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不阿貴”，“一民之軌”：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韓非子》中的《有度》篇，是專講以法治國的。什麽叫“有度”？這個“度”指的是什麽？所謂“有度”，指的是有法度。“度”，就是法度。這個法度，就是治國的第一要務。
韓非說：“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即往，使人主失端，東西而不自知。”
臣子侵害君主，就像行路時的地形一樣，由近及遠，逐漸變化，使君主失去方向，東西方位改變了，自己卻渾然不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峻法，所以禁過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貳錯，製不共門。”
所以先王就設置指南儀來讓人們判定東西方位，所以明君就不讓他的群臣在法律之外一意孤行，為人君者不法外開恩，也不在法內含糊遊移。不允許在法令規定的範圍內謀求利益，一舉一動皆依法而行。嚴峻的法令是用來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嚴厲的刑法是用來貫徹法令、懲辦臣下不軌行為的。所以威勢不能分治，權力不能同享。
“威、製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
威勢權力與別人同享，奸臣就會公然濫用權力。執法不堅定，君主的行為處境就會很危險。刑罰不果斷，就不能戰勝奸邪。
“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斫，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鬥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這裏，韓非舉了很多例子，都是人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巧匠目測合乎墨線，但必定先要用規矩作為標準；智力高的人辦事敏捷合乎要求，必定用先王的法度來作為依據。所以墨線直了，曲木就要砍直；水準儀平了，高凸就要削平；秤具拎起，就要減重補輕；量具設好，就要減多補少。所以用法令製國，不過是製定出一個“度”，推行下去，讓大家執行罷了。
“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法令不偏袒權貴，墨繩不遷就彎曲。法令該製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能抗爭。懲罰罪過不回避大臣，獎賞功勞不漏掉普通老百姓。
“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
所以矯正君主的過失，追究臣民的奸邪，治理紛亂，判斷繆誤，削減多餘，糾正錯誤，統一民眾的規範，沒有能比得上法律的。
韓非在這段話中所提出的是一個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進步觀念。其“法不阿貴”的思想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法治思想史上的精華。為什麽這麽說呢？長期以來，儒家堅持“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觀點，認為隻有上大夫具受文明教化，可以以禮相待。而庶民之輩則不可以禮儀教化之，惟有用刑法來管治他們，這就是儒家“出禮而入刑”的主張。韓非提出法律無等差，人人都必須遵守，而且“法不阿貴”，這是對“刑不上大夫”的貴族法權的徹底否定。同時，他提出的“矯上之失”、“一民之軌”，更具有法的平等觀念，它是“法不阿貴”思想的進一步升華，體現了依法治國的思想，排除了“釋法用私”的人治行為，不允許用法外的個人意誌處理政務，不允許用私心進行賞罰，法是客觀的，不論貴賤、智愚、臣民、上下，一律平等。法能對治一切亂象，決斷繆誤是非。這些法製觀念，在中國法治思想史上有著開創意義。
2、“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法製的權威性不容動搖
《韓非子。問辯》中說：“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天下最可貴的、最適當的隻有法令。法是絕對不允許有兩種標準的。舉凡言行違犯法令標準的，在所必禁，不能打任何折扣。
《韓非子。心度》篇說：“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立治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人主之治國也，適於不可亂之術也。”
王術的最高境界是什麽？不是恃其外部不發生變亂，而是恃其不可亂的方法。這也是法製的終極目的。法的權威性是絲毫不能動搖的。
有人或問：可不可以以智治國？韓非的回答是斷然否定的。他認為，離開了以法治國的原則，隻憑個人的智巧去治國，是萬萬不可以的，那麽做隻會給國家帶來災難。韓非在《難三》篇中講了一個故事：鄭國的相國子產早晨出門，經過一個胡同時，聽到有一個女人哭泣的聲音。子產就讓車夫停下車，他仔細聽了一會，派人把那個女人捉來審問。原來那個女人的丈夫死了，子產斷定這個女人就是絞死了她丈夫的人。有一天，子產的車夫問子產：“您根據什麽知道那女子是凶手？”子產回答：“她的哭聲讓我產生了懷疑，因為我從她的哭聲裏聽出了她的恐懼。一般來說，對於自己親近的人，剛病時憂愁，臨死時恐懼，既死後悲哀。現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懼，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韓非講完這個故事發表了一通議論：有人指出：子產治國，不是太多事了嗎？一個國家有那麽多的奸情，不任用法官、獄官去審理、驗證，不彰明法度，而依靠自己竭盡聰明、勞心費神去獲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國的辦法嗎？個人的智力有限，隻有依靠事物去了解事物，依靠人來了解人，這就好比用一個大羅網來了解萬事萬物，包括了解奸情在內，才是萬無一失的法術。不整頓法製，而用自己的主觀判斷作為察奸的手段，那不過是蠻幹罷了。老子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也”，憑個人的智慧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患，大概就是說子產這種做法吧。
