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愛情，始於遊輪上的一次“錯遇”。
1923年8月17日，他們兩人碰巧同乘美國郵輪傑克遜號赴美留學。冰心在貝滿女中的同學吳摟梅事前已自費赴美，來信讓她在船上找自己的弟弟、也是清華學校的留美學生吳卓。上船第二天，冰心請燕京同學許地山代尋吳卓，許卻陰錯陽差地找來了吳文藻。此時冰心正和燕京同學玩丟沙袋遊戲，隻好將錯就錯地請吳文藻參加。
在清華畢業的吳文藻是個高傲的人，同船的女同學形容他“個子高高的，走路都昂著頭，不理睬人，可傲氣啦”，據說人家給他介紹過好幾位女朋友，他一個也相不上。
果然，才一見麵，這個儀表堂堂又十分高傲的小夥子，就狠狠挫了冰心的傲氣。
兩人倚在欄杆上閑聊，吳文藻問冰心將在美國學習什麽專業，冰心回答說學文學，並說想選讀一些有關19世紀英國詩人的課程時，吳文藻就列舉了幾本著名的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著作，問冰心是否讀過，冰心略顯尷尬地答道沒有。
吳文藻相當嚴肅地告誡她：“如果你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書，那麽這次到美國就是白來了！”
這話深深地刺痛了冰心，要知道，當時在船上相識的人，一般都聽過她的大名，見麵無不說“久仰久仰”，像吳文藻這樣初次見麵就肯坦率進言的，還是第一個。冰心不是那種小心眼的女孩子，很快把他當成了人生中第一個諍友、畏友。
吳文藻這次去美國，攻讀的是社會學，他雖然愛好文學，卻並無文藝圈男人常有的“風流”，這讓冰心見他第一麵，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到了美國後，令冰心想不到的是，在船上殺了她威風的吳文藻開始頻頻給她寄書。很多年以後，她仍然記得當初的每一個細節：
“奇怪，這個驕傲的小夥子隔幾天便給我寄一本文藝雜誌。又過了一段時間，在雜誌裏麵夾一個小條。再過些天，小條變成了寬條，都是用英文書寫得整整齊齊。再過若幹時候，寫來了信，投來了情書。”
就在書信來往中，兩顆高傲的心慢慢貼近了，他們都不知不覺做了愛情的俘虜，隻是一時還沒有挑開那層遮掩在上麵的薄紗。
留學期間，梁實秋等人發起演出戲劇《琵琶記》，冰心在戲中扮演牛小姐，她高興極了，給吳文藻寄了一張入場券。沒想到吳文藻這時有點怯場，推說功課忙來不了。到了演出那天，冰心滿意地看到，他還是來了，還在戲後和幾個男同學一起去探望了她。
同年夏天，冰心獨自到綺色佳習法文，卻發現吳文藻也去了，同樣也是補習法文。這到底隻是巧合，還是他刻意接近她？這些都不為人知了，人們知道的是，在綺色佳期間，他們已經確定了戀愛關係。冰心在文中稱自己和吳文藻成了“畫中人”“詩中人”。在這如詩如畫的人間仙境中，他們每當求學之餘便結伴在林中散步，在曲徑通幽處拍照留影，吳文藻有一次在湖上劃船時，向冰心表明了心跡。
各自回到自己的學校後，他們寫信寫得更頻繁了，吳文藻寄給冰心一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麵印有冰心姓名的縮寫英文字母。
冰心離美回國前，吳文藻給她父母寫了一封長信，並附了一張相片，叫冰心帶回給她父母。他希望通過這封情真意切的信說服冰心父母，同意將冰心許配給他。
這封信先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論述愛的哲學意義，稍露對冰心的愛慕之意。信中讚美冰心“是一位新思想舊道德兼備的完人”。她的婚戀觀，如宗教般神聖；而他自己也表明，“愛了一個人，即永久不改變”，即“為不朽的愛了”。
信中，吳文藻無比真誠地說：“我自知德薄能鮮，原不該鍾情於令愛。可是愛美是人之常情。我心眼的視線，早已被她的人格的美所吸引。我激發的心靈，早已向她的精神的美求寄托……我由佩服而戀慕，由戀慕而摯愛，由摯愛而求婚，這其間卻是滿蘊著真誠。”
冰心的父母，本來就是開明的人，愛女心切的他們感受到了吳文藻的一片赤誠，很快答應了他們的婚事。
雙親同意後，吳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臨湖軒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招待客人費用僅為三四十元。新婚之夜在北平西郊大覺寺一間空房裏度過，臨時洞房除去自己帶著的兩張帆布床外，隻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的。
人們都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可冰心卻說：“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而是更親密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的開始。”
