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

□安徽商人也重視把企業的成功希望寄托於官場上。

□淮南人具有商業頭腦,安徽大商人大多產於此地。

□淮北人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

□徽州商人在長期經營中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逐漸形成了“誠”、“信”、“義”、“仁”的商業道德。

1.無徽不成商

徽商,是指明清時代徽州府籍的商幫集團,明清時期的徽州下轄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6個縣。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其後代有所發展,但真正形成一個商幫集團則在明成化、弘治年間,明嘉靖以後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達於極盛。從清道光、鹹豐時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但徽商在商界仍有很大影響。

所謂“無黟不成鎮,無徽不成商”,便是曆史對徽商輝煌歲月的寫照。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州商人在長期經營中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逐漸形成了“誠”、“信”、“義”、“仁”的商業道德。

典型的例證有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他在廣東經營茶葉貿易,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

再如安徽茶商程樹梅“與人交易,一諾千金,從無契約”。

安徽休寧的商人吳鵬翔曾做胡椒生意,與人簽約後買進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別出這批胡椒有毒。原賣主唯恐奸情敗露,央求吳鵬翔退回原貨,中止雙方契約。然而,吳鵬翔竟不惜成本,將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賣主他售而害人。

婺源商人畢周通,曾接受鄰村故舊王某的存銀60餘兩。王某病故後,無人知道此事。但畢周通卻專立一個賬本,記其存銀的年月、利息。數年後,王某之子長大成人,畢周通便拿出賬簿,將王某的存款連本帶利一並奉還。聞者無不歎服。

此類的例子,在徽州曆代的史籍裏俯拾可得。

對徽商的道德義利觀,完全否定顯然是不理智的。但是,也必須看到徽商的義利觀實際上是對商業效能的淡化和漠視,與商業賺錢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馳,但是至今,安徽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之風。

在曆史上,徽商以同族同鄉為基礎,建立起了商業行會組織。最早的徽商行會組織建立於明代,至清已呈普及之勢,“商人足跡所至,會館義莊遍行各省”。

徽商行會對內保護弱者,對外積極競爭,其組織嚴密職責分明,行規既定,不得違反。商業行會組織的建立,使徽商的經營向著生產、屯購、運輸、銷售一體化的方向邁出了一步。顯然,它是為順應社會發展和徽商經濟實力發展的需要,在廣泛的領域內建立起來的一種新型的經營關係。

在中國曆史上,徽商成為了一個傳奇,令後人景仰。研究曆史可以發現,徽人經商,源遠流長。徽商的這種經商傳統,主要得益於下麵幾個原因:

①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徽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穀,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②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發源於休寧縣六股尖的新安江流經徽州盆地的徽州府治徽城,在杭州與京杭大運河銜接,與長江相連便於把徽州的茶葉、徽墨、歙硯等貨品運向全國各地。

③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衝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正是這種轉變才迎來了徽商的鼎盛。

總之,徽商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300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生意經】

徽商有著與晉商等量齊觀的眩目財富與輝煌的曆史。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徽商形成了厚重的商業文化,修建了大量豪華民宅和祠堂、牌坊,為獨具特色的徽派建築產生奠定了基礎。這一切,已經成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曆史遺產,永久地停留在徽州商人的記憶裏。而近年來人們對徽商的關注,既是中國經濟提升的效應,也是徽商生意經穿透深邃時空的迷人魅力所致。

【打交道】

傳統徽商的經商之道在現在的安徽商人中風骨猶存,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安徽人講求誠信,重視義氣等,常常能夠做到老少無欺,生客熟客一樣。因此,在與安徽人做生意時,了解傳統徽商經營之道對現代安徽人的影響是大有益處的。

2.徽商本質是儒商

一貫以來,徽商不是一個單純的以經商營利為唯一目的的商業集團,他們與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從而形成了這個商業集團的獨特風格,贏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緣何具有這一風格?

