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康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幾位初中老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倒不是因為他們的學問令人欽佩，而是因為他們在那個不正常年代裏做的“正常”事情。
一九七四年我開始上初中。那所中學“文革”前“文革”後都是省重點中學，曾有過“大花園”的美稱，想必是環境優雅、綠樹成蔭。其實不然。記得我所見到的校園隻有兩棵樹，還都是無花果樹。學校的大操場早已被教育局征用，蓋上了教師宿舍樓。政治氣候反複無常。一方麵，工宣隊進駐學校，要恢複教學秩序。學校新建了教學樓，裝上了毛玻璃黑板。我們那個年級學生特別多，一共十八個班，每班六十人左右。校方臨時從各行各業搜集抽調了許多師資。另一方麵，學黃帥、張鐵生反潮流的精神的運動方興未艾，席卷全國。誰也不敢把學生怎麽樣。社會上時興的打群架自然也波及到學校。新教學樓的玻璃不斷被打碎，待我初中畢業，毛玻璃黑板也沒剩幾塊完整的了。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開始了我的中學生活。
班主任
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名年輕的語文老師，比我們年長不了多少。“文革”中高中畢業，估計也學不到什麽。畢業後留校教初中語文兼做班主任。他自己吹噓他整個高中就沒買過課本。好在那時用的都是省內統一教材，每本課本都配有相應的教師手冊。隻要不念出太多的錯別字，按教師手冊解讀課文大概不會太難。反正要求不高，能找出每篇課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可以了，況且課文大都是大白話，最深奧的也不過魯爺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毛主席的《反對黨八股》。
做班主任重要的是要能拿得住學生。《上一當》中的葛優能拿得住靠的是他和學生的友情和學生對他的信賴。我們那時不興這個，至少我們那個班、那個年級不興。師道尊嚴已被打破，拳頭大的才是哥哥。他雖個兒不高，但體魄還算健壯，據說還練過武功。班上幾個高個子調皮的主兒雖沒把他放在眼裏，但每天計謀著放學後在社會上打群架，也無暇和班主任較勁。雖不斷有小的口角，但大抵相安無事。直到有一天，親眼目睹的一幕，也讓他們咂舌不止。
那一天，校外的一個“流氓”追打我們班一名學生，一直追打到教室。班主任正好進門，見狀也追了過去。他果然是練過武功，動作敏捷，身手不凡。沒等那小子反抗，班主任已把他的右手擰到了背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提到毛玻璃黑板前，厲聲問：“為什麽要打我們班同學？”沒等那小子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也打你行不行？”說完抓起那小子的頭往黑板上一撞，隻聽嘩啦一聲，毛玻璃黑板破了，露出裏麵襯著的舊報紙。那小子哇的一聲，抱著頭跑了出去，鮮血從他的手指縫中流了出來，一直流到地上。
後來開始考大學了。班主任連考兩年未果。第一年高考，要他寫“難忘的一天”，他寫了“難忘的一年”，第二年據說他又看走了題。後來他結了婚，娶了市歌舞團的雙人舞演員。八二年他“陪演”到上海，在我宿舍裏借宿幾天。他對他的婚姻很滿意，曾有名言：“知識分子就是應該和文藝工作者相結合！”
過了幾年，聽說他不教語文了，改教政治。再後來就沒了消息。不知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在幹什麽。好像他國外有親戚，也許早就留了洋插了隊。不管在哪兒，憑他的果斷和機靈，他會有所作為的。
數學老師
對數學老師的身世我沒有太多的了解，隻知道他是從本市某工廠調來的。說他“老奸巨猾”實在是對他不恭，可當時我們確實這樣形容他。其實他也不是什麽“老奸巨猾”，頂多能算上“老謀深算”。尤其在那個環境下，他的所作所為對成年人來說不僅正常而且必要，隻是我們年少不諳世故罷了。
他有一套高招，可以保證課堂秩序。每節數學課的前半堂，他都用來講解上一堂布置的家庭作業，下半堂講新的內容。他這樣做有幾大好處：對想學的“先進生”來說，他們大都事先做好了作業，此時也就是對一下答案，看看老師的解題思路和方法。對不想學的“後進生”來說，他們巴不得有此抄作業的機會，而且還是“正宗原版”。老師嚴格掌握作業量，抄完作業平均需要一堂課的時間。大家都得到好處，自然就不會造了他的反或反了他的潮流。而且，他改作業的工作量也大大地減輕了。至於如何變後進為先進就不是他考慮的問題了。
班上新轉來了一個胖子，其父是北海艦隊某團政委。虎門將子、子從父業，他也“政治掛帥”不離口。學習一塌糊塗，可每天找班幹部談心，聲稱隻要抓好了政治，班上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建議增加政治學習內容和時間。我們左右為難，一方麵不能打擊他的積極性，另一方麵他的建議實在空洞、無從采納。班主任也沒招兒，隻好向數學老師求救。數學老師深思熟慮，滿臉嚴肅，神秘地低聲對我們說：“實在不行（停頓），我看（停頓），就把他提起來吧！”就這樣我們班有了大概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初中“班級政治委員”！這招兒果然靈驗，自從胖子被任命為“班政委”，他再也不找我們談心了。政治學習他也推說有鼻竇炎而拒絕參加。我想他大概是在家裏忙著吧。您想一家有倆政委，誰領導誰就成為革命的首要問題了。
