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起筆來,許多熟悉的礦工朋友和礦工們的妻子,就湧進我熱辣辣的胸腔,就往我的麵前擠……
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情形,彼時使你不以為然的事,此時卻讓你感慨萬千。這時候,那些平日我認為很平常的、不能上“文學作品”的普通礦工和他們的妻子,驟然間變了,就象一塊黑不溜秋的煤塊,陡地投進了爐膛,吐出了騰騰的烈焰。他們的心靈,在我的眼前閃起光來。一個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向我迎麵走來了……
他,1958年進礦。二十多個春秋寒暑,沒有請過事假、病假、傷假。八千多張日曆上,都記錄著他為社會主義做出貢獻的鮮紅的數字。二十三個春節,他都是在地層深處的礦井裏,在呼呼的電煤鑽聲中度過的。
她——一個普普通通的苗家女。28歲的時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頭上:丈夫因公犧牲了。留給她的,是四個年幼的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一歲半。這,對這個年輕的女人來說,是多麽沉重的打擊啊!她和丈夫都是湘西鳳凰縣人。在這個礦上工作的湘西老鄉,鼓動她向礦上提要求,將丈夫的遺體運回老家去安葬。應該說,這個要求是不算過份的。當領導上來征詢她的意見時,她流著眼淚說:
“運回湘西,國家花費太大。他在礦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愛這個礦,死後,就把他埋在礦區的山上吧!我們母子守著他……”
她簡短的幾句話,說得礦領導眼淚直落。當領導上進一步問她有什麽困難,有什麽要求時,她說:
我不能趴下來吃社會主義,我要站起來幹社會主義。給我工作吧!”
她工作了。當上了食堂炊事員。她挑著油餅油條下礦井,把熱飯熱菜送到礦工們手裏。她用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廣大礦工的讚揚,當上了礦、局的勞動模範。1978年,她光榮地出席了全國煤炭工業戰線的群英大會。她那端莊、秀麗的照片,印到了《全國煤礦英雄譜》上……
一個又一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礦工們的妻子,在我的麵前匯集。他們也許講不出許多大道理,甚至在小組會上發一個言,臉都會漲得通紅。但是,他們的行動,卻體現著我們民族傳統的美德。他們有一個美好的心靈。霎時,他們象一塊塊礦石,在我的麵前閃起光來。啊!生活的礦井裏,蘊藏了多少文學藝術的礦石,等待我們去挖掘啊!
我懷著這樣一種對礦工、對礦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動筆了。
我按照生活中的樣子寫他們。沒有給他們戴“光圈”,也沒有給他們穿“高跟鞋”。作品中的他們,仍然是那樣普普通通的,沒有什麽驚人的舉動,也沒有什麽“豪言壯語”。然而,在他們那些平平常常的言行裏,是不是很自然地閃爍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光輝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光彩呢?
寫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寫自己所熱愛的人,自然順手。五天,我就寫出了這個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那天深夜,剛剛脫稿,來不及抄正,就被知道我這一“秘密”的一個朋友,當時在漣邵礦務局《漣邵礦工報》工作的、現任湖南電視台台長的魏文彬拿出看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就來敲我的門了。他一邊將稿子遞還我,一邊興奮地說:“我原想先翻幾頁,沒有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害我一晚沒有睡。看完以後,我更睡不著了……真不賴!”說著,他伸出手來給我看,“你看,你這本稿子用鐵絲釘著。看稿時,那伸出的鐵絲,把我的手紮出了血,我都不知道。看它使我多入迷!”
我看看他的手指,果然是被紮出血來了。他那一雙眼睛,更是火球一般的紅。他確是一個通宵沒有睡呀!接著,他又滔滔不絕地給我談一些具體的印象,說得我也激動起來。這是我的第一個中篇。而他又是我第一個中篇的第一個讀者。得到了第一個讀者的好評,我信心更足了。
稿子送到《芙蓉》編輯部,編輯王璞、編輯部副主任朱樹誠和出版社總編輯黃起衰同誌,都給予了熱情的肯定。生活中的這個“她”,那個“她”,就溶鑄成了作品中的“金竹”;我熟悉的礦山裏的“老張”、“小李”,就變成了作品中的“大猛”、“二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