(1)尚文崇儒傳統風尚的熏染

徽商所在地區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安徽的文化源遠流長,早在原始社會,黃帝煉丹等優美神話就流傳下來。封建時期,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又將安徽的文化事業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從此安徽文化群芳鬥豔,光彩照人。

其中,徽州更是安徽文化繁榮之地,“益尚文雅”,號稱“東南鄒魯”。同時,徽州又是南宋大理學家朱熹的故裏,更使徽州人以名教相砥礪。

在這樣尚文崇儒傳統風尚的熏染下,現在安徽即使“下海”經商的人也以沾點文氣為榮。

(2)經商成功後滿足心理上的文化訴求

在徽商中,許多人早年身為文人,由於生活所迫,或家境變故,或繼承祖業等種種原因,棄儒從賈,走上了經商之路。

發跡後,由於經濟條件轉優,加之良好的文化素養,使他們能夠把注意力重新轉向文化方麵,或投資文化教育,或重習儒業,追回失去的時光,求得心理的平衡。

安徽人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

(3)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以後,徽商為了獲得與之相稱的社會地位,需要在文化上包裝自己。於是,儒家文化就成為最漂亮的外衣。

植根於厚實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貨真價實,不欺妄奸詐。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文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

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曆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現象,作為商業文化的一枝奇葩,仍然值得後人總結回味,指導今天的商業實踐。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總裁史玉柱就是一個現代徽商。

史玉柱,安徽懷遠人,碩士研究生,原為安徽省統計局數據分析員。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處籌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時間,他創辦的巨人集團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長,資產已逾數億元,成為中國最大的民辦高科技實體。他個人的財富估計10億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輕、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強勁勢頭,震驚了經濟學界,許多經濟學家將其稱為不可思議的“巨人現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實,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的代表,在他的背後,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的故土。

他說:“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

正是這樣,史玉柱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先鋒,正用自己的行動詮釋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和“知識就是財富”的經典論斷。甚至有人說:改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形象,自史玉柱開始。

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現代安徽經濟上雖然落伍了,至今尚未形成一個現代商人階層,但安徽有豐厚的曆史文化遺產,有發展文化的牢固信心。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稱雄海內的儒商,在21世紀,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氣質,才能算得真正的生意人,才能得到安徽人的認可。

【生意經】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比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從中不難發現,徽商對儒與商始終保持著一種尊敬。徽商的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許多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儒家文化提升了徽商的商業素養,反過來徽商也把儒家文化作為自己心靈的皈依。

【打交道】

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與這種“儒”文化密不可分。在與徽商打交道的時候,應該了解一下他們的精神世界,這樣會在溝通中贏得更大主動權。

3.有熱心政治的傳統

安徽人曆來有熱心政治的傳統。安徽人對政治的崇拜、癡迷,恐怕隻有身處首都的北京人才能相比了。在安徽,即便一個初通文墨的人對徽籍的政治人物也能一口氣數出一大串。

在曆史上,安徽政治家是迭相輩出的。

早在春秋時期,安徽就出了個大政治家管仲。管仲輔佐齊桓公對內外政策進行了全麵改革,製訂了一係列富國強兵的方略,使齊國在諸侯中成為五霸之首。

東漢末年,王室衰微,群雄紛爭,安徽亳縣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東征西戰,先後消滅了陶謙、呂布、袁術、袁紹、劉表等割據勢力,統一了北中國。

三國時期,另外一位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周瑜,也是安徽人。

到了近代,安徽更出現了多位直接關係到中國命運的政治家。清末最有名的當數李鴻章。辛亥革命後,中國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亂狀態,中華民族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生死的關頭,安徽人首先站在曆史浪潮的前頭。新文化運動的兩大巨人——陳獨秀和胡適就是安徽人。陳獨秀由此走入政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締造人之一。

安徽的政治風雲人物遠不止這些。另外,還有如國民黨將軍張治中,共產黨上將李克農等。他們舉手投足間,無不顯現出儒者的氣度。

政治與文化在安徽人身上得到了有機的結合。崇尚政治,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層出不窮。重視文化,使得安徽的政治人物睿智機巧。

由於崇尚政治,以“政治作為”、“政治才幹”來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前途的觀念風靡全省,安徽商人的政治興趣也很濃厚。他們往往是一手抓票子,一手摘“紅頂”,亦官亦商。

在曆史上的徽商之中,或本人擁有煌煌官銜,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後經商,或先經商後做官的,或終生一介布衣,但與名門顯宦交往密切的多得數不勝數。

在雄踞中國商幫300多年的徽商中,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參與了乾隆六下江南的鹽商富賈——江春。

江春,安徽歙縣人,康熙四十五年生,其祖父江寅時來到揚州經營鹽業。1784年,乾隆第六次下江南,江春率兩淮鹽商為乾隆南下捐銀100萬兩,根據史料記載,這個江春也是紅頂商人,級別比胡雪岩還高。當時,乾隆還授江春“正一品光祿大夫”和“布政使”的官銜,其職位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副省長或民政廳廳長。

