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漢新
畢業已經二十年了。近來看到一些有關當年高考的文章，勾起了我對自己高考前後的回憶。雖然二十四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一般人的高考到一月份接到錄取通知時結束，而我的高考卻延續到入校後三月份體檢複查通過才算了結。
記得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六點的新聞節目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第一次正式播出招生改革的消息。當時我們生產隊正在三道溝邊的一塊田裏種油菜。這條新聞猶如長長隧道裏的一束亮光，讓我看到了希望，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十月二十三日，是一個改變我命運的日子。
不堪回首
從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高中畢業到那時，我回鄉勞動已經一千多天了。當然在這之前我雖然生活在農村，但畢竟還算是個學生。畢業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個全勞力。一米七八的個頭，什麽重活都躲不過。多少文章寫知青下鄉苦，其實這回鄉知青更苦，沒有額外多分半份口糧，沒有政策的優惠。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裏，因為回鄉知青本來就是農民，那麽受苦受難也就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如果你生來就是農民，那麽你的命運就注定了，你不可能有與城鎮居民戶口的人同樣的機會去受教育，去就業，去遷移。多少年來對幹部職工和城鎮人口的懲罰，除了刑事處罰就是遣送回鄉，或是下放農村了。這樣的製度太不公平了，大城市與小城鎮不平等，城鎮與鄉村不平等，父母的地位更加大了這種不平等。最近戶口製度的改革開始見諸報端，不知能到哪一天，才能真正達到“生來平等”的境界啊！
在農村，如果你的家庭成分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你也還有參軍，當民辦教師、赤腳醫生、會計、出納、記工員、電工，或去大隊或生產隊加工廠，開手扶拖拉機等機會；如果父母還是隊上的幹部，你的機會也就更大。可如果你家的成分是地主富農，那日子就慘了。唯一的期望就等著體現“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吧！
不幸的是，我媽媽娘家是地主，爸爸家是富農；爸爸在上中學時還曾集體加入過國民黨；更有甚者，“**”中“清理階級隊伍”時才知道，爸爸在高中畢業後上師專前當了幾個月的小學教師時，還被當地給報了個三青團區分隊長。“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時，國民黨的連長、保長、鄉長和三青團的區分隊長是要被定為“曆史反革命”的。父親不知情，專案組也找不到人證，但也不做否定的結論，就拖了下來。這樣地富反壞右五座大山，我的頭上就壓了兩座半。那時象征性地講“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但沒有結論的懸案，還不能體現這非常有限的一點點“寬大”。
初中時要在大隊學校入團簡直就是妄想。高中時開明多了，第一學期第一批填寫了誌願書並被支部大會一致通過。可就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沒有結論，一直批不下來。後來，校長親自出馬，翻閱了檔案，出具了證明，終於才在高中畢業的前一天批準我入團。否則，回鄉後就根本沒有可能入團，後麵上大學的政審推薦也就更困難了。在那個年齡，這樣二十多個月待批，壓抑使我變得沉默寡言。