吳文藻是個專注於事業的人，冰心總是用“拙口笨舌”來形容他。她曾撰文稱：
說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書房裏埋頭寫些什麽，和學生們滔滔不絕地談些什麽，我都不知道……他的《自傳》，這篇將近九千字的自傳裏講的是，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麽學校，讀的什麽功課，從哪位教師受業，寫的什麽文章，交的什麽朋友……提到我的地方，隻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
可見吳文藻是頗有幾分呆氣的，這個書呆子，在婚後還鬧了幾次笑話。
冰心留美期間，曾給父母寄回兩張照片。冰心母親去世後，吳文藻便從嶽丈那裏要來那張大的，擺在自己書桌上。冰心問：“你真的是要每天看一眼呢，還是一種擺設？”吳答：“當然是每天要看。”有一天吳先生上課去了，冰心將影星阮玲玉的照片換進相框裏。過了幾天，吳先生沒有理會，冰心提醒他看看相框裏的照片，他看了才笑著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
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的上午，一家人都在樓前賞花，婆母讓冰心把吳文藻從書房裏叫出來。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問：“這是什麽花？”冰心忍笑回答：“這是香丁。”他點了點頭說：“嗬，香丁。”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又有一次，吳文藻隨冰心去城內看嶽父，冰心讓他上街為孩子買點心薩其馬。由於孩子平時不會說全名，一般隻說“馬”。吳文藻到了點心鋪，也隻說買“馬”。冰心還讓吳先生買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麵子送父親，他到綢布店卻說要買羽毛紗。幸虧那個店平日和謝家有往來，就打電話問冰心：“你要買一丈多羽毛紗做什麽？”謝家人聽後都大笑起來。冰心隻好說：“他真是個傻姑爺。”冰心父親笑道：“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吳文藻有次請清華校長、西南聯大校常務委員會主席梅貽琦等老清華到他家度周末。冰心就將吳文藻鬧的那些笑話寫成一首寶塔詩，取笑“傻姑爺”之所以如此，實在是出自清華的教育，詩曰：
馬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梅貽琦笑著在後麵加了兩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冰心隻好承認是“作法自斃”。
實際上，吳文藻除了有些“呆”外，還是很疼愛冰心的。抗戰期間，他們從北平逃走時，什麽都沒帶，就帶了一張龐大笨重的彈簧床，從北平搬到昆明，從昆明搬到歌樂山，吳文藻對梁實秋說：“沒有這樣的床，冰心實在是睡不著覺。”
反右運動時，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麵痛苦地“挖”著，一麵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著冰心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
冰心回憶說，她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沒有說出她的想法，她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她深深知道，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裏引起疑雲，他心思就更亂了。
正是有了冰心的信任和支持，書生氣很重的吳文藻才終於熬過了那場動**，沒有被誣蔑和嘲笑打垮。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嶇的多。如何才能做到不離不棄呢？還是冰心說得好：
“在平坦的道路上，攜手同行的時候，周圍有和暖的春風，頭上有明淨的秋月。兩顆心充分地享受著寧靜柔暢的‘琴瑟和鳴’的音樂。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時候，要堅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荊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四人幫”被粉碎後，吳文藻有心為國家出力，但已年老體弱，不久就因病辭世了。臨終前，還向陪伴了五十六年的妻子念叨著：“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十五年後，冰心去世，享年九十九歲，有“世紀老人”之稱。如果不苛求的話，冰心這輩子的確稱得上圓滿，活得長不算什麽，重要的是，她一生都在愛人，一生都被人愛著。小時候有父母疼愛，結了婚被丈夫疼愛，還有那麽多朋友和讀者愛著她，種在她心中那顆愛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長成了參天大樹，尚有餘蔭留在世間。