3、“不務德而務法”：德治與法治並非雙刃劍
《韓非子。顯學》篇有雲：“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
統治國家的國君一定要懂得用眾舍寡的道理，不能僅僅去經營德治，而應致力於法製。為什麽呢？因為你如果想得到天生筆直的木材去做箭杆，則一百世都不會有箭了。如果你依靠天生的圓木去做車輪，那麽一千輩子也別想有車了。沒有規矩，就沒有方圓。
“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
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難找出一件來，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乘車子，都在用箭射鳥，這是什麽原因？那箭和車輪，都是用木匠的工具----隱、栝製造出來的。雖然也會有不經過隱栝之加工而自直之箭、自圓之木，但是大匠對這種東西並不看重。為什麽呢？乘車的人並非隻有一個，射出去的箭並非隻需一支，更多的箭和輪子還是要靠規矩來製做的。
“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國法為什麽不能丟呢？因為你所治理的國家裏並非隻有一個人呀。
韓非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要想統治天下之民，隻能依靠法治，好比木匠之用工具-----“隱栝之道”足以通行天下。至於德治，則天下自善之民難得，所以不可貴，那隻是適然之善而已。法是針對大多數人，而非極少數人的。此以簡禦繁，才能使上智與下愚同其治。
《韓非子。用人》篇：“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韓非指出：離開法製，即使賢如堯那樣英明君主，也不能治理一個國家。就好比離開規矩而妄自意度，即使能工巧匠如奚仲，也不可能做出一隻合格的輪子來。而隻要堅守法製，不必是賢明的君主，也能治理國家，正如隻要憑借規矩，笨拙的工匠也能做出合格的輪子來。堅持這一點，就會萬無一失。韓非認為人的善惡好壞不足重視，依靠法製，則可使形形色色的人民受人主之改造，而成為順民。正如工匠有造箭造輪的規矩在手，不必待天生圓木直箭，一切竹木都可以用一定的規矩去攺造它們，使之成為矢與輪。這與管子的說法非常一致。《管子。法法》中說：“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如廢法而治國。”講得是一個道理。
韓非也是堅持“性惡論”的，他認為人的本性隻知道計算利害，並沒有什麽道德意識。《韓非子。六反》篇中舉了一個例子：“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妊，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女，猶用計算之心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父母與子女間的親情，按道理上說應該是最無私的了，但既使是這樣的關係，其中也充滿著利害的權衡與算計。生了男孩子大家互相祝賀，生了女孩子就要殺死她。男孩子女孩子都是父母十月懷胎，為什麽生了男孩子就慶賀，生了女孩子就殺掉呢？還是從長遠的利益上來考慮。男孩子將來是家裏的財富創造者、香火繼承人，而女孩子長大了要嫁人，是個“賠錢貨”。父母之於子女，尚且如此計較利益，何況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呢？所以韓非認為人與人的關係隻有利害關係，既不可能有德性，也不可能相愛。韓非根本不承認人與人之間有善意的可能，他老師荀子倡言的“性惡”之論，到了他這裏算是發揮到了極致。他的“不務德而務法”的理論，就是產生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的。
4、“賞莫如厚”“誅莫如重”：賞罰是法治的終極目的
《韓非子。二柄》篇提出了“二柄”的理論。什麽是“二柄”？就是君王維持權勢、駕馭臣民的兩個“把手”：“明主之所導製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君用以控製臣下的，不過是兩種權柄罷了。這兩種權柄就是刑和德。什麽叫刑、德呢？可以說，殺戮就叫做刑，獎賞就叫做德。
“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做臣子的，害怕刑罰而貪圖獎賞，所以君主親自掌握刑賞的權力，群臣就會害怕他的威勢而追求他的獎賞。因為賞、罰這兩個“把手”，為權力的實質所在，人主不能持賞罰之權柄，則實質上失去了人主的權力。而現在的奸臣則正好利用了這兩個權柄，他們對所憎惡的人，能夠從君主那裏取得權力予以懲罰；對所喜愛的人，能夠從君主那裏取得權力予以獎賞。
“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比人主失刑、德之患也。”
假如君主不是把賞罰的權威和利益抓在自己手裏，而是聽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賞罰，那麽全國的人都會害怕權臣而輕視君主，就都會歸附權臣而背離君主。這是君主失去刑、賞大權的禍害。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
在這裏韓非又用了一個十分生動的比喻：老虎為什麽比狗厲害，能製服狗，在於它有很銳利的爪牙。假如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讓狗來使用，那會怎麽樣呢？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狗變成了老虎，老虎反而被狗製服了。
