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病逝於洛陽時，太子曹丕並沒有在他身邊，而是遠在鄴城。也就是說，曹操所擁有的權力，並沒有及時移交到曹丕手上。
這樣的權力真空期，無疑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據史書記載，當時隨曹操來到洛陽的軍隊率先“**”了起來。換言之，就是軍中將士們開始忙著尋找出路，謀劃各自的前程了。
麵對這一狀況，文官們不禁憂心忡忡，很多人建議幹脆秘不發喪，以免引起更大範圍的混亂。日後的曹魏名臣、時任諫議大夫的賈逵卻認為不可。因為曹操去世這麽大的事，無論如何是瞞不住的，刻意隱瞞有可能適得其反，令事態變得更加複雜。
眾人想了想，覺得有道理，這才正式發喪。
可是，緊接著又有人提議，說應該把各郡縣的太守和縣令全都換成沛國人或譙縣人。言下之意，就是全都換成曹操的同鄉，把地方權力抓在自己人手裏，以免生亂。
很顯然，這是個相當腦殘的餿主意。
首先，在這種權力真空期，倉促替換郡縣長官非但無助於事態穩定，反而是在人為製造混亂。其次，要在短時間內做到如此大規模的人事調整，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算勉強完成，也絕對無法保證換上來的人能夠稱職。最後，也是最荒唐的，憑什麽認為曹操的老鄉就一定會是忠於曹魏的“自己人”呢？如果用地域和籍貫就可以判斷一個人的忠奸，那天底下的所有人事組織部門就全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出這個主意的人，非蠢即壞。
時任魏郡太守的徐宣便厲聲反對道：“如今，朝廷的用人體製都是統一的，不論關係遠近，在任官員普遍都有忠誠之心，何必專任沛國人和譙縣人，來讓捍衛社稷的忠臣們寒心呢？”
此言一出，這個餿主意才沒有被施行。
然而，這邊的葫蘆剛剛按下，那邊卻又起了瓢。之前就已**不安的軍方徹底出事了——曹操生前的嫡係部隊“青州兵”，竟然撂挑子不幹了，各將領帶著部眾嘩然四散，各奔西東，連招呼都不帶打的。
這可急壞了文官們。眾人七嘴八舌，都說應該攔住他們，絕不能放他們走，若是不聽，便就地格殺。
“青州兵”就是當年曹操從黃巾降眾中遴選出的精銳，多年來一直追隨曹操南征北戰，對他頗為忠心，戰鬥力也十分強悍，問題就是軍紀一向很差——雖然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正規軍，但依然改不掉流寇的習氣，一貫無組織無紀律。
這樣一支部隊，除了曹操，基本上沒人鎮得住。如今，曹操一死他們便一哄而散，恰恰說明他們誰都不服。在此情況下，又有誰能攔得住他們？還想把他們就地格殺，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假如真這麽幹了，青州兵必定造反，而這幫文官也絕對會死無葬身之地。
賈逵知道這些人是無法禁止的，所以他的意見是放他們走。不但放他們走，賈逵還當即發布文告，命各郡縣負責給這些青州兵提供食宿。
之所以做得這麽殷勤，是因為賈逵很清楚，這幫軍紀渙散的家夥一旦流竄到地方上，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你如果不讓他們吃好喝好，他們一定會燒殺搶掠，到時候局麵就難以收拾了。
剛剛把青州兵這攤爛事擺平，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有人想利用曹丕遠在鄴城的機會，乘虛而入，搶先把曹操的魏王璽綬搞到手。
這個人就是曹操的嫡次子、曹丕的二弟曹彰。
曹彰，字子文，生於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曹操的四個嫡子，除四子曹熊早夭外，剩下這三個，如果說老大曹丕繼承的是曹操的政治才幹，老三曹植繼承的是文學才華，那麽曹彰繼承的則是曹操的軍事才幹。
