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DI
URDU
5.5億使用者
據估計，有3.25億人以印地-烏爾都語為母語，2.25億人以之為第二語言，但如果把其他一些與之相關的語言視為它的方言，這些數字還會高很多。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區說印地語（也即北印地語），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和中部的穆斯林說烏爾都語，不過大多將之作為第二語言。數百萬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生活在英國、美國、阿拉伯半島，但印地-烏爾都語並不總是他們的主要語言。
羅馬字母上網 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都頻繁地使用羅馬字母：電影的名字、一些廣告、《聖經》的譯本，以及上網。尤其是使用互聯網，使得更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意識到，彼此語言之間的差異，比官方說的要少得多。
4 印地-烏爾都語
總有些東西把我們一分為二
我把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合起來說成是世界上20種最大語言裏的一種而不是兩種，算不算是在耍花招動手腳呢？毫無疑問，它們是雙胞胎，這一點沒有爭議，但雙胞胎仍然是兩個獨立個體，應該單獨計算。它們倆的名字也不能互換（從前可以，現在不行了），這也是事實。你不能對一個巴基斯坦人說他們講的是印地語——先生，不，我們說的是烏爾都語！你也不能跟一個印度人說他們講的是烏爾都語——天哪，這太可怕了！除非你碰到的是說烏爾都語的印度裔穆斯林（他們有數千萬人，哪怕按印度的標準也是相當可觀的少數族裔），如果是這樣，他們會覺得挺開心。但不管是震驚也好，開心也好，大多數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會堅持認為，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存在許多明顯的差異。
但這種主張是存在爭議的，而且也曾經進行過大量的爭論。當然，這些爭論並不是在一般民眾當中進行的，他們對任何激昂演說家的話都信以為真；也不是在演說家當中進行的，他們對任何三流語言學家的話都信以為真。可爭論真的存在，而且有著充分的理由。
人們懷疑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並非兩種語言的原因之一是，除了不同的名字之外，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印度斯坦語。這個詞，你現在在南亞次大陸上已經很難聽到了，但20世紀中期之前很常見，而且在其他地方（如斐濟和蘇裏南）的傳承語言使用者[1]當中，它至今仍是一個主流詞語。雖說它基本上已經過時，但它仍然極為有用，因為它對一種鮮活現實的描述比“印地-烏爾都語”這個合成詞更便於人們理解。寶萊塢電影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樣大受歡迎，因為對話用的是兩國許多人都能輕易理解的語言。反之，自稱說印地語的人能毫不費力地理解用烏爾都語演唱的歌曲。盡管兩國在這件事上各有強硬觀點，但一般而言，判斷印度普通人閑聊用的是印地語還是烏爾都語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總的來說，把它們看成是一種語言來展開討論有其合理性。在我的書裏，能夠彼此自由交流的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印度斯坦的分裂是近代才出現的，是人為的，而且不少人都對此感到遺憾。這是一條裂痕，絕非徹底斷裂，如果讓它自由生長，它最終會逐漸愈合。不過，讓它自由生長的狀態幾乎是無法達到的——至少，當民族主義和認同政治的花言巧語輕易地贏得了國境兩側的選舉時，它不可能自由生長。
無數本書都曾寫過有關1947年印巴分治的主題，也有不少書論及印度斯坦語、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它們大多數都可以公平地概括成：“為什麽該被指責的是對方”。這裏的對方，要麽是穆斯林，要麽是莫臥兒；要麽是印度，要麽是巴基斯坦；要麽是婆羅門，要麽是印度人。他們雙方還有一隻共同的替罪羊，那就是英國人。不過，盡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甩鍋讓英國人得到了可喜的解脫，但英國人也因此成了蹩腳的反派角色，因為他們不再反駁。
