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建國
對於絕大多數當年參加“文革”後第一次正式高考的人來說，不管他（她）考沒考上，一九七七年無疑是充滿希望的一年。但事情總有例外，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卻有人在極度的失望中，伴著汗水、血水和淚水，度過了同樣難忘的一九七七年。
汗水
七五年高中畢業後，我被上山下鄉的洪流衝到了一縣級農業科學研究所。也許有人擔心知青到農科所接受再教育會不會在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方麵打折扣。這個請諸位放心，幹農活終究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而農科所最擅長折騰，除了開灰潭、撚河泥、撒豬糞等一應俱全外，什麽早翻早，薄片深翻，折騰！這麽說吧，凡是農技員能想到的“損招”（這裏沒有貶低農技員的意思），農工和知青都得折騰一番。順便說一句，我們所實行男女同工同酬也是有口皆“碑”的，女知青隻要沒“特殊情況”，經常要挑擔。一溜女知青每人肩挑一擔大糞走在黃昏鄉間的小路、窄窄的田埂上是該農科所的一道風景；而整天笑口常開的小麗，硬是磨煉成能從糞池裏一手提拉起滿滿的一桶大糞而臉不改色心不跳。和該農科所毗鄰的龍橋大隊是全國早翻早的龍頭，蓋因其得天獨厚的“地利”。
言歸正傳。幹農活主要是玩命，誰玩命誰厲害。當然有些農活也要動點腦子加上手腳靈活。大概所裏頭頭看我能玩命，“提拔”我當大田連副連長，輔佐老農工連長帶頭拚命。一天，我正在早春冰冷刺骨的水田裏做秧板，所辦公室差人把我叫到了辦公樓，讓我準備準備，過會兒船靠岸後，去把一個“殺人犯”接到我們宿舍。就這樣，一九七七年的早春三月，我開始和“殺人犯”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
“殺人犯”姓曹，理了一個當時非常顯眼的板寸頭（也許是從犯人頭過渡來的），所以我們稱他曹頭。他原來在附近的尹山湖農場當知青。他的一個哥們兒在農場某知青連受了連長的氣，約上他和另一哥們兒，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手持木棍守在連長的必經之路上，兜頭一頓殺威棒後，往蘇州城方向逃竄。還沒進城，就被逮住了，罪名是企圖謀殺共產黨幹部。幸虧時值“文革”後期，曹頭又是從犯，下手又最輕，所以發配到我們所改造。這多少佐證了我們所的農活不是好飯水；要不然以為科研所活計輕鬆，想去我們那兒混飯吃的人，隻要棒打連長之流即可奏效，既解恨又能跳槽，這樣的好事誰不願幹？那連長們要長幾個腦袋等著挨揍？
曹頭平時言語不多，經常大塊吃肉，飯量驚人。當然所謂大塊吃肉主要是豬頭肉。往往在月底前把十五塊錢的工資用光，然後向我借錢，到下個月發工資後，悉數償還；將到月底又告磬，如此循環。
剛開始幾個星期，曹頭認定我是上麵指派監督他的。因為每次有什麽重活髒活，總是讓我們倆一起幹。曹頭幹起活來也是一個玩命的主，硬是想用這個來壓我一籌，好讓我奈何他不得。有一次指派給我倆的活是用一上午運送一畝地的田菁，距離大概百米左右，工具當然是每人一根扁擔加一根繩子。曹頭一看機會來了，倆人當即心照不宣憋著勁拚命把擔子碼高。田菁不像水稻小麥，又濕又瓷，比重其大，把扁擔壓成了弓，擔子兩頭幾乎貼到地上。最後扁擔斷了換上新的接著挑。那一次是我這輩子挑過的最重的東西。曹頭嘴上不說，心裏大概覺得打了個平手。不過說實話，因為我比他高一頭，我的擔子應該會更重些。這次拚命給我留下的永久紀念是肩周炎（不懂醫，瞎猜）。
接下來的一次我現在想想還後怕：我和曹頭差點動“兵器”。那天我倆的任務是用一袋煙的工夫把一灰潭的發酵物（紅花草＋河泥＋大糞）挖出挑到水田裏。水田剛犁過並灌滿了水，一道道犁溝，看是好看，挑著重擔踩上去，深一腳，淺一腳，活像亡命之徒，又像剛學走路的嬰兒，立場不穩，踉踉蹌蹌。肩上的擔子還直晃**，中間絕對不能停，一停下來愈陷愈深，再開步就難了。幹這活兩大碗白米飯下肚一個小時即餓得前脊梁貼後脊梁。可能前一天曹頭又思想匯報了，那天幹活特別別扭，我催了他一下，他幹脆耍賴不幹了。這不是存心要我一個人頂兩個人幹嘛，當即和他大吵起來，幾乎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最後還是我咬著牙挑完了泥潭。曹頭當時還頂著殺人犯的頭銜，萬一給我一家夥往現成的潭裏一埋當肥料怎麽辦？不過當時沒想那麽多，隻是累得喘不過氣來，不想再讓工作量加倍。事後我沒和人提起這件事，從此曹頭不再和我過不去，相反，有什麽話都願和我說。
