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燕國古城,清朝故都。
20世紀90年代,早春三月,杏花初放,桃花帶血,我們走進大東區窄窄街巷,來到一座普普通通的舊樓前,輕輕叩響一扇靜謐之門,迎接我們的是一位麵容清臒、神態沉穩的老人。老人像一部書,70年的記憶裏,深藏著一個革命家庭的百年磨難,和在這坎坷路程中那滿門忠烈的奮鬥史。
老人叫任為,曾是一名解放軍老戰士,20世紀50年代在沈陽帆布篷廠當技術工人,1958年被打成“右派”。20世紀80年代平反後,年已花甲的他仍以一腔赤誠和執著,向黨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
矢誌於斯,老而彌堅。任為說:“我父親是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他是北京大學高才生,是魯迅先生的學生。父親少年即懷報國大誌,青年飽藏才思學識,以他這樣一個有頭腦、有追求的人,能一生追隨共產黨,獻身民族解放,那這個黨就一定是為老百姓謀福祉的黨,就一定是個好黨!”
任為的父親是任國楨。在任為的記憶中,父親永遠是一副書生模樣,是永遠的33歲。
竊他人火煮自己的肉
那一年,為尋訪父親的足跡,任為由沈陽,而太原,而北京。在人聲闃寂、樹影扶疏的老虎尾巴胡同魯迅紀念館裏,他一個展櫃一個展櫃地尋看著。驀地,一本道林紙素麵、木刻般粗字書名的書籍撞入了他的眼簾:《蘇俄的文藝論戰》。這是父親做學生時的譯作,是他遍訪不得從未一見的寶貴史料!他激動極了,急切地找到了紀念館的管理人員,幾乎是語不擇詞地訴說著原委。當紀念館負責人得知他是該書作者的長子時,破例為他開啟玻璃櫃門,取出了這部珍貴的藏品。任為用顫抖的手撫摸著那斑駁的書麵,仿佛觸到了父親的體溫,感到了父親的呼吸。他小心翼翼地翻開那發黃發脆的書頁,恍然若夢般走進了一段久遠的曆史。這本作為“未名叢刊”之一的俄文譯著,最前麵印著魯迅先生1925年4月12日夜寫的《前記》:“不獨文藝,中國至今於蘇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任國楨君獨能就俄國的雜誌中選譯文編三篇,使我們借此稍稍知道他們文壇論辯的大概,實在是最為有益的事”。
有生命的文字能在一瞬間將曆史和現實接通,任為百感交集、熱淚盈盈,仿佛看到在那新舊交織、思潮激**的年代,父親那矯健蓬勃的身影。
任國楨少小入私塾讀書。窮神廟私塾館那位王先生是清末秀才,博古達今,思想開明,特別喜歡新思想新文化。他慷慨激昂的宣講,潛移默化的熏陶,在任國楨心中最早播下了憂國憂民的種子。這個天性聰敏, 讀而好思,文筆暢達,字跡秀美的少年曾在作文中這樣寫道:“少年不知有為,而老始悔悟,又何異枯木無枝而欲望發榮茲也……憤發而有為正在英年雄壯之日也。”王先生閱後大喜,逢人便說這孩子少年有誌,將來必是棟梁之材。
辛亥革命爆發,身處偏遠的任國楨和大哥任國棟,在王先生鼓勵下,率先剪了腦後的辮子。這消息立刻在四鄉傳為新聞,氣得父親任殿芳大聲叱罵。國楨和哥哥用國勢時理侃侃而談,使盛怒的父親無言以對。
1918年,任國楨考入北京大學,來到了心儀已久的新文化聖地。在北大,他如饑似渴地聆聽新思想啟蒙者陳獨秀、李大釗,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以及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梁啟超的講座,貪婪地吸吮著新思想新文化的乳汁。他讀《新青年》雜誌,寫新詩,用俄文給《真理報》和彼得格勒通訊任國楨讀高中時的照片社投稿,以一個愛國青年的滿腔熱情參與著社會的變革。
任國楨讀大學二年級時,抗議巴黎和會出賣中國利益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任國楨的熱血也沸騰了。他和3000多名大學生走上街頭,一路遊行、演講,高呼“取消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立時,整個北京為之震動,各界民眾紛紛響應。群情激憤的學生包圍了北洋軍閥政府親日派官僚曹汝霖住宅,憤怒的任國楨和同學們翻進牆去,痛打賣國分子章宗祥,火燒趙家樓胡同曹宅,演出了中國近代史上雄壯亮麗的一幕。熊熊燃燒的愛國火焰,使任國楨第一次看到了中國民眾的力量和中華民族的希望。6月3日,任國楨和罷課的同學們又到天安門前演講,講者“垂淚而道”,聽者“掩麵而泣”,而反動政府卻如臨大敵,出動軍警將任國楨等200餘名學生逮捕。