應冰心的遺願，她與吳文藻兩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並排寫著：江陰吳文藻，長樂謝婉瑩。
生同衾，死同穴，他們用漫長的一輩子，堅定地維護了“一生一世一雙人”的愛情理念。
在眾多悼念冰心的文章中，我唯獨鍾愛金庸悼念她所作的那首無題詩：
六十年前，我是誦讀冰心阿姨那本毛邊書麵的小讀者，
今天，小讀者成了老讀者，心中仍緩緩流過你書上的那些句子。
在藍天下，碧海上，閃爍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親抱著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為你欣喜，感覺到了自己母親的愛，
我也生過大病，媽媽也這樣抱過我，
六十年來，在艱難困苦的時候，我時時想到你那些溫馨的語句，
聽說你病了，在醫院裏，大家送鮮花，送愛，送關懷給你，
可是沒有你媽媽來抱你了，
於是你倦了，你去找媽媽了，投入她溫暖的懷抱。
我們失去了你，但是你找到了親愛的媽媽。
在藍天下，星光下，在碧海上，你在媽媽的懷裏，
帶著我們千千萬萬小讀者、大讀者、老讀者的愛。
天上，不僅有冰心親愛的媽媽，還有陪伴了她一輩子的愛人。在藍天下，碧海上，在閃爍的星星下，他在她的身旁，永遠也不再分離。
席慕蓉：我有著長長的一生，而你一定會來
和一個中文係的學妹聊起古往今來的那些才女，比如李清照、朱淑真、賀雙卿、蕭紅等，她忽然感慨地問我：“師姐，才女是不是都命很苦啊？難怪古時候的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呢。”
我被她問住了，竭力在頭腦中搜索那些熟悉的才女，卻發現她們大多數人的命運還真算得上苦難重重：李清照國破夫亡、朱淑真遇人不淑、賀雙卿備受淩虐、蕭紅一生飄零……
我當然不相信什麽“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鬼話，但也不得不承認，有時候，上天賦予的才華反而成了一柄過於鋒銳的劍，持劍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被傷害到。很多天賦異稟的女子，將一生都獻祭給了文學，自己則淪為供奉的祭品。
當然也有例外，一個名字忽然跳了出來，我告訴學妹：“才女中當然也有生活得很好的，比如席慕蓉。”
席慕蓉的詩，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稱她為一代人的文化偶像也不過分，就算你沒有完整地讀過她的詩，也一定聽說過下麵這些美麗的片段吧：
“如何讓我遇見你，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含著淚，我一讀再讀，卻不得不承認，青春是一本太倉促的書”；
“我已亭亭，不憂亦不懼，現在正是最美麗的時刻，重門卻已深鎖”；
“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
作為詩人的席慕蓉，早已為大眾所熟知，所以我更關心的是，詩人之外的席慕蓉，是如何經營自己的生活的。
席慕蓉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寫給幸福》，她這輩子確實堪稱“幸福人生”的範本，事業成功，愛情甜蜜，父母慈愛，子女乖巧，一生都平穩順遂，宛如一條靜靜流淌的河流，從未掀起過驚濤駭浪。能擁有這樣的生活，當然得有好運相伴，但僅僅有好運氣的話，也是遠遠不夠的。
在接受外界采訪時，席慕蓉不止一次說過，她是個相當尋常的女人，過著相當尋常的生活。這話並不是完全的自謙，剝去詩人的光環，席慕蓉的確算不上特別出眾。
論模樣，她長得尋常，父母都是蒙古草原上的王公貴族之後，誇張一點說，她還是個蒙古小格格，可在家中五個兄弟姐妹中，她的長相是最不起眼的。小時候家裏來了客人，誇完了姐姐誇妹妹，輪到她時，頂多憐憫地說一句：“這孩子也不錯，長得很憨厚。”可想而知，一個被稱為長得很憨厚的女孩子，和美麗自然是不沾邊的，她自己也說過，曾經對姐妹有一種隱隱的妒忌，因為自己長得不如她們美。
論身世，她出生在戰時，祖輩的榮光早已被留在了草原，她五歲時就隨父母逃難，從重慶到香港，再從香港到台灣，總是在不斷地漂泊，不斷地轉學，每次換學校時，都會受到同學的排斥和漠視，她常常站在教室門口不敢進去。懂事的她不願向父母訴苦，隻能靠寫寫畫畫來排遣孤獨，那時她並未設想自己會成為一個詩人，詩句卻自然而然地從她心裏流淌了出來。
