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商業的學術性研究使信息和相關知識越來越受到重視。關於這一點的論述已經不勝枚舉,但是,僅四點就可以說明這一現象。第一,基於交易成本、信息不對稱、溢出效應、無形且非均態商品等概念的信息經濟不斷增長。①第二,在實踐中學習興趣的增長,即在將包括創新在內的知識的全部潛能轉化為勞動者技能的過程中進行學習。②第三,對商業發展史上那些代表著商業組織的信息化基礎設施的興趣不斷增長。①第四,基於對某個特殊城市和區域的經濟的成功或未來趨勢的習俗方麵的原因進行調查和分析的工作不斷增長。事實上,這些習俗,尤其是文化方麵、信息基礎設施方麵,通常被看成是該地商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為什麽對信息和知識感興趣?有五個方麵的解釋尤為恰當。第一,信息量大幅增加,主要在於每一個時間單位所處理和傳輸數據量不斷膨脹。②
第二,創新越來越受到重視。創新必然意味著信息和知識的生成和使用,但是此類知識的創新卻極有可能由於包含以下諸多方麵而變得問題重重,如“非凸性”(固定的、沉沒成本、規模報酬遞增),完整的市場不可避免的缺失(因為對於那些尚且存在於構想中的商品而言,是不可能存在競爭性的市場的,更不要說那些等著被發明出來的商品了),缺乏均一性(每一個生產出來的信息必須不同於任何別的信息,不然也就稱不上是新知識了),強烈的不對稱性(在得到商品之前,買家無法獲得關於商品的全部信息),知識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等同於公共的善(由於很難對具體的某個信息所帶來的收益進行估量,因此,也就無法排除其他信息對總收益的貢獻——的確,這種做法有點吃力不討好)。③第三,對易錯性的再一次強調。信息和知識的傳播通常是嘈雜又不完整的,人們做決定的方式又各不相同,這樣就擴大或者縮小這種嘈雜和不完整性。因此,這也就是非等級製的組織在商業中越來越受到青睞的原因之一,因為這種組織更有可能給糟糕的決策改正自身的機會。第四,在商業中對學習的不斷強調,尤其是在“做”中學,成為一種最大化企業潛能的方式而備受青睞。第五,也是本節此後的重點內容,商業與學術之間互動性不斷增強。④在某種意義上,商業已經變得越來越學術,學術也變得越來越以商業為導向。如果曾經是,那麽現在也不太可能再將學術看成是認識論的專享之地。同樣,商業也不再被看成是不曾被認識論光顧的領域,商業已經在很多方麵較之前“智慧”了許多。首先,許多國家的大量的勞動者,尤其是管理人員,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我們將看到一個獨立的知識性團體的不斷演化,這不僅要歸功於商業媒體(包括諸如市場分析師們提供的商業信息)、研究分析員和媒體評論員,及各種類型的商業教育機構的不斷擴大,無論是在哈佛商學院還是到柯維“大學”。其次,商界對商業之外的觀念也更加敏感,這部分受到這種新的教育基礎設施的影響。
學術和商業之間的對稱性不斷增長,其中有四個方麵尤為驚人。第一,學術和商業的共同關注點越來越多:如何將過量的信息轉化為新的知識,構建靈活的製度性的結構以便迅速地對變化做出反應。第二,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商界,知識的不斷商品化針對的都是那些價值不可被商品化的知識,尤其是那些無法被記載和打包的實踐知識。①因此,諸如“實踐”和“技巧”這類詞匯成為這兩個領域的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學界和商界分享越來越多的詞匯,其中“文化”是最流行的詞匯之一。第四,知識空間對於商業的重要性已經與它在文化中的重要性相一致。總之,不斷增長的信息量已經開始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進行傳播,信息技術依然高度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區域、特定的辦公室、某些組織的內部鏈接和某些公司的局域網絡中。
當然,上述這些學界和商界的對稱點已然幹擾了學術的價值觀和程序。例如,無論是右翼②還是左翼③的學者均認為,直到20世紀60年代依然明顯保持靜止的知識等級——大學居於等級的頂端並提供最有效的知識——正逐漸被一種更扁平的、更為多元化的、不同的知識共同體之間的互動取代,這種通常是遠距離的、在實踐中學習的方式給純粹的學術所享有的優越性帶來了真正的挑戰。對於這個問題,普蘭特(Plant)認為:
正如福柯所言,“大學代表的是體製性機構,社會以最小的代價通過大學進行著平靜的再生產”。今天的學術依然保持著源於柏拉圖主義的關於知識的概念、教學方式和師生關係,這些都是基於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主動學習基本上不扮演任何角色……
一旦信息通過網絡進行傳播成為可能,哪怕隻是在想象中成為可能,人們將不再關心老式的學習狀態和學習成績,學術也將失去它對知識的控製……解除了與教學的關聯之後,學習已經不再被直接視為研究,也不再局限於某些特殊的領域、專門的行為或被間隔化的曆史時期,大學講師也不再掌控著整個過程,以確保技術全麵的個人能循序漸進地取得進步:所謂學生應當學習如何進行自主學習。①
這種狀態使人感到不安,並有可能引起四種不同的反應。其一,人們會選擇逃避。文化轉向可能會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當整棟房子已經被洪水淹沒的時候,人們退回到閣樓去(盡管,令人覺得諷刺的是,退回到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消費產品進行檢查的趨勢正日漸增強)。其二,一味對之進行譴責,這種做法說來容易,但是卻毫無建樹。其三,接受這一狀態。普蘭特的想法毫無疑問是非常周到的,同時也比她料想的要更貼近現代商業設計。其四,也是我在本章中要著重探討的一種思路,它將有助於我們麵對上述思路帶來的困境,即理論的發展已經慣例性地超越了學界和商界彼此的邊界,反過來,新的理論也有助於催生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我稱之為“柔性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