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字象形會意,把人關在籠子裏謂之“囚”,把牛圈在棚圈裏謂之“牢”,將這兩個方塊字連接起來組成一個詞,就意味著對人身體的禁錮。而在舊中國,囚牢常常是關押、摧殘叛逆者、造反者或革命黨人的地方。在東北,無論是張作霖統治時期,還是易幟之後服從國民黨政府時期,以及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偽滿洲國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被視為“非法”,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也一直遭到當局的圍捕、破壞和鎮壓。僅在1927 年至1937年的10年間,中共滿洲省委就遭到5次大破壞,先後有8位省委書記、11位省委常委被捕;奉天、大連、撫順、哈爾濱、長春等地黨組織也遭逢大小破壞90餘次,其中60多次是日本殖民者和日本警察署所為。大批共產黨人被槍殺、活埋、砍頭,現能查到姓名的就有624 人。黨在東北的早期領導人和活動者劉少奇、陳為人、李子芳、林仲丹、陳潭秋、任國楨、趙尚誌、楊靖宇、趙一曼、王鶴壽、孟堅等都曾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在那黑夜沉沉的歲月,奉天第一監獄、哈爾濱護路軍地牢、撫順監獄、安東監獄、旅大日俄監獄都曾囚禁過革命者英勇無畏的身軀,都曾飄**著他們深沉低回的歌聲,都曾記錄著他們在這個特殊的戰場上一個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
機智的“逃犯”
1929年4月19日深夜,濟南警察署看守所中,黑魆魆的圍牆監舍一片死寂。突然,幾聲驚人的槍響,引起一陣混亂和**。
在國民黨警察一片“有人越獄啦!有人越獄啦!”“快快快,抓逃犯!抓逃犯!”的喊叫聲中,一個衣衫襤褸的身影艱難地跳出監所後牆,踉踉蹌蹌地隱進夜幕之中。半個多時辰之後,這個身影走進英武街,急促地敲開了老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的私宅。鞠先生定睛一看:這不是他老友的孩子、已被特務抓走了三個多月的楊一辰嗎?
這個傷痕累累的“逃犯”,正是中共山東省委秘書、山東省赤色救濟會黨團書記楊一辰。
鞠先生早就知道楊一辰是個進步青年。他在省立第一師範就讀的時候,就結識了中共一大代表、山東黨組織的創始人王盡美,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學習,接受進步思想。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大學預科學習的楊一辰積極參加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組織的天安門遊行請願,目睹了“三一八”慘案和北洋軍閥的殘暴,立下宏願,要以不惜流血犧牲之革命,救國救民。
然而,鞠先生不知道,眼前這個衣衫破碎的青年,在1927年5月就加入了共產黨,四處從事革命活動。一個月之前,因叛徒出賣,在省委機關同省委書記鄧恩銘、宣傳部秘書孫秀峰一同被捕。盡管他化名梁翼辰,但敵人通過從他身上搜出的銀元及預算單,懷疑他是共產黨重要人物。於是,嚴刑拷打,逼其招供。在獄中進行多日絕食鬥爭後,楊一辰與同室的四名黨員一起策劃越獄。雖因風聲敗露而行事倉促,但由於他過人的機智和勇敢,還是在敵人槍口之下逃了出來。