至於學業成績，她雖然國文課能拿全年級第一，數學和物理卻怎麽都不靈光，數學老師講的課她完全聽不懂，隻能在數學課本上畫畫來打發時間，以至於數學曾交過白卷。多年以後，她還是常常做數學考試一道題也答不出來的噩夢。
席慕蓉和三毛是同年生人，也都是數學白癡，三毛被老師責罰後，再也不肯去學校了，她卻選擇了一條比較溫和的抗爭方式：中學畢業後，她決然地報了藝術係，因為她仔細看過了，藝術係裏沒有一節數學課。同樣是逃避不喜歡的事物，三毛采取的方式極端多了，比較起來，她遠遠沒那麽激烈。
可能是來自大草原的緣故，她的天性中有一種非常寬厚的特質，什麽都可以包容，什麽都可以寬宥，很少去計較什麽，非常懂得感恩。比如她回憶起中學歲月時，對於數學老師的譏諷隻是一筆帶過，卻不忘細細描述同學幫自己補習時的場景。她就是這樣，不管是同學、親人還是朋友，她記住的總是對方的善意。
報考藝術係堪稱席慕蓉這輩子最明智的決定之一，現在的人都說要克服短板，她卻索性繞開短板，去發揮自己的長處。設想一下，如果她一味地和數學死磕的話，世上可能就少了一個詩人兼畫家席慕蓉，多了一個因為嚴重偏科而充滿挫敗的普通女孩子。
不過意外的是，一提數學物理就頭疼的席慕蓉，後來居然嫁了一個學物理的博士，他就是劉海北。
那時他們都在比利時留學，席慕蓉對劉海北未見其人，先聞其聲，一次聚會時聽見他好聽的男低音，從此就留了心。她用“貓緣”來形容他們之間的緣分，因為她對他動心，正是看見他耐心地喂養小貓，給小貓做窩，頓時覺得這個男孩子不僅聲音好聽，還有一顆善良的心，對貓都這麽好，對女朋友一定不會差吧。
確定劉海北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後，席慕蓉主動對他發起了攻勢，可好男人從來都是搶手的，當時有三個女孩子一起追他，最終，劉海北還是選擇了席慕蓉，因為三個女孩子中就屬她最有北國氣質，從口到心都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這份坦率爽朗很對他的胃口。
劉海北讀高中時曾畫過一張女人的畫像，他的大姐看了後笑著說：“你將來一定怕太太，不是怕她凶就是怕她出名。”理由是，他畫出來的女人又大又強壯。
他認識席慕蓉後，發現她的身材果然如畫中女子一樣豐滿健碩，還好她不凶，至於出名，那時她是個學油畫的學生，他心想能夠欣賞油畫的人畢竟不多，要出名談何容易，於是就鐵了心非她莫娶。
事實證明，他們對於彼此來說都是最理想的另一半。席慕蓉在生活上比較粗線條，劉海北則溫和細致，兩人正好互補。隻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喜歡貓的他結婚後越發癡迷，家中養了一隻貓，孩子們戲稱是爸爸的“姨太太”，丈夫每天回到家裏，第一句話就是“貓咪在哪裏”，令她稍微有點犯酸。
劉海北意想不到的是，結婚後妻子真的成了名人。席慕蓉學油畫多年，也辦過畫展，一直不溫不火，有次她畫畫時在旁邊加上了隨手寫的一首詩，沒想到這個不經意的舉動，居然贏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大家都喜歡那首詩。從此後，她經常在畫旁配上詩，有時還配上散文，久而久之，她開始詩名大振，畢竟，能欣賞詩歌的人要遠遠多於能欣賞油畫的人，她就這樣成為了他的“名妻”。
家有名妻，偶爾也有點小煩惱，比如兩人雙雙出席活動時，總有人這樣介紹劉海北：“這是席慕蓉的先生！”更荒唐的是，有人打電話到他們家，劉海北接了電話後，對方脫口就說：“席先生，您好！”劉海北隻好糾正說：“敝人姓劉。”還好他夠大度，也夠淡定，對於席慕蓉的出名泰然處之，並不覺得這樣就被妻子的風頭蓋過了，反而衷心地為妻子感到高興，如此心胸，在這個盛行大男人主義的國度實屬少見。
在挑剔的男人看來，席慕蓉也許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賢妻，畢竟她不擅家務，連菜也不會做。江湖傳說當初席慕蓉為了博得劉海北的好感，在他生病時特意熬了一鍋清粥，由此征服了他的心，可她的廚藝，大概也隻限於熬粥而已。在比利時留學時，她曾經為同學們做了一桌子的菜，五顏六色的看上去很誘人，可同學們一嚐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肯吃她做的菜了。
結婚之後，她最不喜歡做的事仍然是買菜和做飯，劉海北就主動擔任“家庭煮夫”，他燒得一手好菜，所做的炸醬麵尤其出色，孩子們都說，台灣所有飯店賣的炸醬麵都不如爸爸做的好吃。每逢有特別高興的事，他就會進廚房精心烹製炸醬麵，到後來，能吃到一碗“劉氏炸醬麵”成了孩子最想要的獎勵。每次丈母娘來做客時，他會特意將炸醬麵煮得熟爛，將黃瓜絲胡蘿卜絲切得細細的，以照顧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其細心體貼可見一斑。
