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維一
冬舅是母親的哥哥。大約是他冬天出生的緣故罷，小的時候家裏便叫他“冬伢仔”。隨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據說，冬舅天生聰明，又是家中的長子，家裏自然也溺愛得不行。後來，冬舅上大學學的是新聞，長得一表人才，風流倜儻，口才又好，筆頭也快，還好出個風頭，所以，他畢業之後很快就當上了隨軍記者。當然，那個時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還是國民黨統治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國民黨政府軍隊的隨軍記者。冬舅想要在軍事新聞上幹出一點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隊裏不可。正像現在的高中畢業生，誰不考清華、北大？大學畢了業，誰又不想進薪水高的大企業呢？在我小的時候，他便常說這些話給我聽，意思大概是想解釋他當時的動機吧。因為在我的少年時代，國民黨在大陸的名聲，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樣可惡，甚至還要壞。
冬舅當上隨軍記者後不久，又到陪都重慶的國防部任職，後來轉給張治中將軍當秘書，二十多歲，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機會。
日本人投降之後，國共兩黨開始內戰。張治中知道共產黨計劃最先打東北，就要求蔣介石派他到西北。蔣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張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張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隨他到西北。冬舅是個受不得苦的人，當然不願意去。張先生深知冬舅的為人，也不勉強，還修書一封，介紹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潛那裏去任職。
這之後，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長沙。大概是靠了張先生的麵子，冬舅在程潛先生那裏當幕僚，還被委了一個將級的軍銜，盡管他一個學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沒有打過。
之後不久，就到了長沙臨解放的時候。沒有想到，冬舅的文筆因緣竟然還救了他一條性命。當時，程潛和陳明仁見大勢已去，準備起義，在開門納降的前夕，大約是看中冬舅的文筆，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書》和《告全省官兵書》兩件文稿。冬舅其實隻是聽命從事，但是誰又知道，這兩篇文稿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中過關逃生的護身符呢！後來，每當別人提起這段往事，他就搖頭不止，不知是得意於僥幸，還是心有餘悸。這些也都是後話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種人生的辯證法在冬舅他們那一代人中間是最有說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兩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各自的經曆可以為此做最好的證明。
冬舅有兩個湖南同鄉好友，周君和李君，他們在大學裏讀的也都是新聞。
李君從西南聯大畢業的時候，先於冬舅在重慶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條件是要馬上去報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園裏出了名的美女，才學又好，但還有一年才能完成學業，李君隻好隻身先去赴任，準備安頓好了以後再來完婚，接家眷。
但就在這一年半載之間，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別戀，而且與新情人如膠似漆，不能自拔。冬舅當時還在學校，看看陣勢不好，趕忙寫信通知李君，力勸其盡快將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趕回昆明。李君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回來的消息之後，情係兩頭，不能割舍，就與新情人雙雙服毒殉情，留下遺書，並不要求李君原諒，但求他將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見此情景，心中大慟，痛悔當初不該為了自己的仕途急於到重慶去。據說，此事在昆明的大小報紙上連載數日，在當時尚未開化的春城轟動一時。事畢之後，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無法工作下去。後來得到報社的體諒，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頗為出色，於是就被派往國外工作。李君行前與由父母做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與冬舅也是匆匆一別。後來，冬舅常常提起李君這對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無奈。此行之後，國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沒有回歸故土，與冬舅也失去了聯係。
