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待”和“無待”
什麽是“待”，什麽是“無待”？莊子所謂“待”，即是客觀條件——莊子在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傑出貢獻之一，就在於他比老子更深刻地發現了人的本質異比，並試圖探求克服這種異化的途經。
《逍遙遊》中，“鯤”需依賴北冥生存，而當其化為“鵬”，飛往南冥時，也要以“六月息者”——即六月之風。而蜩與學鳩“決起而飛”，也是以榆枋（榆樹和檀樹）與大地之間的空間作為其活動條件。在莊子看來，人很容易被自己所處的生活條件所束縛。莊子所說的“待，”是異化所形成的精神枷鎖——異化的精神枷鎖從“物累”一直演變到“物”之“待”。莊子所解決的，實際上是異化產生的必然性及普通性問題。
莊子《養生主》講了一個庖丁解牛的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庖丁為文惠君宰牛，用手觸摸的時候，用肩抵頂的時候，用腳踐踏的時候，用膝蓋壓製的時候，都發出一種合乎韻律的聲音，伴隨著刀子的出出進進，那個動作像是在跳《桑林》之舞，那個聲音似是奏《經首》之樂，抑揚頓錯，優美動聽。什麽叫“桑林之舞”呢？我還得解釋一下，“桑林”是商湯王時的樂曲名，用這個曲子配樂的舞蹈就叫“桑林之舞”。那麽《經首》之樂是什麽呢？“經首”是堯時鹹池樂曲中的一章，這比喻庖丁的動作像舞蹈、音樂一樣悠然自得，又行雲流水般暢快。
庖丁向文惠君講解牛之道，而文惠君悟到的卻是養生的道理。因為養生與解牛具有相似之處，就是不要做危害自己的事情。
所謂已身，對於解牛來說，那就是刀刃，對於養生來說，那就是身體，刀刃要想長久保持自己的鋒利，那就不要去碰牛體的硬骨，就像庖丁的刀一樣。庖丁的刀十九年不磨卻像新磨的一樣，因為它從來就不去碰那些硬骨頭，甚至連軟骨和經絡也不碰及，隻是在牛體原有的空隙間穿行遊走，不但牛體會順利解開，而且也不傷刀刃。就是順其自然，同樣，人的身體要想長存，也不能觸及那些有傷於自己的硬東西，而要在那些硬東西中間行行動。
這些硬東西不是別的，說的簡單一點，也就是兩個字：一者是名，一者是利。圖名，那就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真做好事，往往忘我地操勞，把自己搞垮。另一種那就是做壞事，做了壞事，沒有不結惡果的，到了惡貫滿盈之時，那就連命也保不住了。人生在世不僅要做好事不做壞事，而且好事也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千萬不要刻意，不能沽名釣譽。為了獲名而做好事，就像是刀刃能及牛體的硬骨，一樣會傷及自身。
對這一點，老子有過忠告，他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使為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
老子也認為，追求好名聲是沒有好處的，之所以這樣說，原因有二，其一是，想得到好名聲，這本身就是將自己放在了低下的地位。自己本來是一個與人平等的，獨立的，自然而然的存在者，為什麽要刻意讓別人讚美呢。讓別人去喜愛和讚美也就將自己置於別人從屬的地位，故說“寵為下”。其二是，想得到好名聲，得到了與得不到，都沒有好處。得到了會大喜，得不到就會大悲，無論大喜和大悲，都會失去內心的平靜和安寧，都會損害自己的身體。
所以莊子提出“名止於實，義沒於適”這樣一個境界（《至樂》篇）也就是說，名譽要與實際相符合，善行要與能力相適應，不要勉為其難，刻意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因為名譽本來就是實際行為的反應，善行隻有在自己的能力的範圍內才能產生實效。那麽對於利益怎麽辦呢？老子開出的藥方，第一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進一步發揮了老子的思想，講究純樸、自然、鄙視奢華，功利。他講了一個“莊周貸粟於監河侯”的故事（莊子.外物）：莊子家中斷了糧，隻要鬥升之米就可以活下去，監河侯不但答應借穀，而且許諾借給三百兩白銀，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等過這一段時間，收了利息之後，這等於許諾，在莊子餓死之後將他變成大富翁。莊子聽了十分憤怒，他對監河侯說：我昨天到你這兒來時，半路上看見一條鯽魚被困在幹涸的車轍之中。它向我呼救，對我說隻要有鬥升之水就可以讓它活命，我說：可以呀，我可向吳越之王遊說，引長江水來救你。不過這得需要一段時日。鯽魚忿然說：我離開賴以活命的水，就沒有辦法活下來。但我隻要鬥升之水就可以活下去，你卻答應一個月後把我放回江河，還不如幹脆就把我送到賣魚幹的市場上去好了！你監河侯的這種許諾，與將涸轍之魚曬成魚幹，賣於市場又有什麽區別？
