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投降後，進駐當地的外國記者看到中小學生們在藍天下的廢墟上授課，驚歎這個民族將來還會複興。確實，日本人對教育的執著令人感歎，免除學生服兵役的政策幾乎貫穿了整個對外侵略擴張的近代曆史，直到最後不得不征召時，用的詞匯依然是“出陣”，而不是“出征”。
明治維新後不久1873年政府頒布的《征兵令》規定公立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免除服兵役，1883年修改《征兵令》時又規定所有的公立學校學生均免除服兵役。1927年再一次修改《征兵令》，免除服兵役的最遲年齡初中生為22歲，舊製高中生（大學預備學校）及師範學校學生為25歲，專門學校學生及大學生為27歲。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的1939年，為擴大兵源，最遲年齡下降，初中生為21歲，高中生及師範學校學生為22歲，專門學校學生為23歲，大學生為24歲。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1941年10月，政府頒布法令，大學、專門學校的學校期限縮短3個月，1942年將大學預科、舊製高中的學習期限縮短6個月，畢業生接受體檢，合格者立即入伍。後來隨著戰線的急劇擴大以及兵員的急速消耗，1943年10月2日，東條英機內閣頒布《在校征集延期臨時特例》，規定取消除理科及培養教師科之外的在校文科係學生免除服兵役措施，主要對象是大學、舊製高中、專門學校的在校文科生。他們作為保留學籍的休學生接受征兵體檢，合格者立即入伍。
為提高士氣，1943年10月21日，在東京四穀區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雨中舉行了盛大的“出陣學徒壯行會”，來自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的77所大學、專門學校2.5萬名學生持槍列隊，6.5萬名尚未達到服兵役年齡的107所學校學生為其歡送。遙拜皇宮後，文部大臣岡部長景奉讀宣戰詔書，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訓辭，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學生江橋慎四郎答辭，全體大合唱“奔向大海”的海軍軍歌後，出陣學生行進到皇宮。全日本都舉行了類似的“壯行會”，同年停止學業出征的學生總數高達13萬人。盡管以後沒有再舉行過類似的活動，但繼續執行其措施，而且服兵役年齡降到19歲。一直到戰敗，入伍的學生達到30萬人。廣義上的學徒出陣是指所有入伍的學生，狹義上的學徒出陣是指1943年入伍的學生。
當代著名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也承認：日本是一個經常歇斯底裏的民族。
頒布“學徒出陣令”的同時，東條內閣還頒布了《陸軍特別誌願兵臨時采用規則》，動員在日朝鮮人入伍。1942年8月，在大學、專門學校的朝鮮人學生共有6771人，征兵合格者2830人，其中2034人在當局的“勸說”下“誌願”入伍，不少人死在戰場。2007年5月，日本上演一部名為《吾為君亡》的電影，由大名鼎鼎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策劃，其內容描述神風特攻隊員的故事，還特別安排一名朝鮮族特攻隊員上陣前高唱《阿裏郎》，結果引起韓國人的強烈不滿。
隨著戰局的急劇惡化，日本軍隊的戰死者大量出現，學生兵也不例外。但究竟有多少學生死在戰場，至今沒有權威性統計。作為學徒出陣一員奔赴菲律賓戰場、戰後擔任法政大學校長的阿利莫二在其著作《呂宋之戰——死亡穀》中描述：在呂宋島戰場的一千多名學生兵中，生還率不超過10%。在整個菲呂賓島的戰役中，死亡的日本兵為50多萬，超過“滿洲事件”以來在中國大陸日軍死亡的總數。其中呂宋島為20多萬，菲律賓戰場的日本兵生還率為23%。