好在還有一些作家和思想家並未以如此輕率的態度對待這些議題，本章對其中兩本書多有借鑒。巴基斯坦著名學者塔裏克·拉赫曼（Tariq Rahman）在《從印地語到烏爾都語》（From Hindi To Urdu）中批判性地考察了烏爾都語：從它在1780年左右第一次被提及，到大約一個世紀後來了個大轉彎，從“印地語”的別名變成了“印地語的對立麵，且絕不是印地語”——換句話說，從同義詞變成了反義詞。拉赫曼沒有過分苛責，而是保持了學術的正確性和超然態度。我借鑒的另一本書叫《印地語民族主義》（Hindi Nationalism），性質有所不同。它的作者是印度公知兼大學教師阿洛克·拉伊（Alok Rai），他說話更直率、更善辯，老實說，也更有意思。他振振有詞地批評了“印地語守衛者”，這些人鼓吹印地語的“純粹性”，並在自己劃定的人為語言邊界上嚴防死守。拉伊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稱為“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從未省略引號，因為他強烈地感到，這是對人民真正語言的拙劣模仿。至於這種真正的語言，在他看來，可以稱為印地語、烏爾都語、印地-烏爾都語甚至烏爾都-印地語，無需引號（不過他似乎不喜歡“印度斯坦語”這個說法）。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國界有著荒唐之處，語言界限上也同樣如此。
拉赫曼在書裏熱情地引用了拉伊的觀點，如果這兩個人會麵，我相信他們會毫無敵意地展開討論——盡管拉伊可能會很激進（如果他書裏的激進語氣可供參考的話）。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兩國高層多些拉赫曼和拉伊這樣的人，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將受益。
印爾都語的故事
那麽，南亞最大的語言——“印爾都語”（Hirdu，一位惱怒的語言學家給它起了這個名字）——的真實故事到底是怎麽樣的呢？坦白說，進入現代之前沒什麽特別的地方。它早期的祖先是一種印歐語，名叫原始印度-雅利安語（Proto-Indo-Aryan），它的使用者似乎在公元前2000年的某個時候到達了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北部，並在此後的數千年往南部和東部擴張。人們在介紹這種關於遙遠過去的說法時，往往會事先提醒你，還有其他的闡釋存在。有一種理論認為，整個印歐語係的誕生地，不是烏克蘭大草原或亞洲土耳其，而是印度河流域。不過，這又會扯出該死的民族主義來。我們先別管它吧。
在歐洲，有若幹支印歐語係族群，受更古老的地方語言的影響，先是傳播，然後分化。南亞的情況同樣如此，印度-雅利安語占主導地位的區域逐漸擴張，與此同時，因為跟土著語言接觸，它也開始分化。在一些地方，這些較古老的語言流傳至今。還記得南部的達羅毗荼語族（泰米爾語是其主要成員）嗎？
為了對付一大堆原本難以梳理清楚的古老語言，語言學家們將公元前1500年—前300年使用的若幹種語言均稱為“古印度-雅利安語”。聽起來很晦澀，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員我們在本書裏已經見過不止一次：梵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完美”或“優雅”，很適合超級明星。梵語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各種貼著“古典梵語”標簽的品種，跟古典拉丁語極為相似：這兩種語言都經過了對方言的有意識標準化，主要用於書麵寫作，其文化影響力遠超其起源地區，並一直持續到當今時代。