據說，曹彰的外貌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胡須是黃色的，所以被曹操稱為“黃須兒”。
這個黃須兒，從少年時代起便善於騎射，臂力過人，敢徒手跟猛獸肉搏。他經常對左右說：“大丈夫應當做衛青、霍去病那樣的人，率十萬大軍馳騁沙漠，驅逐戎狄，建功立業。”曹操有一次跟兒子們聊天，問起他們的誌向，曹彰說他最想當將軍。曹操就問他，怎樣才算一位好將軍。曹彰答：“披堅執銳，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曹操大笑，頗感欣慰。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治今山西陽高縣）的烏桓發動叛亂，曹操任命曹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征討烏桓。臨行前，曹操特意叮囑他說：“在家裏咱們是父子，接受了任命就是君臣了，一舉一動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謹慎。”
曹彰出征後，身先士卒，親自衝鋒陷陣，鎧甲上被射了好幾箭，他非但不退，反而越發鬥誌昂揚，遂大破烏桓叛軍，斬殺並俘虜了數千人。當時，鮮卑部落酋長軻比能也心存異誌，率數萬騎兵在附近觀戰，打算坐山觀虎鬥，伺機撿便宜，結果一看曹彰如此凶猛，嚇得趕緊主動請降。
北方的叛亂就此平定，曹彰一戰便威震塞外。
當時，曹操正在漢中與劉備鏖戰。有一次，劉備命養子劉封到曹營外挑戰，曹操氣得破口大罵，說：“你這個賣草鞋的小子，敢派個假兒子來罵戰，等我把親兒子黃須兒叫來，讓他來揍你們！”
隨後，曹操果然下令曹彰趕赴漢中。不過，曹彰剛到長安，曹操便已從漢中撤兵了。後來，曹操就讓他駐紮在了長安，以防劉備入侵關中。
這回，曹彰聽說老爺子在洛陽去世了，馬上心急火燎地從長安趕了過來。
曹彰此來，首要目的當然是奔喪，以盡人子之孝；其次，就是打算搶班奪位。
曹操四個嫡子，最小的曹熊早夭，而曹植在幾年前的立嗣之爭中已經落敗，所以現在唯一有可能跟曹丕爭奪繼承權的，就隻有曹彰了。
並且，曹彰軍功在身，確實也有奪嫡的資本。
他一到洛陽，便急吼吼地問賈逵：“先王璽綬何在？”就是問曹操的魏王印璽和綬帶在什麽地方。
這話問的，實在是太簡單粗暴了，果然是戰場上生猛無敵的黃須兒，連奪嫡都弄得跟肉搏似的，一點修飾都沒有。
可是，像奪嫡這麽有技術含量的事情，又怎麽可能跟打仗一樣呢？暫且不說你黃須兒隻是一介武將，沒什麽政治頭腦，就算你有，你大哥曹丕豈是那麽好對付的？人家跟老三曹植鬥了那麽多年，鬥爭經驗無比豐富，而且太子也當了這麽久了，早就在朝野上下遍植黨羽，你黃須兒就算把魏王璽綬搶到手，又有什麽用呢？
所以，賈逵一聽曹彰這話，真有點哭笑不得。
也罷，既然你黃須兒如此簡單粗暴，那我也不必跟你繞彎子了。賈逵旋即一臉正色道：“社稷自有繼承人在，至於先王璽綬在何處，不是君侯（曹彰的爵位是鄢陵侯）你應該問的。”
一句話，就把曹彰給（左扌右享）回去了，也把他剛剛露出苗頭的奪嫡夢想一舉粉碎了。
當然，曹彰此舉，或許也隻是投石問路而已，並非鐵定了心要奪嫡。否則，僅憑賈逵輕飄飄的一句話，是不可能讓他罷手的。換言之，曹彰自己可能也很清楚，曹丕在朝野的勢力比他強得多，自己單憑軍功，是很難撼動老大的太子位的。
在賈逵等人的努力下，洛陽的局麵總算是穩住了。
很快，曹操去世的噩耗傳到鄴城，曹丕頓時悲不自勝，“號哭不已”。司馬懿的弟弟、時任中庶子的司馬孚趕緊勸慰道：“君王晏駕，天下都依靠殿下做主。上為宗廟社稷，下為天下萬民，殿下豈能效法匹夫之孝呢？”
良久，曹丕才慢慢收起了眼淚，說：“卿言是也。”
曆史上，每逢君主去世，繼承人總是會哭得慘慘戚戚，同時旁邊也一定會有人以“大義”相勸。這幾乎就是一套固定的戲碼，在曆史上屢見不鮮。當然，老爺子去世，身為兒子內心悲傷，這份真情肯定是有的；但作為政治人物，而且是即將接掌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其眼淚也一定有作秀成分——你哭得越悲傷，才越能掩飾內心深處那種即將上位的興奮和喜悅。
