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來，根據漢代皇家圖書館中留存的文獻編纂而成的《太史公記》，是有關始皇帝生平與在位期間的主要信息來源。1但在1975年，在湖北省武漢西北麵約七十五千米的睡虎地，一位在公元前217年死於四十五歲年齡的秦朝官員墓葬的發掘，出土了一批文獻。2這批文件保存於這個浸在水中的墓葬裏，包括那位官員履行其行政職責時需要查閱的部分秦朝法典，一部解釋官員們需要使用的法律術語的問答書，以及一部預言書。這些文獻寫在狹窄的長條形竹片上，人們將其捆在一起，卷起來收藏。雖然當時中國可能已經發明了紙張，但它要在幾個世紀後才會廣泛地應用。在華中和華南，所有早期的書籍和文獻都是寫在這種竹簡上，而在北方，則是寫在木簡上。3
出土的這些法律文獻是極為重要的，它們揭示了，與傳統的看法相反，始皇帝並非將法律用作對付人民的殘酷而霸道的武器，法律和刑罰事實上根據認定的不同環境做了明確的安排和細致的分級（見第五章）。
預言書並未像《易經》那樣建議人們向神請教，或用蓍草占卜，而是針對特定的活動列舉吉日，就像如今的傳統黃曆所做的一樣。對於逮捕罪犯和審訊罪犯，有利日和不利日，對於嫁娶、喪禮或築牆，有吉日與凶日。針對婚姻一類的事情還提供了忠告（勸人不要娶長舌婦、醜女、病女和不育之妻）。4雖然這份文獻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秦人日常生活的許多信息，並讓我們知道了始皇帝做出的一些決策，但關於他的生平卻隻字未提。若要了解他的生平，我們還得回頭來看《太史公記》。
《史記》的寫作風格是清晰而不失為優雅，它是中國曆史編纂中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它開創了一種風尚，讓後人跟風了一千多年，即中國的每一個新朝代都會全麵書寫其前一朝代的曆史。5我們已經指出，其寫作手法是批評性的，一個朝代的衰落被視為腐敗與虛弱的結果，會促使天命的撤回。6
人們通常認為司馬遷是《史記》的主要作者，但他則將功勞歸於其父司馬談（死於公元前108年），他的太史令職位就是從父親那裏繼承的，這份工作涉及“掌管祭祀與曆法，管理天象問題，照看皇家圖書館”。7他的父親似乎開創了這項雄心勃勃的工程，要從頭開始
寫下中國的全部曆史，因為他將之視為孝道（其祖先全是太史令）。他還批評漢皇室未能效法過去開明的君主，而後者的事跡正是他要記錄在案的。他認為，曆史記載應該突出過去的仁君，嚴厲批評“暴君”，這種觀念導致了一種模式化的形態，形成了多數中國曆史寫作的特色，而始皇帝的命運便是被模式化為一個“暴君”。
為了繼續其父的曆史工作，二代太史公在皇家圖書館研究寫在竹簡或木簡上麵的曆史文獻，不過他也可能使用了特別是周朝早期（公元前1045-771）青銅鑄品上的銘文，它們記載了戰爭、國王們的愛好、土地的出產，或許還記載了碑銘。9
睡虎地出土的文獻是原始的秦代文獻，但至今為止，尚無《太史公記》的早期版本出土。關於這項曆史工程的故事，由於太史公的雇主對他本人的態度而更加複雜化了。也許是因為腦子裏充滿了構成其工作特色的“仁”與忠的觀念，太史公犯了一個錯誤，為一名軍隊指揮官辯護，此人在北方與匈奴夷狄勇敢作戰時被出賣了。太史公因這個不受歡迎的觀點而被判死刑或宮刑，任其選擇其一。他選了後者，以便能在他於公元前86年去世之前繼續其父的工作。不過後來他通過一名後裔而平反了，此人在公元9年至23年之間被封為“史通子”，而其《史記》得以幸存，則是一個複雜的故事。
在後漢（公元1世紀）從事寫作的後輩曆史學家們似乎是通過皇家圖書館獲得了這份文獻，而且確實在他們自己的曆史著作中從中吸收了許多段落，但這部文獻本身隻是通過其較後的版本存留下來的。現存最早的版本始於宋朝（960-1276），距離原始的編輯已是相當長久。10
學者們一致認為，如今看到的這份文獻，包含了其他作者插入的許多段落與篇章，其中有一些很早就插入其中了，例如一位詩人與政治家（賈誼，公元前201-169年）的一篇題為《過秦論》的文章。11該文以負麵的措辭概述了始皇帝的成就：
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裏；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12
該文沒有提到始皇帝在遊覽全中國主要山嶽時所立碑銘中記載的那些成就。在那些確已幸存下來的文獻中，13始皇帝沒有強調軍事控製，而是記述了他通過標準化、通過法治、通過勸農來治理他的帝國，這些特點都未能進入曆史傳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