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評論家荷宮和子自信地說：學生運動已絕滅。為什麽？理由很簡單，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不生氣，他們不知道什麽叫“生氣”、什麽叫“憤怒”。更因為沒有主見，所以不知道為什麽“生氣”、為什麽“憤怒”，甚至為什麽“反對”。
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已經風一樣地吹過去了，今天幾乎看不到任何痕跡，運動的參加者們始終保持著令人費解的沉默。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借助主人公表達了對學運領袖的不信任：“這幫家夥一個不少地拿到學分，跨出校門，將不遺餘力地構造一個同樣卑劣的社會。”“這些家夥全是江湖騙子，自鳴得意炫耀幾句高深莫測的牛皮大話，博取新入學女孩的好感，隨後就把手插進人家裙子裏去——全是這玩意、這號人。”盡管“有一種創傷寫在水中，河流般蜿蜒下去”，但記憶已變成遁世者、逃避者的誤解。
戰死學生日記引發的反思、麥克阿瑟的民主化改革、生活困難但學費不斷上漲、共產黨的合法化、戰前學生運動的遺產等等原因，使得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校園裏，學生運動蓬勃興起。1946年5月，戰前學生運動三大主力之一的早稻田大學（另外兩個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組成日本第一個全體學生參加的學生自治會，各大學紛紛仿效。12月，早稻田大學學生自治會發動6000名學生上街遊行，提出複興教育、解凍存款等要求。
1948年9月18—20日，“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即“全學聯”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反對殖民地式的教育體製、保障學問自由和學生生活等鬥爭目標和口號。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學生武井昭夫當選為“全學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本部設在東京大學校內，當時有145所大學、30萬大學生參加。
那時的“全學聯”處在日本共產黨的控製之下，因為1/3的黨員是在校大學生，其中包括武井昭夫。但隨著運動的發展，雙方出現矛盾。剛剛出獄的共產黨領導人將占領軍看作為“解放軍”，因而對“全學聯”領導下的罷課、遊行示威等活動持批評態度，同時認為學生僅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學聯”領導者卻認為隨著大學生數量的迅速增加，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學生運動本身能夠構成反體製運動，是推動革命的先驅性力量。
朝鮮戰爭爆發後，占領軍在行政機構、新聞界、產業界清除共產黨。“全學聯”發表非常事態宣言，反對戰爭，反對清除共產黨，並舉行抵製考試、罷課等活動，文部大臣被迫宣布放棄在校園清除共產黨的措施。
在剛剛結束占領的1952年5月1日，為抗議片麵媾和、反對政府製定《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全學聯”的學生、市民強行進入禁止使用的皇居前廣場，與警察發生衝突。在衝突中有1200多人被捕，幾十人受傷，兩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法政大學學生近藤居士，為戰後學生運動中最初的犧牲者。
由於來自莫斯科共產黨情報局的壓力，日本共產黨轉向武裝鬥爭。1952年6月，“全學聯”第5屆大會將武井昭夫等27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撤職，組成新的領導機構。不少激進派學生離開校園，在農村發動群眾進行反體製的暴力鬥爭，不僅遭到政府的鎮壓，而且也遠離了國民，日本共產黨喪失了國會中的全部席位。1955年7月，共產黨再次轉向和平鬥爭，對學生活動家打擊沉重，無法重新適應校園生活。因此，1958年5月的“全學聯”第11屆大會作出“不信任日本共產黨中央機構”的決議。日本共產黨宣布其決議無效，並對香山健一等72名“全學聯”領導機構成員實施紀律處分。香山健一、島成郎等人幹脆另起爐灶，組成“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共產同”），另外還有一個反對日本共產黨的學生組織——“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史稱“新左翼”。1958年11月，“全學聯”召開第13屆大會，“革共同”掌握主導權，“全學聯”與共產黨脫離直接關係。