接著是下一個階段，通行於公元前300年—1500年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語言群體。它們叫作“帕拉克裏語”（Prakrits），意思是“自然的”，因為它們是當時人們的口頭語言。與此同時，人們仍然選擇以梵語作為書麵語言，跟西方的拉丁語一樣。在其他方麵，公元1000年前後，印度的語言狀況也跟歐洲類似，而且可以用一個語言學家們極渴望其家喻戶曉的術語（隻可惜並沒有）來概括：方言連續體（dialect continuum）。請容我稍做解釋。所謂的連續體，不管是波長、個性特征還是其他任何現象，指的是以漸進變化為特點的一種範圍。故此，方言連續體就是在一塊相當大的地理區域內使用的若幹種方言或語言，地理上靠得越近語言越類似，相距較遠的語言，類似的地方也隨之減少。從實踐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旅行者從家鄉出發，能輕鬆地跟距離出發點幾個小時甚至幾天腳程內的人交談，但是隨著他越走越遠，交流難度也越來越大，盡管相互理解的程度從未急劇下降。大不列顛過去曾是一個方言連續體，在某種程度上，它至今仍然是：從南安普頓徒步走到阿伯丁，我們會聽出方言慢慢變化，就連在蘇格蘭邊界，英語（English）和蘇格蘭語（Scots）之間也沒有明顯的語言界限。不過，威爾士語和蘇格蘭的蓋爾語不屬於這一連續體。
1000年前，南亞的情況也差不多一樣，隻是它沒有像如今標準英語那樣的“傘形”語言。但考慮到當時大多數人並不會長途出行，這種狀況幾乎不會造成任何溝通問題。在那個時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都這麽運作，包括歐洲的日耳曼語、羅曼語、斯拉夫語地區，以及南亞的印度-雅利安語地區。在如今的印度北部，也就是該廣闊地帶的中央腹地，存在5種緊密相關的帕拉克裏語，可以視為印度斯坦語的前身。這些以及其他大多數帕拉克裏語，由當地群眾和統治者共同使用。不過，在這個連續體的最西麵（也就是印度河以西），情況就不一樣了，民眾說帕拉克裏語，統治者說波斯語。這種局麵，就是未來的前兆。
1206年及其後
從11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侵略者、商人、乞丐和聖人從波斯來到印度，而從1206年開始，穆斯林統治了政治舞台。首先，德裏蘇丹國（Delhi Sultanate）成為南亞最強大的國家，莫臥兒帝國緊隨其後。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是中亞血統，但在此前的數百年裏，在文化和語言上他們都波斯化了。德裏蘇丹國主要由突厥王朝統治。他們帶來了波斯人將南亞語言稱為“印地語”（Hindi）的習慣，這個詞的意思是，“在印度河流域土地上所說的語言”，也就是印地語。莫臥兒王朝的皇帝們是突厥與蒙古人的混血兒（莫臥兒起源於蒙古），但同樣說波斯語。兩個帝國在勢力最大時都曾覆蓋到了遙遠的南方，隻是都不曾囊括整個次大陸。
這一地區的語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在語言學本科生的考試裏，這會是個很不錯的問題：“假設有一塊幅員遼闊的地區，其上通行的多種語言為方言連續體，在數百年的時間裏，它受控於一個人數相對較少的外國血統的統治階層，這些人所說的語言，與當地通行的語言沒有緊密的關係。你認為，該地的方言和統治者的語言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答案可能是這樣的：“當地方言（底層）將受精英語言（上層）影響，但就長期而言，統治階級會轉變：先使用雙語，接著徹底放棄自己原來的語言。”學生們不必非得想到印度的情況才能推測出答案。這個問題同樣很好地描述了公元5世紀末日耳曼法蘭克人統治高盧之後，高盧北部發生的情況；10世紀初，維京人占領諾曼底之後，諾曼底發生的情況；1066年，這些維京人變成的諾曼人征服了英格蘭之後，英格蘭發生的情況——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
這一現象在南亞是如何演變的呢？首先，在整個德裏蘇丹和莫臥兒時期，地方語言都借用了大量波斯語詞匯，其中許多有著阿拉伯語的起源，少數還摻雜了突厥語元素。經常有人說，這主要發生在軍事營地（也就是urdu）裏，但這並不準確。不管統治精英多麽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都不得不與下層階級互動。語言互動不僅發生在軍營，也發生在商店和市場、宮殿和清真寺、酒館和妓院裏（發生在後一種場合的語言互動程度恐怕還更大）。通過這些接觸，人們會學習並開始運用新單詞。這就是印地-烏爾都語（或印度斯坦語）當中為什麽會有大量波斯詞匯，比如J**āN（年輕的）、PARDA（窗簾）、DARIā（河流或海洋），以及不少阿拉伯語詞匯，如KITāB（書）、JAHāZ（船）和DUNIYā（世界）。今天，使用印地-烏爾都語的人並不認為這些詞是“外來的”或“借用的”，一如我們不認為river（河流）、curtain（窗簾）、simple（簡單）和very（非常）是法語（這幾個英語單詞分別來自RIVIèRE、COURTINE、SIMPLE和VERAI，最後一個在現代法語裏是VRAI）。
