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們走到何處，在這個現代化的城市空間中，我們都處於軟件的指引之中：開車，遇紅燈停車，過馬路，乘電梯，使用洗衣機、洗碗機或微波爐，打電話，寫信，聽CD機或玩電腦遊戲，這個清單可以一直列下去。既然我們已經在日常生活的空間中建立了一種普遍的機械書寫方式，現在我們需要為這種方式的有效性尋找一個明確的來源。在本節中，我們將闡明，這一有效性來源於三種相互差異但卻互有交叉的地理學。第一種最為突出，作為軟件書寫的及成排編碼產物的龐大且複雜的地理學——自20世紀40年代編程發明以來，囊括了許多不同地點和語言——獲得了迅猛的發展。而這一書寫的地理學隻會不斷地擴展下去，尤其是考慮到現代經濟——一個以軟件②和生產越來越多的與軟件相應的編碼為基礎的經濟——的需求，無論我們談論的是一個電動牙刷可能需要的3000個或3000行編碼，還是存儲於個人電腦中的上百萬編碼。“商業周期和華爾街的**可能會來了又去，但是，總有一些人要建構起所有需要的軟件。程序員是信息時代的工匠、手工藝者、砌磚工和建築師。”③
人們對軟件編程本身依然知之甚少。就我們對它的了解而言，它是科學、工程和藝術的微妙混合物。總體而言，對編程勞動過程的研究①並沒有把握它的書寫技巧中的準確結合成分，也沒有能夠解釋為什麽有些人在編程方麵明顯地要好過其他人。如克努特②觀察到的：
有大約2%的大學生，他們的智力使得他們在計算機編程方麵有一技之長。他們擅長於此，程序從他們的腦中源源不斷地流出……這2%的人能夠真正讓機器做出令人讚歎的事情來。我並不希望這樣，然而，事實可能就是如此。③
關於新的發展，如網格編程，是否能夠克服對那些可以掌握少數高階語言(如C語言和其衍生語言)的極少數人的依賴，或者巨大數量的程序是否能夠最終成為自動程序，即軟件生產軟件，我們都將拭目以待。
盡管軟件編程擁有從多地同時產生的長期曆史，它的地理學現在已經穩定下來。首先，當然是所有教授程序員編寫編碼的機構：大學、學院、學校、計算機機構等。但是，編程的地理學通常都與軟件生產中心相連，這一地理學可以從兩個方麵進行理解，一種就是那個由書寫軟件的人組成的龐大的複雜地理學。“信息技術產業的全球化沒有被認為產生於虛擬經濟，而是工業在全球範圍內通過特定關鍵性的計劃和地區布局的產物。在這些全球化的工廠內，工人之間的關聯一直在凝聚和分離的不同階段之間循環，創新的原則有助於工人團結，而勞動市場中的職業結構則會使這種團結瓦解。”④軟件生產的地理學被集中到極少數的關鍵地方和區域中：矽穀①、紐約②、倫敦和一些子公司，有時還包括像愛爾蘭和印度等大規模的軟件生產基地(通常集中於谘詢、測試和支持等業務)。③然而，由於書寫軟件需要的技術依然供不應求，尤其是對新語言的需求，全世界軟件的書寫者經常被吸引至主要的軟件書寫中心來。④
另一種是包含了許多消費者在內的廣闊得多的生產網絡。自1983年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開創免費軟件活動以來，開放的軟件已經成為大規模的集體項目。 而網絡語言，如Linux和Perl的創立則使這一情況愈演愈烈，這些語言從本質上看也是軟件，而且在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軟件書寫者的共同努力下其功能越來越強大。⑥帶有熟悉的企鵝標誌的傳播甚廣的Linux語言有三個來源：試圖滿足他們公司需求的專業企業研發者、商業軟件公司、個體程序設計師。而Perl語言在很多方麵的故事都更為有趣。由拉裏·沃爾(Larry Wall)在1987年創建於聖莫尼卡市，Perl語言現在被看成是“網絡的膠帶”,帶有明顯熟悉的駱駝標誌，通常會被誤認為是一個委員會的實體——但這並不影響其效果——Perl是一種擁有百萬擁護者的機械書寫文化。⑦Perl並不遵循嚴格的邏輯，盡管這對於上一代編程語言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語言學專家沃爾創造該語言的目的在於模仿“富有表達力的”書寫語言，其創作原則是“條條大道通羅馬”。換言之，Perl是以“容易的事情應該是容易的，困難的事情應該是可能的”為原則的，它允許大量創造性語言的存在。⑧因此，Perl並不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計算機語言，但是，它卻擁有變得模糊並到處移植的能力。然而：
