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病逝於洛陽時,太子曹丕並沒有在他身邊,而是遠在鄴城。也就是說,曹操所擁有的權力,並沒有及時移交到曹丕手上。
這樣的權力真空期,無疑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據史書記載,當時隨曹操來到洛陽的軍隊率先“**”了起來。換言之,就是軍中將士們開始忙著尋找出路,謀劃各自的前程了。
麵對這一狀況,文官們不禁憂心忡忡,很多人建議幹脆秘不發喪,以免引起更大範圍的混亂。日後的曹魏名臣、時任諫議大夫的賈逵卻認為不可。因為曹操去世這麽大的事,無論如何是瞞不住的,刻意隱瞞有可能適得其反,令事態變得更加複雜。
眾人想了想,覺得有道理,這才正式發喪。
可是,緊接著又有人提議,說應該把各郡縣的太守和縣令全都換成沛國人或譙縣人。言下之意,就是全都換成曹操的同鄉,把地方權力抓在自己人手裏,以免生亂。
很顯然,這是個相當腦殘的餿主意。
首先,在這種權力真空期,倉促替換郡縣長官非但無助於事態穩定,反而是在人為製造混亂。其次,要在短時間內做到如此大規模的人事調整,絕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算勉強完成,也絕對無法保證換上來的人能夠稱職。最後,也是最荒唐的,憑什麽認為曹操的老鄉就一定會是忠於曹魏的“自己人”呢?如果用地域和籍貫就可以判斷一個人的忠奸,那天底下的所有人事組織部門就全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出這個主意的人,非蠢即壞。
時任魏郡太守的徐宣便厲聲反對道:“如今,朝廷的用人體製都是統一的,不論關係遠近,在任官員普遍都有忠誠之心,何必專任沛國人和譙縣人,來讓捍衛社稷的忠臣們寒心呢?”
此言一出,這個餿主意才沒有被施行。
然而,這邊的葫蘆剛剛按下,那邊卻又起了瓢。之前就已**不安的軍方徹底出事了——曹操生前的嫡係部隊“青州兵”,竟然撂挑子不幹了,各將領帶著部眾嘩然四散,各奔西東,連招呼都不帶打的。
這可急壞了文官們。眾人七嘴八舌,都說應該攔住他們,絕不能放他們走,若是不聽,便就地格殺。
“青州兵”就是當年曹操從黃巾降眾中遴選出的精銳,多年來一直追隨曹操南征北戰,對他頗為忠心,戰鬥力也十分強悍,問題就是軍紀一向很差——雖然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正規軍,但依然改不掉流寇的習氣,一貫無組織無紀律。
這樣一支部隊,除了曹操,基本上沒人鎮得住。如今,曹操一死他們便一哄而散,恰恰說明他們誰都不服。在此情況下,又有誰能攔得住他們?還想把他們就地格殺,這不是癡人說夢嗎?