主張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的“共產同”影響逐漸擴大，因而在1959年6月召開的“全學聯”第14屆大會上，掌握主導權，主要領導職務均被其掌握，包括新委員長唐牛健太郎，提出以實力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打倒岸信介內閣的鬥爭目標。同年10月30日，有90所大學、35萬名學生參加遊行示威；11月27日，法政大學、東京大學的學生衝進國會，“全學聯”5名幹部被捕；1960年1月16日，岸信介首相由羽田機場前往美國簽署新條約，“全學聯”緊急動員700名學生占據機場大廳、食堂，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唐牛健太郎委員長等80人被捕。6月3日，“全學聯”的9000學生衝擊了首相官邸。6月15日，“全學聯”決定在國會院內舉行抗議集會，1.7萬人的隊伍集中在國會周圍，其中有1500人突破警察防線進入國會院內。警察用警棍、水槍、催淚彈阻止學生，學生用石塊還擊。衝突中負傷者72人，被捕者167人，其中東京大學文學部三年級學生、脫離共產黨參加“共產同”的樺美智子死亡。6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內的日本作家代表團時，稱讚樺美智子是全世界聞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反安保”鬥爭結局被評價為“壯觀的零”，“共產同”由此解體。1961年4月，“全學聯”組成以“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簡稱“馬學同”）為中心的新領導機構。同年7月，“全學聯”召開了第17屆大會，反對“馬學同”的“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革共同關西派”、“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簡稱“社青同”）等三派反對“革共同”以及“馬學同”的宗派主義及意識形態化的學生運動，主張聯合所有學生進行鬥爭。相互之間發生衝突，“馬學同”成員從附近木材商店取得木棍，將反主流三派驅逐出會場，是學生運動中最初的武鬥。
1963年4月，“革共同”分裂成主張建立革命黨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和重視群眾鬥爭的“中核派”。日本共產黨所屬“全自聯”在1961年也發生分裂，一部分成員組成“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稱為“結構改造派”，日本共產黨所屬學生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稱為“民青係全學聯”。1966年2月，原“共產同”的部分學生組成“第二共產同”，並與“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簡稱“社青同”）、“中核派”與部分原“共產同”學生組成的“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聯合組成“三派全學聯”，“中核派”成員秋山勝行任委員長。結果出現三個“全學聯”，即“革馬派全學聯”、“民青係全學聯”和“三派全學聯”，其中“三派全學聯”影響較大。
1967年10月8日，為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問越南南方，頭戴安全帽、手持木棍的“三派全學聯”學生在機場與警察發生衝突，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博昭死亡，受傷者600餘人，被捕者58人；同年11月12日，為阻止佐藤首相訪問美國，“三派全學聯”3000人在羽田機場附近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1968年1月17日，為阻止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進入長崎縣佐世保港口，以“三派全學聯”為中心的各派學生與防暴警察連續發生衝突，負傷者229人，被捕者64人；2月到3月，“三派全學聯”與千葉縣成田地區的農民一道反對成田新機場建設，並與防暴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1000多人受傷，185人被捕；10月21日“國際反戰日”，學生組織在東京舉行集會，並在新宿地區爆發大規模騷亂，電車、派出所等被燒毀，警方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加以鎮壓，769人被捕。
“全學聯”及其領導的學生運動**與經濟高速增長同步進行，是必然？還是巧合？
在上述鬥爭過程中，學生組織出現新一輪的分化組合。結果形成了存在至今的日本共產黨民青派（以東京大學為據點）、中核派（以法政大學為據點）、革馬派（以早稻田大學為據點）、解放派（以明治大學為據點）等四個“全學聯”，因而在60年代末出現的大規模校園糾紛中未能發揮指導作用，也沒有積極參加預謀已久的1970年反對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鬥爭。80年代以後，更是在大學生中間失去了影響力，甚至專門監視左翼激進組織的公安部門——公安調查廳也對其失去了興趣。
究其原因，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大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生活領域。學生組織及其以社會鬥爭為主的運動逐漸失去存在基礎，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內部相互慘殺以及極端組織的恐怖活動更是引起普通民眾的反感，成為社會批判的對象。當然，作為社會主義象征的蘇聯與中國的變化——入侵捷克、中美和解等也是其衰退的重要因素。
無論如何，“全學聯”及其領導的學生運動**與經濟高速增長同步進行，是必然？還是巧合？如果是前者，那麽結論就是：有限暴力反體製活動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因為執政者需要適當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