軍警特務滿城搜捕,警笛一陣陣響過。楊一辰不敢和老先生多說,洗了塵垢,換了衣帽,伸出雙手接過鞠思敏先生贈送的川資,望著老先生那慈父般溫暖而關切的麵容,楊一辰不由得心頭一熱,淚水盈滿雙眸……
楊一辰喬裝打扮,逃出濟南城,輾轉來到大連。在大連得到中共山東省委轉來的中央指示,命他到中共滿洲省委工作。
楊一辰立即趕赴沈陽。這個24歲的青年革命者沒想到,雖然第一次入獄就僥幸逃脫,但此一去,他卻和牢獄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
再次入獄
楊一辰到沈陽後,先是在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同誌領導下工作,在奉天紗廠組織罷工運動,在奉天兵工廠籌辦工人夜校,到溝幫子鐵路領導爭“花紅”鬥爭;後又在繼任省委書記林仲丹領導下,擔任組織部部長,到撫順組織赤色工會,建立秘密黨支部,發動礦業工人向封建把頭進行反打罵、反勒索、反克扣的經濟鬥爭。劉少奇和林仲丹都特別喜歡這位山東小夥子。他性格爽快,善思好學,精力充沛;而其堅定倔強,不懼死,不怕難,敢作敢為的剛直品格更叫這兩位領導人倍加欣賞。他們不斷給他壓擔子,派任務,以期把他磨煉得更加成熟,更加出色。
1930年11月9日,省委書記林仲丹化名陳子真來到撫順檢查指導工作。新任中共撫順縣委書記楊一辰在金寨北街後窯地大坑邊一座小土房裏,向林仲丹詳細匯報撫順礦山、工廠的工人狀況及工人運動發展態勢。打入我縣委內部的變節分子範青參加會議後,立即將這一情報密送附屬地的日特機關。11日晨,林仲丹在回沈陽的途中被捕。同一天晚上,範青帶幾十名日本兵包圍了縣委機關,楊一辰和張千民等三人猝不及防,被逮捕入獄。
當天夜裏,日本人便分頭對他們進行審訊。林仲丹被皮鞭抽,坐老虎凳,滿身澆涼水在外邊凍;張千民被按在木槽子裏灌涼水,灌煤油,但他們一口咬定自己是苦力。而楊一辰一被押進警察署,就被吊在院內的一棵大樹上,四周圍著手持皮鞭、木棍的凶惡打手。敵人氣勢洶洶地問他:“你的,什麽的幹活?快說!不說,狠狠地打死!”望著這群日本殖民者在中國土地上竟如此橫行霸道,憑山東漢子的血性,楊一辰真想一腳踹過去。但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輕易暴露,他沉著回答說,自己叫李德祿,因家庭困苦,便投奔撫順的姐姐家,準備找些事兒做。姐姐找幾個熟人來商量,就被抓來了。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從來沒做過違法的事。敵人一聽,勃然大怒:“你的不說實話,厲害的瞧瞧!”於是,皮鞭、木棍雨點般打向楊一辰,打得他皮開肉綻,血跡斑斑,但楊一辰咬緊牙關,死命挺住。敵人再問,還是這幾句話。於是問著打,打著問,足足折騰了幾個小時,楊一辰幾次昏死過去,又被涼水潑醒。第二天,敵人繼續對楊一辰施以酷刑,但楊一辰卻牙關緊閉,再不發一言。敵人看花言巧語誘騙、死去活來的拷打均無濟於事,便把他關進寬二尺、高三尺的木籠。初冬寒氣,刺骨逼人,遍體鱗傷的楊一辰在木籠裏臥不能臥,站不能站,隻能緊蜷著身子。由於雙手被吊腫,吃飯時隻能用胳臂夾著窩頭吃。
由於大家眾口一詞,不吐一句真情,在關押40餘天後,日本警察署不得不將他們移送奉天高等法院,以所謂“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法”判楊一辰服刑一年,林仲丹、張千民有期徒刑五年。1932年2月刑滿,黨組織將楊一辰接出監獄。而此時的東北,已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在東北易幟後改稱的沈陽市,又改回了奉天。
贏得榮名“亡命徒”