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裏，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哼《閃閃的紅星》裏的插曲：“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臘月呦/盼春風。”
一說到地主，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收租院”式的地主惡霸。姑且不論“文革”中出的《收租院》的真實程度，就我自己的所見所聞，剛剛達到地富界限的小地主和小富農，多是勤勞精明的農民，就像斯諾《西行漫記》中寫的毛澤東的富農家庭，外祖父家是剛剛發起來的小地主。而我父親家被評為富農實在是冤，住的是偏廂的學房（既矮又短）和草房，很是擁擠。而貧下中農們卻住著上房。太爺爺沒有孩子，爺爺是被領養的，在宗族裏地位較低，分不到好家產。但他非常勤儉，常說“隻有餓死人，沒有擠死人”，一分一厘積攢下來的錢都去買了田地。村上的老人，包括貧下中農們，都對我說過，爺爺是村裏最勤快的人。農閑時，當別人起床時，他已從縣城挑回來一擔糞水（他到城裏給人倒尿盆）。家裏經濟條件稍好點時，他又讓伯父和父親去讀書。父親小時放牛，幫幹農活，十二三歲才去上小學。土改時，當地的說法是“地主靠看，富農靠算”，算盤珠子一撥拉，當小學教師的伯父不算家裏的勞動力，上師專的父親也不算做勞動力，住在娘家寡居的姑姑和表哥又不被算做家裏的人口，農忙季節需要請短工，就這樣被算成了富農。要是爺爺不是被領養的，在村裏的地位高一點，那麽，最多也就是個上中農或富裕中農而已。同院爺爺的堂弟，不僅家產好，還開有藥鋪，但吃喝嫖賭，娶小老婆，剛好在解放前破敗了，卻成了貧農。世道，就是這樣地不公！天道酬勤，可這人道，唉。
其實，如果不是一九五八年政府號召上山下鄉，減輕城市負擔，父親積極響應，將母親、我和妹妹送回鄉下，那麽，我也是一個“下鄉”知青了，家庭成分的影響，就不會是這樣地沉重；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就不會是那麽艱難。這個“積極響應”，就成了自做的枷鎖，沉重地戴了二十年。
如果學習一般，心裏也還平靜些。但如果高中入學考試全縣第一，入學後每學期總有幾門課在縣城最好的中學全年級第一，這個“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日子可真是天天難過天天過！！
姐姐在看了電影《人生》（我僅看過小說）後給我寫信說，我在農村過的日子比高加林還要苦。高加林家是貧農，村上不會也沒有人敢欺負他。高加林到縣城拉糞，是高考落第以後的事，不過是趕趕牛車，還有一位老頭做伴，將髒活累活幹了。我還在高中上學時，為“農業學大寨”，就到縣城去掏糞拉糞；跟著牛群拾過糞；也曾周末騎著自行車到三五十裏外去拾糞（公路兩邊是山，山上有牛群。平川都要為“農業學大寨”積肥，已無野糞可拾，卻年年有交幾千斤野糞的指標）。天麻麻亮出門，自行車後座上架兩隻糞簍，下午五六點鍾回來，載一百多斤牛糞，還要穿過縣城（一條東西向的交通主幹道，也是縣城的主街道），麵對那些對你視若無睹的同窗。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看書，記得第一次看大部頭的小說是姐姐看的《風雷》三本，那時我上小學二年級。隻要有書看，可以不吃飯不睡覺。隻是要幫母親幹活，放學回家要打豬草，找墊圈草，很少有時間看書。自己家裏沒有什麽書，常常拿自己的好東西給人或給別人用來換書看。農村學校的孩子書少，上高中時才讀到《唐詩三百首》。回鄉勞動的三年裏，沒什麽書看，就讀《毛澤東選集》，“雄文四卷”通讀了好幾遍，直到現在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後來領袖號召“要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時，什麽《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有什麽就看什麽。繁重的勞動，政策的歧視，物質和精神的饑餓，就是那幾年的生活。
記得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起地球”。我曾多少次在心裏麵呼喊：“給我一個支點，給我一個機會吧，隻要有一個機會，一個。”