直到數十年後，中國加入聯合國，經常收聽國外廣播的冬舅有一天告訴母親說，李君還在中央社，仍是駐美的記者，此次就報道了這件特大新聞，美國的廣播還轉播了他的文章。言語之中，冬舅仿佛為老友仍能從事新聞事業而羨慕不已，並且感歎道，也幸虧當年出了風月場中那樁不幸的事件，不然李君還留在大陸，憑他的家庭，憑他的秉性和文章，無論哪一條，都夠得上在大陸政治運動中“死有餘辜”的。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畢業後也被分派到軍隊中擔任隨軍記者，據說還是國軍的精銳部隊。作為記者，還特別派發給他從美國進口的攝影器材，自然又是一番神氣。但誰知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他負責掌管的這批攝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了。於是長官大發雷霆，據冬舅說，還給了周君兩個耳光。周君的懊惱和羞辱自不必說，一氣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為他是正牌大學的新聞出身，共產黨裏這樣的人少見得很，於是三下兩下就擢升到共產黨邊區一份大報的主管位置。一解放，他順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聞和文化，當然是風光無限。
一九五○年初，成立了新政府，我的父親調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頓之後，母親帶著我，也從上海趕來與父親聚齊。大約是母親把我們一家的行止寫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義”之後正賦閑在家的冬舅不知為何也匆忙趕了來，可能是想順便在北京謀個生計度日，暫時就在我家落腳。
一日，冬舅正拖著雙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鹽店去買醋，一輛軍用摩托車擦身而過。冬舅與駕車人四目相遇，盡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軍裝筆挺的風采，周君一身剛進城時的製服棉衣也著實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認出了對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想到自己敗軍之將的身份，嚇得連忙鑽進胡同，三拐兩拐跑了回來，神色慌張地告訴我母親，說是不知如何是好。
開車的周君轉眼之間找不到冬舅，於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詢。共產黨的戶籍製度想來從剛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讓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們家裏來。周君是個爽快的人，見麵之後並不以成敗論英雄。敘舊之後聽說冬舅還賦閑在家，周君就主動給冬舅介紹工作，其中居然還有報社編輯的位置。冬舅這時早已折了銳氣，就推說自己大事糊塗，不宜從事新聞行業，還是到學校教一點書為好。周君也不勉強，說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長的朋友，太太是個中學校長，不妨就到那裏去，以後也好有個關照。冬舅欣然前往，從此就當上了“人民教師”。
冬舅早年對時局審度的不慎終於導致了一生的跌宕，不過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個結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後栽了跟頭的人，也就且將青年時代的萬丈雄心收做眼下的安貧樂素。
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冬舅的舊學根底原本不錯，筆頭也健，等到五十年代末，政府為了百姓吃不上飯而大傷腦筋，無暇顧及這些空口說白話的人，他就經常寫一些有關詩詞歌賦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一則是到底技癢難搔，欲罷不能；二則也是物價騰飛，入不敷出，正好掙些潤筆補貼家用。一來二去也就成了毛病，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此時的周君早已是黨內的高官，也深知舊友的文采，於是就極力慫恿冬舅到《光明日報》去重拾舊技，並說願以他的身份和關係幫冬舅的忙。也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終於可以看出冬舅痛定思痛，大事不糊塗的地方了。
記得那天冬舅冒雪來我家，與父母商量此事。我的父母到底在政治上還沒有遇上大的風浪，天真了許多，他們鼓勵冬舅不要一蹶不振，還是應該利用自己的專長為社會多作一些貢獻。冬舅沉默了半晌，沒有說話。後來我從母親那裏知道，冬舅自己最後的結論是，一次渾水蹚了個趔趄，就不再蹚第二次了。周君聽說他執意不肯，也就作罷了。說來也怪，從此冬舅也就戒了寫文章的癮，隻字不出家門，隻是偶或應朋友之囑，繕寫字軸，裝裱送人。
在此之後，冬舅的愛好轉向集句。他最愛的是集梁啟超、徐誌摩等近人的句子成聯，偶爾也選些古人的詩詞。他的集句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聯。一聯隱約是在說外麵的世界：“更難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另一聯則似乎是用來勉勵自己：“剩有兩鬢青霜幾根傲骨，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