那麽，前述問題的第二部分回答，也就是關於精英的情況呢？他們使用雙語嗎？在德裏蘇丹統治期間似乎不是這樣。但莫臥兒王朝很快就在16世紀這樣做了，因為在當時，男性娶了不少印度新娘。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波斯語逐漸為印度斯坦語（也即當時的印地語）所取代。
事後回望早期的烏爾都語和印地語
到了17世紀，南亞的語言狀況仍然相當平常。當時沒人能預見到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會分裂。中古印度-雅利安語分化成幾種新印度-雅利安語：孟加拉語、旁遮普語和其他語言，以及一個由多種地方語言組成的中心集群，通常統稱為印地語。無一例外，這些語言裏充斥著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單詞。古典梵語仍然用於禮拜儀式，當地方言也經常以多種文字的形式付諸書麵。伊斯蘭教作者使用波斯-阿拉伯文（Perso-Arabic script，阿拉伯字母的一種變體），他們通過《古蘭經》和公文來熟悉這種文字。印地語采用不同的土著文字（因種姓而不同）書寫：婆羅門祭司和教師喜歡天城文字（Nagari），卡雅斯塔[2]抄寫員和官員使用凱提文（Kaithi）。在這兩種文字裏，後者較為普遍。
隻有從後來者的視角看過去，我們才能追溯出烏爾都語漸漸興起的過程。隨著伊斯蘭教精英對波斯語的掌握變得越來越貧乏，他們的詩人開始在印地語中夾雜使用誇張的波斯語詞匯，同時又不回避普通的方言詞匯。這跟公元1600年前後英國文人對拉丁詞匯的狂熱（illecebrous、obtestate、adminiculation）[3]沒有太大不同。然而，到了18世紀，莫臥兒王朝的詩人把事情做得更進一步，許多普通的印地語詞匯成了禁忌，進而帶來了高度波斯語化的文學風格。1780年前後，這種語言首次被稱為“烏爾都語”，它是ZABAN-E-URDUE-MUALLA這一短語的縮寫形式，意思是“尊貴之城的語言”（不再是“軍事營地”了），這裏的“尊貴之城”，指的是首都德裏。這種烏爾都語的作用，類似本書“第17名 土耳其語”章節中介紹過的奧斯曼-土耳其語，它是一種優雅的精英語言，是社會地位而非宗教身份的象征。用一位印度學者的話來說，充當了“緊張貴族的階級方言”，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崛起，這一貴族階層的權力和特權地位逐漸分崩離析。事實上，圍繞這一新語言的價值觀是令人費解的精英主義，根據一位編纂者的說法，德裏幾戶貴族家庭的用法，便定義了這種語言的正確性。
即便波斯化的烏爾都語在伊斯蘭教精英中萌芽期間，一些博學的婆羅門仍在努力“淨化”自己的印地語，清除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外來詞，引入早已被遺忘的梵語詞匯，不過，這些不過是一小撮不通世情的人在象牙塔裏做的努力。他們的所作所為，現在看來比當時意義重大得多。
18世紀的詩人米爾·塔齊·米爾（Mir Taqi Mir），被視為塑造烏爾都語的先驅之一。
傳教士和學者
英國商人從17世紀初就來到印度，起初畢恭畢敬，後來卻發號施令起來。但在19世紀初，英國人開始對印度斯坦語（Hindustani，當時，它的拚寫形式很多，比如Hindoostanee、Hindoostaneeh、Hindoost’hanee、Hindostani、Hindoustany、Hindostany或Hindustany，過了一陣子才固定下來）產生語言學影響。
它涉及兩個不同的群體。第一群人是傳教士，他們開始出版教育用書籍，把年輕的文盲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變成識字的基督徒。一如英國殖民政府後來采取的舉措，他們決定整個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都應使用印度斯坦語，至於旁遮普語、孟加拉語和其他語言都應該去見鬼。他們著手把印度斯坦語方言連續體敲打成一種適用於教科書的書麵標準語。不，確切地說，是兩種書麵標準語，因為印度學生和穆斯林學生將得到不同的版本。這不是為了對兩者搞分裂活動——請記住，傳教士的遠大設想是要用一種新的信仰來團結他們。