鄉村學校
我的小學一年級是在離村子隻有幾百米的下廟上的，土坯砌成的墩子搭上一塊木板就是課桌，上學還要自帶凳子。下廟隻有一年級，應該算做分校。二年級到上廟（娘娘廟小學，“**”開始後改為文革小學，後來又改成周家山學校），這裏是公辦學校，六個年級齊全，離家有三四裏遠，用的是高課桌，也不用自己帶凳子。
“文革”中，遵照毛主席的貧下中農自己辦學、自己管理學校、小學複設初中班等一係列最高指示，生產大隊決定將原來的養豬場改辦成學校，所有本大隊的孩子都要在這裏上學。這個學校後來成為縣地兩級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典型”。不可否認，這種辦學方式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教育狀況，使農村困難家庭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機會。（“文革”至少還有另一不可否認之處，就是改善了農村的醫療狀況。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製度，使貧困農民看病吃藥有了最基本的保障。）這裏的校舍極其簡陋，剛開始時高年級的課桌也是土台架板，也要自帶凳子。後來擴建校舍，打土牆蓋房子，高年級的學生都參加了勞動。因為是“典型”，地縣教育局還給撥過一點教學器具，記得有地球儀、幹電池、一點電阻電容、可變電阻、萬用表、馬蹄型磁鐵、螺線管電磁鐵等，好像還有一點試管和玻璃瓶。由於沒有藥品試劑，化學課從來沒有做過實驗，隻有早已熟悉的尿素和氨水等化肥和六六六、敵敵畏等農藥。物理課還用上麵的儀器做過一點實驗。初中二年級時，我與另外兩個同學繪製學校的平麵圖，沒有任何儀器，唯一的測量工具便是一根標了刻度的竹竿。
在撥來的這批器材裏，還有一個籃球、一個足球和一個排球。課間休息時，三四百人在院子裏搶，足球看誰踢得高，踢得遠；籃球看誰扔得高，扔得遠；排球看誰打得高，打得遠。如果能在十分鍾裏有機會搶到幾次，甭提有多高興了。後來修陽（平關）安（康）鐵路時，在學校旁邊的公路上拾到鋼筋，大隊在修鐵路橋洞時，順手牽了些水泥，便澆築了乒乓球台和獨臂籃球杆。類似的籃球杆，我後來隻見過兩次，一是在南通市天生港小學，還有一次竟然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回想當年，每次都讓我激動不已。但是排球和足球，直到我畢業時，也沒有球網和球門。主要是因為學校的老師沒有人會打排球和踢足球。
學校的老師也大多是就地取材，初中畢業的教小學，高中畢業的教初中，沒有什麽教學經驗。上課講錯了，你要指出他（她）講的和課本上的不一樣，他（她）會批評你驕傲自滿，不尊重老師。好在那年頭比賽背毛主席語錄，我的統計紅線班上第一，比別人高出很多，否則倒黴的家庭出身就會被用來挨批了。這裏有兩個老師教得不錯。一個是漢中師範學院中文係畢業的物理老師（不知為何這樣排課，他在那裏隻一年），一個是高中67級畢業的語文老師，教得很好。我的高中語文老師水平很高，講一口藍田關中話，上起課來，七情上臉，手舞足蹈。一些高中語文課文現在我還能（也隻能）用關中話背下來。現在我能寫一點東西，要感謝他們的教誨。
一九七三年“回潮”，入學由“推薦”改成考試，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進了正規的武候中學讀高中。盡管圖書室不開，課程設置也少，但畢竟是正規中學，老師也大都是師範大學畢業的。後來能考上大學，無不得益於這兩年的高中學習。如果不是“回潮”，上不了高中，我的命運也許又會是另外的樣子了。
當然，也有不少佼佼者，一九七七年以初中的學曆考上了大學，但他們肯定上的不是由豬場改成的學校，他們的老師也不會大多是“文革”前高考的落榜生，他們的母親也大概不會是文盲。
三年磨煉
