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的界限也許是由境遇性的行動、不斷學習的經驗和應激性的製度回應所組成的，它處於持續的變動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不能被結合為一個整體。從20世紀60年代起，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將之集合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一係列產生和散播商業知識的機構之間的連接。尤其是從三種不同的機構(管理谘詢機構、管理學大師，特別是商學院)連接中所產生的回路。這三種機構永恒地處於媒體的包圍中，且媒體本身就是這一文化回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管理谘詢師起源於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貝恩、麥肯錫等公司開始融合成巨型的谘詢公司，管理谘詢師才真正流行起來。他們憑借自己汲取觀念並將之付諸實踐的能力(知識再從實踐中返回理論)而成為重要的知識生產者和傳播者。
商業知識、管理學大師和幾乎所有管理谘詢師的雄心都是管理谘詢公司的推動力量。管理學大師們將商業知識作為他們自身的各個部分進行打包，②盡管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已經存在，但是直到彼得斯與沃特曼的《追尋卓越》問世，他們才迎來了繁榮的時期。用彼得斯的話就是“一把20年前就發射了的禪宗槍”。管理學大師們通常將表現特殊的經商之道具體呈現出來，他們一方麵傳授新知識，同時對那些聽眾們已經知道但是需要被表達出來並進行確認的知識，給予確認。逐漸地，管理學大師們也傳達一些道德規範：“他們不僅告訴管理者們應該如何管理企業，同時也告訴他們怎樣才能成為生活充實、幸福和擁有道德自覺性的公民。”①
然而，現今生產和散播管理學知識的首要渠道卻是商學院。盡管那一小部分優秀的商學院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於美國，但它的迅速發展卻在那之後的20世紀40年代，以MBA課程的發展為基礎。在世界的其他地區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緩慢發展，直到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商學院才首先在歐洲隨後在亞洲創立並蓬勃發展起來。現在，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收益，使得商學院成為全球廣大商業教育領域最明顯的標誌。
商業知識的生產者必然對新知識有一種渴望，因此，正是對新知識的不斷傳遞保持了體係的運轉，這意味著管理大師們擁有一個知識的中央係統，可以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而利用，並在全球範圍內移動變化。因此，如“複雜性理論”②或者“實踐的共同體”③等觀念，可以與那些既定的資源相結合，這些資源為了穩定起見通常駐守著世界的特定方麵。但是，由於絕大部分商業知識擁有明顯的普遍化傾向，商學院往往會設計出針對實際企業策略的豐富的研究案例，這些案例通常強調企業和市場流程中社會空間的維度。案例分析方法是許多商學院最常用的方法，在頂尖的商學院如哈佛商學院、毅偉商學院、達頓商學院，以及法國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它們共同設計出超過1.5萬個案例，現今，這些案例在商學院的教室和企業培訓中心廣為流傳。基於商學院與企業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相對而言，與絕大多數的社會學家相比，全球經濟商學院的教師是更首要的“改變者和塑造者”①
商學院所追求的知識必然是廣泛的知識，包括所有類型的功能性知識——從會計學和金融學的準則到邏輯學，也包括組織和策略方麵的知識，甚至還包括一些主題化的知識——例如，如何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領導者”②。但是，無論哪一種，它實際上所追求的是一種通過對現狀的批判來不斷適應現實的過程。③資本的文化回路所產生的反饋路徑旨在為危機的邊緣狀態——“混亂的邊緣”創造一種動態的平衡。
媒體能夠來回穿行於這套行動和觀念之中，並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傳遞、放大並生產著商業知識。通過廣泛的現成的各式各樣的公共和特殊媒體路徑，以及廣大的公共和特殊媒體中間商——他們試圖將自身的觀念通過上述媒體路徑進行傳播——媒體促進觀念的生產。《金融時報》等期刊也通過它們的常規調查和排行榜來對機構的行為產生多方麵的影響。此外，商業知識也通過各種會議、研討班和論壇等被不間斷地生產出來，因為聚會本身日益成為一種宣傳的方式和自售自賣的商品。
通過這些組成資本文化回路的不同類型的機構，零散的知識被聚攏並集中起來，實踐知識和技巧(包括如領導力在內的柔性技巧)被進行編碼，煩冗雜亂的信息被切割和簡化，大量的數據被轉變為易操作的微小數字。但是，有三點必須進行說明。第一，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樣產生的知識多多少少是不真實的，比如，它總是被“潮流”包圍，千方百計想要獲得那種被研究的客觀性學術知識和隨偶然性不斷變化的管理學知識之間的硬性，明確的界限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打破了，打破這一界限的是相對主義者和準相對主義者對知識采取的外在化的態度，以及學術與商業知識之間的不斷滲透的過程。但是，第二，這也不意味著管理學知識是中性的。這種工具化的商品化過程催生了管理學知識，與之相伴的是一係列高度政治化的、令人無可置疑的價值觀，①這些價值觀隱藏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中並被散播至世界各處。第三，學術和管理學的知識越來越分享著共同的價值觀：將世界看成是處於不斷翻轉的，時不時地處於危機邊緣的；將幻想看成是構成知識的一個關鍵因素；認為知識的使命在於對諸事件的偶然性進行推敲。
對於管理學知識，我們想要強調的一個因素是，它不斷地嚐試去生產新的、更適合的主體——我們也許可以稱這種主體為“靈魂體”——以使之適合於現在的，特別是未來的積累體係。為了追求表現效果，勞動者和管理者都必須被重新塑造，當然，這種工程並不是什麽新鮮事。泰勒和另外一些人曾籌劃過對身體方麵的改造，他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在19世紀末就能產生出更好的勞動者。同樣，到20世紀中葉，人們開始期待管理者們能夠以更好的方式展現自身，成為更優秀的領導。然而最近，如此明確地將管理學知識作為中心的“靈魂體”不斷突顯，呈現出一種緊急的態勢，這一方麵是人力資源部門不斷增長的權力推動所致，另一方麵是由於與這一現象相關的知識和實踐的增長所致。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對生產“知識淵博的”主體的努力所投射的巨大關注——利用隱性知識製造實踐的共同體使人們在活動中不斷學習，帶著情感工作並充分地發揮情感的作用，理解瑣事所表現出來的時間和空間等。換言之，資本的文化回路正在開始生產出一係列“對靈魂進行治理”②的部分連貫的實踐。這一回路是工具性的，它所生產出的主體，一邊將世界看成是不確定、充滿風險的，一邊又能夠以營利的方式、通過使用特定的強有力的機構帶給世界安定。這些機構無不是充滿創造力的、具有創業精神的和營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