出獄後的楊一辰,立即投入反日抗日活動中。他先後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中共奉天特委書記,在日寇橫行、血雨腥風中幫助義勇軍抗敵,散發反日宣傳品;時常穿著破衣爛衫,背個修理箱子,偽裝成安玻璃的師傅,出沒於大街小巷。
共產黨的活動,引起偽奉天警察署的注意,警察署密派已經叛黨的李芳五以“找黨”的方式“釣魚”。經不知情者的聯絡,出於對失去組織同誌的關心,楊一辰於1933年6月22日,如約來到奉天總站附近一家小旅館和李芳五見麵。結果,剛一邁進旅館,即被埋伏的敵人一擁而上死死擒住,並搜出其隨身攜帶的《奉天特委“反對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告民眾書》等文件。楊一辰的身份暴露無遺,氣得他大罵李芳五賣國求榮、死無葬身之地。
日本特務將他帶到警察廳,戴上鐐銬,嚴加拷問。楊一辰想到自己在外被捕,組織一無所知,必須盡快想法報信,以避免遭受損失。於是,他假稱帶路,上了敵人的摩托車。當行至大西門裏鬧市時,他看這裏人來車往,是傳播消息最好的地方,便突然一躍而起,用戴銬的雙手按住身邊的日本特務,大聲呼喊“我是共產黨員楊一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楊一辰的呼喊立刻引來無數市民觀看,一時滿街紛傳,人頭攢動。敵人這時才發覺上了當,立刻用麻繩勒住楊一辰的嘴巴,直接將他押往日本當局專設的特務組織“特高課”,動用一切法西斯手段,開始摧殘這個“奉天共產黨黨首”。
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智慧之獸,而當人一旦喪失人性,那便連獸都不如。野獸很少齧食同類,即使獸捕獸、獸吃獸,也往往隻是為了滿足食欲,延續生存而已,吃飽即罷,決不會肆意折磨的。而作為集人類醜惡之大成的日本法西斯,他們在中國土地所設立的牢獄魔窟、所創造的殘酷刑罰,就是野獸看了也要毛骨悚然。在“特高課”牢中,政治犯一進監獄就戴上輕則8斤、重則18斤的鐵鐐;對男犯還有木枷等;對女犯則有帶鐵刺的苦衣和牛皮緊身衣。戴上這些刑具,痛苦無可名狀,求死不得,求生更難。在陰森恐怖的刑訊室裏,皮鞭、鋼鞭沾皮帶血地掛著,火釺、火鉗在炭火中炙燒著;“老虎凳”“上大掛”“壓杠子”“滾釘板”“釘竹簽”“烙鐵條”“投水牢”“凍冰棍”“灌辣椒水”“電刑”“鞭刑”“籠刑”等幾十種刑目輪番上演,叫人無法不震駭於這歹毒的“發明”,從而悲哀於人的“智慧”。在如此酷刑麵前,沒有舍生忘死的信仰、鋼鐵般的意誌和寧死不屈的骨頭,恐怕沒有幾個血肉之軀能挺過這一道道鬼門關。
我們無法想象,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裏,楊一辰是怎樣忍受這非人折磨的,是怎樣熬過這一道道法西斯刑罰的。一次次的皮開肉裂,一次次的筋斷骨折,一次次的血泊中昏死……但楊一辰這條鋼鐵漢子,要麽冷嘲熱諷同敵人辯論,要麽破口大罵唾敵人一臉,要麽絕食絕水與敵人對抗,就是不吐一星半點黨的機密。把束手無策的敵審訊官氣得七竅冒煙,罵他:“你這個共產黨,純粹是亡命徒!”楊一辰竟輕蔑一笑,拿起眼前寫供詞的白紙,揮筆成詩:法西殘暴世間無,文明新刑灌醍醐。
力竭聲嘶猶苦鬥,贏得榮名亡命徒。
楊一辰的堅貞不屈,讓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條硬漢子。
1933年10月22日的《奉天每日新聞》曾刊登“特高課”高級警員鈴木和山本的談話:“滿洲方麵所逮捕的黨特委書記楊一辰(劉查平),是當地共產黨的最高幹部,即使死也不泄露黨的機密。他說……為了主義,就是被判死刑也心甘情願。他對於機要事項守口如瓶,實在是膽大包天!”
