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事短時間離開小城,回到了長沙。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電報,催我速回市廣播電台。麵對電文,我莫名其妙。這份電報是誰發的?市電台怎麽能夠直接“通知”我這個市委副書記回去?

我給市委宣傳部掛了一個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當年的“牌友”、那個小個子副部長。我問他,市電台有什麽事要我去?他說,沒有什麽事呀!他是有發言權的。在部裏,他分管新聞、文化係統。電台,是他管轄的單位之一。

我隱隱約約地想到了她。我擔心,是不是部長或局長那次聽我講了以後,找她談話了?談話時,方式方法是不是欠妥?

第二天,我匆匆趕回了這座小城。

剛到辦公室,宣傳部的謝老弟就告訴我:女編輯呷了鬧(毒)藥。現在正在醫院裏搶救。我決意馬上去醫院看她。部長何老兄勸我:你先回你的住處洗個澡吧,一身汗落水流的。現在她昏死過去了,反正不省人事,等會清醒了,再去看吧。我認為老何的話有理,便先回住處洗澡去了。

我盼著她盡快擺脫昏迷,清醒過來。

哪知,我的澡還沒有洗完,謝老弟就在樓下喊開了。他告訴我:女編輯沒有搶救過來,永遠不會醒來了……

她去了,擺脫這一切的煩惱去了。

其實,她是極愛生活的,極留戀這個世界的!

人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她給自己的女兒留了一幅親手作的畫。那是一株小草。並在畫旁邊寫了短短幾句話,托出了一個母親熱愛兒女的深長的情意,和寄予兒女的崇高的願望。她希望女兒做一株小草,給這個世界添一丁點兒綠色,不要去做那鮮豔耀目的花朵,招惹人的目光……她將自己穿過的和沒有穿過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櫃子裏,是不是想留給心愛的女兒?她的手很巧,能用單調的紗線,編織出各種各樣的圖案的裝飾物,想把自己的生活裝扮得更美好。然而,這些美麗的裝飾物,她自己沒有受用,一一給活著的人留下了……

她給組織上寫了一份遺書。遺書說,她的丈夫是一個老實的人,是一個有事業心的人。她選擇了這麽一條路,不能怪他也不怨組織,不怨別人,隻怨……

怨誰呢?她留在心裏沒有說出來了。也許,她根本就說不確切,說不清楚。是啊,誰又能說得很確切,很清楚呢?

我的那電報的“謎”,也揭曉了。人們在郵電局查到,她死的前一天,發出了兩份電報。一份發給我,一份發給作家王蒙。當時,王蒙是《人民文學》的主編,她曾是《人民文學》的刊授學員。《人民文學》頒發給她的學員結業證上,端端正正地印著王蒙的名字。數年以後,我到上海參加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一個筆會,和王蒙同誌住在一起,我問他幾年前你是不是收到這樣一份電報。他回憶道:“收到過,收到過。”……

她是多麽地愛她的事業,愛她的文學!

她是多麽地留戀這個世界,留戀這個時代!

然而,她還是丟下了她的事業,告別了這個世界,悄悄地遠去了。

據說,她死得極慘。

一個知識婦女,自殺時,卻顯得很沒有知識了。她服的毒藥,使醫院裏搶救都沒有辦法。其實,她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子。之所以采取這樣愚蠢的、野蠻的死法,可以想見,她臨死前的那些時候,精神錯亂到了什麽程度!

我在廣播電視局研究如何處理她的後事的會議上,坐了坐,和她的丈夫握了握手,沒有說一句話,便走了出來。我漫無目的地亂跑,似乎要到什麽地方去尋找這個女編輯死的答案……

她,是不是覺得,離婚,比死還難?

她,是不是感到,活著,比死還痛苦?

那麽,為什麽會使她覺得離婚比死還難呢?為什麽會使她感到活著比死還痛苦呢?我實在無法回答自己。

我來到了這裏,來到了資江河心中的那個我想命名它為風流島的大沙洲上。

沉沉的腳板,踩著這長的、短的、圓的、扁的卵石上。腳下那格吱格吱的響聲,提醒我注意這些平日不被人注目的卵石。它們出自何處?它們生自何年?它們被洪水推到這裏之前,闖過多少險灘?每前進一步,它們相互撞擊著,磨擦著,一年複一年,它們全都變成了這樣一副圓滑模樣。可以肯定說,這裏原本是沒有砂洲的。是洪水把這些卵石、這些砂土帶到這裏,一次堆一點,終於堆成了這麽一塊砂洲。如今,沙洲上長滿了綠樹。洪水,要想再把它們推走,就不那麽容易了。

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整個人類的觀念、意識的長河裏,有沒有這樣的大砂洲?

我把目光投向這廣闊的、卵石堆成的沙洲,投向那一塊一塊不同形狀的卵石。似乎,我要尋找的答案,就埋在這卵石下麵……

我心裏猛地跳出一個念頭來:來一場凶猛的洪水吧!洪水是能夠推走這個沙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