徽商熱心政治的傳統,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家喻戶曉的紅頂商人胡雪岩了。

胡雪岩,19世紀的中國商界名人,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從錢莊一個小夥計開始,通過結交權貴顯要,納粟助賑,為朝廷效勞;洋務運動中,他聘洋匠、引設備,頗有勞績;左宗棠出關西征,他籌糧械、借洋款,立下汗馬功勞。幾經折騰,他便由錢莊夥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

在現代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人們的政治意識、官本位意識正在逐漸弱化。棄官經商已不再是什麽新聞。安徽人也經受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並引起了空前的思維轉軌。可是,安徽人的政治思維並沒有因此而被衝淡。在現在的安徽人中,他們“政治量人”、“從政做官”的態度依然如昔。

當年,奇瑞發動機項目在安徽蕪湖北麵的開發區破土動工時,沒有人預想到它日後能夠成為民族汽車工業的旗手。事實上,詹夏來才是奇瑞最重要的創始人。1997年,他擔任蕪湖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同年奇瑞汽車作為蕪湖市“一號工程”啟動。從那時起,詹夏來就成為項目的負責人之一。到了2004年,中央發布黨政領導幹部不得在企業兼職的規定,以詹夏來為代表的一批新紅頂商人才紛紛回歸本職。

此外,普通安徽商人也重視把企業的成功希望寄托於官場上。在安徽不少企業,喜歡把國家領導人視察、接見的照片、題詞掛在顯要位置;有的企業家沒有接觸過高級領導人,就千方百計去托人,去疏通,去接觸,哪怕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弄個題詞,也在所不惜。

對於安徽商人來說,花上代價,得到了題詞、合影之類,似乎就有了護身符,他們心裏也氣壯如牛了。這也是熱心政治的傳統在起作用。

【生意經】

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隻是安徽商人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一生的歸宿。這種傳統一直影響到今天。一方麵,與政治掛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對經商有所助力;另一方麵,這種不純粹的經商心理也製約了安徽商人,使他們不能在專業的經商道路上走得更遠。個中是非,其實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

【打交道】

針對安徽人熱心政治的傳統,在與他們做生意時需要把握下麵幾點:

①要注意迎合安徽人愛好崇尚政治的心態,多打政治牌,圍繞政治活動出點子,做買賣。

②在與安徽商家企業打交道時,走政治路子,效果可能要好些。

③給予商人多一些政治上的利益或名譽,往往能獲得他們生意上給予的實利。

④利用政治名人效應。

4.注意多打文化牌

安徽商人走到哪裏,哪裏的文化就繁榮。徽商中也不乏飽學之士,珠算大師程大位兼商人學者於一身,他的學術成果流傳海外。巨商鮑廷博經商不忘習儒,終成大藏書家。他獲舉人頭銜時,已年逾八旬。

曆史上,徽商教子業儒,參加科舉,十分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由於其資財雄厚,見多識廣,平時督促子弟攻讀儒家經典和詩文,一俟學成,即鼓勵他們參加科舉,躋身仕途。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學習詩文,後棄儒就賈,經營鹽業,往返於淮、揚、荊、楚之間,腰包日漸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學業未成,不免失落,於是掏錢辦私塾,延請名師教讀,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舉,才算了卻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這樣的人,在徽商中實在太多。在徽州當地,“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故事,多得不勝枚舉。

明清時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國之首。有數字為證,清康熙年間,徽州共有學社562個、書院54所,至於義塾、私塾、書堂、蒙館就更多。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22人。

徽商如此費盡心思讓自己的子弟躋進仕途,用意當然是十分明顯,子弟做了官,有利於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朝廷有了人,經商就有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賈而好儒,亦賈亦儒,這是安徽商人的傳統。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不乏其人。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後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

商人有文化,則氣質、智力、判斷力和洞察力自然比較高,因而能在商品市場瞬息萬變、供求盈虛莫測的情況下,善於審時度勢,決定取予。事實證明,在經商活動中,知識也是效益,徽商由於精於籌算,往往“所意輒中”,因而獲利不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所以,文化又是連接商與官之間的橋梁。

今天的安徽商人雖然沒有先輩“牛”了,但是尚文的傳統仍然執著未變。

【生意經】

安徽商人對文化情有獨鍾,他們在商業上取得成就以後,就會發展教育、弄詩作畫。這使得安徽商人有很深的文化素養,形成了特有的徽商文化。事實上,商業與文化是緊密聯係,相互促進的。安徽商人把自己的生意經提升到一種文化的高度,這是徽商延續幾百年的一個重要原因。

