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2年的冬天。

嚴寒裏,突然吹過來一股暖風。國家準備給從事專業工作的人員評定職稱了,這使許多知識分子興奮不已。當時,我正在《湖南日報》文藝部做編輯。我們單位是省內再正規不過的新聞專業單位了。於是,省有關部門將我們報社定為職稱評定的試點單位。

我也高興了一陣,忙乎了一陣。將自己的新聞、文學作品,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將一些報刊發表的評價我的作品的文章,也盡量搜集到,複印出來。將一切能反映我和我的作品的社會影響的所有的材料都千方百計弄到手……以便理直氣壯地申報職稱。

這項工作漸漸地在各部室鋪開了。每一個同誌都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可以這麽說,自“**”以來,沒有哪一項工作,大家這麽重視。

第一步,是各部室初評。自己述職以後,大家進行“公議”。謂之為“自報公議”。我們部裏,已進行三天了。

這天下午,又開始評議了。象任何會議剛開始都要冷一陣場一樣,當主持人宣布開始的時候,一時沒人發言。

前兩天,幾位老同誌從而容之地“過關”了。下麵,該輪到誰了呢?

一陣令人難堪的沉默。

“我來吧!”

我終於忍不住了。

於是,我把預先填好的那份表,打開來,念了一遍。接著,自報“記者”職稱。交大家“公議”。

記者,這在新聞職稱係列裏,算中級,相當於大學裏的講師。

一切都十分順利。眼看就要過關了,一位老記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小譚也不小了。有二十年的寫作曆史,發表和出版了百餘萬字的作品。遺憾的是沒有一張文憑。如果有一張大學文憑,完全應該報更高一個檔次!”

“是啊,論業務水平,我們老譚是不低,工作任務也完成得不錯。如果把他和某某(報社一位當時頗紅、評高級職稱呼聲頗高的記者)放到全報社投票,他的票不一定比某某少。”

“這就難講了。某某會說,他是名牌大學畢業的。我們老譚別的都有,就是少這麽一樣東西。別人會說他沒有讀書……”

有人半帶同情、半帶疑難地說。

我素有“熱血動物”之稱,遇事易衝動。開初,我還平靜地聽大家發言,在心裏認真琢磨大家對我長處、短處的評議。當聽到這裏,一股熱血直往我的腦門頂上湧。“少一樣東西?”我到底少了一樣什麽東西?從新聞作品中的消息、通訊、言論、攝影到文學作品中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電影文學劇本,我哪一樣沒有拿出“東西”來呢?我到底少了哪一樣?

“不錯!我沒有讀書。但我寫書啊!我這個沒有讀書的人,寫書給那些讀了書的人讀!因為有書,才有人去讀書……”

我一下站了起來,連珠炮似地放了這麽一串充滿偏**緒的氣話。當時,我們報社一位負責人剛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見到我時,特意告訴我,說他們在中央黨校上文學課,就是學的《山道彎彎》。他的這些話,也許為我吐出這串偏激的話墊了底兒……

我話鋒一轉,又說:

“不!我不同意別人說我沒有讀書!我隻同意沒有在學校裏讀書。我的書,是在煤油燈下麵讀的,是在芭蕉樹底下讀的!……別人讀的書,也許我讀了;我讀的書,也許別人沒有讀;讀了大學的人做得到的事,我都做得到;讀了大學的人做不到的事,我也許也做得到……”

現在想來,自覺汗顏。這席話未免太自傲了。但在當時,一串一串的火,在人的心頭燒著。我真恨不得說得再尖刻一些,越尖刻心裏就越痛快……

這串鋼彈子般的話從我嘴裏蹦出來後,使全場啞然……

不久,上麵通知,參加評定職稱中的沒有大專以上文憑的人,集中到韶山學習,然後參加考試。考試合格後,才能確定職稱。我不願意去為一個虛名所累,於是準備放棄,當然也不打算到韶山去學習,去考試。

後來,經省委宣傳部的職稱領導小組批準,我們報社有三位同誌免試,我是其中的一個。一張綠色的、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人事部的鮮紅大印的職稱證書,終於發到了我的手裏。

不知怎的,“我沒有讀書,但我寫書。我這個沒有讀書的人寫書給你們這些讀了書的人讀!”這通偏激的牢騷話,很快傳開了。我到北京參加中組部青幹局和團中央召開的一個座談會時,《中國青年》雜誌的一位總編助理約我把這些話寫成稿子,交他們發表。這就是後來發表在該刊的那篇《我的幸與不幸》。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許多讀了書的和沒有讀書的人的共鳴。很短一段時間裏,我收到了全國各地七、八百封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