高中畢業後的三年裏，什麽髒活重活累活我都幹過。老家在秦（嶺）巴（山）山間的盆地，漢江河的北邊，縣城東約十裏。村西有一條堰河，匯入漢江，出村向北兩三裏，便到秦嶺腳下。那三年裏，我上山砍過柴，割過草（喂牛），采過青肥（容易漚爛的青嫩的植物，插秧前踩入泥下做肥料）；開山放炮運石；修過水庫；修過公路和鐵路；扛過木頭。下麵便是記憶中最深刻的幾件事。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後汽油緊缺，汽車開不了，地區鋼廠煉出的鐵錠隻能由架子車拉到幾裏外的火車站。生產大隊攬到了這個副業，報酬在當時算是優厚的（也就是汽車的運費），隊上派我出工。八月初的酷暑，人力車載著一千幾百斤的鐵錠，在柏油路麵軋出近一寸深的槽，到下午兩三點，風靜蟬鳴，赤日炎炎，最能體會出以前寫作文時亂用過的形容詞“汗珠像斷了線的珠子”，記得當時曾寫過：“汗珠落地摔八瓣，始信人間血淚錢”。
在淩口子修茶（店）張（家河）公路時，住在岩洞裏，連天暴雨，不僅將新修的路衝毀，原來的山間小道不是被衝毀，便是淹在洪流下麵，糧食送不上去，一天隻能吃一頓飯。後來糧食吃完了，隻有水煮冬瓜，鹽也沒有了，辣椒便是唯一的作料。記得我們要回家時，剛送上去一點糧食，三個要回家的人隻分到一斤多的麵餅子（當年隨便一頓就能吃一斤多餅子），可要走一百五十多裏路才能到家。清晨五點多上路，扛上幾十斤東西，直走到傍晚六點多才到家。渴了喝路邊的溪水，餓了就打山上的青核桃，在河邊的石頭上砸去外麵的青皮，再敲開吃裏麵的嫩仁，有的還沒有長仁，白敲一場。核桃的青皮汁，把手和嘴皮都染成了黑色，後來嘴上生生脫掉一層皮。
上山扛木頭，晚上沒有被子沒有床，圍著一堆篝火，熬到天明。初春天氣，夜間山風很涼，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在簡易的窩棚裏，燒飯沒有鍋蓋，加之海拔高，隻能吃夾生飯，伸手折兩根樹枝，就是筷子。
大隊的學校是地縣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典型，地區教育局給撥了五萬元修繕校舍。大隊決定利用這筆錢蓋一棟樓房。縣上也給了些優惠，讓大隊上山去清林（即定期清理森林中的死樹病樹），將木材扛回來蓋房。那年冬天，隊上去萬家坪轉運木頭。說到這萬家坪，還有一段笑話。當年知青上山下鄉時，有很多人不要去周家山，而要去萬家坪。實際上，周家山離縣城十幾裏，通公路，大半在平川，少半坡地；而萬家坪卻在約一百七八十裏外的深山老林。不知是何方聖人給一個十幾戶的山村起了這麽一個響亮的地名。也或許這裏曾經繁榮過。
那時是冬天，我們住在萬家坪。早飯後上四五十裏外的林區，將經過粗處理的圓木或鋸開的方木（另有一批人專門清林，截鋸），扛到萬家坪堆放寄存，讓林業局檢查站量驗收，以後再扛回去。山間的小路，常常在穀底的溪邊，時而左側，時而右側，常要踩著石頭過河。為防上下坡打滑，山裏幹活時，腳上總是穿著草鞋，過河時也會時常踩在水裏。扛著木頭走（山裏扛木頭和挑擔子，上坡時慢慢爬，平路和下坡總是小跑步，否則會更累），踩在水裏並不覺得很涼，在停下來休息時，尤其是山風一吹，汗濕的棉衣貼在背上涼，**的雙腳就更冷了。
說實話，秦嶺山裏有很美的地方，就我幹過活的一些地方，聽聽地名就能想象：鍋底灘，楊家峽，摩天嶺，雞公山，撐陽崖，鐵門檻。這裏兩步三橋，山勢巍巍，山道彎彎，跌宕起伏，逶迤連綿，本是賞心悅目的好地方，可當你汗流浹背，腹內空空，負重在肩時，真恨不能一腳踩平那千年的鐵門檻，踏平那千山萬壑。
在萬家坪轉運木頭時，下過幾天雪（雪下得不夠大，沒能封山，還要繼續幹活），風景正如《智取威虎山》中少劍波的唱詞：“望飛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銀裝/好一派北國風光。”可你不是來觀賞風景的，扛著百多斤的木頭，踩在冰冷的河水裏，一不小心，肩上的木頭撞在路邊的樹上，嘩嘩落下的雪灌進了脖子，透骨的涼。
晚上四個人（有時六個人）擠在一床（大多時間打地鋪，或在樓上），蓋一條破被子。那時一天要吃兩三斤大米飯，常常是隻有辣椒下飯，偶爾能向房東買點漿水菜或泡菜。從萬家坪往回去扛木頭，通常是一天去，兩天回。有一次也是三天，但卻扛了兩根。扛一根到前麵放下，再回去扛第二根，交叉接替，空手回走便算是歇息，那一天吃了五斤大米飯。當我最近把這件往事告訴九歲的女兒時，她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現在五斤大米，我們一家三口可是要吃兩三個星期的（當然還有別的東西）。
