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不斷在報刊上發表一些作品,部隊領導機關開始注目我了。
大概是1965年秋天,“**”前夕,部隊選派一些幹部和一些準備提幹的“幹部苗子”,參加地方的四清運動。說是去幫助貧下中農“第二次翻身”。
動員會後,許多同誌寫申請,我卻沒有寫。不久,我們宣傳科長(這年春,我調到了師政治部宣傳科。因為是戰士,編製放在警衛連。)找我了,說:“小譚,這次去幫助貧下中農第二次翻身,不少同誌積極報名,怎麽不見你的動靜?”
我雖然沒有寫申請,卻也被派下去了。
我們師的四清工作團由王師長和嚴副政委帶隊,來到了海豐縣赤坑公社。這裏,是彭湃烈士的故鄉。是一個老革命根據地。然而這時,領導上向我們動員時說:“這塊老根據地政權不在我們手裏了。成了出賣彭湃烈士的彭的後母、地主婆彭老太的一塊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家天下。”“許多貧下中農都不知道有個毛主席,隻知道有個彭老太。”……雲雲。
我本來留在工作團團部的,因為沒有寫申請,表現不積極,領導上覺得有必要放到基層去好好鍛煉。於是,我被派到了仁佳村,負責一個生產隊。因為不懂潮州話,配一個前來參加四清運動的當地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給我做翻譯。開始幾個月,我馬虎應付,想混幾個月就回部隊。哪知,春節後,別人都不來了,我卻再一次地被派了下來,說是“貧下中農沒有給我發畢業證。”
春節後,我又返回了仁佳村。接著,我帶領一批民工,到水庫工地去勞動。生活極苦,紀律特嚴。自己有錢也不能上麵館去吃碗麵。說是要和貧下中農同甘共苦。師後勤部的一個幹事,就因為在麵館吃了一碗麵,被別人發現,而被開除黨藉、軍藉。政治部的一個幹事,就因為與地方工作隊的一位女隊員,顯得親近一點,受到了處分。我一天一天地消瘦下來。從一百二十多斤、瘦到了一百零九斤。
水庫工地,勞動十分繁重,而夥食卻很差,我更感到吃不消了。有一天,一個民工病了。做為帶隊的工作同誌,我要關心他。連忙自己掏錢買來粉條,給他做了一份病號飯送去。這份病號飯我做得很多。病人吃不完,剩下的,我便不顧什麽麵子不麵子了,當著病人的麵,三下五除二將它“消滅”了。這件事給我許多啟發,以後隻要有民工生病,我就馬上給他做病號飯。
有一天傍晚,肚子餓得咕咕叫,真想找點什麽吃。我試探著來到工地上的一個代銷店,見店裏沒有別的人,我麻起膽子,買了一筒餅幹,匆忙塞進口袋,便悄然溜了出來。我不敢回房裏去吃。一個人摸黑鑽進了山間。黑夜的深山,陰森可怕。然而,此時此刻,饑餓戰勝了害怕。我在黑黑的大山裏胡亂地鑽著。一直到這筒餅幹全部吃到了肚子裏,才返回房子裏來。
這一段時間,沒有看小說了,自然更沒有寫小說了。
不久,批《海瑞罷官》了,批“三家村”了。一場大風雨排山倒海般地來了。我們遵照總政治部關於“部隊四清工作隊員不參加地方的**”的指示,返回了部隊。
形勢一天一個樣。隻見一家一家的刊物停了,一家一家的出版社隻大批大批出一種書了。報紙呢?幾乎全部刊印新華社的電訊稿,沒有自己的聲音,沒有自己的麵貌了。世界上,簡直分不清男人和女人了。
我被《人民文學》等五家刊物留用的稿子,一篇也沒有出來了。在《收獲》上發表的反映部隊大比武的小說《水上飛》,被人指責了。這是一場什麽樣的革命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一個假日的下午,我把自己這些年來用省下來的津貼費一本一本地購回來的六、七十公斤書刊,抱到了那口戰士們冬天燒熱水洗澡的大鐵鍋前。我用這些書,燒了一大鐵鍋熱水,痛痛快快——不!別別扭扭地洗了一個熱水澡,準備與文學告別了。別人是“洗手不幹”,我比他們還“高一籌”,是“洗澡不幹”。
我一連向部隊領導遞上了三份報告,要求複員,回到生我養我的故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