作為沃爾的成就，Perl要遠遠超出任何一種單純的強大的語言。Perl是使最後一波互動的網站——即電子商務本身——成為可能的關鍵技術之一。它還開創了另外一個領域，即編程語言的領域，這個以網絡為基礎的開放式發展過程，與之前那些為傳統的軟件公司所采用以創造它們自己的秘密武器的過程相比，前者帶來了更好的結果。①
至少，這部分是由這一發展過程的開放性導致的：“如果你的問題Perl社區不能夠解決，你還有最終的後盾：源代碼本身。Perl社區並不在升級的外衣下出租給你他們的商業秘密。”②
無論這一語言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開放性軟件正在許多地方被同時編寫，然而即便如此，這些地點和人群所處的層級也非常明確。
第二種地理學是權力的地理學。權力從一開始就被植入軟件之中。例如，二進製代碼就是以萊布尼茨主義的允許和不允許的概念為其預設的。盡管如此，軟件除了微信息處理的邏輯和材料技術之外沒有固定的邊界，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適應這一特征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們主要依靠的是福柯的治理術概念。福柯的關注點主要是對治理進行分析，我們如何治理，在特定的區域內如何進行治理，以及在什麽條件下這些區域能夠突顯、持續發展和發生轉型，這些都是他關注的核心點。在迪安看來，對於治理的分析要從問題化的四個維度進行：
(1)可見性的特征形式，看和感知的方式；
(2)思考和提出問題的獨特方式，以思想產生過程和一定的詞匯為基礎(例如，那些來源於社會、人文和行為科學的);
(3)行動、幹預和引導的特定方式，由特殊種類的實踐理性(“專業技能”和“訣竅”)構成，並以一定的機製、技藝和技術為基礎；
(4)形成主體、自身、個體、行為者或人格的特殊方式。①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軟件貫穿於每一個維度之中。通過信息化的空間，它改變了可見性的形式，並因此產生了新的分析對象；通過新的分析程序，它改變了思維和提出問題的方式；通過產生新的決策範本，它改變了專業知識的性質；最後，通過產生強化了的能力，它不僅通過對自身技術的組成因素的質疑，以及通過對自身是不是一個有意義的管理範疇的質疑，改變了人類主體的本質。
因此，軟件現在是國家和商業進行管理的主要技術，然而，它不僅僅一個強有力的司法媒介。軟件日益成為管理的實踐。先前可能遭到質疑的程序，現在看起來已經變成了處於清晰話語之下的、不再被遮蔽的程序。
從這個角度來看，除了無數編碼的客觀事實之外，軟件是由什麽組成的呢?從根本上而言，我們可以說它是由能夠適用於確定條件的行為規則組成的。然而，這些行為規則在遙遠的距離之外，因此，通常情況下，這些編碼看似與它所適用於的環境沒有任何關聯。
與將程序看成是一個影響人們現實生活的工具不同，程序設計師們有時將之看成是一個遊戲，看成是對他們的獨創性的挑戰。計算機的這種疏離的特質使我們容易忽視程序設計或程序錯誤對人類的影響。比如，一個連接不同區域的分散的數據庫的任務被等同於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而已；程序設計師並沒有注意到人們隱私得減少，以及可能導致的損害概率得上升。②
同時，程序設計師自身也在探討他們究竟在生產什麽,那些編碼中所包含的決定到底是誰做出的①。對軟件行業的勞動中相當稀少的民族學研究②也幾乎沒有涉及該問題，盡管它無疑是重要的。
我們可以說，編碼是一種法律。然而，它並不是那種被看作是成套規則的法律，而是那一係列形成相遇可能的故事的法律以及行為的新適應性標準的法律。總和起來，這些故事所表現的行為標準是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適用於任何條件的，這些故事可以是簡單的模塊，可以是加密程序，也可以是整體架構。因此，編碼對行為可以產生不同的影響，從現有的綠色、琥珀色、紅色的交通燈，到僅有23個人可以同時參與的美國在線聊天室(最初隻是一個編碼工程師的選擇),再到從每個人身上可以搜集的並轉換為商業用途的那些信息。在特定高度的編碼領域內，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這些信息可以被使用：