故此，這隻是他們在務實地回應事實情況：在精神領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使用非常不同的術語，前者使用梵語，後者使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文字也是另一個原因，穆斯林無法想象用除阿拉伯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閱讀關於宗教事務的文件，而對印度教徒來說，宗教領域屬於天城文字（Nagari，後來叫作“Devanagari”，“deva”的意思是“神聖的，天國的”）。今天，對於這種早期的雙語政策，無論是狂熱支持天城文字印地語的印度教徒，還是熱心捍衛波斯文字烏爾都語的穆斯林都大為讚賞——哪怕基督教傳教士的明確目標是把學生們從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手裏“拯救”出來。
另一群產生了語言影響的英國群體是加爾各答威廉堡學院（Fort William College）的學者。該學院由東印度公司創建，旨在向本公司高管教授印度斯坦語。由於那時候的印度精英仍以穆斯林為主，所以學院裏教的往往是烏爾都語（拚寫為Oordoo，它更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的發音）。然而，威廉堡的一些語言學家卻跟他們手下的印度幕僚們一起著手“淨化”起這種語言來。在努力的過程中，一些人選擇了當時“最優秀者”所用的鮮活語言作為指導，另一些人卻試圖倒轉曆史，用“純正詞匯”（大多是基於梵語創造出來的）取代了大量的外來詞。為取代起源於阿拉伯語的JAHāZ（船），他們創造了基於梵語PōTA的PōT。許多語言都使用的阿拉伯語外來詞DUNIYā（世界），讓位於基於梵語SA?SāRA的SANSāR。顯然，這些純粹分子沒有意識到，對19世紀的印度人來說，梵語的“異域”感，絕不弱於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而且，“純正詞匯”比它們打算清除的舊詞更不正宗。還有一些“外來”詞匯紮根紮得太深了，哪怕是最堅定的梵語學者也束手無策，比如指代“年輕”的J**āN和指代“窗簾”的PARDA，都有著波斯語起源。
說威廉堡的人正在陰謀搞語言隔離，不免有些荒唐。可以這麽說，他們和傳教士的工作，隻不過是楔子最鋒利的那一端，而整個楔子則是後來由其他勢力愉快地揳進整個印度斯坦語裏的。威廉堡的很多語言學家明確地表示支持一種共同的印度斯坦語。但客觀上，用拉伊的話來說，他們的工作有力地促成了“語言雙重性的概念”，即穆斯林使用波斯化的烏爾都語，印度教徒使用梵語化的印地語。但這僅僅是針對這一理念而言，在實踐中，幾乎所有人，不管他們屬於什麽信仰，都不會說這樣極端版本的語言。數百萬人仍然使用著跟從前一樣的印度斯坦語方言混雜體（或連續體）：它們起源於印度-雅利安語，後來隨著曆史的發展，無意中受到了波斯語影響。
“邪惡”與“野蠻”之間的鬥爭
19世紀30年代，英國人逐漸用印度斯坦語代替波斯語作為行政語言，這種兩重性變得更有意義了。轉變的原因很簡單：對大多數人來說，有能力理解法官和其他官員的語言似乎是明智的。然而，波斯-阿拉伯文字保留了下來：印度斯坦語有著使用阿拉伯文字書寫的悠久傳統，為什麽要替換它呢？
從19世紀50年代末開始，正規教育的擴張帶來了對新版教科書的需求。兩個陣營的宗教人士都承擔了編寫教科書的重任。在文體指導方麵，他們沒有過多地參考現存的口語，而是借鑒了各自的文學遺產。和幾十年前的傳教士版教科書一樣，新教材在更大範圍內深化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學生之間的隔閡。盡管如此，這也隻影響了極小一部分人，因為哪怕幾十年過去了，文盲率仍然高達97%。不過，到了這時候，語言議題已成為爭論的焦點。
19世紀後期，穆斯林和印度教爆發了全麵衝突。南亞地區經曆了現代化進程，引入了鐵路、郵政係統、人口普查和日益專業化的公務員隊伍。這就出現了有待分配的經濟利益。傳統的伊斯蘭教精英自然覺得自己有資格擁有它們，但與此同時，他們也看出眼下的地位受到了來自有抱負的印度教精英的威脅。兩邊都開始獲得本陣營民眾的支持，從而產生了一種以前從未存在過的團結：不是基於地域或階級，而是基於宗教。在全國各地，比鄰而居的人們可能會突然發現他們彼此置身對立陣營。
這張一戰時期的英國征兵海報上寫著：“誰將拿走這些軍服、金錢和槍？”海報裏所用的語言是烏爾都語，在當時是較常用於書麵印刷的印度斯坦語。100多萬印度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軍服役，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數字達到了250萬。