但吾誌士,忠貞在抱
1933年8月,偽奉天高等法院以“共產黨首魁、醉心共產主義”為罪名,判處楊一辰有期徒刑12年。從此,在奉天檢察廳看守所和一牆之隔的奉天第一監獄,楊一辰開始了長達8年多的牢獄生活。
奉天檢察廳看守所位於小南門裏順城街,當時俗稱“北未決”,是關押未決犯、上訴犯、待決死囚和被判終生監犯人的場所。這個十字監設有孝、悌、忠、信四個監號,40個監房陰暗潮濕,人滿為患,日日夜夜,刑訊拷打、哭喊呻吟之聲不絕於耳。
楊一辰一轉到此處,立即與在押的共產黨員趙毅敏、張適、楊堅白等組織起來,形成獄內工作的核心。在楊一辰領導下,他們製定秘密聯絡方式,團結監中愛國難友,開展獄中鬥爭,並很快與當時奉天特委書記夏尚誌取得秘密聯係。
楊一辰因為有膽有識、光明磊落而受到大家的敬重,同誌和難友都稱他為老大哥。楊堅白被捕後,在敵人的刑訊逼供下身體虛弱,傷口流膿。一天放風時,接到楊一辰塞過來的一張字條,他躲開看守,打開一看,上麵是一首詩:“統治階級,設為監牢。
囚吾誌士,肆彼橫暴。但吾誌士,忠貞在抱。心非石兮不可轉,湯可赴兮火可蹈。善攝生兮保此身,持其誌兮氣勿躁。奮鬥,奮鬥,紅日五洲普照。”楊堅白讀完後,倍受感動,深受鼓舞。這是一個信仰高於一切的共產黨人冒著生命危險迸發的心聲,以期激勵戰友的鬥誌啊!楊堅白立即在同誌之間傳閱,感奮之餘,有人問楊一辰為何如此無所畏懼,楊一辰微笑著答道:“千古艱難唯一死,隻要有堅定的信念和必死的決心,就什麽也不怕了。”
為了擴大黨的影響,開展獄中鬥爭,楊一辰首先做了兩件事,一是揭批叛徒,二是團結難友。
在革命鬥爭中,最危險、最致命的破壞往往來自內部。楊一辰的幾次被捕和黨組織慘遭損失,都是叛徒出賣的結果。因此,楊一辰和大家都對叛變分子深惡痛絕。他們在“北未決”開展清查叛徒活動。變節分子王樹德、田玉清、張柏生先後交代了提供告密名單、帶軍警抓人的叛變經過。大家對他們的卑劣行徑進行了嚴厲批判。楊一辰嚴肅地說:“你們要用你們的血來洗清你們的罪惡。今天我告訴你們,或殺敵人,或被敵人殺,這由你們自己來選擇!”並嚴厲警告他們不準再自供、供人、“咬人”,要自我解脫。
在大家群情激憤、義正詞嚴的教育下,三人深深自悔於自己貪生怕死,出賣了組織,出賣了同誌,使黨的事業蒙受了損失。
一致表示要將功折罪,在法庭上把口供翻過來。
對於獄中難友,楊一辰充滿同情。他利用各種機會和他們接觸,問案情,談家況,給他們講《水滸傳》的故事。獄中冤案甚多,他便動員共產黨員們替難友寫辯訴狀、申訴書,並廢除獄中代寫呈子的慣例,不收東西,不用請吃飯。這贏得了獄中難友們的極大好感和高度信任,連監獄看守都說還是共產黨心善。有的難友因此減刑、翻案,更是千恩萬謝,感激不盡。
“紅色小環境”
偽奉天監獄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貧民、鄉村農民出身,因生活貧苦,在軍閥時期就做了看守這個社會地位低微的差事,以求混一碗飯吃。他們與國民黨監獄和日本人監獄的獄卒不同,缺少文化,不關心政治,加之現在給日本人幹事,常心存愧疚,因而,平常不太管事,監管很是鬆懈,隻要犯人不死不跑,其他常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楊一辰認為這些看守雖然工作不體麵,處在我們敵對方麵,但出身窮苦,是不得已幹了這差事的,他們對日本人心懷不滿,並不是侵略者忠實的爪牙。因而,完全可以用民族大義、階級感情感化教育他們,讓他們為我們做事。他和趙毅敏、楊堅白等利用各種時機與他們嘮家常,講故事,宣傳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的道理,並為他們代寫文書、家信、請假條等,由此感化、影響了一批品質純樸,有愛國熱情和正義感的監獄監管人員。副看守長王惠風、醫務科長李士贏、醫生王常泰、勤務員曹鴻祥、看守桑玉貴等人都成為黨的同情者,王惠風還與趙毅敏拜了“把兄弟”,和王常泰、曹鴻祥三人成為獄中黨員和獄外黨組織的秘密聯絡人,經常為雙方傳遞信件和消息。李士贏後來還在解放戰爭中參加了解放軍,走上了革命道路。
宋大公是監獄中的教務官,專門負責教誨犯人的。有意思的是,他沒有“教誨”了這群共產黨人,反倒被共產黨人“教誨”