從來沒有看到別的地方修樓房像我們大隊修學校那樣，一層樓的水泥預製樓板硬是我們用肩膀抬上去的。上麵的三層是用卷揚機和滑輪吊上去的。靠五萬元的撥款修成一幢近二十個教室的樓房，可以想象設備的簡陋和勞動強度的繁重。
在與我同齡的農村孩子中，生活過得比這艱苦的很多很多；在我高中的同學中，我的經曆也不是最苦的；可在出國讀博士的人群裏，有這樣經曆的人大概是不多的。
我幹活能吃苦，不挑揀，又能騎車出外辦事，幫隊幹部寫大會發言稿，各種“先進”總結材料和報告（有些上報到縣裏、地區，但從來也不告訴我。後來從別的渠道才得知）。在村裏我人緣很好，有求必應，多次被生產隊評為勞動模範（村裏大部分人還是忠厚老實的）。可好機會總是與我無緣。
不僅當地不給機會，連外來的機會都因家庭背景而被剝奪了，功虧一簣。高中畢業回鄉幾個月後，武候中學的校長托人帶信讓我去一趟。原來是學校師資緊張（用校長的原話：拉不開槍栓了），問我願不願意做代理教師。學校認為我的基礎好，知識範圍廣，能勝任多門初中課程的教學。我當然是求之不得，滿口答應。可回來和生產隊和大隊講，大隊就是不同意。哪怕我願意把三十六元的工資全部交給隊上（隊上一個勞動日才三五毛錢），工分隨便給多少，自己負擔夥食費，也還是不行。“你們都去坐轎了，誰來抬轎？”一九七六年揪出“四人幫”，我被抽去講解揭批材料，當時縣上有一個幹部正好在此蹲點，聽到了我的講解，向大隊建議讓我去當民辦教師，說我比現有大部分老師的能力強，能把他們的孩子教得更好。但教書是輕省活，就是不行。
艱難複習
其實，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正式廣播招生製度改革的消息前，各種小道消息和各地摸底考試和模擬考試的試題已在流傳。在高考的消息正式廣播前，很多下鄉知青都早已回城複習去了。在正式廣播後，不管準不準假，他們都回家複習了。而我們回鄉知青卻隻能繼續奮戰在田野，為“三秋”（秋收，秋種，秋糧入倉）而大忙。那年頭，即便是正式考試，也少不了政審推薦，如果自己開溜去複習，到時大隊不給在推薦表上蓋章，政審通不過，考得再好也沒用。
不能明著複習，就隻好暗暗加勁。吃飯時間，晚上休息，所有能利用的時間全都利用上了。好在是秋天夜長，且三秋也不像三夏那樣緊張，每晚還能看幾個小時的書。就是上工幹活時間，也都利用起來了。上工前看一道題，邊幹活邊在心裏琢磨，等想到有點眉目時，便借口上廁所，在地上畫畫，得出結果。然後看一道題，再去邊幹活邊想。
什麽是“度日如年”，我到此時才真正有了體會。一邊想方設法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時間和機會複習，一邊挖空心思想法子找借口能請假去複習。我的鼻子經常流血，有時流起來吃雲南白藥的保險丸都止不住，村裏的人都是知道的。於是，我就想方設法讓鼻子流血，天天捂著一個塞著棉花的大蒜頭鼻子。到了十一月初，農活不怎麽忙了，終於請準了假，到漢中去“治病”，到父親工作的學校專心複習了。此時，離公布的高考日期，隻有四個星期了。期間還兩次回去參加公社組織的模擬考試、登記報名和填寫誌願。真正的複習時間隻有三個星期左右。
那時，我與另外兩個老師的孩子結成一個小組，一起複習。就當時能找到的複習資料，我們三人研究不出來的問題，老師也要頗費些思索。很慶幸我們這三個人後來全考上了。我上了西安交通大學，另外兩個上了陝西師範大學。其實以我們的成績，能考取更好的學校。另外一個人的父親是內部“右派”，都不敢報太高。我們都是按第一誌願被錄取的。很多人由於高考複習緊張而掉肉，我的緊張不亞於任何人，體重卻增加了四五公斤，真正的是“心寬體胖”。
考場分曉
說來真巧，十二月七日考試時，我的考場竟然就是原來高中的教室，有十幾個當年同級同學同堂應試（後來對過一聯：各人各命各有千秋）。
我終於有一個機會了！有一個支點了！！
第一門考的是數學，當時的心情特別激動，也特別緊張，腿一直抖個不停。初高中當了幾年的數學課代表，可數學是當年四門考試得分最低的，隻有六十多分。但中午休息時與其他人一交流，就知道已答得相當好了（盡管大多都認為自己考得不錯）。後麵的三門考試越來越鎮定，成績也比較理想。語文考試的作文題是《難忘的一天》，我寫的是周恩來逝世的日子，還能記得開頭：“迎著撲麵的北風，踏著細碎的雪花，我挑著籮筐，和村裏社員一道，向河堤工地走去……”