美國在線聊天室不同於其他網絡空間，它更容易識別出你是誰，而其中的個體則更難識別出你的真麵目；如果它願意，它更容易對它所有的“公民”展開對話，而那些持異議者如果想要在違背它意願的情況下組織起來，則更為困難；對於它而言，營銷變得更容易，個體則更難以躲藏。它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敘述的世界；它可以創造其他世界，因為它掌控著那個世界的架構。在某種程度上，那個空間的成員麵臨著不同的自然法則；聊天室是這些法則的製定者。③
在某種程度上，軟件實現的是先前所無法達到的對城市各種情況的標準化和分類，對此的探討構成了鮑克(Bowker)和斯達(Star)稱為現代世界的“範疇相互滲透”新一章的內容：
盡管出於參考目的，單獨地抽出一個分類主題或標準是可能的，在現實中任何一條分類都無法單獨存在。因此，普遍存在的子集之間是相互依賴的，甚至通常情況下是相互融合的。一種係統論的方法可能會將標準和分類的增加僅僅看成是一種融合的問題——幾乎等同於具有互通性的巨大網絡。然而，這些現象的密集程度已經超出了互通性的問題，它們或被分層，或相互糾纏，或結成紋路，它們相互作用形成一種生態學以及一係列展開的兼容結構，也就是說，它們促進了異質的“技術配置”的聚集……它們嵌入不同的實踐社區中，比如，圖書館、唱片公司、辦公室和保險公司等。未經劃分的和非標準化的地區之間還留有空間，當然，這些空間對於分析來說是極為重要的，這些空間也日益被看成是未經分類的和非標準化的。①
從這個角度看，德勒茲“控製社會”的概念最接近軟件的治理術，因為它提供了一套持續的引導公民行為的模型，其重要性正在於此，這些模型通常都是合宜的。例如，編碼最惡性的結果來自不同係統的連接方式為新的監視提供機會的時候，比如，通過提供一些先前不可能獲得的信息。“正如一個產品經理曾經告訴我的，‘我從未見過誰不希望我們將他所擁有的兩個係統進行合並’。”②然而，這些終將變成有目的性的。隨著軟件對環境的敏感度日益增加，它將會根據環境的變化來調整規則，並提供一種新的機械式立場來判斷：它可能將要重新改變對法律的定義。
作為新軟件的區分和標準化實體的案例比比皆是，我們將主要關注一個特別有效的例子——普通的電子表格，由丹尼爾·布瑞科林(DanielBricklin),羅伯特·弗蘭克斯通(Robert Frankston)和丹·費爾斯塔拉(DanFylstra)三人共同為蘋果二代電腦研發的，帶有對可視計算的簡介的低成本電子表格程序於1979年首次問世，在隨後的5年，電子表格每年的全球銷量超過100萬。由於附加的設計功能以及能夠被應用到個人電腦上(導致了隨後的IBM個人電腦第1、2、3代的Lotus程序的產生，以及微軟的Excel表格，以及最近的Linux電子表格程序),電子表格變得更加受歡迎。當然，我們可以合理地宣稱在十年之內許多商業活動都是“電子表格文化”。因此，電子表格不斷演化出一種附加“所見即所得”的界麵(具有多種文字處理功能),以及複雜的圖表展示功能。
兩方麵的原因促使電子表格能夠迅速地適應市場。第一，作為一種高層次的編程語言，它能夠通過區區幾項功能輕易地完成任務。如納迪①所言，電子表格是可行的，因為它使用的是非常簡單的控製約束規則，這意味著使用者隻需要稍費力氣就能直接獲取想要的結果。絕大多數編程語言欠缺靈活性卻富有普遍性的特征使得它們擁有更強的表達力。第二，電子表格的格式模仿了紙質的分類賬頁結構，因此，它早已為大眾所熟知，並嵌入大家的日常商業生活之中，然而：
電子表格與早些時候的財務計算程序有著本質的不同，後者在程序和數據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分離，相應地，程序和會計師之間也有著幾乎不可逾越的分離。革新的關鍵並不在於界麵因素或者軟件結構的變化，而在於為使用者提供虛擬性的方麵——對象及其行為的深層世界。電子表格基本上是熟悉的分類賬頁的常規結構與一個深層裏相互連接的公式結構相結合的產物。一個普通的使用者也可以逐漸建立起一個複雜的財務模型，並通過連續迭代輸入方式而對模型加以利用。
量上的逐步改變意味著人類在數據處理方式上質的改變。①
因此，管理行為被信息和互動性的新的生成方式、新的“日常商業生活”深刻地改變了：
藝術感十足的電子表格——我們能夠利用它削減成本!這裏，我們應該重新組織這次交易!——能夠也的確被證明是如《獨立宣言》或《共產黨宣言》一樣擁有政治爆炸性的文本。電子表格軟件為古老的格言“數字不會撒謊，但是撒謊者編造數字”注入了新的生命。隨著預算和預測被用來尋找事先並未預見到的機遇，傳統的權力、政治、生產力和利潤的概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財務類型的組織者發現他們自己經常根據電子表格在修改計劃。②
