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命題對於個人來說，是方法問題；對於國家來說，則會上升到國策層麵。從過程來看，兩方麵又相互交織。
想起一段曆史。漢武帝繼位前期遇到了一場政治危機，危機的核心是西漢初期尊崇黃老的國本思想與儒家進取觀有著觀念上的較量與衝突。竇太後健在那幾年，武帝不能乾綱獨斷，雖期望崇儒可改化朝政，譬如，在對待匈奴的問題上，他想改隱忍和親政策，采取攻勢，洗刷白登之圍與國書受辱之恥，這涉及國內治理政策及用人方略諸方麵的改變，引起決策者們關於國策的爭論，結果是，漢武帝失敗了，他的改革努力胎死腹中，無奈躲進上林苑逐鹿打獵，減少與祖母發生衝突的政治風險。
選用治國方略是個方法問題，需要結合實際。漢景帝在這方麵有一段精彩的表白，他說我們吃馬肉不吃馬肝，是因為馬肝有毒；吃魚肉不吃魚刺，是因為魚刺傷人。選擇，就是要選有利的選項，摒棄有害的選項。漢初經過七國之亂和楚漢戰爭，國民積貧積弱，國內又有諸多不穩定因素，漢高祖與文景諸帝妥協忍讓、韜光養晦，采用和親方略，以較小代價換得邊境和平，是審時度勢的無奈之舉。
在和親環境下，邊關雖有小規模騷擾，可總比大動幹戈損傷國本有利。這從當時來看是正確的。到了漢武帝時期，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增強，對待匈奴的態度需要改變，否則將會製約國家的發展。英氣豪邁的漢武帝以為“把國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
是一種奇恥大辱。如何對待匈奴問題，便成為儒道治國理念相衝突的直接原因。
選擇，總是基於對實際情況的研判。實際情況總是在從量變發展到質變的變化中。量變與質變的臨界是一個區間，這區間是個模糊區域。事物轉化，需要主要因素與次要因素相互作用。漢武帝時期對匈奴戰略與策略的轉變，是基於國力的轉變，也是基於決策者的推動，當然還要取決於匈奴人的態度。如果匈奴人不騷擾邊境，不繼續淩辱漢朝，也許勞師遠征不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年輕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受到挫折，在上林苑打獵，以聲色犬馬為霧罩，卻在悄悄地、有序地推行自己的計劃：開辦軍事學校，培訓羽林軍，發現軍事人才，鞏固養馬基地，策劃出使西域，並果斷地掃除南方的不安定勢力，為攻擊匈奴創造良好的國內環境。這就是在做“主觀努力”。有了這種主觀努力和思想準備，才促成對匈戰略的轉變，才有了後來對匈奴人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才出現了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眾多叱吒風雲的民族英雄，才有了漢武帝時期擊潰匈奴，拓寬邊疆疆域的不世之功。
所以，人既要有順其自然之心，又要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的規劃意識。這既是矛盾體，又是統一體。主動謀劃，有時候就包含著順其自然；順其自然也是主動謀劃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既要順遂天意，以安己心，又要主動爭取，以慰己意。其實，國家和社會也是放大了的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