這種政治作秀，不光局限於繼承人，也包括文武百官們——因為新老板一上任，他們的職位和薪資肯定都會往上提的。
所以，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後，群臣就在朝會上聚在一塊兒痛哭，連班位和行列都錯亂了。這種時候，自然還得有人站出來以“大義”相責。而這個人，當然還是司馬孚。隻聽他義正詞嚴道：“如今君王離世，天下震動，應當早日輔佐太子即位，以安定四方，難道你們隻會哭？”
有人出頭喊一嗓子，大夥就能順勢收起眼淚，趕緊努力工作了。
而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除了操辦喪事外，更重要的，莫過於盡快擁曹丕繼魏王之位。按照禮製，繼承王位，必須要有天子詔命，可現在天子遠在許都，這一來一去得花多少天？群臣頓時有些犯難。
這種時候，當然還得有人出頭再喊一嗓子。
司馬孚出了好幾次頭了，再站出來不太方便，於是這回改由尚書陳矯來發話了，說：“魏王在外去世，天下惶懼，太子應該克製悲傷，馬上繼位，以安定朝野人心。何況，大王心愛的兒子（曹彰），正守在洛陽的靈柩旁，萬一發生變故，社稷就危險了。”
盡管曹彰的威脅沒想象中那麽大，可畢竟也是一個威脅，不能不防。所以，別管什麽禮不禮製了，趕緊先上車，回頭再補票吧。
於是，大夥立刻分頭行動，一天之間，就把即位儀式需要的東西全都置辦齊全了，效率之高，令人歎服。
次日一早，大夥從卞夫人那兒弄來了一個“王後令”，權且以此代替聖旨，然後匆匆忙忙就把曹丕扶上位了。
許多天後，禦史大夫華歆才帶著天子詔書趕到鄴城，授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還有冀州牧的官印，這才把合法手續補全了。
與此同時，朝廷改元延康。
這個新的年號，仍然是屬於漢朝的，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短短十個月後，它就將被曹魏的年號取代。
當年二月二十一日，曹操的靈柩從洛陽運了過來，被安葬在鄴城西麵的高陵。
曹丕上位後，第一件事就是命兩個兄弟趕緊滾遠點兒——讓兄弟滾蛋這種事，學名稱為“就國”，就是命他們到自己的封國去住，別在新老板的跟前晃悠。
於是，曹彰就被趕到了自己的封國鄢陵（治今河南鄢陵縣）。而曹植的命運則遠比曹彰更為不堪。曹植本是臨菑侯，本來應該趕到臨菑（治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去，可曹丕一想到當初差點被這個三弟奪了太子位，就覺得不能這麽便宜了他，遂以“醉酒悖慢”為由，把曹植貶為安鄉侯，封邑由原來的一萬戶一下子削減到八百戶，然後把他趕到了遠比臨菑偏僻荒涼的安鄉（治今河北晉州市侯城村）。
收拾完曹植，接下來就該清算他的黨羽了。
時任“右刺奸掾”的丁儀，還有他的弟弟、時任黃門侍郎的丁廙，以及他們家族的所有男子，一夜之間被全部誅殺。
楊修本來也在清算之列，不過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就被曹操幹掉了。既然人早死了，曹丕也就沒再株連他的家人，所以楊修家族的男子才僥幸躲過一劫。
楊修之所以會被曹操幹掉，可以說是應了那句老話——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初，曹丕跟曹植在爭奪儲位時，由於楊修和丁儀極力在曹操麵前美化曹植，所以曹丕一度落於下風。為了扭轉頹勢，曹丕就想跟自己的密友、時任朝歌（今河南淇縣）縣長的吳質好好謀劃一下。可是，吳質是地方官，若公然與曹丕交往，容易犯忌諱，於是曹丕就想了個辦法，讓吳質藏在裝綢緞的竹筐裏，用馬車載到他的府邸，以此掩人耳目。
不料，楊修早就在曹丕身邊安插了眼線，旋即將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兒，說曹丕跟吳質以這種不正常的方式交往，一定是在謀劃不可告人之事。