2、“命”與“時”
莊子主張，理想的人格必須要衝破社會的“命”、“時”之限。
我在開頭講了，莊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亂世，那時正是戰國中期，是社會大分化、大動**、大變革的時候。另一方麵呢，長期的諸侯之間的割據與戰爭，給國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孟子形容當時的國家動亂危局，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莊子也說，當今之世，被殺死的人屍首一個挨著一個，戴著刑具坐牢的人一個接著一個，遭到毒打的人一個跟著一個（《莊子。在宥》）。這是一個人命朝不保夕的白色恐怖時代。
但這同時又是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人們瘋了一樣追逐財富和權力，為了滿足自己永不休止的欲求，從來就不擇手段。所以也就形成了“無恥者富，多信者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莊子。胠篋》）的社會現實。厚顏無恥的人成了富翁，花言巧語的人成了達官顯貴。請注意，莊子說的“多信者”並不是指講信義、信用的人，這裏“信”是“言”的意思，“多信者”即那些誇誇其談的人。你偷一個鉤子，可能要被殺頭，但是你要是偷了一個國，那好，就輪到你做王侯了。
對社會現實有著切膚之痛的莊子，由此提出了他“命、”“時”觀。莊子認為，在現實世界裏，“命”似乎以一種內在的必然規律來主宰著人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這就好比日夜在我們眼前交替，而我們的智力不能夠窺察它從哪裏發端。命之行，也實在不可知，隻好任之由之，不應該讓它來擾亂心性的和順（《莊子。德充符》）。
莊子認為，“命”的這種必然性是社會多種力量的凝聚、堆積，是一種內在的決定性。那麽，必然就會有一種外在的必然因素與它相對應。這種外在的必然因素就是“時”。
在《秋水》一篇中，莊子講孔子到一個叫作“匡”的侯國（其位置在鄭、衛、宋三國之間）去遊曆，路過宋國時被宋人團團圍住，但是孔子依然很快樂，“弦歌不惙”。子路問他：夫子為什麽這個時候還如此娛樂？孔子說：來我告訴你，我為自己的貧窮擔憂已經很久了，但仍免不了受窮，這是什麽？這就是命。我追求自己的通顯也已經很久了，但求而不得，這又是為什麽？這就是因為時機和時勢的問題了。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失知也。時勢適然。”在堯舜那個時代，天下沒有窮人，這並非是天下人都是智士，在桀、紂那個時代，天下沒有通達之人，這也不是因為天下人都失去了智慧，而是時勢所造成的。接下來孔子又說：在水上行船不避蛟龍，是漁夫之勇，在陸地上行走不避凶狠的犀牛和老虎，是獵夫之勇；真刀真槍地打鬥而視死若生，是烈士之勇，唯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畏懼，這才是聖人之勇啊。子路呀，你就安心等待吧。
莊子借孔子的話說明了一個什麽觀點呢？他認為，“命”和“時”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人的本性得以充分發揮的因素，並且這種給人生構成困境的因素是不受人力幹擾的。“命”既然是社會、自然多種力量的堆積、聚合，“時”便正好是這些力量的展開和顯現，它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道德的諸方麵全部的社會環境。那麽，最理想的人格設計，就是從“命”與“時”的局限中解脫出來。能做到這一點，才是“聖人之勇”而不是“匹夫之勇。”
怎麽能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安時處順。”有人認為這是莊子提倡“聽天由命”的天命觀，我不讚成這個說法。莊子講“安時處順”，是說要遵從社會和自然發展的規律，不要做盲目的抗爭。其次是做到“哀樂不能入”。要超脫自我的哀樂之限。從個人的苦悶情緒中解脫出來。請注意這個“解脫，”一部《莊子》講什麽？講的就是“解脫”的學問。
