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曆來作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為人稱頌，因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初期到歐美考察並大加學習的“岩倉使節團”，即留學生、留學僧們將唐帝國的文物典章製度帶回日本並加以移植，但實際上並未紮下根來，而且其後中日兩國走向“尚文”與“尚武”的截然不同發展道路。

據浙江工商大學的王勇先生考證，自630年至894年的約260年間，日本共任命過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實際成行16次。在16次中，其中3次是送唐客使，1次是迎入唐大使使，真正的遣唐使為12次。另外，以7世紀末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一般由兩艘船組成，乘員約250人左右，後期船隻增加到4艘，乘員超過500人。王金林先生認為遣唐使總人數達5000餘人，其中接近半數是具有一定專門技藝的學者。盡管日本學者強調當時日本沒有加入唐朝的冊封體製，但赴日的唐使兩次，即632年的高表仁和778年的趙寶英，可見唐朝是將其看作朝貢的藩國。

前4次遣唐使如同聖德太子時代一樣，爭取對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618年唐朝建立，630年舒明天任命最後一次遣隋使犬上禦田鍬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國，623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隨日本使節到日本，卻因外交禮儀之爭“不宣朝命而還”。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確認日本與百濟同盟關係的同時順訪唐朝，結果唐朝“不承認其為正式的使節”（堀敏一語）。所以日本在654年重新派遣使團，659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接下來的三次遣唐使帶有刺探情報的任務，因為663年唐朝、新羅聯軍在朝鮮半島白江口大敗日本水軍，擔心唐朝進攻日本。確實，據《日本書紀》記載，指揮白江口戰役並駐守百濟的唐朝大將劉仁軌在664年派郭務棕率2000多人的使節團分乘47艘船隻赴日本，怎麽看也像是追著來打架的。日本拒絕使節團入境，並在百濟移民的幫助下修築水城、長城、城堡，嚴陣以待。同時借口送還使節團，在665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參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禪大典。667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顯然是觀察朝鮮半島的局勢。669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賀唐朝平定高句麗，承認大唐的冊封體製。690年，日本奉中國正朔，實施《元嘉曆》和《儀鳳曆》，表明“對中華文明的回歸”。

701年，天皇朝廷完成律令體製的主要法典《大寶律令》，同時派出中斷30多年的第八次遣唐使，向唐朝報告獨自的法令、國號為日本、君主為天皇、年號為大寶等事項。此時日本的律令體製已經完善，那末其後的遣唐使從唐朝學到了什麽呢？

有充分理由認為，即使在盛唐時期，日本的“拿來主義”仍然是“日學為體，唐學為用”，不能簡單地結論為“從日本減除中國，還剩下什麽？”

木下宮彥在《日華文化交流史》中提出：“遣唐使往返時，皆攜多數留學生，大概迎送留學生乃日本遣唐使的重要任務之一。”郝祥滿認為，有唐一代，日本大約派遣過200—300名留學生和留學僧中的學問僧，另外還有許多短期進修的請益僧。當時造船及航海技術不甚發達，特別是在8世紀日本與新羅關係緊張，遣唐使不得不先由海路到達長江口登陸，因而風險較大，據說使團遇難率接近50%。高級貴族子弟的生命比較重要，通常不參加留學活動，所以留學生基本出身地方低級貴族家庭，學成回國後大多官運不佳，鮮有居高位者。例如首屈一指的刑律專家大和長岡最高官職為從四位下的右京大夫，聲名顯赫的書法家桔逸勢最高官職是從五位下的但馬權守，死後才追贈為從四位下。像在唐朝官至光祿大夫兼禦史中丞、北海郡國公的阿倍仲麻呂以及回國後官至右大臣的吉備真備實屬鳳毛麟角，僅此二人而已。另據日本學者記載，在總計16次遣唐使團中，隻有8次平安回國，在總計6000名的留學生中，有一半命喪海底。青史留名者隻有27人。正因如此艱難，許多被任命為遣唐使者拒絕出海，例如據傳為平安時代著名美女小野小町之祖父的小野篁寧願流放海島也不做使節團副大使。

從表麵上看，在律令體製的建設過程中，隋唐的影響很大。例如在經濟製度方麵，模仿隋唐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實施“公地公民製”、“班田收授製”、“租庸調製”；在行政製度方麵，按照隋唐三省六部製在中央設置兩官八省製，地方設國、郡、裏等行政機構；在法律製度方麵，隋唐有五刑、八議、十惡諸刑律，輸入日本後就變成了五等、六議、八虐等；另外在官僚製度方麵，日本學習隋唐的科舉製度，京都設大學，地方設國學，按照考試成績錄用為官吏，等等。