假如真這麽幹了,青州兵必定造反,而這幫文官也絕對會死無葬身之地。
賈逵知道這些人是無法禁止的,所以他的意見是放他們走。不但放他們走,賈逵還當即發布文告,命各郡縣負責給這些青州兵提供食宿。
之所以做得這麽殷勤,是因為賈逵很清楚,這幫軍紀渙散的家夥一旦流竄到地方上,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你如果不讓他們吃好喝好,他們一定會燒殺搶掠,到時候局麵就難以收拾了。
剛剛把青州兵這攤爛事擺平,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有人想利用曹丕遠在鄴城的機會,乘虛而入,搶先把曹操的魏王璽綬搞到手。
這個人就是曹操的嫡次子、曹丕的二弟曹彰。
曹彰,字子文,生於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曹操的四個嫡子,除四子曹熊早夭外,剩下這三個,如果說老大曹丕繼承的是曹操的政治才幹,老三曹植繼承的是文學才華,那麽曹彰繼承的則是曹操的軍事才幹。
據說,曹彰的外貌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胡須是黃色的,所以被曹操稱為“黃須兒”。
這個黃須兒,從少年時代起便善於騎射,臂力過人,敢徒手跟猛獸肉搏。他經常對左右說:“大丈夫應當做衛青、霍去病那樣的人,率十萬大軍馳騁沙漠,驅逐戎狄,建功立業。”曹操有一次跟兒子們聊天,問起他們的誌向,曹彰說他最想當將軍。曹操就問他,怎樣才算一位好將軍。曹彰答:“披堅執銳,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曹操大笑,頗感欣慰。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治今山西陽高縣)的烏桓發動叛亂,曹操任命曹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征討烏桓。臨行前,曹操特意叮囑他說:“在家裏咱們是父子,接受了任命就是君臣了,一舉一動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謹慎。”
曹彰出征後,身先士卒,親自衝鋒陷陣,鎧甲上被射了好幾箭,他非但不退,反而越發鬥誌昂揚,遂大破烏桓叛軍,斬殺並俘虜了數千人。當時,鮮卑部落酋長軻比能也心存異誌,率數萬騎兵在附近觀戰,打算坐山觀虎鬥,伺機撿便宜,結果一看曹彰如此凶猛,嚇得趕緊主動請降。
北方的叛亂就此平定,曹彰一戰便威震塞外。
當時,曹操正在漢中與劉備鏖戰。有一次,劉備命養子劉封到曹營外挑戰,曹操氣得破口大罵,說:“你這個賣草鞋的小子,敢派個假兒子來罵戰,等我把親兒子黃須兒叫來,讓他來揍你們!”
隨後,曹操果然下令曹彰趕赴漢中。不過,曹彰剛到長安,曹操便已從漢中撤兵了。後來,曹操就讓他駐紮在了長安,以防劉備入侵關中。
這回,曹彰聽說老爺子在洛陽去世了,馬上心急火燎地從長安趕了過來。
曹彰此來,首要目的當然是奔喪,以盡人子之孝;其次,就是打算搶班奪位。
曹操四個嫡子,最小的曹熊早夭,而曹植在幾年前的立嗣之爭中已經落敗,所以現在唯一有可能跟曹丕爭奪繼承權的,就隻有曹彰了。
並且,曹彰軍功在身,確實也有奪嫡的資本。
他一到洛陽,便急吼吼地問賈逵:“先王璽綬何在?”就是問曹操的魏王印璽和綬帶在什麽地方。
這話問的,實在是太簡單粗暴了,果然是戰場上生猛無敵的黃須兒,連奪嫡都弄得跟肉搏似的,一點修飾都沒有。
可是,像奪嫡這麽有技術含量的事情,又怎麽可能跟打仗一樣呢?暫且不說你黃須兒隻是一介武將,沒什麽政治頭腦,就算你有,你大哥曹丕豈是那麽好對付的?人家跟老三曹植鬥了那麽多年,鬥爭經驗無比豐富,而且太子也當了這麽久了,早就在朝野上下遍植黨羽,你黃須兒就算把魏王璽綬搶到手,又有什麽用呢?
所以,賈逵一聽曹彰這話,真有點哭笑不得。
也罷,既然你黃須兒如此簡單粗暴,那我也不必跟你繞彎子了。賈逵旋即一臉正色道:“社稷自有繼承人在,至於先王璽綬在何處,不是君侯(曹彰的爵位是鄢陵侯)你應該問的。”
一句話,就把曹彰給(左扌右享)回去了,也把他剛剛露出苗頭的奪嫡夢想一舉粉碎了。
當然,曹彰此舉,或許也隻是投石問路而已,並非鐵定了心要奪嫡。否則,僅憑賈逵輕飄飄的一句話,是不可能讓他罷手的。換言之,曹彰自己可能也很清楚,曹丕在朝野的勢力比他強得多,自己單憑軍功,是很難撼動老大的太子位的。
在賈逵等人的努力下,洛陽的局麵總算是穩住了。
很快,曹操去世的噩耗傳到鄴城,曹丕頓時悲不自勝,“號哭不已”。司馬懿的弟弟、時任中庶子的司馬孚趕緊勸慰道:“君王晏駕,天下都依靠殿下做主。上為宗廟社稷,下為天下萬民,殿下豈能效法匹夫之孝呢?”