【打交道】

基於安徽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的商業傳統,在與安徽商人做生意時應多打文化牌。

首先,要正視安徽商人的廣博知識,去做大亨時講求質量,不能來假。

其次,要多與他們談論文化事,才能接近他們,並博得他們的好感。

再次,在做生意的範圍中,可以多來文化義舉,或文化投資。

5.環境多樣,性格混雜

安徽地處南北交接地帶,淮河、長江從西至東橫貫安徽,將安徽分為淮北、淮南、江淮之間三個自然地帶。氣候上,三個地區差異明顯。有人戲言:蕪湖碼頭北的人盡穿外套,碼頭南的人都穿衫衣。性格與方言上,三個地區的差別就更顯著了。

(1)淮北

合肥地處皖之中,又是省城,合肥人自感高人一等。合肥以北,特別是淮北人都被稱為“侉子”。淮北與蘇北、山東更為接近,受其影響很大。山東大漢的爽直、豪邁的氣質毫無遺漏地反映在淮北人身上。淮北人的起居飲食更是與山東人幾無差別。

淮北人的方言普遍具有北方特征,語言渾厚,語速稍慢,吐字較清晰,與普通話較接近。淮北人在做生意時,重信義,辦事爽快,但契約觀念不強,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糾紛。

(2)淮南

與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則酷似閩粵之人,有“蠻子”之稱。在曆史上,淮南與閩粵有著同根之連。現在,雖然由於曆史的融合,統一的中華文化早已形成,但是,南方楚文化特征依然明顯。而安徽淮南地區乃是這一區域文化的邊緣所在。所以,淮南人具有閩越人精明能幹、聰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業頭腦,安徽大商人大多產於此地。

飲食方麵,安徽淮南與中國大多數南方人一樣好飲茶和講究吃。皖南人有早上飲茶的習慣,早上不吃飯可以,不飲茶不行。在不少農村城鎮,農民上街趕集,辦完事情之後,總愛到茶館歇歇腳,飲一飲香茶,消消疲乏。

(3)江淮

江淮地區的安徽人可以分為皖西、皖東兩部分。兩個地區盡管離得很近,但是仍然有一些差異。具體表現為:

皖西主要是大別山區,屬於革命老區,經濟欠發達。皖西人的生活方式與語言接近豫東。皖西人善良、淳樸、厚道,重義輕利、不愛經商。這一點,似乎背離了安徽商人善於經商的傳統。

皖東人受蘇滬地區經濟輻射的影響,因而對經濟方麵更顯得熱心,外出經商與打工的不少,他們大多勤懇、務實,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較快。

從淮北、淮南到江淮,安徽三個地區呈現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深刻影響到他們的性格心理,最終左右著他們的商業思維。對這三個地區的安徽商人,要區別對待,有的放矢,才能把生意做好。

【生意經】

提起安徽商人,人們都會想到曆史上創造了輝煌商業文明的“徽商”,想像著他們經商的隱秘之道。實際上,安徽地理環境複雜,這裏的人也性格混雜,風格迥然,在經商方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與安徽商人做生意,你不是麵對一個整體,而是和不同類型的人交往。對此,要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心理準備。

【打交道】

與安徽人做生意,必須針對他們性格混雜,風格迥然的地域人群特征,區別對待。把握好了這一點,才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具體來說,要注意下麵幾點:

①在與淮北人做生意時,要注意合同的簽訂履行。

②在與淮南人做生意時,要精明,完全按生意規矩辦事。

③在與皖西人做生意時,要講義氣,重義輕利,才能達到取利的目的。

④在與皖東人做生意時,應該學習他們的勤懇和務實,多推廣新產品、新品種。

6.小農意識比較強

改革開放初,安徽出了一個炒瓜子的“傻子”年廣久,他憑著一把鍋鏟,在短短的幾年間,炒出了百萬之資,成了中國最大的個體經營者。

就是這麽一個小人物,竟引起了中國偉人鄧小平的關注和關心,他在講話中幾次提到“傻子瓜子問題”。

但是,1990年6月,年廣久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貪汙罪、流氓罪。在3次取證後,法庭於1991年5月開庭審理,“所謂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貪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流氓罪則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以流氓罪判處年廣久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

