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寫本書的最初動力來自我的英美朋友們，他們曾再三懇請我出版我的《符號形式的哲學》英譯本。雖然我很想滿足他們的願望，但著手嚐試一下後我發現這是不現實的，並且在現今的環境下原封不動地翻譯從前的書也不合理。對讀者來說，讀一套研究課題艱澀而抽象的三卷本，會相當耗費精力。即使從作者的角度來看，出版一部二十五年前構思和撰寫的作品既不大可能而且也不明智。因為自那時以來，作者一直在繼續研究這一課題。他學到了許多新事實，也遇見了不少新問題，甚至會從新的角度去看待那些舊問題，因此它們也呈現出了新麵貌。鑒於這種種原因，我決定從頭開始寫一本全新的書。本書一定要比先前那本簡短得多。萊辛（Lessing）曾說：“一本大部頭，就是一樁大罪。”當我寫我的《符號形式的哲學》時，我專注於課題本身，以至於都忘記或忽略了這條寫作風格準則。現在我覺得更加讚同萊辛的話。在本書中，我沒有去詳細地敘述事實，也沒對理論進行長篇大論，而是盡量把寫作集中在我認為具有特殊哲學意義的幾個要點上，並盡可能簡明扼要地表達我的思想。

盡管如此，本書還是得要討論一些初看上去似乎大相徑庭的課題。一本書倘若涉及了心理學、本體論、認識論的問題，並且包含了關於神話和宗教、語言和藝術、科學和曆史學的章節，就很容易遭人反對，說它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事物湊出來的大拚盤。我希望讀者在讀完這些章節後會發現，這種反對是毫無根據的。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讀者相信，本書中討論的所有課題歸根結底隻是一個課題。它們是通向一個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並且在我看來，文化哲學的任務就是去發現並確定這個中心。

就本書的風格而言，一個對它極其不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我不得不用非母語來寫作。我的朋友、新澤西州立師範學院的詹姆斯·佩蒂格羅弗（James Pettegrove）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沒有他的話，我很難克服這一障礙。他校訂了整部手稿，並就所有語言和風格技巧問題給了我善意的建議。我也非常感謝他對本書主題所作出的許多寶貴而中肯的評論。

一方麵，我並不打算去將一個在許多方麵都扛得住流行化的課題寫成一本“流行的”書。但在另一方麵，這本書也不是專為學者或哲學家們而寫的。人類文化的根本問題關係到普遍的人類利益，它們應當是容易讓普羅大眾理解的。因此我盡量避免一切學術性成分，並盡可能言簡意賅地表達我的思想。但無論如何我應該提醒我的批評者們，我在這裏所能給出的是對我的理論所進行的解釋和說明，而非論證。倘若要更細致地討論和分析本書所涉及的問題，我懇請他們參考我在《符號形式的哲學》中所做的詳細描述。

我真誠地希望，不要把教條式風格所表達的現成理論強加給讀者。我總是渴望讓讀者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當然，把我的主要論點所依據的全部經驗證據擺在讀者麵前也是不可能的。不過我至少要從各學科權威著作中列舉出充分而詳細的引證。讀者將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份完整的參考書目，但即使是這樣一份書目的書名也遠超我能勻出的篇幅。我隻好滿足於援引那些我覺得對我最有幫助的作者，並選擇那些在我看來具有典型意義和重要的哲學相關性的例子。

我將本書題獻給亨德爾（Charles W. Hendel），謹以表達我對他的感恩之情。他以充沛的熱情幫助我準備了這本書，我最早就是先和他討論了本書的總體規劃。他對本書主題有著強烈的興趣，對作者像朋友一樣關心，如果沒有這些，我興許不會有勇氣出版這本書。他將手稿讀了好幾遍，而我總是會采納他的批評性建議。事實證明，這些建議非常有幫助而且很寶貴。

然而這個獻辭不僅具有個人意義而且還具有“象征”意義。借著將本書獻給耶魯大學哲學係主任和研究生課程導師，我謹向哲學係本身表達我衷心的感謝。三年前，當我來到耶魯大學時，我驚喜地發現了覆蓋麵極廣的密切合作。和我的年輕同事們一起在各種專題聯合討論班上共事，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幸事和殊榮。在我漫長的學術生涯中，這的確是一次新經曆，非常有趣而且令人振奮的經曆。

我將永遠以感恩之心銘記這些聯合討論班：一個關於曆史哲學，一個關於科學哲學，第三個則關於知識論；它們分別由這些人主持：查爾斯·亨德爾和豪約·霍爾本（Hajo Holborn），諾斯羅普（F. S. C. Northrop）和亨利·馬格諾（Henry Margenau），門羅·比爾茲利（Monroe Beardsley）、弗雷德裏克·菲奇（Frederic Fitch）以及查爾斯·史蒂文森（ Charles Stevenson）。我得承認，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在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工作的結果，我願借此機會向研究生院院長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表示感謝，感謝他在過去三年裏向我提供的東道之誼。我也要向我的學生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和他們討論過這本書中所涵蓋的幾乎所有問題，我相信他們會在書中發現我們共同工作的許多痕跡。

我也對耶魯大學流動研究基金組織表示感謝，感謝它提供的研究經費幫助我準備了本書。

恩斯特·卡西爾 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