冬舅原本就是個嗜吃如命的人，這時便轉而學習廚藝。據說做菜有道的人一定是個饞鬼，這話用在冬舅身上一點不錯。每月一發工資，他必是到有名的飯館去點幾個招牌菜，細細品嚐，有了心得便在家中仿製。雖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是他的廚具可以說毫無出眾之處，一口鐵鍋，兩個蒸籠。隻有一件裏外相套的搪瓷燒鍋樣子特別，在那個從言論到商品無不一律的時代，還真不知他是從什麽地方買來的。他的手藝是燉肉肉美，燒魚魚香。有時到我家閑坐，看到作料齊全，他也會一展廚藝，並且總是傾其所知，言傳身教。可惜的隻是我的父母都並非美食之徒，對於此道並不十分在意，如今冬舅的這些點滴心得都已失傳於世了。我那個時候人還小，覺得冬舅做的飯菜十分可口，並不懂得其中的奧妙，隻記得他總是囑咐母親，燒肉時切切不能多放湯汁。後來到了美國，我的太太一直把“慢著火，少著水，工夫到了自然美”的東坡燉肉歌掛在嘴邊，我這時才突然發覺，冬舅做紅燒肉的要訣竟然與古人暗合，不禁連連在心中喝彩。
此後的冬舅，一改舊日的口若懸河，變得異常沉默寡言，而且不修邊幅，早已看不出昔日的瀟灑風度了。但他的內心並沒有因此而關閉，對世事也還另有一番見地，有時酒足飯飽之餘，也偶有警世之言。
記得有一次在我家的餐桌上，眾人誇獎冬舅的豆豉臘肉有湖南曲園的水平，他便說道，有美食也就不枉此一生了。母親打趣他，說冬舅年輕的時候可不是如此沒有出息。
冬舅說，你們哪裏知道，其實人生最低的欲望無非財色兩道，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兩個說德語的猶太人把該說的話差不多都講盡了。在此之上才是視覺、味覺與聽覺上的欲望，然而終於不脫凡俗。隻有宗教才是最高的美。人生隻有兩件事是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的，無論你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其一是對過去的追悔，其二就是對未來的企望。但是宗教幫助了你。對過去的追悔，你可以用懺悔來慰藉；對未來的企望，你可以用祈禱來滿足。無論什麽宗教，無不是幫助世人完成這兩項願望。我現在就是在追求最高境界的美。
00果然，冬舅似乎從此頗有覺悟，常常麵壁參禪。不過即便如此，我看冬舅並不真心向佛，至少塵緣未了，依然終日酒肉不斷，而且對世事還是頗為用心，因此往往也就能夠洞燭先機。
記得是我報考中學的那一年，發榜之後，冬舅聽說是北京那所最好的中學，就特意跑到我們家來道賀。父親在政治上實際可以說是毫無抱負，但是在子女的學業上又最要麵子，自然是高興得很。冬舅先前也是說上一堆讓人受用的話，可是接著就開始教導我，說在這樣的環境中更要處處留心才是。我那時還很幼稚，隻知道要上中學，心裏高興，他的話也沒太往心裏去。誰知事後的幾年中，以至到後來的“**”，社會形勢大變，人心再也無法收拾，我這才略微懂得一點冬舅的意思了。像我所在的那所中學，充斥著諸多政要的子女，運動一到，果然就像發了鴉片煙癮一樣，欲罷不能。所以人心之險惡，拚殺之殘酷，前所未聞。倒是冬舅自己這麽一個渾身上下都是政治瘡疤的人，在城南一所頗有惡名的“蹩腳”中學裏混事，反而躲過了“文革”中學生毒打老師的一劫。大約是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既無風頭可出，又無政治野心，而且見到原先朝夕相處的老師一夕之間被誣為罪人，反倒是下不去那樣的狠手。
更有戲劇性的是，從“觸及每個人靈魂的‘無產階級**’”一開始，冬舅的舊友，早年參加共產黨的周君就失了勢，成了“黑幫”一族，自是首當其衝，苦不堪言。冬舅反倒因為當年的“起義”，況且又是區區一個中學教員，早早就從“勞改隊”裏放生出來。事後他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沒有去報社，讓周君少了一條“招降納叛”的罪狀，自己這條命也算是又撿回來一次。於是從此之後他更加嗜吃如命，每月月初必到飯店大開葷戒，在家中更是加緊研習烹飪之道，仿佛社會上的雨疏風驟與他全然無幹。現在想來，我總覺得冬舅“食不厭精”的美食修養是自“**”中才開始了長足的進步。
幾年之後，“**”風聲仍緊，冬舅在王府井大街上邂逅程潛先生的太太。程太太一見冬舅，就大驚失色地喊了出來：“啊呀，我的天！你還沒有給打死哇！”說完之後頓覺語失，連忙放低聲音再三賠不是。冬舅也隻是對她笑笑，後來對我說過，想不到程太太跟了程潛先生一輩子，什麽風浪沒見過，到了“**”卻怕成了這副樣子，言語中似乎對自己處變不驚的能力頗為自得。
冬舅到了晚年，早已將世事悟明。政府的統戰部曾經找到過他，讓他帶上子女到香港定居，為的是統戰台灣的舊羽。冬舅自知這又是一池渾水，到了這把年紀，就更不屑一顧了，於是婉言謝絕了此番好意。
後來冬舅中了風，不但失語，而且半身偏癱，人也蒼老了許多，但心境並不壞，豪氣還在，每日仍然酒肉不斷，大有當時政治口號所言“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的英雄氣概。有時兒女怕他貪食過度，有礙健康，他還大發脾氣。
冬舅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德國讀書，也沒有來得及給他送行。不過我想，他臨走前的心境大約正如一句德國諺語所言：“當你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在哭，而你身邊的人在笑；可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在笑，而你身邊的人在哭。”
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