電子表格因此在諸多方麵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首先，它提供了新的互動機會。其次，它為管理者們配備了修辭學的資源：電子表格的修辭學可以產生或多或少的具有說服力的報告(“電子表格修辭學就是將看似冰冷的邏輯數字轉變成報告”③)。再次，電子表格提出了新的問題，對新的觀點進行測試並提供新的商業機遇(比如，新的金融產品)。它們是“嚴謹遊戲的媒介，也是反複處理硬性數字的方式”④。最後，它們提供一種新的語言。因此，施拉格(Schrage)稍有誇張地寫道：
作為多國公司及價值幾十億美元的機構，愛波比集團名義上總部設在歐洲，且堅持聲稱英語是其主要的語言，然而事實上，愛波比的主導語言是電子表格。的確，一些高層管理者發現，以電子表格形式的預估和項目為基礎的交流、異議和協商才是該集團商業發展的動力。“是的，我認為更熟練地使用電子表格比使用英語更重要，”一位集團的高級執行官表示，“我們的數字可能比我們的話語對我們更重要。”①
換言之，電子表格創造了新的管理形式，尤其是通過產生新的智性刺激。電子表格創造了新的聯盟、新的力量以及新的現實。結果，它們作為模型的說服力使得它們能夠將商業和金融移植入作為一個整體的城市中。它們尋找到了一個“設計的據點”。因此，比如，現在特定的電子表格程序可以擁有多種用途，如購買車輛、課堂筆記和作業、潛水減壓、種子培育和交易、填埋氣體的生產、考古挖掘、圖書館管理、化學特征、音樂創造以及房地產管理。
電子表格現在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也開始在很多與數字無關的領域中施展效用。電子表格可以被應用到那些通過簡單的公式來計算價值量的積累的方麵——尤其是那些需要開發新的可能性的情況。教授們使用電子表格來給出成績，科學家們使用它來解釋實驗數據，建築師們用它來跟蹤材料的使用情況。新類型的電子表格已經被研發出來，視覺形象、聲音和其他數據表現形式等都可以用來填充表格，並通過在適當區域的計算模板上進行交錯存取。②
然而，福柯的治理術的概念還擁有否定的一麵。盡管它強調權力的積極麵，對限製的考察則占有壓倒性的地位，無論這一限製是來自法律的還是自身施加的。還有第三種軟件的地理學，霍巴特和謝夫曼稱為“遊戲的領域”①。軟件整體的豐富性，以及它日漸複雜並因此產生的應激特性，都被看成是產生遊戲性話語的方式，而這些都是目前主導性規則所不能把握的，由此軟件的不確定性和開放性特征提供了一種創造新秩序的方式：
遊戲是“自由的”,赫伊津哈(Huizinga)寫道，但是它也“創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在它的創造性活動中，遊戲不直接地模仿、反映、對應於或描繪外部世界，盡管它所產生的秩序也許最終會產生這樣的效果。遊戲自身的秩序並非衍生性地模仿，而是別具一格地創造，正如希臘人在談論戲劇的時候會說它是“有助於表演的”。然而，現在應該非常清楚的是，在現代的慣用語中，信息意味著總是處於進行的過程中，總是支持著人生這出戲劇的表演。也許，稍有隱晦的是，這一前進的過程是有方向的，不是朝著任何終極目標、目的或結果的，而是跟著它自己的規則——時間之矢。從這個受時間約束的信息遊戲的運動中，新奇性、未預知的結構和“自由的秩序”都會浮現出來。②
遊戲的富有創造性的特征還可以有另一種表述，作為一種虛擬性的強調，軟件具有創造的潛力，這種潛力不僅是一種可能性。如列維(Lévy)所言：
這種可能性已經被充分地建構了起來，隻是它還處於一種被閑置的狀態中，它的實現不需要任何改變，無論是它的目標上的還是性質上的。它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現實，是某種潛在的東西。可能性完全等同於真實性，它唯一缺乏的就是存在，可能性的實現不是字麵意義上的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因為創造意味著一個觀念或形式的革新過程。因此，可能性和現實性之間的區別完全是邏輯上的。