良久,曹丕才慢慢收起了眼淚,說:“卿言是也。”
曆史上,每逢君主去世,繼承人總是會哭得慘慘戚戚,同時旁邊也一定會有人以“大義”相勸。這幾乎就是一套固定的戲碼,在曆史上屢見不鮮。當然,老爺子去世,身為兒子內心悲傷,這份真情肯定是有的;但作為政治人物,而且是即將接掌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其眼淚也一定有作秀成分——你哭得越悲傷,才越能掩飾內心深處那種即將上位的興奮和喜悅。
這種政治作秀,不光局限於繼承人,也包括文武百官們——因為新老板一上任,他們的職位和薪資肯定都會往上提的。
所以,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後,群臣就在朝會上聚在一塊兒痛哭,連班位和行列都錯亂了。這種時候,自然還得有人站出來以“大義”相責。而這個人,當然還是司馬孚。隻聽他義正詞嚴道:“如今君王離世,天下震動,應當早日輔佐太子即位,以安定四方,難道你們隻會哭?”
有人出頭喊一嗓子,大夥就能順勢收起眼淚,趕緊努力工作了。
而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除了操辦喪事外,更重要的,莫過於盡快擁曹丕繼魏王之位。按照禮製,繼承王位,必須要有天子詔命,可現在天子遠在許都,這一來一去得花多少天?群臣頓時有些犯難。
這種時候,當然還得有人出頭再喊一嗓子。
司馬孚出了好幾次頭了,再站出來不太方便,於是這回改由尚書陳矯來發話了,說:“魏王在外去世,天下惶懼,太子應該克製悲傷,馬上繼位,以安定朝野人心。何況,大王心愛的兒子(曹彰),正守在洛陽的靈柩旁,萬一發生變故,社稷就危險了。”
盡管曹彰的威脅沒想象中那麽大,可畢竟也是一個威脅,不能不防。所以,別管什麽禮不禮製了,趕緊先上車,回頭再補票吧。
於是,大夥立刻分頭行動,一天之間,就把即位儀式需要的東西全都置辦齊全了,效率之高,令人歎服。
次日一早,大夥從卞夫人那兒弄來了一個“王後令”,權且以此代替聖旨,然後匆匆忙忙就把曹丕扶上位了。
許多天後,禦史大夫華歆才帶著天子詔書趕到鄴城,授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還有冀州牧的官印,這才把合法手續補全了。
與此同時,朝廷改元延康。
這個新的年號,仍然是屬於漢朝的,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短短十個月後,它就將被曹魏的年號取代。
當年二月二十一日,曹操的靈柩從洛陽運了過來,被安葬在鄴城西麵的高陵。
曹丕上位後,第一件事就是命兩個兄弟趕緊滾遠點兒——讓兄弟滾蛋這種事,學名稱為“就國”,就是命他們到自己的封國去住,別在新老板的跟前晃悠。
於是,曹彰就被趕到了自己的封國鄢陵(治今河南鄢陵縣)。而曹植的命運則遠比曹彰更為不堪。曹植本是臨菑侯,本來應該趕到臨菑(治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去,可曹丕一想到當初差點被這個三弟奪了太子位,就覺得不能這麽便宜了他,遂以“醉酒悖慢”為由,把曹植貶為安鄉侯,封邑由原來的一萬戶一下子削減到八百戶,然後把他趕到了遠比臨菑偏僻荒涼的安鄉(治今河北晉州市侯城村)。