人們往往認為，和一個詩人生活在一起是種很折磨人的體驗，梁實秋就說過：“詩人住在曆史裏時，是天才；詩人住在隔壁時，就是瘋子。”這話並不誇張，從古至今不瘋魔不成活的詩人不在少數，前有徐渭發狂殺妻，後有顧城傷妻後自殺，在平常人眼裏，這些詩人的行為和瘋子沒有什麽區別。女詩人沒那麽暴力，但她們往往也被自己的才華所傷，輕則傷春悲秋哭哭啼啼，重則孤僻執拗不近人情。更有甚者，沒寫出一句好詩來，卻染了一身詩人的毛病。
所幸，席慕蓉是個特例，這些詩人常有的毛病在她身上幾乎看不到，她成名後並沒有得意忘形，不管在外麵有多大的名氣，回到家裏，她仍然是丈夫體貼的妻子，是孩子們慈愛的母親。她會把家裏收拾得井井有條，會將院子侍弄得鮮花似錦，她還有一項神奇的本事，那就是善於找東西，劉海北翻箱倒櫃都找不到的東西，她總能在第一時間內就幫他找到。
有很多仰慕她的人在熟悉了她之後，都會有點失望地說：“你怎麽活得一點都不像一個女詩人？”言下之意是，你怎麽活得如此普通？在他們的想象裏，女詩人應該過著那種吟風賞月、不食人間煙火的日子，席慕蓉卻和芸芸眾生一樣結婚生子，養兒育女，活得興興頭頭熱熱鬧鬧，看上去比大多數人還更加接地氣，這難免有悖於他們對女詩人的想象了。
麵對這樣的質疑，席慕蓉總是淡然一笑，不去辯駁，頂多說一句：“我本來就是個普通人啊。”她從來都是以普通人自居，認為自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女人，過著再普通不過的生活。這和那些以女詩人自居的人截然不同，在後者眼裏，藝術是最重要的，可以為藝術舍棄生活，而在席慕蓉眼裏，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分量絕對重於藝術，孩子出世後，幾年內她都隻忙著照顧孩子，沒寫一首詩。
人生說到底就是一種取舍，這兩種生活並沒有高下優劣之分，隻是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選擇、不同的身份定位。從一開始，席慕蓉寫詩就沒有抱著“為詩歌獻身”的崇高目的，她其實拿自己當個詩壇的“局外人”，這種態度，讓她保持著難得的清醒和超脫，不會趨於狂熱。
她像個善於平衡的高手，把自己敦厚樂觀的一麵給了生活，將自己細膩憂傷的一麵放入詩歌。對於有些詩人來說，詩歌是火焰，是噴湧而出的岩漿，足以將生命燒成灰燼，而對於她來說，詩歌是水流，是涓涓流過的清溪，一點一滴地緩緩浸入她的生活中。
所以我們欣喜地看到，她貌似尋常的生活其實滲透了詩意：她會爬很高的山，隻為了去看山頂潔白的百合花，會走很遠的路，隻為了看一看夢中的草原，會在讀書時就省下自己的零花錢買來一盆棕櫚，隻為了給客廳增加一些南國情調；
她會在寫完一首詩後，先讀給劉海北聽，問他懂不懂，知不知道是什麽意思，劉海北後來自嘲說，白居易寫好詩後也會先請一位老嫗過目，原來自己充當的就是這個老嫗的作用；
她會對著一盆海棠畫上一整天也不厭倦，也會在無人打擾的下午靜靜寫詩，這有助於她偶爾從塵世超脫出來，享受片刻的甜蜜和憂傷，即便是憂傷，那也是清如風淡如水的，她從不沉湎其中；
她會在春天上班的途中，因為看到了一株開滿了花的樹，整個人都受到了震動，寫下如此動人的詩句：
如何讓我遇見你，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讓我們結一段塵緣。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這並不是一首愛情詩，卻也可以看成是一首情詩，寫給那棵花樹，寫給她一切她摯愛著的美麗事物。她給我的印象，就像是這棵開滿了花的樹，既有花的明媚，又有樹的挺拔，在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朵朵都是她對生命的熱情。
讀她的詩和散文，我常常會很詫異，詫異於她對美的敏感，更詫異於她對幸福敏銳的感知能力。前一點對於詩人來說不算稀奇，後一點卻難能可貴。
她是如此容易感到滿足，一陣微涼的風、一束開在山頂的百合花、一片皎潔得如霜似雪的月光、一隻小小的翠鳥、一棵亭亭如華蓋的樹，乃至於丈夫親手做的一碗炸醬麵，孩子一句輕輕的呼喚，都能讓她備感珍惜，覺得生命是如此美好，就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原來平凡的人生裏竟然有著極豐盈的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令她的心中常常充滿了感激和感謝。
朋友們常常笑她太容易知足了，殊不知，隻有知足的人才是幸福的。幸福並非一種狀態，而是一種能力，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即使占有的東西再多，也很難感到幸福，擁有這種能力的人即使身無長物，也能收獲平靜喜悅的心境。
女詩人中，席慕蓉可以說是“幸福力”最高的一個了，她總是能從微小的細節中，窺到幸福的樣子。她在散文中寫過這樣一句話，“我有著長長的一生，而你，你一定會來”，這個你，指代的並不是愛人，而是“幸福”。這是一句寫給幸福的情話，她深信，幸福一定會到來的。
如她所期盼的那樣，幸福果然如期而至，一點都沒有遲到。想要了解這種生活有多美妙，不妨去看看她的名篇《槭樹下的家》：