怎麽才能從個人的哀樂情緒中解脫出來？要知道這個情緒是很可怕的，一個人一輩子像一匹驚馬一樣追逐著名利，這不是太可怕又太可悲了嗎？一輩子被外物役使，卻看不到自己的成功，困苦地疲於奔命，卻看不到自己的歸宿，這不同樣太可怕又太可悲了嗎？而使自己陷在哀樂的情緒中不能自拔，就更是一件可怕又可悲的事情。
可是，這種哀樂的情緒卻是十分不容易從我們的頭腦中排解掉的，莊子自己就說“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莊子。至樂》），誰活在這個世間，不想好好活一回？誰不想擁有富貴、長壽、好名聲，誰不想吃香的喝辣的、開奔馳坐寶馬，眼晴裏看看美色、耳朵裏聽著宛轉的音樂，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有時候甚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能不悲從中來嗎？
怎麽解脫？莊子給我們支了一個招兒，那就是“放下”。
必須放下！
莊子深知，同時他也告訴人們，如果說天地是一個大熔爐，那麽造物主就是一個鐵匠，人是什麽？人是鐵匠從熔爐裏用鉗子夾出來的那塊生鐵。莊子說：“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在精神世界裏逍遙遊的莊子，在現實世界裏卻推崇“安命論。”這矛盾嗎？
我們要弄清莊子這放下的本意。
莊子說：“知真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莊子。德充符》）。又說：“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列禦寇》）。意思很明白，這裏的“所安”指的是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不安”指的是人為因素。有德行的人安於自然，不安於人為。一切遵從自然規律，俗人正好相反，安於人為，不安於自然，總要想方設法改變自然規律，他們不知道這其實是勞而無功的。安於自然，不論遇到什麽情況，處於什麽境地，都能泰然自若，始終保持內心的平靜。安於人為，則情緒就會大起大落，喜怒無常。順利時躊躇滿誌、得意忘形，不順利時則萬念俱灰、怨天尤人。
莊子主張“放下，”是說人要能把自我卸下，把哀樂忘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隻要把那個永不滿足的“我”放下了，達到“無心於萬物”的境界，心靈才能獲得徹底的自由。
3、“外化”與“內化”
莊子在《知北遊》篇中，借孔子的口說：“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什麽叫“外化而內不化”？就是順應著外界的變化而變化，內心卻保持著本來的寧靜而不發生變化。莊子說古代的人就是這個樣子，不管外麵的世界變得多麽精采、多麽無奈，他可以始終如一地保持著他內心的堅定。而現在的人（指莊子那個時代）則正好相反，他們的內心經常發生變化，卻不能適應外界的變化而變化。
為什麽能夠做到“外化而內不化？”就是因為他的內心是堅強的。用莊子的話說，即“不失己”。也就是順應自然變化而不失個性、不失人格，不失尊嚴，不失自我。聰明的人既能安於變化，也能安於不變。這就叫“安時而處順。”
“外化”是為了盡量不與外部世界產生磨擦、產生矛盾，以兔使自己受到傷害。“內不化”是保持自己清醒的人格，讓自己的內心不受外部世界的汙染。這是莊子人格設計的兩個方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外化”是“內不化”的前提，“內不化”是“外化”的目的。兩者之間互為因果。
在安時處順的基礎上實現“內不化”的人生追求，達到“哀樂不能入”的精神解脫，是莊子人生哲學的一個重要特色。
“外化”可以泯除人與自然的對立，讓人融入自然之中，“內不化”則保持著人格的完整，心無得失禍福之累，自然也就超越了自我哀樂之限。
當然，這“外化”有一個前提，就是“處順”。關鍵詞就是這個“順”字。我前邊講過莊子給“真人”製定的標杆：“不逆寡、不雄成、不謀士”，從另一個層麵上講，就是既要順著少數人，又要順著大多數人，自己有成就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對別人耍陰謀。