收拾完曹植,接下來就該清算他的黨羽了。
時任“右刺奸掾”的丁儀,還有他的弟弟、時任黃門侍郎的丁廙,以及他們家族的所有男子,一夜之間被全部誅殺。
楊修本來也在清算之列,不過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就被曹操幹掉了。既然人早死了,曹丕也就沒再株連他的家人,所以楊修家族的男子才僥幸躲過一劫。
楊修之所以會被曹操幹掉,可以說是應了那句老話——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初,曹丕跟曹植在爭奪儲位時,由於楊修和丁儀極力在曹操麵前美化曹植,所以曹丕一度落於下風。為了扭轉頹勢,曹丕就想跟自己的密友、時任朝歌(今河南淇縣)縣長的吳質好好謀劃一下。可是,吳質是地方官,若公然與曹丕交往,容易犯忌諱,於是曹丕就想了個辦法,讓吳質藏在裝綢緞的竹筐裏,用馬車載到他的府邸,以此掩人耳目。
不料,楊修早就在曹丕身邊安插了眼線,旋即將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兒,說曹丕跟吳質以這種不正常的方式交往,一定是在謀劃不可告人之事。
曹操身邊當然也有曹丕的眼線,所以楊修一告狀,曹丕立馬就知道了。他大為驚慌,趕緊問吳質該怎麽辦。吳質卻氣定神閑,淡淡一笑道:“無害。”然後附在他耳邊說了句話。曹丕一聽,頓時轉憂為喜。
幾天後,一駕同樣載著綢緞的馬車又駛入了曹丕府邸。楊修再度得到情報,立刻又稟告了曹操。曹操旋即派人前來,當場攔下馬車搜查,把車上的東西翻了個底朝天,可沒想到,車上除了竹筐和綢緞,壓根就沒有吳質的影子。
楊修頓時目瞪口呆。
老謀深算的吳質挖了個坑,自以為聰明的楊修就乖乖往裏麵跳了。曹植最終之所以敗給曹丕,除了自身的問題外,手下謀士的“段位”不夠也是一大原因。
經此一事,曹操就認定楊修這小子不靠譜了。
後來,又經過多次交鋒,形勢逐漸逆轉,曹植開始失勢。他十分焦慮,就跟楊修走得更近了,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楊修身上。楊修不敢拒絕,同時也不甘心就此罷手,便決定再拚一把。
曹植雖然寫文章厲害,但思維不夠周密,尤其在處理政務方麵,水平有限。而曹操為了考察他,又時常會拿一些政務問題讓他作答。為此,楊修便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擬好了十幾種不同類型的答案,讓曹植對號入座,針對不同問題給出相應答案。
隨後,每當曹操的考題剛剛送到曹植手上,不消片刻,一個完美答案就出現在了曹操的案頭。曹操大為狐疑,覺得這其中一定有鬼,便派人暗中調查。結果,楊修幫曹植作弊的事情就被抖出來了。
曹操頓時怒不可遏——好你個楊修,上回誣告曹丕的事還沒跟你算賬,現在竟然把這種伎倆玩到老子頭上來了,你這是把我曹孟德當白癡嗎?!