1992年,年廣久因經濟問題不成立而獲釋。

年廣久這位無業市民,充當了第一批“敢於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為方式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成了商品經濟的弄潮兒,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是,出身小商販家庭的年廣久,沒有受過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極其狹窄。他的思想、行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著小生產者階層深深的烙印,而不是一個現代商人。這樣,小生產者與大市場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極難調和,以至於他成為了一個悲劇式的人物。

年廣久的悲劇,可以說,是安徽商人小農意識的突出反映。這種小農意識也是曆史上徽商衰落的原因之一。

考察徽商後裔的商業觀念,可以為上述認識找到足夠的理由。根據史料記載,後輩徽州人走上從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類:

第一,為家境貧困所驅使,“家故貧,弱冠傭工蕪湖,備盡辛勞。中年貸本經商,家道隆起。”

第二,盡孝而遵命,“弱冠以母命商江右”。

第三,被周圍的尤其是宗族的習慣要求所左右。其典型的例證是,許多村落和宗族已經形成經商的傳統,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村民族眾爭取奔往一途。更有甚者,許多家族已把經商當做維護本族社會聲望的手段,以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壯丁眾趕向商旅之途。

三類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覺主動的商業意識。

在商業行為上的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自覺與不自覺,從根本上來說反映的是文化心態的差別,徽州早期商人和他們的後繼者就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

在小農文化觀念的引導下,徽州商人始終沒能樹立起商業效能的觀念,其中,相當一部分甚至始終沒能培植出對商業的忠心。僅僅滿足於自給自足的安逸,富足即安,缺乏雄心壯誌。

①徽州商人中從商而終的少,多數人無論是發了家或是賠了本,最終還是葉落歸根,返回到以農為本的老路上來。

②在安徽,有巨富之稱的鹽商們於其商名之外一般都有別名,物質的富翁卻是精神上的貧困戶,財富並沒有使其擺脫商人身份的卑微。

③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爛是驚人的。

④置田建房修祠宇,幾乎就是徽商資本的唯一出路。

因此,當中國逐漸步入近代社會時,當受著近代文明洗禮的東南沿海商人與之展開競爭時,徽州商人累遭失利以至最終走向敗落,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生意經】

曆史上,中國形成了重農抑商的傳統,農業大國的曆史對我國商業社會的發展,必然起到深刻影響。確切地說,許多生意人都是從農民發展而來的,骨子裏先天就有一種小農意識。缺乏自覺的商業意識,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視野、目標。安徽商人曾經創造了燦爛的商業文明,然而他們的意識裏也不可避免的打上農耕文明的烙印。

【打交道】

小農意識主要表現為自給自足的滿足感、安逸感,缺乏宏大的視野。這些,都是經商的大忌。與小農意識比較強的安徽商人打交道時,要注意避免由此帶來的局限,努力給雙方的合作建立更宏大的願景,超越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約束。

7.牆內開花牆外香

在浙江杭州,坐落著胡雪岩的阜康錢莊、胡慶餘堂總部。這些安徽商人的建築保留了鮮明的徽州特點,顯然是房子的主人在用建築形式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根源文化。

在胡慶餘堂,可以發現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屋簷向內傾斜,使雨水流到天井內。有關專家對此解釋說,這是安徽商人特有的商業文化,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

但是,自從曆史上的安徽商人衰落以後,這一戒律早已經被打破了。從新一代徽商身上,我們看到的是“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發展脈絡。今天的新徽商涵蓋範圍廣,有國企、有民企,有在安徽的,有不在安徽的。這個龐雜的商人群體,早已經穿越了時空的限製,把徽商的精神帶到了全國各地。

放眼海內,優秀的安徽籍企業家遍地開花。蘇寧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比亞迪集團總裁王傳福、征途網絡董事長史玉柱、南京雨潤集團董事長祝義才等,都是新一代安徽商人的優秀代表。

於是,人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麽安徽商人“牆內開花牆外香”?有人說,20世紀90年代,祝義才在合肥創業,結果遇到了種種刁難。後來,他隻身前往南京,在那裏開創了屬於自己的新天地。經過多年發展,雨潤集團在祝義才的帶領下發展壯大,成為有影響力的食品企業。

有一位在安徽做生意的浙江商人評價說:“老板意識不強烈,是安徽人的一個特點。浙商為什麽厲害,因為允許創業失敗。一個浙江年輕人做生意把親戚朋友的借款賠掉了,如果他繼續堅持,找到另外的好項目,親戚朋友還會借錢給他,讓他翻本。但在安徽,大家可能因為他的失敗,就再也不借給他錢了。”