怎麽去“順”？莊子《人間世》中講了一個故事：說魯國有一個賢士名叫顏闔，他就要去做衛靈公太子的老師了。臨走前，他去問衛國的賢大夫蘧伯玉，他說：衛靈公立的這個太子，天性殘忍好殺，我去做他的老師，如果沒有作為、不講原則就會危害國家，如果跟他叫真兒我自己就難保全，您說我該怎麽辦？蘧伯玉說：你問得好。你所應該引起警覺的，就是要謹慎地依從他。怎麽依從，就是你要徹頭徹尾地變成他的“另一個”。他如果像嬰兒一樣天真無知，你不妨也學他的樣子，像嬰兒一樣天真無知。他如果不分界限和是非，那麽你也一定要不分界限和是非；他如果隨心任性，做事不靠譜兒，那你也要隨心任性，做事不靠譜兒。總之他怎麽著你就怎麽著，順著他來。你的姿態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顯山，不露水，逍遙天放，達到了這個境界，別人就難挑你的毛病。如果不這樣呢？你見過怒氣衝天地伸著兩條長臂擋車的螳螂了嗎？它隻能被車輪碾得粉碎。你沒見過人怎麽養老虎嗎？不敢拿活的小動物喂它，也不敢給它囫圇個兒的東西吃，為什麽呢？就是為了避免刺激它的野性。你隻能小心地掌控它的饑飽，對它發怒的性情加以引導，使它在可能發怒時而不發怒，虎與人本是異類，可是這麽個凶殘的畜牲，卻能媚順於養它的人，就是養它的人是順著它的性子**它的。而那些被老虎傷害的養虎人，他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逆了老虎的本性。蘧伯玉又說：愛馬的人，用精美的筐子接馬拉下的糞蛋蛋，用大蛤殼接馬尿，對它侍候的不算不周到了，可是如果正好有一隻蚊子或牛虻叮在馬屁股上，你拍蚊子、牛虻拍得勁大了或不合時宜，馬就會因為發怒而咬斷口勒，掙脫肚帶籠頭之類而逃走。你因為愛它愛的方法不對了，這過分的愛所產生的效果就會適得其反。
當然，這種“外化”首先要做到“內不化，”自己要有十分堅強的內心的定力。
人格的獨立在這裏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人格的獨立，內心的堅定，隻做到表麵上親附，內心裏和順，仍然會產生禍患，因為親近太過分了，就容易同流合汙，和順出了格，就等於博取名聲。這就離自己的心旨太遠了。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莊子這一套“順”是積極的人生態度還是消極的人生態度？
有的朋友可能會問：莊子說要順著大多數人，也要順著少數人，在大多數人和少數人意見不一致時你這麽騎牆如何能保持“內心的堅定？”保持“內不化？”
我說：莊子這一套順時安命的理論，是有他消極的一麵，但我們應該看到，莊子是個始終高揚著生命自由大旗的哲學家，他追求超脫世俗的理想人格，倡揚泯除人與自然的對立，他用超世、順世的處世方法抗爭、軟化甚至避開來自社會的壓力，他崇尚的實際上是一種無懼、無憂、無求的精神狀態。所以他的理論的積極意義是占主導地位的。
同時，莊子的“外化”論也不是對“定命”的盲目順從，而是積極地改變它的形態，使之附合“內不化”這個大前提。莊子的《大宗師》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名叫子輿的人得了一種怪病，什麽怪病？雞胸駝背、背上像倒扣了一口鍋，頭低得快要把臉藏到肚臍上去了，肩膀反而高於頭頂，頸椎則向上，“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人活到這個份兒上，命運算是特別的苛待他了。他自己曾跌跌撞撞地走到井口上照自己的麵容，長歎造物主怎麽給了他這樣一種命運。
他的朋友問他：你厭惡自己的命運嗎？子與說：不！我不厭惡。我怎麽可以厭惡它呢？假如造物主把我的左臂變成雞，我就用它來打鳴兒報曉。如果造物主把我的右臂變成彈丸，我就用它來打鳥燒著吃，假如他把我的屁股變成車輪，把我的精神化為馬，那就更好了，我就乘車馬而行，不必另外駕車了。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這就是古人說的“懸解”吧。而不能自我解脫的人，那是因為他被外物所束縛、纏繞了。況且人和萬物不能勝天久矣，從這一點上說，我為什麽要厭惡自己的命運呢？！
有些學者把這個故事裏的子輿當做一切聽憑造物主安排、順應命運的典型，我則不同意這個觀點。正是子輿有著堅強的內心，他才能夠坦然接受命運的苛待，而且有了積極的（且帶有浪漫色彩的）人生姿態。恰恰相反，這正是莊子樹立的一個“外化”而“內不化”的典型。
3、“欲得者咎，無足者禍”
這個觀點首先由老子提出，他的意思是天下最大的禍患，莫大於不知足。莊子認為，無私是立身之本，一個人利欲重心，就會迷惑自己的心誌。因為利益可以讓我們忘卻實際存在的危險。
《莊子.山木》中講了一個故事，莊子曾在一個栗園裏遊玩，突然從南麵飛來一隻大鳥，隻見這隻鳥，翅膀有七尺長，眼睛有一寸大，它擦著莊子的頭飛過去卻沒看見莊子，最後落在栗林之中，莊子感到很奇怪，這是隻什麽鳥呀，長這麽大的翅膀卻不遠飛，長這麽大的眼睛卻看不見人？於是拉起衣服，加快腳步，拿著彈弓追過去，想抄個冷子把它打下來。
到了跟前莊子明白了，大鳥之所以睜著大眼看不見人，原來是為了捕食一隻螳螂。
而螳螂呢，它的注意力凝聚在不遠前一隻蟬的身上。