清晨，早起的鳥兒在槭樹上唱歌，早起的孩子也在窗戶下唱歌，細心的丈夫則提醒孩子們說：“小聲一點，你媽媽還在睡覺。”
睡在**的她享受著這種關懷，快樂得禁不住微笑起來。不過是一棟普普通通的房子，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那一刻，她卻清醒地感覺到了自己的幸福，一種幾乎可以聽到、看到和觸摸到的幸福。
幸福就像一束光，有過被它照亮的瞬間，就足以讓餘生不再暗淡。在攜手走過數十年後，2009年劉海北因病去世，但他給過席慕蓉的那些幸福片段，已足夠她一生受用。在懷念他的詩裏，她深情地寫道：“願天長地久，你永是我的伴侶。我是你生生世世，溫柔的妻。”
曾經相愛，即是永恒，也許，這就是幸福的真諦。
舒婷：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有一年春天去廈門旅行，在一個清晨，花五塊錢坐上船家的渡船，小船兒搖呀搖，幾分鍾就來到了鼓浪嶼。陽光下的小島像剛剛睡醒，在太陽下懶洋洋地睜開了眼睛。古舊的建築一角，三角梅開得正豔麗，老房子中有人在練琴，海風吹來，將叮叮咚咚的琴聲傳入遊人耳中。
一座城市有它特殊的範兒，從廈大芙蓉湖畔的學子，到鼓浪嶼的琴聲，廈門逐漸在我麵前顯示出它獨有的文藝範兒。這座曾被詩人舒婷以柔美之筆細細描繪的海濱小城，有著文藝女青年的夢幻感和小清新，或許不如三亞那樣富有熱帶風情，卻以寧靜低調的氣質惹人遐想。春日靜好，碧海藍天，那一股文藝清新的氣質，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彌漫開來。
大海是廈門的笑靨，鼓浪嶼則是這笑靨上善睞的明眸，她有很多種表情，日光下的明媚，夜色中的旖旎，潮來時溫暖熱烈，潮退時安靜惆悵——這是一雙有故事的明眸，不到兩平方公裏的小島上，據說散落著近萬所名人故居，你在某個小巷不經意路過的某棟老房子，有可能就住過某位在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有的已人去樓空，如林語堂，有的伊人尚在，如舒婷。
經過中華路時，聽見有位導遊正在向遊客們介紹說：“喏，那棟老房子裏就住著詩人舒婷！”順著她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見一棟古老的紅房子，掩映在幾株高大的木棉樹下，遙遙望去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就像屋主一樣低調。正值春天，木棉花正在灼灼盛開，高挺的枝幹上，掛了一樹紅碩的花朵，偶爾有一朵墜落在地上，會發出啪的一聲響，難怪舒婷會說它像“沉重的歎息”。
年輕的導遊還在起勁地解說著：“舒婷你們聽說過吧？就是寫《致橡樹》的那個舒婷，很有名的詩人，她就是我們鼓浪嶼的！”見遊客們有的還是茫然不知舒婷是誰，她索性朗誦起了《致橡樹》：“我如果愛你，決不像攀援的淩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這首詩我當年記得爛熟，現在仍能倒背如流。在那個詩歌熱還沒有退潮的80年代，說到朦朧詩，肯定會提舒婷，而說到舒婷，肯定會提起這首經典的《致橡樹》。我不算舒婷的詩迷，但至少也讀了她的一本詩集和幾本散文集，這次來鼓浪嶼，背包裏還隨身攜帶著她的《真水無香》。
舒婷住的紅樓建造於20世紀30年代，迄今已經有近九十年的曆史了。盡管年深日遠，但是被雨水衝刷過的紅磚外牆依然嫣紅，廊柱裝飾著水泥雕花，似乎還保留著往昔殘留的氣派。
紅樓雕花磚色依舊，卻已見證過三代女性的命運。第一位女主人是舒婷丈夫陳仲義的奶奶，屋子中堂的正廳裏，還懸掛著老太太的畫像，眼睛微凹，雙頰瘦削，是典型的福建女子的長相。
福建靠海，為了謀生，很多青壯男人不得不下南洋，留下妻子在家中撫老育幼，一個人挨過漫長光陰。陳家老太太就是這樣一位留守的華僑女眷，她十八歲嫁入陳家，新婚燕爾丈夫就隻身去菲律賓學做生意，不幸慘遭搶劫在路上被人殺害。那時她才隻有十九歲，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齡，卻毅然守節不嫁，抱養了三個孩子，靠紡紗將他們一一養大，然後再送往南洋子承父業學做生意。
孩子們都很爭氣，生意越做越大，陸續匯錢回家。陳老太太花了五千美金買地置房，在20世紀30年代，這是一筆了不起的巨款。在老太太的一手操持下，才有了這棟氣派的兩層紅磚樓，親友們紛紛送上賀禮，每逢老太太過生日時，子孫們都會漂洋過海來為她慶祝，送上的壽禮都是貴重的金飾與玉鐲。
聽起來，這像一個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故事，可是細味起來全是淒涼。老太太這輩子，得到了晚年安穩，得到了無限風光，卻唯獨沒有得到過愛情。即便有，那也太過短暫了。她的一生，都是在孤寂和守望中度過的。