曹操身邊當然也有曹丕的眼線，所以楊修一告狀，曹丕立馬就知道了。他大為驚慌，趕緊問吳質該怎麽辦。吳質卻氣定神閑，淡淡一笑道：“無害。”然後附在他耳邊說了句話。曹丕一聽，頓時轉憂為喜。
幾天後，一駕同樣載著綢緞的馬車又駛入了曹丕府邸。楊修再度得到情報，立刻又稟告了曹操。曹操旋即派人前來，當場攔下馬車搜查，把車上的東西翻了個底朝天，可沒想到，車上除了竹筐和綢緞，壓根就沒有吳質的影子。
楊修頓時目瞪口呆。
老謀深算的吳質挖了個坑，自以為聰明的楊修就乖乖往裏麵跳了。曹植最終之所以敗給曹丕，除了自身的問題外，手下謀士的“段位”不夠也是一大原因。
經此一事，曹操就認定楊修這小子不靠譜了。
後來，又經過多次交鋒，形勢逐漸逆轉，曹植開始失勢。他十分焦慮，就跟楊修走得更近了，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楊修身上。楊修不敢拒絕，同時也不甘心就此罷手，便決定再拚一把。
曹植雖然寫文章厲害，但思維不夠周密，尤其在處理政務方麵，水平有限。而曹操為了考察他，又時常會拿一些政務問題讓他作答。為此，楊修便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擬好了十幾種不同類型的答案，讓曹植對號入座，針對不同問題給出相應答案。
隨後，每當曹操的考題剛剛送到曹植手上，不消片刻，一個完美答案就出現在了曹操的案頭。曹操大為狐疑，覺得這其中一定有鬼，便派人暗中調查。結果，楊修幫曹植作弊的事情就被抖出來了。
曹操頓時怒不可遏——好你個楊修，上回誣告曹丕的事還沒跟你算賬，現在竟然把這種伎倆玩到老子頭上來了，你這是把我曹孟德當白癡嗎？！
到了這一步，曹操對楊修已是深惡痛絕，加之楊修跟袁術又有親戚關係（楊修是袁術的外甥），這就更讓曹操感覺惡心了。於是，新賬老賬一塊兒算，曹操隨即以“漏泄言教，交關諸侯”的罪名逮捕了楊修，然後就把他殺了。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楊修之死，大可以給《紅樓夢》的這句經典格言做注腳。
新王即位，有仇的報仇之後，接下來自然是有恩的報恩。
當初在立嗣之爭中為曹丕出謀劃策、立下大功的賈詡，由太中大夫擢升太尉；之前專程從許都趕來，幫曹丕補辦合法即位手續的華歆，由禦史大夫擢升相國；與曹丕平時關係不錯的王朗，由大理擢升禦史大夫。
而在洛陽極力幫曹丕穩定局麵的賈逵，則先由諫議大夫擢為丞相祭酒，緊接著又出任豫州刺史，成了封疆大吏。因賈逵在任上很快做出了政績，“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故而曹丕大加讚賞，說：“逵真刺史矣！”（《資治通鑒·魏紀一》）旋即布告天下，命各州郡皆以豫州為榜樣，然後又封賈逵為關內侯。
除了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員之外，曹丕在選任侍中、常侍等近臣時，也基本上都是從自己的舊日親信裏麵提拔，全不考慮其他人。司馬孚看不過眼，便勸諫道：“新王剛剛即位，應當任用海內英賢，怎麽能隻在自己的人際圈裏選呢？如果選官的方式不當，那麽得到官位的人也不值得被尊重。”
曹丕聞言，這才意識到自己格局小了，遂改弦更張，開始擴大範圍，廣納人才。
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選官製度“九品中正製”，就是在這時候由尚書陳群製定，然後迅速頒布實施的。
所謂九品中正製，就是朝廷在地方設立“中正官”，然後以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為標準，品評人物，選拔人才。這個製度，其基本原則就是隻論人才優劣，不看出身貴賤，目的就是破除門閥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讓真正有才幹的人進入仕途。