莊子很為感歎，深為它們悲哀，覺的他們太不知道輕重了，為一點蠅頭小利，而忘了眼前的危險，由此可見物欲對生命的危害。
《莊子.列禦寇》講了一個故事：有一位宋國人，名叫曹商，他為宋王出使秦國，在他去時宋王給了他幾輛車子，到了秦國，正逢秦王高興，就把他的車子增加到一百輛，回到宋國後他非常得意，就在莊子麵前顯擺，“像你這樣住在窮街陋巷，以編織草鞋為生，生活如此困苦，餓得麵黃肌瘦，我是做不到的。一見萬乘之主，就得百乘之車，這是我的本事”。莊子說，“有一次秦王得病要召醫生，說是能破瘡擠膿的賞給一輛車，能為他吮瘺舐痔的賞給五輛車，越是做下賤的事就賞給越多的車子，先生大概是為秦王吮瘺舐痔了吧？否則的話怎麽得到這麽多車子呢？先生還是快離開這裏吧，免得臭氣熏著我”。
莊子以為，一個人所以能自力於世，首要的條件是能夠自食其力，否則就不配做人。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取利益，最後的結果一定會引火燒身。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絕大部分煩惱來自欲望的不滿足。為了一己私欲，很多人鋌而走險，踏上萬劫不複的不歸之路。
我想，如果貪官們讀了《莊子》，他一定會收斂自己的膨脹的欲望。
4、“無用”之用莊子的寓言中，有很多在探討“無用”之用的問題
《人間世》中的一則寓言說：有一個名字叫石的木匠，他要到齊國去，路過曲轅那個地方時，他看見神社中有一棵櫟樹，這棵樹太大了，它投下的樹蔭，就可以遮住一千頭牛，它的樹幹有多粗呢？足有十丈之粗。這棵樹有多高呢？從山腳下一直突過山頂，好像俯視著整個群山，一直到了七八十丈高才有旁枝。如果取用那棵樹的一小部分，就可以造成幾十隻木船。真是“好大一棵樹！”四麵八方來看這棵樹的人，天天像趕集一樣擁擠。但是這位名叫石的木匠路過那裏，卻連看也不看這棵大樹一眼，匆匆忙忙走自己的路。他的徒弟卻飽看了一頓，於是追上他的師父，問他說：“我從跟你學藝那天起，還沒見過有這麽好的木材，可是師傅您呢，連正眼都不瞅一瞅，就走過去了，這是為什麽呢？石姓木匠說：你不要說了，那是一棵無用的散木啊，用它做船，就要沉到水下去；用它做棺槨，很快就會腐朽；用它做器具，很快就得拆毀；用它做門戶，很快就會出脂油。用它做屋柱，它會生蛀蟲。總之用它做什麽都不堪大用的。真是一株不材之木啊！它為什麽能長得這麽高大呢？就是因為它沒有用處啊。
這個姓石的木匠回來之後，櫟樹就托夢給他說：你將以什麽樣的木頭來同我進行比較呢？以那些有用的文木來比我嗎？那楂樹、梨樹、橘樹、柚樹以及其它果蔬一類的樹木，它們的果實一熟，就遭到擊打，遭到扭折，於是大枝被折斷，小枝受牽扯，這就是因為它們的果子好吃，才傷害了它們的生機。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這是因為它們自取打擊於世俗的人啊！其它有用的東西，也莫不如此。且我求無處之用已經很久了，幾次遭到砍伐，現在才得到這無用之用為我的大用。假使我有用的話，還能得到這樣大的結果嗎？而且你和我，各為萬物中的一物，總歸都是物，為什麽你這個物又來評論我這個物呢？你這將死的散人啊，你又怎麽能知道散木呢？
姓石的木匠醒了，把這個夢告訴他的弟子，他的弟子說：“那樹急求無用的話，又何必以為社樹而自榮呢？”姓石的木匠說：住嘴！你不要再說了。它是特托神社，使那不知道它的人隨便譏評，這是連無用為用的意思也不被人看出來啊。它若不為社樹，不早就被人砍伐了嗎？況且它之所以保全自己的用意，與眾物不同，若以常理來比喻它，不也相差太遠了嗎？
這個故事很能引發我們的思索。它的重點在櫟樹托夢那一節。櫟樹自陳心跡：凡是有用之木，都遭到不幸，或被砍伐，或大枝遭到攀折，小枝被扭曲，然後又推及萬物“莫不如是。”從社會角度看，這正喻指有用之人才都難免遭到打擊、摧殘，甚至夭折的悲慘命運。莊子認為，為了保全自己而不被“中道夭折”，就一定要隱匿自己的才智，你看那棵無用的櫟樹，它甚至連自己的“無用”也不願為人所知。有才華的人，尤其要向它學習。莊子為什麽要提出這樣的觀點呢？因為他所處的那個社會是個“邦無道”的社會，在那個人命朝不保夕的社會環境裏，“無用”倒不失為一種自保之道。
與這一篇產生內容和思想關聯的，是《山木》一篇。開篇莊子現身說法，說他在山中行走，看見有高大的樹木，枝葉非常茂盛，可是伐木的人在它旁邊都不去砍伐它。莊子問其故，伐木的人回答說：“因為材質不好，沒有用處。”莊子就說：“這棵樹因為無用，所以能以不材終其天年，享盡老天所賦於它的壽命。”
莊子從山中走出來，到一個朋友家中去，朋友見了莊子很高興，命童仆殺一隻鵝請他。童子問主人：“一隻鵝會叫，一隻鵝不會叫，殺哪一隻吃？”主人說：“殺那隻不會叫的好了。”