這個比喻真是十分精彩！刑罰與獎賞，是人君馭臣的法寶，這個法寶一旦失去，他就不再會有威嚴，反而會被臣下所製。韓非舉了很多現實的例子：春秋末期的齊國大臣田常向國君請求爵祿而賜給群臣，對下用大鬥出小鬥進的辦法把糧食貸給老百姓，齊簡公因此失去了獎賞大權而由田常掌握，田常發動了政變，齊簡公最終因失去民心而遭到殺害。戰國中期擔任宋國司城-----負責城建工作的官員-----的子罕對宋垣侯說：“獎賞恩賜是老百姓喜歡的，君王自己施行；殺戮刑罰是老百姓憎惡的，這得罪人的事我替你管著。”於是宋桓侯就把刑罰大權交給了子罕去掌握，讓他去管刑獄。子罕刧殺宋桓侯，奪取了宋國的政權。你看這兩個例子，田常僅僅掌握了獎賞大權，齊簡公就遭到了殺害；子罕僅僅掌握了刑罰大權，宋桓侯就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那麽，如果做臣子的同時統攝了這兩種權力，就成了擁有銳利爪牙的狗，那君主會怎麽樣呢？君主就成了一隻失去了銳利爪牙的老虎，他的下場一定會比齊簡公和宋桓侯更悲慘啊。所以韓非發出警告：“故劫殺擁蔽之主，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嚐有也！”-----被劫殺和蒙蔽的君主，一旦同時失去了刑、賞大權而由臣下執掌，卻沒有導致危亡，這種現象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韓非同時指出，賞罰都要嚴明，而且要用重典。
《韓非子。八經》篇說：“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獎賞最好優厚一些，使民眾覺得有利；讚揚盡量美好一些，使民眾覺得榮耀；懲罰最好嚴苛一些，讓民眾感到害怕；貶斥最好尖刻一些，讓民眾感到羞恥。
尤其要用重刑。《韓非子。奸劫弑臣》篇強調：“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吾是以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
意思很明白了，嚴刑是民眾所害怕的，重罰是民眾所厭惡的，所以聖人把民眾所怕的列舉出來，用以禁絕他們的邪惡；把重罰的條例開具出來，以防上他們做奸邪之事。我知道仁義愛惠這些東西是中不了什麽大用的，隻有嚴刑重罰才可以治國。
《韓非子。難二》篇中講過一個故事：
齊景公去看望相國晏嬰，說：“你的住處太小了，又靠近集市，請你搬到豫章之圃去吧。”晏嬰一再行禮推辭說：“臣家貧，要到集市上買了來做了吃，而且早晚都要去集市，不能離得遠。”齊景公笑著說：“你家熟悉集市，懂得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嗎？”這時齊景公用刑繁重，晏嬰就回答說：“踴貴而鞋賤。”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踴，是受過刖刑的人穿的鞋。刖刑就是把人的腳剁了。那時受刖刑的人很多，所以就生出了一個“新興產業”-----專為受過刖刑，砍去腳的人做鞋，那種奇特的鞋就叫“踴”。齊景公沒明白晏子的意思，他問：“為什麽踴貴而鞋賤呢？”答說：“受刖刑的人實在太多了呀。”齊景公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問“寡人難道暴虐無道嗎？”於是減去了五種刑法。
韓非指出：有人說晏子認為踴貴，並不是他的真心話。是借此來規勸景公，不要多用刑。這是他不懂得治國的過錯。要說刑罰適當就沒什麽多與不多，刑法不適當也沒有少不少的問題。晏子不用刑罰不當來勸諫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去規勸景公，這是不懂得用術的過錯。軍隊要是打了敗仗，殺戮成百上千，還是敗退不止；即便整治禍亂，用刑也是惟恐不夠，而奸邪仍然除之不盡。現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工用刑是否得當，而以用刑太多勸景公，不是很荒唐嗎？愛惜茅草就會耗損穀穗，施惠盜賊就是傷害良民。如今減輕刑罰，實行寬惠政策，這是方便奸邪而傷害好人之舉，而不是治國之道。
5、“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廢私是立法的根本標準
《韓非子。詭使》篇有雲：“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
確定法令的目的是為了廢止私行。法令得以貫徹、私行就必破廢止。私行就是擾亂法令的罪魁。
“而士有二心私學岩居窞處托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
現在那些懷有二心專搞私學、隱居山林、老謀深算的人，重則誹謗現實，輕刨造謠惑眾。君主不加以禁止，還要進一步用美名來抬高他們，用實利拉攏他們，結果就是讓無功者顯貴，不勞者富有。這樣以來，懷有二心專搞私學的士人怎麽能不費盡心機，玩弄智巧和誹謗法令，去拚命追求那些和當代社會背道而馳的東西呢？
“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
大凡危害君主統治，反對現實社會的，常常就是那些身懷異心大搞私學的人。所以《本言》這本書裏說：國家安定靠的是法，國家混亂根源在私。法立起來的話，就沒有人再行私利了。所以說，傾向於私行的，社會必然會混亂，傾向於法的，社會一定會大治。
“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
君主不用法治，聰明的人就有違法的言論，賢能的人就有違法企圖。君主有法外的恩惠，下麵就有非法的欲望。聖人和智者就會聚眾結黨來製造謠言和詭辯，用非法手段對付君主。
“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君主對這些人不加禁止，反而對他們尊崇有加，那無疑在教育下屬不聽命於君主、不服從法令。結果賢人以顯赫的名聲處在高位，奸人依賴著賞賜而致富，因此，君主便再也難以控製臣下了。
韓非強調立法必須廢私，因為種種私弊的存在，必然會助長臣下行私枉法，使君臣關係出現緊張狀態。君主的“私”表現為法外施恩罰仇，臣下的“私”在於追求無功受賞，有過不罰，向君主爭奪更多的權勢，形成“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這樣，就很容易出現“上不勝下”的亂世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