但是，上述製度性建設並沒有在日本紮下根。公地公民製和班田收授製實施了不到半個世紀就發生動搖，很快被具有“不輸不入權”的莊園製所取代；中央行政機構也逐漸演變為藤原家族專權的“攝關政治”、上皇掌權的“院政政治”、武家統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機構也演變成世襲的家族領地；公法製度也轉化為武家“家訓”、“家法”、“分國法”等私法製度。即使被看作中國政治製度核心的科舉製度，一開始日本人就沒有認真對待。盡管在中央設置了“大學”、地方設置“國學”作為培養各級官僚的學校，但隻有三位以上貴族的子孫以及五位以上貴族之子才能進入“大學”，即使他們不進入“大學”或者不能從“大學”畢業，仍然可以獲得相應的官職，即所謂的“蔭位製”。地方“國學”的學生也主要是地方貴族子弟，從而使貴族階層完整地保留下來。由此可以看出，氏族貴族勢力的強大是阻礙科舉製度在日本落地的主要原因。

剩下的隻有技術性文化了。在遣唐使的隊伍中，留學僧的人數超過留學生，盡管大多是自掏腰包，但像淨壇使者豬悟能那樣在國內已經攢了不少私房錢，而且還可以隨時隨地化緣解決部分衣食住行等問題。在留學僧中有著名的“入唐八家”，而且成為佛教大師的就有5位，即“傳教大師”最澄、“弘法大師”空海、“慈覺大師”圓仁、“傳燈大師”圓載以及“智證大師”圓珍。最澄804年來唐遊學8個月，搜集數百卷佛經，回國後創建天台宗。空海亦在804年到唐朝習密教，回國創真言宗，並擔任天皇朝廷管理寺院的最高職務大僧都。

在建築、繪畫、音樂、雕刻、文學甚至史學方麵，也受到唐朝的極大影響。例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均仿造唐長安城；8世紀奈良時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築物有東大寺法華堂、正倉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東大寺法華堂執金剛神像等，代表性繪畫有鳥毛立女屏風——樹下美人圖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響的痕跡；唐朝書法深受貴族喜愛並加以摹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勢作為最有名的書法家，被稱為“三筆”。唐朝宮廷禮儀也受到朝廷重視，嵯峨天皇時甚至編纂了以唐朝為標準的禮儀書《內裏式》。政府官員多為擅長唐文化的文人、學者，宮廷時常舉行詠漢詩的宴會，因而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漢詩集，如《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明顯受到唐朝著名詩人白居易的影響；《古事記》等史書不僅體裁上模仿中國《史記》，甚至不少段落顯然來自後者。盡管如此，這些技術性文化在製度性文化的製約下迅速發生變化，即從短暫的“唐風文化”轉向“國風文化”。

實際上，在奈良時代的遣唐使帶有濃厚的文化使節色彩，簡單地說，就是尋求日本沒有的經典與漢書，留學生或留學僧回國後首先將自己帶回的書籍編寫目錄報告朝廷。838年最後一次渡海的遣唐使團中有請益僧圓仁和留學僧圓載，入唐後正值“會昌廢佛”，圓仁去天台山巡禮的要求沒有得到唐朝的許可，不甘心空手而歸，故拒絕與遣唐使一道回國，獨自一人去五台山巡禮，充滿艱苦的旅行匯集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後進長安學習密教，入唐近10年後攜帶大量書籍回國。圓載在唐留學時被迫還俗，但始終不忘留學僧的使命，在唐40年後歸國，船隻遇難，攜帶的眾多書籍也隨之沉海。與圓仁同時期到唐朝的僧人惠萼帶回日本一本非常寶貴的書籍，即《白氏文集》，是大詩人白居易自己編纂的詩文集。當時惠萼在蘇州的寺院見到該書並加以抄寫，將其帶回日本（鐮倉時代的抄寫本現在保存在大東急紀念文庫中），對當時貴族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讓人不太明白的是，在大陸稱為平民詩人的白居易到日本後卻成為貴族文化的象征，捎帶著楊貴妃也成為人見人愛的大眾情人。日本人舍不得美人去世，編一個遣唐使救其出走日本的故事，至今在山口縣仍有玉環登陸的紀念建築物，甚至連日本人十分喜愛的明星山口百惠也自稱為其後代。《長恨歌》裏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王勇先生將遣唐使的往來旅途概括為“書籍之路”。說得明白些，所謂“遣唐使”不過是帶有國營執照的書販子，也就是盡可能地將更多的中國典籍帶回日本。書多抄襲方便，史學、文學、宗教學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但有充分理由認為，即使在盛唐時期，日本的“拿來主義”仍然是“日學為體，唐學為用”，不能簡單地結論為“從日本減除中國，還剩下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