和曹頭在一起的好處是，他生就一副凶神惡煞相，女知青見到我們都躲得遠遠的。本來潤秋時不時來我這裏“提親”，說杏子怎麽怎麽好，怎麽怎麽看中你等等，自打陪練曹頭後，潤秋再也沒敢靠近過我，也許怕我已沾上了煞氣，近“殺者”煞嘛。現在反過來想，長相甜甜的杏子在當時能隨遇而安，不求榮華富貴，在知青中找自己認為能依托終身的實在人（她大概是這麽想的，和我不謀而合，慚愧），並有勇氣講出來，實屬難能可貴。其實能隨遇而安的人很少。男人不但自己折騰，最後還多半會找個比自己更折騰的人當家庭總指揮；話說回來，人不折騰，小到個人，大到社會都不會有進步。矛盾！我當時就不甘心紮根農場一輩子（雖然嘴上都說要紮根一輩子），一點談情說愛的心思也沒有。這些都是題外話。回到正題，以後我被看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呆子，大概沒人相信我在農場的那段經曆。其實人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極強（不適應又能怎樣？）；並且，一個人隻要下了狠心，沒有幾件做不成的事。當然，小時候跟大哥練了幾年石鎖在關鍵時刻也起了點作用。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一輩子在農村的農民比我們要苦得多。相比之下，我們應該沒什麽可抱怨的，畢竟每個月還有十幾塊錢的工資和醫療保險等。醫療保險的好處下麵就可以看出。
血水
種植雙季稻最痛苦的，除了上麵提到的要在更早的早春赤腳下到刺骨的水裏做秧板外，當屬盛夏的雙搶。搶就是要把今天田裏一片金黃的稻子變成明天一片碧綠的秧苗。於是，清晨三點起床拔秧苗，上午收割稻子，下午整地施肥，晚上脫粒，一天到晚隻睡幾個小時，忙得像散了架一樣；隻要人一放倒，不出一秒鍾就能呼呼睡過去。有一天割稻的時候，天特別地悶，汗水已把渾身濕透了幾回，太陽把腦袋照得像一團糨糊，地已分不清東西南北，人已分不清男女老幼，隻知道一手抓稻稈，一手機械地揮動著帶鋸齒的鐮刀。就這樣還逞能，三行一刀地割（最玩命的割法），三行一刀，一刀三行，用力非常大，但前進速度快。就這樣割著割著，突然感到右手一沉，用勁一拉，想到可能割到了手指，為時已晚，帶齒的鐮刀已一刀三行完成一個衝程。抽出左手一看，半截手指掛了下來。連忙用右手箍住撒腿往醫務室跑。醫務室的赤腳醫生蓮正不務正業和機關工作人員一起在蔬菜地裏“支援”雙搶，看到有人滿手沾滿了鮮血往醫務室衝，扔下手中的農具也往回跑。蓮姑娘是所裏公認的大美人，平時沒機會接近她，這次可是天賜良機（這苦肉計怎麽沒人想到？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怎奈蓮自當赤腳醫生以來隻看過頭疼腦熱，蚊叮蟲咬，最多也就是創口貼級的表皮劃傷，從沒見過這陣仗，等我伸出手給她看一分為二的手指時（裏麵還有稻草），頓時嚇得花容失色，雙手直哆嗦，閉著眼睛胡亂上了點紅藥水後塞給我一塊紗布，讓我趕緊上醫院。好失望，白白浪費了一次鮮血換來的機會。乘公交車到醫院，人們看到渾身泥巴一雙紅手（右手也染紅了）的知青都很同情，從坐車，掛號到手術，一路加快。“衝到醫院縫五針，好啦！”醫生直埋怨赤腳醫生怎麽消毒也不做，也沒人“送到醫院縫五針”（所裏沒有活雷鋒唄）。我當時心想，學了半天的二胡是拉不成了，說不定中國樂壇從此失去了一位二胡大師。
拿著醫生休息一個月的病假條去所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拉著臉，堅決不讓我回家，說會影響其他知青抓革命，促生產。知青聽說後都很氣憤，同病相憐吧。大家一致唆使我不辭而別。後來所裏沒追究我的不辭而別，大概看我作為反麵教材留在所裏，反而會影響大家抓革命，促生產的情緒。
“凱旋回家”，老媽自是犒賞有加，窮補。傷口還沒全好，就急著趕回了所裏。和一幫知青在一起慣了，在家反而悶得慌。再說，曹頭還欠我錢哪。沒想到一回到所裏，就聽到一則驚人的消息。