可以說,安徽創業土壤的貧瘠,從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當地商人群體的發展。當代安徽本地民企缺乏領袖人物,一些安徽籍商人卻在外地取得了成功,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現象值得人們反思。

【生意經】

商業繁榮是有條件的,作為支撐經濟發展的商人,應該得到重視,受到保護。當代徽商“牆內開花牆外香”,告誡我們要多一點冒險精神,對失敗寬容一點,才能湧現更多的新商人群體。而對商人本身來說,在經商過程中多一些耐心,把各個方麵的工作做到位,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打交道】

徽商往日的輝煌已經不在了,回歸了平淡。但是,安徽商人骨子裏的那種商業精神還流淌在後人的血液裏,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由於地處內陸,安徽缺乏沿海地區的優勢,所以許多安徽人跑到經濟條件更好的地方,實現自己的創富夢想。與安徽商人打交道,要善於把他們與曆史上的徽商結合起來,滿足他們內心的榮耀,窺探他們身上的商業密碼;另一方麵,我們要用更宏大的視野評價今天的安徽商人,避免以地域的限製加以品評。

8.宗族觀念濃厚

曆史上,徽州是一個移民社會。當時,這裏交通不方便,中原的士族在戰亂時期不斷遷移到這個“世外桃源”,促成了這裏的繁榮。

根據《新安名族誌》記載,從兩晉起,曆代遷移到徽州的望族一共有78個。為了保持凝聚力,把大家團結到一起,人們興建了大批宗祠。這些宗祠是宗族倫理的物化,反映了當地人強烈的宗族精神。今天,漫步在徽州,你可以看到許多極富特色的宗祠。

徽州人在這種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益向文雅”的民風。曆史上,這裏的不但曾經創造了繁華的商業,還形成了注重文化的傳統,與這種宗族精神的影響密不可分。

至於徽州人為什麽大批經商,首先應該歸結為這裏惡劣的地理環境,適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經商,恐怕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所以,經商是為了生計,改善生活,這是第一位的。在創業過程中,徽商表現出了百折不撓的開創精神,胡適先生把它形容為“徽駱駝精神”。

徽商在生意場上左右逢迎,取得了巨大成功。當然,他們的成功並不是依靠油嘴滑舌,而是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在各地往返奔波。有時候,他們到一個地方經商,往往數年不歸。早年,徽州人送孩子外出當學徒,學習經商,都要叮囑孩子好好幹,不能給家裏人丟臉。

在徽州,如果從外地返回家鄉,除非榮歸故裏,否則就是“失業”的代名詞。在經商方向選擇上,徽州人什麽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一是茴香,意思是“回鄉”;二是蘿卜幹,是因其諧音“落泊”。從中也可以看出安徽商人對外出經商的重視。

受到宗族觀念的深刻影響,徽商外出經商的時候,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形成地理上的集群。通常的情況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通過這種方式,大家聯係在一起,減少了身在外地帶來的陌生感、不安全感。所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後,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

依靠人情,安徽商人在外地形成了自己的生態群落;另一方麵,在具體經商過程中,他們還會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關係,避免由此破壞商業規則。為了處理好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徽商還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名叫“會館”。

在清代,會館十分盛行,而以徽商會館最多。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一地就有好幾處。根據曆史資料記載,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始建於明代,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20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了當時徽商的發達程度。

曆史上的徽商創造了發達的商業文明,但是到了近代社會,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隨著外商的進入,民族資本家群體逐漸產生,對以宗法關係為紐帶的徽州商幫產生了強大的衝擊,這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解體。就這樣,繁華過去,曆史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生意經】

曆史上的徽商以親情血緣關係為紐帶,形成了發達的宗族團體。他們通過這種特殊形式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一行動方麵占有很強優勢。不過,伴隨著新的經濟關係到來,舊有的宗族傳統必然麵臨解體,這是曆史的必然。由此可見,經商也好,做生意也罷,終究不能逃脫時代的束縛,總會有特定時代的印記。明確了這一點,才能建立起經商的自覺,在把握時代脈搏中取得成功。

【打交道】

今天的安徽商人已經不同於曆史上的徽商了,不過,了解那段曆史,不但能探尋他們成功的秘密,還能對今天的安徽商人建立一個新的觀察視角。畢竟,當今的安徽商人身上還流著老祖宗的血液,他們身上也必然有先輩的影子。與安徽商人打交道的時候,有了徽商背景的了解,能讓你更加遊刃有餘,也會讓安徽商人對你多一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