翌日,又逮捕學生700 多人。直至6 月10 日,懾於全國二十個省、百多個城市罷工罷課罷市的洶湧怒潮,北洋軍閥才不得不釋任國楨在北大讀書時和同學與俄文老師夫人合影放全部被捕學生,最終未敢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上簽字。
參加五四運動,任國楨親身體驗到了改造中國的迫切和艱難,也更加自覺地把個人前途命運和國家前途命運聯係在了一起。痛感於封建傳統的黑暗腐朽,渴望新潮流的衝擊滌**,在書信往還中,他和魯迅先生心心相通,結下了深厚情誼。他崇敬這位思想先行者,認為魯迅先生是中華民族的良心。他學著先生的樣子並在先生的熱情幫助下,“竊他人火煮自己的肉”,翻譯出版了《蘇俄的文藝論戰》一書,希圖中國文化能循著革命道路“推倒舊的傳統”,“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魯迅)。
敲醒寒夜裏的沉鍾
在任為業已遠逝的童年記憶裏,有一件事他記得特別清楚。
有一天,任國楨家門前來了一個討飯的,蓬頭垢麵,伸著髒兮兮的手向任為討吃的。不諳世事的小任為見他衣衫襤褸,渾身有味,便大聲攆他:“走開,走開!你太埋汰了!我們家沒吃的給你。快走,快走!”一邊說一邊用手推趕。這時,在家養病的任國楨聞聲而出,見狀大聲怒喝:“任為!”任為回頭一看,父親怒目圓睜、臉色煞白地站在那裏,立時怔住了。父親向來溫文爾雅,從來沒見過他這等嚴厲。“站好!”憤怒的任國楨用手一指小任為。任為乖乖地立正站在那裏。隻見任國楨搶上前來,扶住那個乞丐,和顏悅色地打聽家是哪裏的,因為什麽出來討飯。隨即,把那乞丐讓到院裏,給他打水洗臉,端出熱騰騰的飯菜給他吃。臨走時又給他拿了幾斤糧食和十幾元錢,感動得那個乞丐捧著錢和糧食淚汪汪地叨咕:“好人哪!好人哪!”那一刻,任為分明看見了父親眼中也有些濕潤。事後,任國楨把兒子叫到跟前,嚴肅地對他說:“窮人是天下最苦的人,最可憐的人。孩子你千萬記住,不能欺負他們!欺負窮人的就不是好人!”從此,任為真的記住了:隻有壞蛋才欺負窮人,好人是不欺負窮人的,而且要善待他們,幫助他們。
要幫助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擺脫貧窮落後和被壓榨被欺侮的苦難處境,就必須啟蒙他們,喚醒他們,讓他們從幾千年的皇權至上、自我卑微和奴性氛圍的愚昧狀態中徹底走出來,造就一個個有獨立人格、有健全精神、有堅強力量的社會新人,如此,才能有一個新國家、新生活。任國楨深深知道:愚昧比貧窮更可怕、更難改造,它需要先進思想的艱苦啟蒙和社會動員者的曠日持久之功。
1925年春,受中共北方區委派遣,任國楨來到時稱奉天的沈陽,進行黨的創建工作,借住在大南門裏文華閣紙莊。
那時的奉天城,既有軍閥統治下達官貴人的高宅大院,又有日本殖民者的洋樓汽車,更有畸形繁華的商號、錢莊、戲樓、妓院,甚至還有大煙館。然而,坑坑窪窪的街路邊,破破爛爛的街巷裏,更多的是又低又暗、四麵透風的“勞工房”“下窖房”,住著做苦力的、拉洋車的、撿破爛的窮苦百姓。街麵上,到處可見破衣爛衫的農民進城找工做,滿手滿臉汙黑的窮孩子四處流浪,窮困潦倒、衣食無著的老少乞丐成群結隊舉著破碗乞討……國家這樣破敗,人民這樣貧困,任國楨目睹耳聞,心頭像墜了鉛塊一樣沉重。社會必須變革,不變革就沒有出路,喚醒社會底層的民眾是當務之急。他立即著手,深入青年進步團體“白楊社”“春潮社”“木鐸社”和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結識聯絡了閻寶航、郭綱、高子升、吳竹村、蘇子元等一批進步青年,依托“社會主義研究小組”,大力傳播馬列主義並介紹新思想、新文化。