舒婷的婆婆，同樣是一個留守僑眷。她本來是陳老太太抱養的養女，後來老太太見她聰明伶俐，就索性將她許配給了最小的養子。她比丈夫大六歲，既是妻子，也是姐姐，結婚後丈夫照例去了南洋，去時她懷胎六個月，回來時兒子都已四十歲了。這樣的婚姻，除了經濟上的支援，什麽都給不了她。
回顧奶奶和婆婆一輩子的命運，舒婷曾不勝惋惜地寫道：“在鼓浪嶼的深宅大院裏，有多少這樣的婦女：清純的、柔弱的、如花似玉的，悄然無聲被慘淡歲月啃齧著，內心千瘡百孔，外表富麗堂皇。”她用“囚婦”來形容她們。
如果說她們代表的婚姻模式是分離和孤獨，舒婷的母親代表的則是另一種婚姻模式，那就是全然的依賴。
舒婷的母親是大富之家的二小姐，外表和性情一樣楚楚可憐，是那種舊式淑女，精通鋼琴、書法、插花等，卻毫無實際生活的能力。舒婷的父親對她一見鍾情，將這位嬌嫩的小妻子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在銀行任職，收入豐厚，回到家裏連下廚房、拖地板、縫被套之類的家務事都一手承包了。她可以睡到日上三竿也不起床，躺在被窩裏安心地看小說。一家四口外出坐火車，他忙著照顧小孩，她卻在一旁靜靜看著小說，遇上的熟人指著她對他說：“這是你前妻生的大女兒吧？”
她是那種典型的嬌妻，被嗬護在丈夫的羽翼之下，仿佛停止了生長。可惜沒有人可以成為永遠的依靠，在接二連三的運動中，她的丈夫被判處勞改八個月，結果卻去了整整八年，她很快就頂不住重重壓力，隻好聽人勸告和他離了婚。嬌弱如她，哪裏經得起這樣的狂風驟雨，她就像一朵離開了溫室的花，很快就驟然萎謝了，沒有來得及等到全家團聚那一天。
她讓我想起舒婷詩中所說的“攀援的淩霄花”，離開了依附的大樹後，就沒有辦法獨立生存。而紅房子裏舒婷的婆婆和奶奶，則令人想起詩裏那種“癡情的鳥兒”，日複一日重複著單調的歌曲。
舒婷，這個鼓浪嶼的女兒，決不願再重蹈奶奶和媽媽們的覆轍，她既不想做攀援的淩霄花，也不想學癡情的鳥兒，而是要成為一個獨立而堅強的女子，追求一種平等的愛情。《致橡樹》既是她的愛情宣言，也是她的人格宣言。
舒婷本人就是詩中木棉的最佳代言人，盡管有著一個相當女性化的筆名，實際上她的性格卻偏於男性化。她從小就是個假小子，是在鼓浪嶼長大的，從小沐浴著海風和陽光，曬得一身黑不溜秋，有主見，愛搗蛋，媽媽親昵地稱她為“精靈鬼”，有什麽事都喜歡找她商量。爸爸則對這個長女寵愛有加，她剛出生不久，爸爸就抱著她狂喜地喊道：“女神！我的女神！”
除了那份文藝氣息外，舒婷和天真不諳世事的母親並無多少相似之處。她的性格更像其父，在她的描述中，父親豪爽又不失細膩，自小就挑起了一大家子的重擔，哪怕被下放到農場去勞改，也仍然是家裏人的主心骨。同時又很有生活情調，喜烹飪、能養花、愛旅遊，酷愛武俠小說的他曾經成功地培育出了金庸筆下的“十八學士”茶花，又曾以書中地名為索引，遊遍了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很有江湖義氣，即使一度落魄到要拉板車維生，仍然會掏出身上所有的錢無私幫助不認識的陌生人。
舒婷遺傳了父親的俠氣和硬氣，盡管她看起來弱不禁風，因為深度近視又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其實藏在文弱外表下的，卻是一派俠女風範。她為人颯爽、熱情，很有自己的想法，還在讀書時就是班上的刺兒頭，那時全班同學都搶著遞交入團申請書，她卻不肯交，班上的先進分子找她談心，她卻振振有詞地辯解說：“入不了團也可以當優秀學生。”學校組織跳忠字舞之類的活動，她總是離得遠遠的。
受時代影響，舒婷前半生的命運也頗多波折。她的中學時代是以大字報、紅袖章和革命大串聯等結束的，初中二年級都沒上完，學業就被打斷了。從此她再也沒上過學，大學夢由此破滅。叛逆的她之後再也不肯參加任何考試，包括後來的成人高考和作家班之類。每次填簡曆寫到文化水平一欄時，她總是自豪地填上：初中畢業。其實隻讀了兩年，還沒有畢業，但她覺得已經足夠了。
十七歲下鄉插隊，落戶的地方山高水寒，長得最好的蔬菜隻有芥菜，一年有半年隻能吃幹菜，被她形容為“幹菜歲月”。纖弱的她學會了挑水、插秧，幹各種粗活重活，還學會了用幾棵芥菜、一點肉做出美味的中秋宴來。沒什麽書可看，她就拿著一本《新華字典》堅持每天學六個生字，努力向上的心願就像一棵綠藤蘿，永遠向著有光的地方生長。
返回廈門後她最先做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小的鑄石廠做合同工，工作十分辛苦，每天得穿著厚厚的工作服，抓著超過她體重的二米鐵釺，將百十來斤重的鑄模推進窖裏。幾天下來左腮紅腫，高燒不退。比勞累更可怕的是孤獨，她的書生氣質讓她和那群女工就像油和水那樣無法融合在一起，休息時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沒有人理睬她，她索性掏出一本書，坐在石頭上自顧自地埋頭苦讀。回顧那段歲月，她形容說，那種感覺，就像“一個人在途中”。
她做過多年的工廠女工，鑄石廠後，還去過水泥預製品廠、漂染廠、織布廠、燈泡廠等，幹的活大多又苦又累。但她從沒有放棄過寫詩，那個時候，詩歌就是她的宗教、她的伴侶、她的救生圈。她的詩歌發表後，工廠的同事們都對這位文靜而倔強的女孩刮目相看。
