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結論中，我想要說明這些關於定位和排序的新條件的作用——以及由其導致的新視界——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特定社會理論的突現。最近，特納(Turner)和瑞傑克(Rojek)等研究者討論了“穩健的社會組織政治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那種以“美學的和技術的演進”為焦點的在他們看來更像“裝飾用的”方式進行抗爭①。但是，對於一些他們想要在理論和經驗層麵上進行責難的研究，我卻覺得值得讚歎，尤其是對能動的重複性的強調，恰是對以實踐為基礎結構的世界的新技術性無意識的清晰表達。即使這僅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我想應該是——那麽,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研究者所試圖采用的“裝飾性的”方式，作為描述一種需要處理的新的曆史性情況和技術、能力的方式，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的政治經濟學類型，如果你喜歡，隻會在分子層麵上進行操作。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因對表演的看法而為人所熟知，這個看法將身體問題化為“想象的物質”(身體和無意識的幻想，物體和形象，都是無法區分的)。巴特勒“將無意識的事物重新定位成重複與重複之間的間隔”②,因此，正如她所言：
如果每一次表演都重複它自身以構建同一的效果，那麽,每一次重複都需要兩次行動之間的間隔，在間隔中風險和過量都威脅著要打斷正在建立的同一性。無意識就是這種過量，它成就也質疑著每一次行動，且從來不完全表現在表演的本身之中。③
巴特勒對表演的看法暗示了身體是能動的，身體更應該被看成是一個事件或暫時的事物。她在此處引用了德裏達的觀點，並將無意識的重複衝動與一個延異的或單純的重複相關聯。她因此論證說，無意識應該被放入“作為所有可重複性的不穩定性的意指鏈條中”。因此，無意識“並不是在身體‘之中’,而是在那個意指過程中並通過這個過程身體得以呈現；表演想要拒斥的正是重複中的失誤和強迫性，這二者也是最初就強迫它的”①。因此，如克拉夫所言，“通過將無意識拉回至延異，巴特勒支持了一種比弗洛伊德主義和拉康式的無意識更普遍的無意識。然而，這種對無意識的再思考意味著虛構的、符號的、真實的精神分析結構的解體”②。
德勒茲提供了一種類似的對重複的分析，對他而言，重複必須追求一些具有開放特性的東西，即使在一個框架內，不同的場景可能作為被凍結和禁閉的而逝去，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會再現：
交換僅意味著相似性，即使這種相似性是極端的。精確性是它的標準，連同被用來交換的產品的等價性一起。這是引起我們病痛的虛假重複。另一方麵，真正的重複看起來像我們展示的單獨的行為，它是無法被交換、代替或取代的——正如一首詩，要想重複它，就不能改變其中任何一個詞。這不是相似物之間的等價性問題，甚至也不是對同一性認同的問題。真正的重複強調了某種單一的、不可改變、差異的、缺乏“認同”的東西。它是對差異的證實，是相似物之間的交換和對同一性的認同。③
在上述這些情形中，毫無疑問還有更多(比如，在德裏達最近的一些關於禮物和類似電子郵件等新類型的技術文本中),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去揭示並接觸這個有計劃的機會主義世界的努力①。“真正的重複”發生在這個世界中，但是部分原因在於已經達到了精確的交換。結果，建立於新的期望結構和記憶形式的新感覺將成為可能，這些框架和形式能夠通過事件並在事件中顯現出來且被觸及，也許，這並不出人意料，例如，作為一個開放的係統的思考模型，德裏達和德勒茲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係統理論的影響②,可以說，我們身處於這個建立於係統理論的網絡和回路之上的、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他們的研究工作擁有一些共同的認識論資源。
讓我以對這個頗受爭議的整體上無意識秩序的含有抵製和破壞性的話題的推測來結束我的討論。看起來可以肯定的是，抵製和破壞已經變成了另一副模樣。以地址為例，縱觀曆史，人類與諸客體都曾以多種形式對迫切需要的地址進行抵製，最常見的是各種各樣匿名的形式。但是，在我看來，我們需要更認真地思考在新的“跟蹤與追蹤”模式中，可能是什麽構成了對地址的抵製和破壞。有一點可以肯定：那種老式的、由於偶然機會在空間中“迷失”的情況，如在情景主義者的文本中，看起來更像另一個時代的人為事件。在帶著可穿戴計算設備、車內導航係統等設備的情況下，“迷失”將日益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和困難的任務。更進一步說，許多行動都會以相當連續的形式進行跟蹤。這也許意味著，我們要通過對表演的細節傾注更多的關注，來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環節所蘊含的潛力③(看起來，蹦極單純的令人激動的體驗和類似事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迷失方式)。同時，現代複雜的係統由如此多的因素決定，以至於在這些因素的交錯中各種缺口都有可能被發現，新的類型“偏離”有可能存在。如果事情呈現出另一番模樣，我們也可以采取別的措施，積極地去開啟新的存在秩序。由於關注的方向發生了變化，因此，也許我們也應該讓我們的注意力改變一下方向，去感受湧現的可能性和新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