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關鍵詞是“社會”[1]

“社會”是一個含義豐富的詞,它可以與“自然”相對,也可以與“個人”相對,還可以與“國家”相對。在各種不同的意義上,社會主義的關鍵詞都是“社會”。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製度,它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社會主義以一定水平的生產力狀況作為基礎,社會主義也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作為目標,但社會主義的直接含義是人類曆史上一種全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恩格斯所說的)不僅在物種關係方麵、而且在社會關係方麵最終脫離動物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的關鍵詞是“社會”而不是“自然”。

社會主義製度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礎,是人的群體性和互助性,而不是人的個體性和競爭性。社會主義(如馬克思所說)以擺脫“人的依賴性”為特征,以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為目標,但社會主義的直接含義是強調人的社會性,強調成熟個體隻可能在社會共同體中形成,強調健全人格的根本特征是對所屬群體的福祉和興旺擔當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的關鍵詞是“社會”而不是“個人”。

社會主義製度這種社會組織的實質,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當家作主,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的“為民作主”。社會主義、尤其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國家機器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法律和法院,軍隊和警察,現代國家機器的這些成分,是社會組織賴以維係、公共安全得以保障的必要手段。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紐帶,是公民之間的團結,是公民對共同家園的熱愛,是公民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政黨的信賴和公民對體現自己根本要求的憲法的忠誠。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這三個方麵當中,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確保這個根本特征的必要手段。十六屆四中全會深刻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和近代中國的曆史都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作為“上層建築”,其正當性的來源並不是它自身,而是作為“基礎”的公民社會——也就是作為社會之成員的人民群眾。換句話說,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既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超社會的,而是根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斷更新著的曆史性選擇。共產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國家政權屬於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形式而組織起來的全體公民,這兩條,是社會主義成為“社會”主義而不是“國家”主義的邏輯前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的關鍵詞是“社會”而不是“國家”。

概括上麵三層意思,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合乎人性的、互惠互助的、人民作主的社會製度。由於這三個特點,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既是富有活力的,也是保持穩定的;既是包含各方麵不同利益的,又是能把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處理妥當的。這樣一種活而不亂、和而不同的社會,我想就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的一個奮鬥目標:“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為了建設這樣的和諧社會,我們不僅要維護公民的“利益”,而且要維護公民的“權利”;不僅要代表人民群眾的狹義的利益,而且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廣義的利益。狹義的利益表現為人們所得的可用貨幣單位來計量的物品和服務;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直接取決於這種物品和服務所得到的數量和質量。但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而且是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不僅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消費生活,而且改善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對人民群眾的利益作這樣一種廣義理解,尊重和努力滿足人民群眾的公平訴求,而不僅僅是他們的利益訴求,就成為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黨麵前更為緊迫的課題。利益訴求的滿足取決於分配什麽、分配多少,而公平訴求的滿足則取決於誰來分配、如何分配。把後麵這個問題擺到突出位置,是我們的改革事業進入一個關鍵時期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背景。

為了建設這樣的和諧社會,我們不僅要進行“公民的道德教育”,而且要進行“公民道德的教育”。“公民的道德教育”範圍很廣,不僅涉及社會公德,而且包括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而“公民道德的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公民道德”,即公民作為政治共同體成員應當具有的品質、應當遵守的規範。現代社會的公民素質表現為公民有序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意願和能力,也表現為公民不僅具有權利意識,而且具有責任意識;不僅懂得如何以合理、合法的形式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且懂得如何承擔公民應盡的義務、服從公民應受的約束。這種意義上的公民道德的教育,應該成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