第二天，莊子的學生問莊子：“昨天，我們看到山中的樹木因為無用，而能保全它的壽命，現在，主人的鵝又因為無用而被殺死，請問先生，將何以自處呢？”學生問他老師您自己怎麽處世，是堅持有用還是固守無用？
莊子怎麽回答？他說：“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意思是什麽呢？他說他將處身於有用和無用之間，處於有用和無用的一個中間狀態，對於處世之道有些近似，卻不是正道，所以還不能免於物累。若心懷道德以處世，就不必論有用和無用了。這樣，既沒有榮譽，也沒有毀辱，或如神龍顯現，或如蟲蛇隱伏，隨時變化，不要執一而行。或曲或伸，以和為量，寄身於未曾有物之先，主宰物而又不被物所捆綁，又怎麽能受物的牽累呢？這是神農和黃帝處世的法則啊。至於萬物的情偽和人類的轉變就不是這樣。有會合就有分離，有成功就有毀壞，清廉的就受挫折，尊貴的就遭物議，有作為的就要虧敗，賢人遭人謀害，愚人受人欺詐，怎能必免於物累呢？可歎啊。學生們，你們要記著，處世要想免除物累，隻有歸向道德了。
莊子在這個故事中進一步強化了“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這個道理。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出批評，說莊子的思想太消極了，太缺乏抗爭精神了，這與我們提倡的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是兩條道上跑的車。我說，您批評得有道理，但我剛才已經說過，莊子這些話，是針對他當世的社會大環境而言的，當社會的鬥爭形勢使抗爭者的抗爭變得不過是以卵擊石，則莊子的“無用”之道，就不但不是消極的，而且是一種極高明的保護人才之道。
如果我們在文本上多下一些功夫，我們會看出，莊子所說的山木的“不材”和鵝的“不材”是兩個層麵上的“不材”。它們是有著不同的寓意的。前者是指真正有材，而能超越對“材”的認知，是大智若愚的“不材”。後者是指真正不材，以致愚不可及而被宰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那一棵高大的山木，全是憑著自己的生存智慧（它甚至連自己的“無用”也隱藏著不示世人）才活下來，而那隻不會叫的鵝呢，它天性就是愚鈍的。這個寓言的核心問題就是“有用”和“無用”的辯正關係。這是第一個層麵。
另外，我們如果從非直接實用的角度觀察，莊子所倡導的“無用，”並認為“無用”為“大用”，其中包含著解除物蔽、物累以達到心靈自由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才可以說“無用”為“大用。”
我們返回來再看《逍遙遊》中莊子和惠子關於“有用”和“無用”問題的爭辯。
惠子姓惠名施，宋人，是梁惠王的丞相。他是戰國時代的名家，與莊子是好朋友。《莊子》這部書裏，多次寫到他與莊子的論辯。這一回，惠子對莊子說：“梁惠王贈給我一粒葫蘆的種子，我把它種在地裏，後來結成很大很大的葫蘆，單隻是它的種子，就有五石之多，我用那葫蘆盛水，它虛脆不結實，我就把它做成了瓢，它又平淺盛不下多少東西。接說，它並非不虛而大，但是我因它大而無用，又將它打碎了。”
莊子怎麽說呢？他說“老先生啊，你實在是不懂得用大東西啊。我說一個故事你聽。宋國有那麽一戶人家，善於製造不皸手的藥，因此世世代代得以靠洗衣為生。有個人聽說這事，就想用百斤金子來買他的藥方，於是這個宋國人就召開家族會議，商量賣不賣藥方。他說‘我們祖輩以洗衣為生，所得也不過數金，今天我們把這個藥方賣了，就可以得到百金，我看還是賣給他吧。’家裏人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就把藥方賣掉了。那人得到這藥方，就去遊說吳王。適逢越國有難，吳王趁此機會，就讓那人帶兵去攻打越國。那時正是冬天，而又與越國水戰，就靠這不皸手的藥，大敗越國的軍隊。歸來後，吳王重重賞了那人，封給他很多土地。你想想看，能不皸手的藥是一樣的，在洗衣專業戶那裏，仍不能讓他擺脫貧困，可一到了買藥方的人手裏，竟讓他得以受到大分封。這裏有什麽問題呢？就是用藥的人素質不一樣了。現在您有了能容五石大的瓢，為什麽不把它捆在腰上，而浮遊於江湖呢。你還在這裏憂愁它平淺盛不下東西，你也未免太固執了。你的心也太不通達了。”
惠子執著的是什麽呢？是“有用之用。”莊子則一無執著，是“因物為用。”所以說惠子是“拙於用大”的。