了。他在50年後所寫的回憶文章《我在獄中所見的共產黨人》中寫道:“楊一辰、牛平甫等人經常跟我談論人生的意義,講‘正義必勝,邪惡必敗’。同時還經常借讀書機會向我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說在蘇聯人人平等,大家都有飯吃,有衣穿,人民當家做主人……通過他們的宣傳和引導,我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楊一辰等人在獄中對敵偽人員,從不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他們不卑不亢,充分表現了高尚的中華民族氣節,使不少在監獄中的敵偽人員深受感動,並受到了教益。”
最使宋大公感佩的是1936年春天,因國際國內形勢緊張,日偽特務機關加緊破壞活動。日本憲兵又一次把楊一辰提走,施以酷刑,並采用疲勞戰術,一連七天不讓他睡覺,企圖逼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由於長期監禁,這時的楊一辰已虛弱不堪,雖然他對敵人的酷刑無所畏懼,但怕敵人使用藥物或通過疲勞戰術使人精神失控,意誌喪失。於是,再三考慮之後,他在做雜役的鐵工場找到一瓶鏹水,傾倒在自己的臉上,使麵頰和眼睛受到嚴重灼傷,敵人不得不把他送進醫院治療。
由於楊一辰等人的出色工作,奉天第一監獄形成了一個紅色小環境。大家可以在這裏閱讀到高爾基的《母親》、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甚至《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等革命書籍。楊一辰還把《國際歌》的歌詞抄下來貼在牢房牆上,教大家學唱。重重高牆鐵網之中,黑暗陰濕的監牢裏,常常有低沉的《國際歌》《少年先鋒隊隊歌》飄**,這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是很難想象的事情。
酷刑摧殘,漫長監禁,粗劣的飲食,惡劣的條件,使楊一辰在1940年冬感染了丹毒,病情十分危急。幸虧醫務科長李士贏及時確診,並想方設法購入丹毒血清,才保住了他的生命。為救助這位隨時可能被病魔奪去生命的共產黨人,富有民族正義感的宋大公,千方百計為楊一辰報假釋。在兩次駁回後,經宋大公極力疏通典獄長齊正冕和偽最高法院有關法官,幾經周折,終於為楊一辰辦妥了假釋手續。
1940年12月下旬,在8年鐵窗生活之後,傷痕累累、疾病纏身的楊一辰告別奮鬥十餘載的關東大地,被人抬上火車,送回了山東金鄉老家。
誌士之大節
新中國成立後,楊一辰曆任河南省委第二副書記,廣州市委第二書記、第二商業部部長,河北省副省長等職,一如既往,勤勤懇懇為新中國工作著。使他想不到的是,在十年浩劫中,他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投入了監獄。此時,國家主席劉少奇已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專案組四處搜羅劉少奇“叛變”的證據。楊一辰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時,和少奇同誌結下了深厚友情。少奇被捕,他曾前去探望,傳遞訊息;少奇離開東北時,曾將自己穿過的一套工裝留給楊一辰做紀念,這些,都使專案組如獲至寶,把他列為“劉少奇1929年被捕叛變的重要知情人”。由於他不說假話,出具的材料都堅決否認劉少奇是叛徒,竟被打掉三顆門牙,壓斷一根肋骨。殘暴的肉刑使楊一辰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法西斯的嘴臉,但即便“四人幫”爪牙用手槍對著他的腦袋,他仍然不無蔑視地說:“你們就是崩了我,我也不能說假話,也不能做違心的事!”
進入20世紀80年代,被開除黨籍的楊一辰重新回到黨的懷抱,劉少奇的千古奇冤也被昭雪。曆史再一次證明:天理昭昭,不容欺瀆。真實,是必將被時間所證實的。而楊一辰也用自己無愧無悔的人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生為革命生,死為革命死。
不願苟且生,但願壯烈死。
大節有微虧,誌士所不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