斯時,中國南方正進入第一次大革命的轉折點,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國共兩黨首次合作,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南方各省工農運動蓬勃興起,帝國主義殖民者和北洋軍閥政權草木皆兵,萬分恐慌。5月30日,英、日帝國主義在上海槍殺工人、學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任國楨聞訊義憤填膺。凶惡的帝國主義者竟敢如此欺負中國民眾,槍殺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每個良知未泯的中國人都不能容忍!他立刻找到從上海來東北的中共黨員韓樂然,並和吳曉天、蘇子元等一起緊急商量發起聲援運動。在經過周密部署後,奉天爆發了前所未有、影響廣泛的“六·十”愛國運動。在任國楨等人的精心組織下,6月10日清晨,南滿醫大、南滿中學堂、一師等學校2000多名學生衝破校方和警察的重重阻攔,打著旗幟標語,高呼口號,向省公署進發。奉天市民很少見到這樣激動人心的場麵,萬人空巷,爭相在道路兩邊圍觀,他們興奮地向學生們拍手叫好。受到市民支持的學生們倍加振奮,裹著看熱鬧的人流浩浩****匯集到省公署進行請願。他們向奉天當局提出“通電聲援、募捐救濟、對英日經濟絕交、全民遊行示威”等五項條件。省長王永江避而不見,警察當局以“煽動鬧事”“破壞治安”罪名扣留請願代表,韓樂然、任國楨指揮學生們連續8小時與荷槍實彈的軍警對峙,進行說理鬥爭。在奉天各界市民支持下,當局隻好答應學生們的有關條件。鬥爭獲得勝利,整個奉天為之震動。
這個在奉天曆史上第一次由共產黨員領導的大規模反帝愛國運動,迅速擴大至大連、鐵嶺、撫順各地,學生請願遊行,工人罷工示威,各界募捐聲援,風起雲湧,聲勢浩大,充分展示了廣大民眾被喚醒後的巨大力量,也使任國楨深受鼓舞。
“六·十”運動後,由於當局下令提前放暑假,趕學生回家,任國楨和吳曉天決定利用這一時機,開辦暑期學校,進行馬列主義宣傳。任國楨親自講授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生動活潑的實例介紹社會發展史和共產主義理論。在暑期學校中,任國楨先後吸收了一批優秀青年入黨入團。1925年8月,中共奉天特別支部成立,任國楨任支部書記。
1927年6月,在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大肆清黨的血雨腥風中,中共奉天特別支部改為中共奉天市委,任國楨擔任第一任市委書記。
直麵世界雖九死而不悔
秋去春來、花落花開的幾十年之後,當任為徜徉於繁華的沈陽市太原街時,已無法找到當年叫春日町的市麵上那個“老菁華”眼鏡店舊址了。當年的“滿鐵”附屬地,現在已成了白天人頭攢動,夜晚燈火輝煌的現代商業大街。星移鬥轉,物是人非,革命者任國楨的兒子任為不無感慨:“當年太原街12號老菁華眼鏡店是中共奉天市委所在地。在這個秘密機關裏,父親可以說宵衣旰食,日夜辛勞啊!市委書記,擱現在,已是個‘大官’了。
但那時候的書記,別說沒工資、沒轎車、沒辦公大樓、沒前呼後擁,甚至隨時都有被抓捕、被關押、被迫害,甚至掉腦袋的危險呢!真正的共產黨人從來不是為了自己‘當官’才幹革命的,他們寧可流血犧牲也認準這條道路,矢誌不渝。因為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救國救民,才能為中國創造一個沒有貧窮,沒有壓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美好社會。”