到了這一步,曹操對楊修已是深惡痛絕,加之楊修跟袁術又有親戚關係(楊修是袁術的外甥),這就更讓曹操感覺惡心了。於是,新賬老賬一塊兒算,曹操隨即以“漏泄言教,交關諸侯”的罪名逮捕了楊修,然後就把他殺了。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楊修之死,大可以給《紅樓夢》的這句經典格言做注腳。
新王即位,有仇的報仇之後,接下來自然是有恩的報恩。
當初在立嗣之爭中為曹丕出謀劃策、立下大功的賈詡,由太中大夫擢升太尉;之前專程從許都趕來,幫曹丕補辦合法即位手續的華歆,由禦史大夫擢升相國;與曹丕平時關係不錯的王朗,由大理擢升禦史大夫。
而在洛陽極力幫曹丕穩定局麵的賈逵,則先由諫議大夫擢為丞相祭酒,緊接著又出任豫州刺史,成了封疆大吏。因賈逵在任上很快做出了政績,“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故而曹丕大加讚賞,說:“逵真刺史矣!”(《資治通鑒·魏紀一》)旋即布告天下,命各州郡皆以豫州為榜樣,然後又封賈逵為關內侯。
除了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員之外,曹丕在選任侍中、常侍等近臣時,也基本上都是從自己的舊日親信裏麵提拔,全不考慮其他人。司馬孚看不過眼,便勸諫道:“新王剛剛即位,應當任用海內英賢,怎麽能隻在自己的人際圈裏選呢?如果選官的方式不當,那麽得到官位的人也不值得被尊重。”
曹丕聞言,這才意識到自己格局小了,遂改弦更張,開始擴大範圍,廣納人才。
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選官製度“九品中正製”,就是在這時候由尚書陳群製定,然後迅速頒布實施的。
所謂九品中正製,就是朝廷在地方設立“中正官”,然後以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為標準,品評人物,選拔人才。這個製度,其基本原則就是隻論人才優劣,不看出身貴賤,目的就是破除門閥士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讓真正有才幹的人進入仕途。
相對於東漢中後期流弊叢生的“察舉製”,這項全新的官員選拔製度,一開始的確起到了糾偏補弊、撥亂反正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當年“察舉製”的那些流弊便又卷土重來了。
九品中正製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中正官的個人利益和好惡決定了一切。正所謂“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雖然表麵上朝廷也有一套選擇人才的標準,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做到真正公平和客觀,到頭來還是由中正官說了算,於是請托、行賄、利益輸送等流弊便大量滋生,結果便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自魏晉南北朝以後的四百年間,政治權力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湮沒無聞,以致官場腐敗叢生,吏治一團黑暗……直到隋唐年間,九品中正製才被更為公正的科舉製取代。
當然了,這些都是後話。
曹丕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大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推行了新的選官製度,也基本上鞏固了手中的權力。
接下來,曹操生前完全可以做卻始終沒有做的那件大事,就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這件事就是——徹底終結名存實亡的大漢王朝,正式建立曹魏帝國!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以賈詡、華歆、王朗、陳群、桓階、辛毗、劉曄、司馬懿等人為首的文武百官紛紛上表,聲稱“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資治通鑒·魏紀一》)。意思就是曹魏應當取代漢朝,此事民間早有預言,且各種祥瑞更是數不勝數。
按照曆史上慣有的改朝換代的戲碼,文武百官的戲份是頻頻上表勸進,而最高領導的戲份則是屢屢婉言謝絕,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後領導人實在推卻不掉萬千臣民的盛情,才勉為其難地接受勸進,美其名曰“應天順人”。
曹丕篡漢的戲份,當然也是按這個套路演的。
十月十三日,這場大戲終於來到了最**的部分:大漢天子劉協到高廟(劉邦之廟)焚香稟告,然後命大臣把皇帝玉璽和禪位詔書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丕手上;曹丕又接連三次“上書辭讓”,做足了謙遜的姿態,而結果當然是“義不容辭”,於是這皇帝就當定了。
隨後,朝廷在許都西麵的繁陽(今河南許昌市西)修築了一座高台,作為登基儀式之用。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璽綬,即皇帝位,然後祭拜天地山川,改元黃初,大赦天下;三天後,曹丕追尊曹操為“武皇帝”,因而曆史上也經常把曹操稱為魏武帝。
至此,享國四百零七年的大漢王朝,自董卓之亂起便已名存實亡的大漢王朝,終於在苟延殘喘了三十多年後,正式覆滅,頹然仆倒在了曆史的塵埃中。
劉協遜位後,被曹丕封為山陽公,遷出許都(此後改名許昌),然後就到封國山陽(治今河南焦作市)做寓公去了。
其實,對命途多舛的傀儡皇帝劉協而言,早一天脫下不屬於他的天子袞冕,早一天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未嚐不是一件幸事,也未嚐不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