語言立刻卷入了這場衝突。烏爾都語，在數百年來穆斯林統治和波斯-阿拉伯文字官方地位的支持下，搶得先機。有好幾十年，印度教精英一直在謀求天城文（也即印度斯坦語的印地版）的認可。辯論的基調就跟如今的一些互聯網論壇差不多。一位著名的印度官員寫道：波斯-阿拉伯文字“將閃米特元素插入了印度人的胸膛，讓他們與雅利安語漸行漸遠……我詛咒伊斯蘭教徒穿過印度河的那一天，我們在自己當中發現的一切罪惡，都要感謝‘我們親愛的弟兄’伊斯蘭教徒”。一位憤怒的穆斯林報紙編輯不甘落後，當英國人在一個兩教信徒苦鬥不休的邦承認天城文地位時，他評論道：“烏爾都語和天城文的問題……是一場高雅文化與偏見野蠻之間的較量……曆史將寫下一個蓄意破壞的故事：一名英國行政長官用筆一畫，就給了高雅文化致命一擊。”這樣的辱罵將始終持續下去，印度教徒成了“出身低微的鄉巴佬”，穆斯林是“把印度文化帶入黑暗時代的暴君”。由於沒法納入雙方的議程當中，印度文學文化在莫臥兒王朝時代開出的繁盛花朵被漫不經心地忽視掉了。
在這種苛刻的氛圍下，不出意外，盡管一些人盡了最大的努力，獨立運動仍然未能將兩個宗教社群團結起來。在政治上和語言上，局勢不斷升級，最終導致1947年的政治分治以及此後不久的官方語言分治。1948年2月2日，巴基斯坦將烏爾都語定為官方語言。印度選擇的是梵語化的印地語，但這並非定局。1948年1月30日，聖雄甘地遭到暗殺，他支持用天城文或波斯字母書寫的印度斯坦語——實際上，這正是激怒凶手的部分原因。即便如此，在1949年9月的製憲會議上，梵語派仍然設法擊敗了印度斯坦語的支持者。“純粹的梵語詞匯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樣的形式使用。”他們的領導者說，“因此，隻有這種語言，在印度全國各地都能得到接受，因為全國各地都有著豐富的純梵文詞匯。”換句話說，這就是梵語化的印地語。
衛兵和槍支可以讓人們尊重新的國境，但無法改變民眾的說話方式。兩國的下層階級仍然說印度斯坦語，而不是標準化的印地語或烏爾都語。在印度中北部的“印地語帶”之外，印、巴兩國的中產階級主要通過寶萊塢電影來學習語言，而電影裏的人物，使用的是印度斯坦語。至於精英階層呢？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們更喜歡英語的國際魅力和實用性。中產階級跟隨前者的腳步，也越來越多地瞄準了英語。在印度，官方的梵語化印地語，實際意義正在下降，用拉伊的話來說，這一類型的“印地語”（引號是他本人所用）正“蜷縮在個別邦的角落裏生悶氣，乞討殘羹”。在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國分裂出去之後，它的人口減少了一半），大多數人能以某種形式的烏爾都語為第二語言，但很少有人在乎它，更不在乎什麽“純粹性”。
此處不講價——不管是用烏爾都語、印地語、阿拉伯語還是英語！
回首望分離
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意識形態完全相同，一如鏡像。印地語言學家將印地語描述為梵語的“長女”（如果非要把原本的說法翻譯出意義來，隻能姑且用這個詞了）——這個說法，沒有任何嚴肅的曆史語言學家能給予支持。如前所述，一些人甚至主張原始印歐語起源於南亞。在巴基斯坦，學生們從小被灌輸的理念是：烏爾都語是莫臥兒軍營裏誕生的混合語言。一些巴基斯坦語言學家提出，印地語和烏爾都語的共同祖先不是來自印度北部，而是來自巴基斯坦，這既明顯矛盾，也同樣荒謬。
一如國家和語言，他們的曆史文獻也分割開來。任何用波斯阿拉伯文寫的東西，哪怕來自17世紀之前，如今都被視為烏爾都語文學的一部分；而用天城文撰寫的書籍，則自動被看成是印地語文學。別介意作者們本來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寫作，別介意他們生活在同一地區，別介意他們彼此能閱讀對方的作品：烏爾都語和印地語必須是分開的，所以回過頭去看，它們也必然是分開的。這是對曆史最公然的篡改。
這麽說來，我把印地語和烏爾都語當成全世界最大的一種語言來寫，而不是把它們分開視為兩種語言，是我在動手腳嗎？或許有那麽一點點吧。但真正動手腳的人並不是我。
[1] heritage speakers，也即印度裔移民來到這些地區生下的後代，這些移民後代說的是祖輩的語言，但使用能力和說母語者存在差異。
[2] 卡雅斯塔（Kayastha），印度教種姓。反映種姓的傳統角色是世俗文書記錄、文件管理員。在中世紀早期的印度王國開始，卡雅斯塔占據了政府的最高機構部長和顧問。在英國統治期間，他們已取得在政治、藝術和各個專業領域的成功。
[3] 意思分別是“無禮的”“懇求”和“提供輔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