淚水
回到所裏沒兩天，一個從沒和我講過一句話的知青把我悄悄叫到一邊，告訴我他得到內部消息，知青馬上可以考大學了。我一時沒回過神來，說每年推薦一兩個人，又輪不到我們頭上。他說這次是全麵恢複高考。說實在的，我當時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盡管那個知青賭咒發誓，並說還沒給其他知青講過，我還是將信將疑，沒把它當回事。本人生性木訥，不善言辭，屬於不會主動去交朋友的那類人。奇怪的是，至少在出國之前，每到一個地方，總會交到非常好的朋友——君子之交的那種朋友，特別感激那些“伯樂”。過了十來天，果然正式消息出來了，雖然還有政審一條尾巴，畢竟希望大多了。知青那個高興，大家奔走相告，重複著同樣的消息。幹起活來也鬥誌昂揚，意氣風發。高興之餘，各種奇談怪論紛紛出籠，什麽i×i＝1，1/x＋1/y＝1/xy等等不一而足，因為分數相加分母要相乘！收工後大家為這些謬論爭得臉紅耳赤，湧現出大量的才子才女。有人搬出了當數學老師的老爸，也有人搬出了複旦數學係畢業的大哥。該大哥輔導小弟之餘，不忘用《費爾馬大定理》、《回文數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震得我們一愣一愣。一些所領導看到知青那麽歡欣鼓舞，如大難臨頭，緊急召開全所知青大會，重申紮根一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考上算你本事大，考不上還在我們手裏”。那當口每個人，包括我在內，都覺得自己是中舉的料，不考則已，一考必中，哪能讓煮熟的鴨子飛了？知青大會開過後，高考浪潮表麵上看似偃旗息鼓了，暗中大家更加快了備考步伐。我宿舍反正有曹頭擋著，收工後，胡亂吃點東西靠在**開始回憶學過的東西（還沒機會回家拿課本），過了三個清靜的傍晚。第四天，“好運”再次降臨到我頭上：所裏通知我即刻去縣招待所報到，參加南繁學習班。“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這就是說，翹首以待，誌在必得的高考在即，我卻要被迫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去海南島繁什麽煩。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一個在海水裏掙紮得精疲力竭的人，突然看到一根救命稻草，正用足最後一口氣向它遊去，那根稻草卻被一陣風浪卷走了。有那麽嚴重嗎？有！“文革”中的政策說變就變，毫無章法。那幾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就年年有變。前幾年不是還小範圍高考過一次嗎？結果一張白卷，次年就取消了入學考試的嚐試。今次高考，交白卷的人大概總是有的，那明年……簡直不敢往下想。這裏我想冒天下之大不韙鬥膽說一句，鐵生兄的話也有一定道理，真在農村賣力幹活的人，大體上是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看書複習的。至於交白卷成英雄，另當別論。七七、七八兩年，從“文革”十屆高中加上不少初中以及應屆生中，考出了兩屆大學生。考上的，靠了些運氣；而許多很有才華的初、高中同學、插兄插姐，因這樣那樣的緣故而沒考上，真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這樣，正當大家歡欣鼓舞填表參加省初考之際，我踏上了去廣州奔赴海南島的列車。當列車啟動衝向前方夜幕的那一刹那，我想著不可預知的未來，再也沒法自持，重重的淚水奪眶而出（不好意思）。有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要是到了傷心處，有淚不彈非好漢。
寫在後麵
七八年南繁結束後，趕回所匯報完工作匆匆上陣，終於圓了大學夢。但就像手上有了那道傷痕那樣，再也沒法完好如初了。這是一種過去的再也追不回來的痛。假如七七年我不被指派去南繁雜交水稻，又假如我在那次考上了不同的大學，不同的係科，說不定我的生活將會沿著完全不同的軌跡演變。曆史無疑不能假定，隻能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