個人獲得的桂冠和花環,為統帥的勝利而歡呼的詞匯——這為後世的帝王所借用,為將軍們凱旋而召開的凱旋典禮,部隊解散時的眾多賞賜,這一切都能點燃所有人的勇氣之火。但最重要的是羅馬人的凱旋典禮,它絕不僅僅是一場浮誇的盛會,而是史上僅有的最明智、最高貴的製度之一,因為它包含了三層內容:賜予將領榮譽,用戰利品塞滿國庫,並賞賜全軍。但也許這種榮譽的獎賞不適用於君主專製的體製,除非獎賞的是君主本人或他的兒子們;正如在羅馬諸皇帝的時代,它逐漸地演變為不恰當地將戰利品全都給予皇帝們,滿足他們的自私,就好像這些勝仗都是他們親自披掛上陣的戰果一樣,卻讓真正贏得戰爭的主角——將領們隻得到一些戰勝者的服飾和旌旗。

由此可知:正如《聖經》所說,沒人能夠靠著操心著急而讓自己的身高再長一寸,但在帝國和公眾福祉的宏偉框架之下,為他們的帝國增強影響力和創造偉業,這些都是國君和政府的職責,因為隻有通過他們引入我們上麵所討論的法令、憲章和習俗,他們才可能播下偉大帝國的種子,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可惜這些要務卻通常被人忽略,隻能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