考完後回家時，路過舅舅家，舅舅問我考得怎樣，我很自信地說總評應該不會低於六十五分。後來知道總評是七十四分。當年整個地區有兩萬多考生，據說總評在七十分以上的不到五十人。而此前全地區每年工農兵學員招生就有二百多名。得知分數後，全家人暗暗喜在心頭，然而絲毫不敢在外麵有所流露。在那個年代，還要有大隊推薦和政治審查，過不了這一關，再好的成績也白搭。
暗度陳倉
我二姐當年上山下鄉時，回到了老家（致命的錯誤）。剛回來時，完全是下鄉知青的待遇。到後來有招工和招生的機會時，卻被當做回鄉知青看待。眼看別人一批一批地招走了，可就是不承認她下鄉知青的身份。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不是被推掉，就是要研究研究。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在鄉下待了九年後，地縣有關部門發文下來，她才被承認是下鄉知青，在十月被招工出去了。我妹妹放棄了報考中專的機會，以免目標太大，太招惹人注意，隻希望我能順利考上。
當年，我考高中的成績比較好，就遭到別人的攻擊：“他們家偷偷點著二百瓦的燈泡複習。”好像燈泡瓦數越高，複習的效果就越好。其實，村裏家家都是十五瓦的燈泡，我們家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偷用二百瓦的燈泡。再說了，鄉下的破房子，用二百瓦的燈泡還能不被發現？“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想了很久很久，我們決定以低姿態，就說複習時間太短，考得不好，給別人墊背去了。那年全大隊包括下鄉知青有二三十人去考，也有在這裏下鄉的支部書記的外甥。很多人都講自己考得很好，希望很大，隻有我是個例外，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也許是這個暗度陳倉，再加上幾年來的積極表現，很慚愧，也有阿諛奉承和刻意討好，讓那些土皇上們認為給我的推薦表上蓋章隻不過是順水推舟的空頭人情，蓋了也白蓋。也許是大勢所趨，全部報考者都被推薦。再說當年的政審推薦比以前寬鬆得多，沒有了名額限製，大隊公社都沒有了生殺大權。交上了蓋著紅印的推薦表，我的心裏才有了一些安穩。
體檢風波
初選通過，接到通知到縣醫院體檢。想我一米八的個頭，經過多年的艱苦磨煉，視力又極佳，體檢還不是走走過場？
第一個出乎意外的是血壓，低壓90，高壓138，懸乎！高壓再多兩毫米就是高血壓了（90／140）。
悶頭一棍打來的是胸透：體檢表被“留中不發”，說是還要複查：肺上有個鈣化點。好在複查的有不少人，心裏還不太緊張。下午複查還是通不過，說是我的鈣化點太大，有指甲蓋那樣大（一般的鈣化點隻有米粒大小），盡管邊界清晰，當天值班的是個剛進修學透視回來的大夫，不能做最後確定，兩天後再透視會診。看著大部分複查的人都通過了，我心裏真不是個滋味。
托同村人帶個信回家，我趕著最後一班汽車到漢中和父親商量，決定第二天到市醫院、地區醫院、地區衛校醫院的放射科去檢查，這些醫院的級別都比縣醫院高，如果他們的結論是鈣化點而不是活動病灶，事情就好辦。我堅信自己不是“癆病鬼”，否則，怎麽能頂得住多年來那麽繁重的勞動呢？可這個鈣化點到底是怎麽得來的呢？
第二天到三個醫院的放射科又是透視又拍胸片，反反複複好幾次。這些地方大多有父親的學生，都很同情我，尤其聽說我成績很好，政審也已通過。他們都肯定我的肺沒有問題，僅僅是個鈣化點，還請科長來會診，簽字並證明。從那時起，到入校後的體檢複查，每次站在X光機前，我都會緊張得發顫。透視和拍胸片時，醫生都讓將胸部貼緊設備，把脖子仰起來。每當我把脖子仰起來靠在設備上時，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上絞刑套，會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仿佛決定我命運的就是那隨後的幾秒鍾！
到下午六點多，拿到三張被證明沒有問題的胸片和三張透視單時，我才稍微心安地吃了兩天來的第二頓飯。
縣醫院複查會診總算是有驚無險，經驗豐富的放射科長確認是鈣化點，醫院蓋章放行。終於通過了第三關！
好事多磨
