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一個個怔怔地望著媽媽。

一句歌還沒有唱完她突然閉合嘴巴,撲下身子,將孩子們一把摟到懷裏,放聲痛哭起來。

“媽,你怎麽啦?”

“媽,你莫哭,莫哭。”

“媽,你莫哭了。我們聽話,我們一定聽話嗬!”

“……”

她捍衛了自己,捍衛了一個女人的尊嚴。

那位不是幹部的“幹部”,沒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對她,對這個弱女子,進行瘋狂的報複。過去給她的“方便”,統統換做了“卡壓”;過去對她的“同情”,全部變成“仇恨”。她默默地忍受命運給她的又一種打擊,一步一步地艱難地朝前走著。

終於,她丈夫流過血和汗的醫院,將她辭退了。她咬咬牙,領著孩子離開了這裏,到附近農村租了一間農戶的房子,住了下來。為了生計,為了孩子,她到處找事攬活,到建築工地和灰砂,挑紅磚,運煤碴,擔土方……用大把大把的汗水,換回很少很少一點錢。每月掙到三十幾元,還要交給住戶六元房租。三十元錢,五張吃“黑糧”的嘴!想想,想想,每一分錢,在這個女人的手裏,是什麽樣的份量!

醫院裏好心的醫生、護士們,依然悄悄地關心著她。每月從糧站買糧時搭回來的雜糧,仍都送給她。碰上過節,那位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過中校醫官而靠邊站了的老院長(現已為共產黨員,市政協副主席)和他的夫人,偷偷地來到她住的那擁擠的小房裏,給她和孩子們提來兩斤肉,留下幾塊錢。自己和這位靠邊站的院長,無親無故的,怎麽好意思一回又一回地收人家的肉,接人家的錢呢?她眼裏閃著淚花,就是不伸出手來。

老院長用手輕輕地摸摸一個個孩子的頭,將肉和錢往桌上一擱,無聲無語地走了。

她苦苦地熬著。

有人在背後為她出主意,要她去找一找廠裏的書記,向他叩個頭,求他幫你們娘娘崽崽解決一個落腳的“戶口”,安排一個事做。

她終於鼓起勇氣,敲響了書記家的門。來開門的是一個富富態態的女人。這大概是書記夫人了。也許,這些年來,上門找書記的人多,上門者總會提上大包小包的禮物。而她卻是兩手空空,這使這位書記夫人有點不順眼,見到她,心裏就煩,就火。

“你找誰?”

“書記在家嗎?”

她顫顫抖抖地問。

“找書記,上辦公室去。到了家,他是我的男人,歸我管。”

“砰”的一聲,門關上了。

她在門邊愣了半天,再也不敢敲門了。

這天,她終於找到了書記。

“我的男人死了。他在廠裏幹了十六、七年,沒有功勞有苦勞……”

“什麽雞巴功勞苦勞!戰場上死那麽多的人,他們的家屬如果都像你一樣,要戶口,要工作,行嗎?”

“……”

又是一鼻子灰。她立在那裏,緩不過氣來。那些年,我們黨的形象,就是被這樣一些人抹了黑。如今這類人物也許下來了,也許仍在台上,正演著另一出戲,扮演另外的時髦角色……

她跌跌蹌蹌地奔向那間小屋,那間在農村租下的、住著她和四個孩子的小屋。腦子裏,這些年來許多許多的美好願望,全破滅了。看來,不能再想著依靠別人,隻能靠自己,靠自己的一雙手!

推開自家的那間小屋的門,四個孩子一齊迎了上來。

“媽,爺爺又來了。”

“爺爺?”

“還有奶奶。”

“奶奶?”

大孩子桂平,雙手捧來了一塊肉,還有一張五元錢的人民幣……

她心頭一閃亮,一下子全明白了:這爺爺是誰,這奶奶又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