物理老師
說物理老師是校辦工廠的工人不會有錯。他身材矮小，一身打工的短打扮，看上去像個木匠。究竟為什麽由他來給我們講運動學已經記不清了。隻記得他上課時教室裏總是亂哄哄的，我坐在後排什麽也聽不清。他沒有半點“師道尊嚴”，真正是“與同學打成一片”。
有一天他正在黑板前講課，第三排的一個男生和同位女生說笑話，兩人都在哈哈大笑。隻聽嗖的一聲，老師手中的粉筆頭就飛了出去。畢竟是教運動學的，出手速度和加速度算得極其準確，粉筆頭正打在那男生的右耳朵上。全班哄堂大笑。那男生也不含糊，回過神來，揀起粉筆頭又扔了回去，老師惱羞成怒，上前和那個男生（扭）打成了一片。還是他的力氣大，把那個男生扔了出去，然後整了整衣服，繼續講他那誰也聽不見或不想聽的運動學。
多年以後我來到北美，借住在美國人家中。男女主人都曾是中學教員。男主人描述當年他經常要“physically fighting with students”。我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和初中物理老師。看了許多暴力電影，總想象我的初中和美國的中學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了吧！
英語老師
我大概不配說他是我的英語老師。不是他沒教過我，而是因為當時我根本沒學會英文，不好意思。初中畢業我大概也隻會“Workers work with hammers，peasants work withickles”。
他是典型的南方人（根據大雜園的地理學，南方就是江浙一帶），眉清目秀，身體單薄。走起路來昂首挺胸，但又腳步輕盈，不緊不慢。看上去有雞胸。他好像從來不生氣，不著急，偶爾也笑一笑，笑起來像孩子。
那年頭連祖宗的學問都不重視，更甭說這洋字碼了。既然是帝修反和洋鬼子的話，我們還學那勞什子幹什麽？每當上英文課時，學生們都是我行我素，全然不理會講台上的老師。老師也特有涵養，從不受幹擾，此時如入無人之地，照講他的課。鈴聲一響，他手拿粉筆盒夾起書本就走，好像很清高。沒有人問他問題，他也不肖理我們這些渾小子。那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句話：“對得起那三張大團結就行了！”大概他也有同感，才能表現得如此平靜。能每天講完他的課，已經對得起他那份工資了。反正工資單上也沒寫著一定要學生聽講啊。
期末考試煞是容易，隻要每人去他辦公室讀一篇課文。這對我們來說已經相當難了。學習委員英語程度比較好，至少能把課文“嗬”下來。那時興一幫一，就是一個好學生幫一個差學生。學習委員考完了出來轉了一圈，又摟著那個差學生的脖子，進了老師的辦公室，假裝他是那個差學生念起了課文。老師目不轉睛地看著課本，一時竟沒察覺出他們的把戲。可那個差學生的確缺根弦兒，不斷打斷學習委員的“嗬”聲，向老師提問題。老師終於有所察覺，抬起頭來。見狀他不但沒生氣，反而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說：“你們的雙簧唱得真不錯！”
一天上英語課，像往常一樣，教室裏亂哄哄的，老師如同對牛彈琴一般講他的課。大約上了半堂課，教室裏的嘈雜聲突然中斷了。大概誰也沒想到公認的老實人會發火。隻見他竭盡全部書生之力喊著：“你們，你們，太不像話了！”
教室裏死一般寂靜，能看出他的胸膛一起一伏，似乎比平時更高了。他憤恨地盯著我們，就這樣相持了一會兒，他終於無可奈何地歎了一口氣，手拿粉筆盒，夾起課本，昂著頭，挺著胸走出了教室，並把身後的門狠狠地摔上。
可憐的英語老師，誰也沒想到，那扇門摔得狠了點兒，他走得慢了點兒，門正好砸著了他的腳後跟。本來已經定格，驚呆了的教室突然又暴出哄笑。天哪，他一介書生怎麽能忍受這等羞辱。
當時正是“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學校攤派每班必須貼幾份大字報。一時間校園裏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大字報。雖大都是抄來的，也足以造成氣氛。有一天，校園裏突然出現了一張奇特的大字報，令許多人駐足圍觀。上麵沒幾行字，是一首順口溜，我還記得最後幾句：教室裏麵亂哄哄
校園裏麵亂噪噪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這樣下去，怎麽得了
下麵簽名是那位英語老師。
以後的事“不是俺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快”。我們在工廠學工的時候傳來了偉大領袖逝世的噩耗。沒幾天英明領袖撥亂反正，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再以後恢複了高考，同學們各奔前程，早已忘了那位英語老師和他當年的遭遇。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因為那首順口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隻記得班主任當年的評價是：“他說得也有些道理。”大概誰也不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吧！
文革結束二十周年時突然醒悟到他才算是真正的反潮流英雄。大概他現在已經退休了。祝願他愉快，幸福。恐怕他想不到今天還會有人記得這些當年實屬平常的往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的名字應該是……算了，會令他傷心的往事還是不要向他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