考試輕鬆地通過了，政審提心吊膽地通過了，體檢有驚無險地通過了，就等著發錄取通知了。都說年前要發錄取通知，要是領到通知，這個春節就甭提有多高興了。
高中同班同學西北農學院的錄取通知到了，下鄉知青北京鋼鐵學院的通知發了；一同複習的兩人也接到了陝西師範大學的通知，可我的通知卻音信杳然。表麵上若無其事，“農夫心裏如湯煮”啊！日子在一天天的等待中度過，我的心情也越來越沉重。
直到再也沒有聽到有誰接到通知的消息時，我繃到極限的精神終於崩潰了。什麽壞消息也沒有，就是接不到通知。如果像“回潮”那樣隻在一九七三年考了一次後就又變回去了，那，我不敢想下去，難道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病了，隻覺天旋地轉，頭重腳輕，總是踩不到要踩的步子上，進醫院也查不出什麽毛病。那時才能體會到為何韶關前一夜白了子胥頭。
臘月二十九了，同院一個走親戚回來的堂哥告訴我，我被錄取了，還是西安交通大學。原來，重點大學先發，我的錄取通知早就到了公社，那天收到通知的那位副主任要回家過年，就沒有將通知送下來（值班的秘書後來卻很快將別人的通知及時轉送或通告了當事人）。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堂哥，讓堂哥轉告。堂哥卻不是回家的，而是有事要去丈母娘家幫忙。就這樣陰差陽錯地拖了下來，讓人又是虛驚一場，好事多磨。
翌日，我騎車幾十裏到主任家問了詳細情況，昏眩症不治而愈。曆經坎坷，終於好夢成真。
記得錄取通知中夾有一張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為入學後評定人民助學金用。我在“家庭能提供費用”欄填了十五元。父親說：“兒子，隻要能上學，砸鍋賣鐵也要把你供出來。”這確實是全家的心願。報到後才發現，有些收入好得多的雙職工家庭居然還不能提供此數，我得到丁級。毛主席語錄有“做老實人不吃虧”，其實隻有在大家都是老實人時老實人才不吃虧，否則老實人常常吃虧。
複查過關
雖然體檢通過了，但為了確保在入校後的複查時萬無一失，與當醫生的舅舅商量後，決定按結核病治療處理，打鏈黴素針吃雷咪芬藥。吃藥可以悄悄地進行，打針就不那麽容易了。在任何地方（尤其是本大隊的合作醫療站）打針都怕走漏風聲，遭人告黑狀，以致前功盡棄。舅舅就帶來針管針頭和酒精棉球，希望教會我姐姐和妹妹。但她們都很膽小，不管怎樣鼓勵，也不敢在親人身上試針。想想一九七三年的“回潮”，一張白卷就將以後的高校招生推回到“推薦”。也許這一次會是我今生唯一的機會，我絕不能錯過。我就學習給自己打針。在自己的屁股上打針，這個位置要多別扭有多別扭，時常不是紮深就是紮淺，有時要紮好幾次才能到位。消毒就用缸子煮，酒精也不能保證濃度。一個多月，兩側屁股都有了又硬又大的疙瘩，也不敢停。幹活（接到通知後還照樣出工幹活，否則怕隊上不滿意，若有人使壞，那年頭的一紙公文，也有可能讓學校給遣送回家）還得裝作沒事一樣。就這樣一直打到二月份去入學報到時。
入校後針是不能打了，可藥還是照樣吃。也不能在同學麵前露一點餡，常常是將藥帶在身上，在宿舍裏呷一口水，蹲在廁所裏再把藥咽下去。在體檢複查前，還專門到省結核病院做過一次檢查，確實健康正常。最後一次吃藥是體檢複查那天的中午，下午複查全部通過。到這時，我的高考才算畫上了句號。
永存感激
我能上高中和大學，也是托了鄧小平的福。我對一九七三年的“回潮”和後來的招生改革，確實衷心擁護，心存感激。當歐洲中文電視台轉播鄧公追悼會的實況時，盡管在自己的家裏，我也是恭恭敬敬地站著看完的。特別感謝那些在困難時給過我支持和鼓勵的人們，尤其是當年的武候中學校長，我銘記在心，刻骨不忘。“好言一句三冬暖”，很多時候，一句同情理解的話，就能給人很大安慰，增添勇氣。
幾千年來國人向往的理想社會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至少應該再加上兩句“老者有其養，幼者有其學”。尤其是“幼者有其學”應不因父母所限，不受區域所製，不為衣食而苦，不為學費而愁。到學齡時，人盡能學，學盡其能，取之於社會；學成後，才盡其用，用盡所能，反饋於社會。
借畢業二十年之際我把這段難忘的經曆寫下來，希望再也不會有人受這樣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