惠子當然也是從“有用”的角度去分析、利用這隻大葫蘆，他先是把整個的葫蘆剖開為瓢，由瓢又擊成碎片，他是以有為的態度，去尋求大葫蘆的適用因素，結果卻歸之於無用。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呢？因為惠子心裏先有了成見：葫蘆是用來做瓢的，做不成瓢，就等於無用。而莊子呢？他是循著物的本性，順著自然的變化而變化的。一隻做不成瓢的大葫蘆，卻可以做成葫蘆舟，利用它去浮遊於江湖，那麽這隻做成葫蘆舟的大葫蘆，它的用處比做成一隻瓢當然更合適也更大一些。按照莊子的這個觀點去想問題，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是真正“無用”的，隻不過需要人們“發現”的眼睛。那些看起來“無用”的東西，合理地利用起來就可以當“大用。”
什麽是偉人，偉人就是“為常人所不能為者”。一般人無法完成的偉業，他完成了，就是偉人。什麽是智者？“見常人所不見者”就是智者。莊子不是偉人，但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智者。
從奇妙的事物、神奇的地方獲得新的發現，是令人欽佩的，但是真正難能可貴的，是從平常之物、甚至遺棄之物中發現大道理，發掘出有價值的東西。這些我們司空見慣的事物、這些被我們當成“無用”的垃圾的廢棄之物是大量的，它們看起來毫無值得珍惜之處，但是你如果有一雙慧眼，就會在一片亂石之處看到下麵的活水。如果沒有這雙慧眼，你看到的就隻有一灘亂石。這就是“愚者見石，智者見泉”的道理。
這裏舉個例子，我的老家黃驊那地方過去很窮，土地是大片大片的鹽堿灘，一年四季刮著大西北風，可現在看呢，大片大片的鹽堿灘和一年四季不停刮的西北風都是可以當“大用”的資源。鹽堿灘長不出糧食，但可以長出工廠，在全國土地資源緊缺的形勢下黃驊的鹽堿灘就是寶貝疙瘩。那麽西北風呢？誰也沒想到它也是個好東西。過去的年代人們把挨餓說成“喝西北風”，西北風當然是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現在不一樣了，黃驊、海興一帶要建風力發電站，搞風電，最基本的資源是什麽？就是西北風呀，沒西北風不成。你看，過去人們認為“無用”的東西現在卻有了“大用”。一個更直觀的例子是，垃圾是無用的東西吧？但是利用垃圾發電，垃圾就有了“大用”。
把這個觀點返回來用到人才的利用上也是一樣。我們應該走出一個誤區，那就是認為隻有從名牌高校出來的人才是“人才”，名牌高校是出人才的地方，這不假，但並不是所有的人才都要經過名牌大學這道門坎。在我們周圍處處時時都會有這樣的例子：你自己的同學、你鄰居的孩子，在上學時可能成績一直不好，考試老坐“紅椅子”。可是再過若幹年你看，那個經常抄你作業的差等生卻成了某一方麵的風雲人物，你鄰居家那個經常讓他娘老子揍屁股的“鼻涕蟲”也成了一個人們都尊重的人物。
經常有農村的業餘作者到我家裏來，讓我看他們寫出的作品，這些朋友應該說都很努力，過著最貧困的日子，就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但他們中有的確實不是當作家的材料。我被他們對文學的虔誠感動著，不忍心給他們潑冷水，可又明知他們在文學這條小道擠不會有什麽出息，所以我很痛苦，很矛盾。我夫人倒是對這個問題看得開，這些朋友來了，她會買上一大包東西，然後給人家帶上一大包衣物，然後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覺得你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投到這上頭會誤事，你得先考慮生存問題。文學作為你的愛好沒什麽不可以，但你想把它作為職業路子就偏了。你還是想想找一件合適你的事先做起來，這個忙你何老師肯定也會幫。
後來，他們中果然就有人成了小老板，開上自己的車來看我，不說感謝我，先感謝我夫人。
同樣，沒有真正“沒用”的人，或者說他的“無用”隻是暫時沒有找到“大用”的平台而已。對一個領導來說，在座的大大小小都是領導，你們應該樹立一個觀念，沒有哪一個下屬是“無用”之人，隻是你還沒有發現他發揮“大用”的條件。
總之，莊子的“無用之用”是一個大課題，值得我們下功夫去研究。
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問：您上次講到中華人文精神，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儒家文化的基調是進取的、積極的、入世的，而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卻是消極的，或者說是退避的、出世的，請問它們在哪些方麵能夠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