真正改變她處境的還是那首《致橡樹》。這首詩的緣起是她陪老詩人蔡其矯在鼓浪嶼散步時，蔡其矯向他感歎說美女大多沒有才華，而才女通常缺乏姿色，兩者總是難全。舒婷聽說後很不服氣，覺得男人都對女人有著嚴苛的標準，其實女人何嚐又沒有自己的選擇標準和更深切的期待呢？
當天夜裏，她揮筆寫下了一首詩，近乎一氣嗬成，取名為《橡樹》。蔡其矯讀後帶到了北京推薦給艾青，艾青看後非常欣賞，並建議改名為《致橡樹》。1979年4月，《詩刊》上選發了此詩，舒婷的名字由此響遍了大江南北，她也終於得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脫身，去福建省文聯當了一名專業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寫這首詩時，舒婷其實隻在電影裏見過橡樹，也許在她心目中，隻有這種樹冠繁盛、遮天蔽日的大樹才足以和開著一樹紅碩花朵的木棉相配。
舒婷這棵木棉，很晚才遇到她的橡樹。可以想象，一個能寫出《致橡樹》那樣的女詩人，對於愛情和婚姻一定有著非比尋常的要求，那種以依附為目的、以犧牲為代價的愛情決不是她想要的。
正是因為寧缺毋濫，她一直等到了二十七八歲還沒有結婚，在那個年代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齡女青年了。親友們都著急了，她卻依然氣定神閑，堅信真命天子一定會從天而降。
真命天子原來就潛伏在她身邊，他叫陳仲義，在廈門一所大學任教，長得人高馬大，樸實木訥，卻和她一樣嗜詩如命，談起詩歌來就滔滔不絕。他也住在鼓浪嶼上，距離她家不過三分鍾的路程，因為對詩歌的共同愛好，漸漸有了來往，他常常步行到她家來談詩，一談竟談到了深夜。
兩人情愫暗生，卻誰也不肯先挑明心跡。直到有一天，舒婷從三峽遠遊歸來，風塵仆仆，鼻子都曬脫了皮，陳仲義慢慢地從她家那株番石榴樹下走進房來，步子依然鎮定，四目相對，彼此都明白了對方的心意。他還沒有開口，舒婷已將行囊扔在地上，對他說：“好吧。”一個月後，他們結了婚。
這就是舒婷灑脫的地方，愛情沒有來臨時，她決不將就，愛情真的降臨時，她也會爽快地伸手迎接，決不拖泥帶水。結婚時，陳仲義三十二歲，舒婷二十九歲，都是大齡男大齡女了。
按照舒婷的想法，婚禮一切都得從儉，疼愛她的父親卻不依，非要給她準備四車嫁妝，用四輛小板車拉到陳家，一輛是書籍稿件，一輛是幹果蜜餞，一輛是衣服緞被，還有一輛裝上了老人家精心培育的二十幾盆玫瑰花，開得五彩繽紛十分嬌豔，為婚禮增色不少。
舒婷就這樣成了木棉樹下那棟紅樓的第三任女主人，但紅房子對於她來說不再是一個冰冷而華麗的囚籠，而是一個充滿了溫馨和笑語的安樂窩。
盡管舒婷婚前曾和陳仲義約法三章：一不做家務，二小兩口單獨過，三交友自由，實際上除了第三點其他兩點全部都沒有作數。婚後，她心甘情願地侍奉公婆，照顧幼兒，買菜做飯帶孩子，忙得腳不沾地，一雙寫詩的手如今放下了詩筆，拿起了鍋鏟，連父親都酸溜溜地對女婿說：“我養一個詩人女兒，你家得一管家媳婦。從前為了讓她專心工作，我連茶都要替她斟好的。”
舒婷本人卻甘之如飴，因為陳仲義不僅待她關懷備至，還懂得她的珍貴，甚至比她本人還珍惜她的才華。舒婷腰椎受過傷，坐藤椅太硬會硌著，他就轉遍整個廈門島，終於為她扛回兩把舒適的皮椅。舒婷大大咧咧不愛理瑣事，他就一手代理了她的出書、約稿、演講一概事宜。舒婷有時放鬆腦筋偷偷看偵探小說，他就擺出家長的姿態來教育她，她隻好很不服氣地回答說：“我不能守桌待詩！”
兒子出生後，這個三口之家更是其樂融融。舒婷和陳仲義不約而同地對兒子采取了放養政策，當別的小朋友都在忙著學鋼琴、學畫畫時，他們的兒子卻驕傲地宣稱：“我學玩！”兒子從小就以媽媽為榮，曾對班主任介紹說：“我媽媽是詩人舒婷！”低調的舒婷聽了後大驚失色，忙讓他以後說媽媽是在廈門燈泡廠工作的。在兒子考入大學後，舒婷擔心他輕率地戀愛，便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鄭重地說：“假如你太急切、太草率，隨便付出自己的感情，等到你理想的、你想要的出現，你已經沒有機會了。”這正是她的切身體會。
當然，雖然舒婷婚後以“煮婦”自詡，但一不小心，還是會露出一條女詩人的尾巴來。她仍然保留著自己的獨立空間，有一份摯愛不渝的工作，還有一大群肝膽相照的詩友。舒婷熱情爽朗，和北島、顧城、謝燁等人的關係都很好，顧城和謝燁去世後她還曾撰文紀念他們。
舒婷終於如她所願，擁有了一份新型的愛情，她和陳仲義之間既彼此獨立，又互相依靠，作為他近旁的一株木棉，她以樹的形象和他站在了一起，“我們分擔寒潮、風雪、霹靂；我們共享霧靄、流嵐、虹霓，仿佛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
這樣的關係才能更加持久而穩定，畢竟，人生那麽漫長，充滿了變數和考驗，一個人的力量太微薄了，隻有找到那個能和你並肩作戰的人，才擁有抗擊寒潮和風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