在老菁華眼鏡店的日子裏,任國楨常以小商販的身份為掩護,背著毛巾、香皂、牙粉等日用貨物,深入工廠、學校,傳播黨的主張,建立黨組織。奉天是東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工業發達,產業工人集中,僅當時的奉天兵工廠就有工人2萬餘人。但這些工人都處於日本殖民者和封建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之下。1927年初夏,日資企業奉天製麻株式會社600多名工人在廠方長期強迫加班,借故減發工資,受傷即予解雇的無理壓榨下,自發舉行大罷工。與工友們有緊密聯係的任國楨立即派人幫助工人製訂鬥爭的方法和策略,領導他們推選代表,組織糾察隊,擬定“工資以現洋兌現”“不準隨便打罵工人”“禁止隨便開除工人”等複工條件。經過27天的堅持,日本資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條件。這次罷工,為東北工人鬥爭史上所罕見,被稱為“東北三大工人運動”之一。
罷工勝利後,日本警方覺察到這次罷工“其背後是有個強有力的思想團體支持者”。於是,其特務機關加緊活動,派兩名特務扮成工人,進行偵察、跟蹤,當年6月29日,在老菁華眼鏡店將任國楨、楊誌雲逮捕。在奉天附屬地日本警察署,任國楨被嚴刑拷打,但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日本人得不到確鑿證據,隻好把任國楨和楊誌雲轉送奉天督軍公署軍法處。在收到日本總領館兩封要求嚴懲“罷工煽動者”任國楨、楊誌雲的電報後,時在北京的張作霖複電軍法處,“任國楨、楊誌雲二人如果查有實據,處以死刑可也”。任國楨、楊誌雲的性命危在旦夕。
在軍法處會審時,任國楨、楊誌雲二人鎮定自若,異口同聲指責日本人歪曲事實,刑訊逼供,籲請中國政府伸張正義,勿冤好人。
黨組織也通過東北著名愛國人士傅立魚先生,呼籲奉天官紳各界主持公道,營救任、楊二位愛國青年。迫於社會輿論,奉天公署以找不到證據為由沒有殺害任國楨、楊誌雲,但又因怕得罪日本人而不敢輕易釋放,就這樣拖來拖去,將二人關押了一年多。
一年後,要處任國楨死刑的張作霖,在回沈陽途中被日本人炸車殞命。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為父治喪,特赦政治犯,任國楨、楊誌雲這才得以生還,走出黑暗牢門。
任國楨被釋放後,和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無奈之中,他隻好拖著羸弱的身子輾轉火車、客輪,回到了他的故鄉——現在的丹東市同興鎮任家堡子村。然而,當他在安東碼頭下船走進自家大院時,得到的並不全是理解、安慰和溫暖。
一見到多年沒有音訊的兒子,他年邁的母親劉氏悲喜交加,老淚橫流。這位心地善良、溫順淳樸的農家婦女由於想兒子、盼兒子已是灰發滿頭,體衰多病。她拉著任國楨的手,撫摸著他的臉,仿佛是在夢中,一遍遍地說:“孩子,你真的回來了?你還活著啊?……你還走不走啊?……”
而任國楨的妻子,跟前站著兩個孩子,小小的任為那一年隻有5歲。妻子泣不成聲,邊抽噎邊哭訴:“自從你去鬧革命,家裏人就日夜提心吊膽。一會兒說你被抓起來了,被關起來了;一會兒又說你被日本人割了耳朵了,剜了眼睛啦……大家夥兒都以為你回不來了呢……”
因任國楨參加共產黨,父親任殿芳這個老實厚道的農民整天擔驚受怕,一夕數驚,生怕禍從天降累及全家。看到任國楨瘦得皮包骨頭,一身落魄回到家中,怨恨之意更加濃重,說出話來冷言冷語,甚至不願正眼瞧一下這個滿身叛逆的兒子。任家家道殷實,任殿芳原指望讀了大學的任國楨能夠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但萬沒想到兒子竟參加革命黨,讓人抓去下大獄。
任國楨隨即知道:家裏怕受他的牽連,已在前年就把他的戶口注銷了……
苦夏時節,暑溽蒸騰,任國楨拖著心力交瘁的身子躲在小河邊,青紗帳裏,滿野的蟈蟈叫得他心亂如麻。父親、母親、妻子都是本分厚道的農民,他不能怪他們,而且無論是作為兒子,還是作為丈夫,他都欠他們很多很多。是的,自己要是不參加共產黨,憑著北大高才生這塊牌子,肯定能混個不錯的職業。就是回鄉務農,父母勤儉置下的12間房子、40畝稻田和蠶場,也足以使他衣食無憂,養家育兒。然而,他畢竟跟了共產黨,抱定了這個主義能救國救民,怎麽能前顧後盼,當逃兵呢?賈誼說“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尚且如此忠於自己的理想追求,何況一個已經在生死裏滾過了幾個來回的共產黨人呢?