答：這是個很有深度的問題。儒家思想中所體現的社會責任感、積極進取的用世精神我在上一講（按：指《中華人文精神》）中已經說到了很多，不再重複了。這裏隻談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實際上道家思想被認為是消極的、退避的、出世的這一類的看法早就有過。最突出的是林語堂先生，他在《吾國與吾民》中批評道家的人生觀是消極遁世的。他指出：“孔子之對待人生的眼光是積極的，而道家的眼光則是消極的。”他又在《中國人之聰明》中說老莊哲學是“老奸巨滑之哲學”，認為老莊教人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看破一切，致使中國文明由動轉為靜，主退、主守、主安分、主適中，而成為重持久不重進取、重和讓不重戰爭之文明。在林語堂先生看來道家思想幾乎就成了民族進步的一種反動力。道家哲學中有消極的一麵，但其主調卻不是消極的，更不是“老奸巨滑。”道家的直覺思維沒有儒家的理性思維那麽慎密，但是卻可以純化人們的思想，將人們引向追求超現實的終極目標。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幹。它同樣也體現了人類文明的最高智慧，同樣是中華民族珍貴的精神不動產。
這首先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儒家和道家都塑造了尚中貴和、勤儉樸實、謹慎謙虛、和平溫厚的民族性格。第二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順應自然的行為原則、抱樸守真的人格追求、淡泊廉儉的人生態度、慈讓少私的處世之道等等都與儒家思想殊途而同歸地成為中華人文精神的有機組合。第三是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在很大的層麵上可以形成互補、互動。這個問題怎麽講？北大王博教授說過一句話我很讚同，他說儒家培養的是“實心人”，而道家培養的是“虛心人”。什麽叫“實心人”？用咱滄州老鄉紀曉嵐的話說就是“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什麽叫“虛心”？我的理解是“虛靜空明之心，”也就是我前麵講過的“心齋。”虛心不是“空心。”恰恰相反，它的容量會因為虛而有更大的包容空間。儒家的“實”與道家的“虛”如果能形成互補、互動，那我們才會有一顆涵納天下萬物又不失其真的“妙明本心。”這僅是順手舉了一個例子，因為時間關係不能展開說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問：您剛才講了“無用”和“大用”的問題，我想知道莊子的思想對於今天的我們“有用”嗎？
答：首先要正確理解這個“用”字，莊子所倡導和追求的“無用”之大用，實際上是他努力倡導和追求的一種精神生活。這種理想的精神生活，不是輕而易舉得來的，同樣要經過艱苦卓絕的修煉功夫。是在解除“物蔽、”“物累”後所達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您這麽理解這個“用”字，會發現莊子雖然與我們隔了兩千多年，但實際上他就在我們身邊。
前些日子我的一個朋友很鬱悶，鬱悶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我說：你讀讀莊子吧。他說：沒用，誰也幫不了我。我說：你試試看，反正你這些日子失眠，就當給你催眠。我就順手給他從書架上拿了一本《莊子淺注》，開頭我向你們推薦的書目裏有這本書。一個星期後這個朋友要請我喝酒。我問他怎麽樣？他說：不知道該感謝你還是感謝莊子，反正我不鬱悶了。
我說：為什麽不鬱悶了？他說：讀了《莊子》我把世事看破了。我說：你又錯了。他說：為什麽？我現在真的不鬱悶了。我說：你誤讀了莊子，莊子不是讓你把世事看破，而是讓你把世事看透。我早就講過這個觀點，凡事看透別看破，看破和看透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薛澤通先生著《論語的領導藝術》引用了我這句話。我對朋友說：看透了你讀懂了莊子，看破了你讀歪了莊子。
為什麽這麽說？莊子告訴我們的是一種生存的智慧，這種生存智慧的核心就是大生命的放獷與逍遙。人生有許多無奈，有許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許多困惑，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都會有無奈、困惑和“不能承受之輕”，所以任何一個時代我們都需要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