京都大學曾在2006年發表調查結果，從1942年到1945年的入學者中，有49.2%的學生應召入伍，大多數為法學部、經濟學部等的文科學生。總數為4440人（其中包括半強製入伍的朝鮮、台灣出身者29人），戰死者200人以上。據蜷川壽惠的統計，在1943年的出陣學生中，戰死者共有4600人，其中作為特攻隊員戰死者最多，為1104人。陸軍中戰死的特攻隊員有70%是學生兵，海軍達到85%。也就是說，即使是文科大學生，也比較容易較快地掌握駕駛小型飛機的技能。另外既有帶往西伯利亞的出陣學生，甚至也有成為戰犯的出陣學生，例如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生、後來成為陸軍上等兵的木村久夫因戰爭犯罪在新加坡被判處死刑。他在隨身攜帶的著名哲學者田邊元所著《哲學通論》空頁上寫道：誰能預知年齡不到30歲，而且學業隻完成一半，就要離開這個世界的命運呢？想到日本迄今為止肆無忌憚地做了無數非道之事，人們的憤怒是理所當然的。
戰後許多著名人士曾為出陣學徒，從早稻田大學第一商學部出征的竹下登戰後畢業後回到故鄉島根縣成為縣議員，後來成為國會議員、內閣總理大臣；竹下之後的宇野宗佑內閣總理大臣神戶商業大學在學中入伍，經過西伯利亞的苦役後沒有回到學校，從縣議員走向政治家之路；村山富市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在學中1944年被征召，戰後畢業成為社會黨政治家，也擔任過內閣總理大臣；茶道世家出身的千玄室同誌社大學經濟學科在學中征召入伍成為海軍特攻隊員，出擊前戰爭結束，大學畢業後成為15代裏千家的家主等。鼓勵學徒出陣的東條英機首相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岡部長景文部大臣戰後擔任東京國立美術館館長等職，答辭的學生代表江橋慎四郎戰後成為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鹿屋體育大學校長，但其答辭後去了哪裏倍受質疑。
1947年東京大學戰死學生兵的手稿集《遙遠的山河》出版，1949年全日本75名戰死學生兵的遺稿集《聽，海神的聲音》出版，其中包括前述木村久夫的文章。其中富有哲理的一段話更是引起人們的深深思考：“是恐怖？是卑劣？人類啊，你這猿猴的近親！聽我最後的質問，曆史是什麽？”也有這樣的反思：“日本人之死隻有日本人悲哀，外國人之死隻有外國人悲哀，為什麽這樣呢？為什麽人們沒有共同的悲傷與歡樂？熱愛和平的人們啊！”控訴戰爭的苦難、祈求和平的心情、年輕心靈的呼喚躍然紙上。在生活十分困難、物質流通不暢的占領時期，卻成為發行量超過200萬部的大暢銷書，1950年根據此書拍攝的電影也大受歡迎。當然，編輯此書的中村克郎強調“隻收錄了發自內心的反戰呼聲”。1950年組成的“戰死學生紀念會”至今仍繼續挖掘有關戰死學生的記憶，開展和平運動。2003年“學徒出陣”60周年之際，該會發表了原學生兵的聲明——“建設和平、不戰的世界”。2006年，在東京大學校園附近的東京都文京區本鄉高級住宅區內設立“海神之聲紀念館”，展示戰死學生的遺物。
據曆史學家、也是學生兵的田中正俊考證，“學徒出陣”一詞最早出現在1943年6月30日發行的小冊子《學徒出陣》，該書的作者高戶顯隆1941年提前從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當時為日本帝國海軍報道部的海軍主計。高戶在書中回憶了自己擔任驅逐艦主計長的經曆以及太平洋戰場上的海戰，指出日本海軍麵臨巨大危機，必須依靠具備素養和知識的學生提高海軍的技術水平。最後呼籲青年學生們誌願去做海軍預備學生，“我們必須奮起，駕起飛機，除依靠集體自身與美英相抗外別無選擇”。在戰時出版物嚴厲管製下，每日新聞社將該書印刷了7萬冊，可見軍事當局的支持。
20世紀40年代，在大學、專門學校、舊製高中等高等教育院校就讀的學生所占人口比率不過5%，而大學的入學率僅為0.5%，真正的“天之驕子”。因此，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應召“出征”，而是像古代武士上戰場那樣稱為“出陣”。正如田中正俊在《戰中戰後：戰爭體驗與日本的中國研究》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由於當時的軍部當局陷入困境，將學生作為剩下的最後手段，抱著快速形成以空戰力為主的高度軍事能力，於是廢除了在校大學生免除服兵役的特權。另一方麵，造出‘學徒出陣’這一詞語，以顯示‘倒逆差別’來奉承和煽動學生。”
看來日本也不差，挖掘了“出陣”這一古語，既鼓舞了大學生們奮不顧身地上戰場，“我等本不期望生還”（江橋慎四郎在“出陣學徒壯行會”的答辭）的豪言壯語也激勵了全體日本人準備“一億玉碎”的狂熱心態。
當代著名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也承認：日本是一個經常歇斯底裏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