我要去找黨!任國楨下了決心。他在大哥任國棟幫助下,說服了父親、弟弟和妻子,怕老人傷心,一直瞞著老母親。望著意誌堅決,死不回頭的兒子,父親任殿芳長歎一聲,含著淚水把回家僅三個月的任國楨送出了星暗露濕的村頭。
風雨不滅的薪火相傳
山西省太原市小東門,踏著父親足跡而來的任為,在高天流雲下肅立,一聲輕喚,珠淚滾滾。淚是酒,心是香,這位年屆古稀的老人祭奠著自己永遠33歲的父親。
任國楨離開家鄉,在奉天四處奔走,終於與中共滿洲省委取得了聯係。省委先後派他擔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省委臨時常委,在艱苦的環境中做著艱苦卓絕的工作。
1929年之後,他又先後到中央幹部訓練班學習,到山東恢複黨組織、任省委書記,並和陳少敏結為革命伴侶。
1931年任國楨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期間,王明“左”傾路線給黨在北平的工作造成一片混亂,宗派鬥爭激烈,矛盾爭吵不斷。由於反對宗派行為,在新市委選舉中,任國楨落選了。那一段時間裏,他因無工作,經濟斷絕,和愛人陳少敏帶著初生的小女兒借住別人家中,每天稀飯充饑,常常靠典當衣服度日……但他坦**磊落,雖對黨內混亂痛心疾首,但對自己的境遇毫無怨言,他說:“隻要黨內團結,革命成功,我雖然受到冤枉打擊,也絕不會抱怨黨……”
1931 年10 月初,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任國楨為駐山西特派員。他告別陳少敏,隻身前往太原,很快與山西特委取得聯係,開展工作。任國楨到達太原十幾天後,被閻錫山的特務組織發現。10月21日晚,他正在太原典膳所8號和特委秘書處的同誌開會,突然一群警察、特務闖進來,逮捕了他們。由於叛徒出賣,敵人很快得知了任國楨的身份。國民黨清共人員欣喜若狂,立即將任國楨轉押到山西臨時軍法會審處,企圖從任國楨口中取得我黨重要組織機密。為了達到目的,軍法會審判長、素有“大劊子手”之稱的韓甲山親自主審,先是誘以官爵、金錢,任國楨嗤之以鼻;繼而嚴刑逼供,施以各種酷刑,折磨得任國楨一次次昏死過去,但任國楨始終不吐露與黨有關的一個字。韓甲山看到用盡伎倆也不能使這個書生樣子的共產黨員屈服,便唆使和他同關一室的叛徒對其進行套供、誘供、勸降,但任國楨不上當、不動搖,反把叛徒罵得無地自容……
11月13日,無計可施的敵人,將任國楨、劉元章、胡凱卿三人押至小東門刑場,宣布判處死刑。在氣壯山河的口號聲中,任國楨,這位33歲的青年革命家,這位中共奉天黨組織創始人,倒在了國民黨軍閥閻錫山的槍口下。
玉可碎,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先烈雖去,但精神不死,他對真理的赤誠、對信念的矢誌不渝薪火相傳,使他那些活著的親人們秉其風骨,承其良知,為黨不受玷汙,不失本色而堅守著,奮爭著,追求著……在十年浩劫後期,任國楨80多歲、飽經滄桑的哥哥任國棟,因不滿“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怒罵他們是“禍國殃民的壞蛋”,被專政機關抓了起來,並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當有關方麵得知他是先烈任國楨的長兄且年事已高,便想留他一命,於是跟他說:“你隻要寫一份材料,說你從來沒罵過江青,或者是酒後醉話,便可考慮不殺你。”一生狷直耿介的任國棟泰然答道:“罵就是罵了,怎麽能對黨說假話呢?現在讓我寫,我還要說他們是禍國殃民的壞蛋!”說得辦案人員搖頭歎息,隻得作罷。就這樣,白發蒼蒼的任國棟在83歲那年,為講真話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任國楨的革命伴侶陳少敏,是一名老黨員。1968 年10 月,時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她參加了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江青、康生、謝富治用偽證炮製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決議。黑白顛倒,是非混淆,陳少敏這位飽經革命鍛煉,品格正直的女共產黨員,在與會人員一致舉手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不畏高壓,不隨波逐流,伏在會議桌上堅決不舉手,為我黨在那個特別的年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更令人感佩的是,任國楨的兒子任為,幾十年飽受政治磨難,一生坎坷,仍癡心不改,孜孜以求。1994年,以古稀之年得償夙願,在莊嚴的黨旗下舉起了手臂,加入了他父親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中國共產黨……
追求真理,獻身真理,這也許正是我們這個民族雖百經磨難、曆盡曲折而精神不死、靈魂不滅的根基所在。舉著理性和理想火炬前行的人們,應該永遠是為後人所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