準確地說，虛擬的不應該和真實的進行對比，而應該和現實的做比較；與可能性不同，它是靜態的、已經被建構好的，虛擬性是一種未決的複雜性，伴隨一個情景、事件、對象或實體的趨勢或力量，它還包含著解決的過程。這一成問題的複雜性屬於某一個話題中的實體，甚至還構成了它的一個重要維度。比如，種子的問題就是樹的生長，盡管事情不止於此，但是種子就是這個問題。這不意味著種子明確地知道樹將來的生長過程，茁壯挺拔、枝繁葉茂，基於其內在的限製，種子必須對樹進行創造，並與它所遭遇的環境一起“生產”出一棵樹來。①
如此看來，軟件不應該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持續的、不可改變的敘事方式，它可以被重新定義為一種實驗工具：
實體現在在一個問題化的領域中發現了自身本質上的一致性，而不是主要通過它的現實性(一種解決)獲得重新定義。一個既定實體的虛擬化過程包括確定它要回應的一般問題、實體朝著這個問題的方向發生的轉變，以及作為對一個特定問題的回應而對最初的現實性的重新定義。②
於是，這一給定的答案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或許是被設計出要給出明確的和確定的回應軟件，在某些情況下——如電子表格所展示的——可以成為一種對超越這些分類標準的創造力的激勵：各種新類型的“是”和“否”。①於是，軟件開始以相當富有創造性和獨具匠心的方式被使用，從對動態事件進行重新定義的動畫效果之發展②、采用新形式的樂器數字接口、新的戲劇和舞蹈形式③、將藝術家和技術進行匹配的方式④,到擁有高超技術的藝術家，如戴維斯(Char Davies)。他用軟件創造了新的虛擬藝術形式，該形式認為，“無論何時，當人們在使用一款軟件的時候——無論是電子表格還是物理模擬——他們都可以感受到美、滿足、樂趣或者恰恰相反”⑤。這些美學的應用都依賴於軟件程序，從早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蘋果公司的Macintosh程序，如MacPaint和MacDraw,到複雜的現代多媒體程序，如Director,這些軟件可以按照集中彼此間的差異但相互關聯的方式運行。首先，它可以用來拓展人類的身體範圍和意義，尤其是通過虛構出各種感情狀態⑥。有趣的是，如此多的富有創造力的軟件都關涉身體，既以新的方式呈現身體又在持續的質疑中擴大了其邊界。⑦確實，新軟件的開發，如觸覺計算，承諾將進一步擴展信息化的體現形式，在軟件和身體之間創造出無比微妙的對接效果。如坦哈夫(Tenhaaf)所言：“身體似乎以某種精細的方式了解自身，也許是明顯無意識的，然而隨著最新信息和對身體最深層的運行方式與它最複雜的生物社會功能的想象……進入自身並與自身的生物醫學的可讀性相互交織。”⑧其次，軟件可以被用來質疑我們所熟知的歐美對表象的定義。畢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將要進入一個信息化的環境中，那裏沒有任何表象。我們如何表象自己並形成與這個真實世界相關的主體性，將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模擬進入並行的數字世界將會取代這種關係”①。這也許太極端了，但是我們也容易發現有多少藝術家和程序設計師正在使用軟件來質疑傳統的表象概念，這非常類似於斯特拉森對歐美視角主義的重塑：
假設文藝複興的想象並沒有時常試圖使整個世界成為觀察者眼中的獨一客體，擁有一個視角也沒有被看成是屬於富有活力的生命的一種能力，作者所“看”到的將會是其他生命形式。那麽現在，什麽才是有限的呢?是一個人以自身的視角反觀自身的方式嗎?換言之，當一個人同時擁有自身的視角並接受他人視角的時候，或者，觀察者意識到當他和她擁有對觀察事物的相同角度的時候，他們將會遇到其他生命形式的與之相互的視角，是否此時就是終結了呢?②
再次，正是由於軟件並非完美的媒介，它才能夠帶來被德勒茲稱為是“糟糕的模仿”的各種機會。許多類型的軟件都是帶有“缺陷的”程序，它們能帶來新的有趣的可能性：不完全複製的文化。③最後，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在托馬斯·納爾遜(Thomas Nelson)和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二人所開創的這個傳統中，他們不僅是超文本和萬維網等的共同研發者，更為明顯的是，他們對使用軟件來促進人類的能力以及賦予“人類”以新的定義的關注，這使我們意識到軟件創新經常在持不同意見的程序設計師④那裏獲得自身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