相對於東漢中後期流弊叢生的“察舉製”，這項全新的官員選拔製度，一開始的確起到了糾偏補弊、撥亂反正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當年“察舉製”的那些流弊便又卷土重來了。
九品中正製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中正官的個人利益和好惡決定了一切。正所謂“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雖然表麵上朝廷也有一套選擇人才的標準，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做到真正公平和客觀，到頭來還是由中正官說了算，於是請托、行賄、利益輸送等流弊便大量滋生，結果便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自魏晉南北朝以後的四百年間，政治權力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湮沒無聞，以致官場腐敗叢生，吏治一團黑暗……直到隋唐年間，九品中正製才被更為公正的科舉製取代。
當然了，這些都是後話。
曹丕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大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推行了新的選官製度，也基本上鞏固了手中的權力。
接下來，曹操生前完全可以做卻始終沒有做的那件大事，就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這件事就是——徹底終結名存實亡的大漢王朝，正式建立曹魏帝國！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以賈詡、華歆、王朗、陳群、桓階、辛毗、劉曄、司馬懿等人為首的文武百官紛紛上表，聲稱“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資治通鑒·魏紀一》）。意思就是曹魏應當取代漢朝，此事民間早有預言，且各種祥瑞更是數不勝數。
按照曆史上慣有的改朝換代的戲碼，文武百官的戲份是頻頻上表勸進，而最高領導的戲份則是屢屢婉言謝絕，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後領導人實在推卻不掉萬千臣民的盛情，才勉為其難地接受勸進，美其名曰“應天順人”。
曹丕篡漢的戲份，當然也是按這個套路演的。
十月十三日，這場大戲終於來到了最**的部分：大漢天子劉協到高廟（劉邦之廟）焚香稟告，然後命大臣把皇帝玉璽和禪位詔書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丕手上；曹丕又接連三次“上書辭讓”，做足了謙遜的姿態，而結果當然是“義不容辭”，於是這皇帝就當定了。
隨後，朝廷在許都西麵的繁陽（今河南許昌市西）修築了一座高台，作為登基儀式之用。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璽綬，即皇帝位，然後祭拜天地山川，改元黃初，大赦天下；三天後，曹丕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因而曆史上也經常把曹操稱為魏武帝。
至此，享國四百零七年的大漢王朝，自董卓之亂起便已名存實亡的大漢王朝，終於在苟延殘喘了三十多年後，正式覆滅，頹然仆倒在了曆史的塵埃中。
劉協遜位後，被曹丕封為山陽公，遷出許都（此後改名許昌），然後就到封國山陽（治今河南焦作市）做寓公去了。
其實，對命途多舛的傀儡皇帝劉協而言，早一天脫下不屬於他的天子袞冕，早一天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未嚐不是一件幸事，也未嚐不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