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書記搞的第一次下崗,首先是對一些輔助性崗位進行了整合,與生產無關的科室全部去掉,比如工廠的教育科就是最先解散的科室。文革前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韓衛忠科長,就成了首批下崗人員。下崗以後幹什麽呢?已經50多歲了,隻有去掃大街、做警衛,他又覺得沒麵子,太丟人。由於他的英語水平非常高,就有同事鼓動他辦一個英語學習班,教授小學生們學習英語,韓科長說:“那肯定不行。因為紗廠工人對自己子女的文化程度的要求不是非常的迫切”。

韓衛忠在紗廠的子弟學校工作過一段時間,這些情況是比較了解的。當時,這些紡織工人的家長是非常護“犢子”的,他們認為孩子學習好不好是次要的,隻要能在紗廠上班當工人,孩子的前途就由國家來保障了。子弟學校的老師也是非常難當,對這些孩子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能高聲訓斥。因為職工家長經常領著孩子,到校長那裏去控告老師虐待學生。

毛毛和利利是雙胞胎男孩,在七八歲的時候長得非常漂亮,全廠的職工都非常喜歡這兩個模樣相同的孩子,家長更是對他們寵愛有加。他們的母親就經常和孩子的班主任吵架,不讓班主任訓斥自己的兩個調皮的孩子。後來這兩個孩子膽大包天,做出了一些想不到的大事。

子弟學校的旁邊是土產公司開的百貨商店。商店裏發現近幾天有小偷光顧商店,偷走了一些錢物,就報警了。公安局的偵查員到商場裏檢查了一番,發現門窗各處都沒有撬動的痕跡,就懷疑是內部職工所為,營業員之間也互相猜忌。過了一段時間商場裏再次被盜,公安局又來現場調查,還是沒有發現問題。三番五次地丟東西而無法破案,簡直成了當時的新聞。最後一個老店員經過了詳細的分析,發現丟失的東西大部分為兒童用具、兒童食品,懷疑可能是孩子幹的,但是又找不到線索,還是無法破案。老店員就逐漸地盯上了常來店裏玩耍的毛毛和利利。終於,他發現是毛毛和利利所為。

當時土產公司的商店是集體所有製,分為上午班和下午班。早上開門以後,上午班的營業員就把店門上一把大鎖打開,放在櫃台的裏麵。下午來上班的營業員,下班時,用上午班打開的大鎖,把大門鎖好。第二天,上午班的營業員再用鑰匙開門。毛毛和利利就買了一把同樣的大鎖。由於營業員們都很喜歡這兩個雙胞胎的小男孩,任他們在櫃台裏竄來竄去的捉迷藏,趁叔叔阿姨不注意,把新買的大鎖偷偷換掉早已打開的店門大鎖。下班的時候,營業員也不在意,就把毛毛、利利買的鎖,鎖在了大門上。等到晚上,毛毛、利利就用新鎖鑰匙打開商店的大門,拿走自己喜歡的東西和部分零錢。那個時候也不敢多拿,拿多了怕家長發現。然後,再把商店裏原先的鎖鎖在店門上。於是,就出現了公安局無法破解的盜竊案。

發生這樣的事情以後,那位職工也不舍得責怪自己的孩子,依然覺得自己的孩子挺聰明,連公安局的伯伯都沒有破案。據說,毛毛和利利在成年以後又犯了罪,被判了刑。

在當時的情況下,韓衛忠覺得自己不可能舉辦英語學習班,那樣絕對不會有人來學英語的。因為紗廠的職工認為學習成績優劣無所謂,不影響孩子在紗廠就業。在工廠上班不需要那麽高的文化水平,不讓孩子吃苦。

韓科長的父親已經70多歲了,解放前在天津賣過大餅,烙得一手好餅,就鼓勵當時已經55歲的韓衛忠科長到廠門口做大餅。當時的下崗職工都是這樣,在工廠上班沒有多少積蓄,人際關係也是紗廠的小圈子,不可能有多少資金出去投資做大的生意。下崗後都是作一些烙餅、炸油條、嘣爆米花等等的小生意。現在這些人也都老了,沒有一個人像當初電視劇宣傳的那樣,下海就能開上汽車。

烙大餅是一個非常艱苦和勞累的生意,韓衛忠科長,每天早晨3點鍾就要起床和麵、生火,然後6點鍾準時來到廠門口開始烙大餅,6點半,上早班的工人有沒吃早飯的,就來購買他的大餅,好在都是熟人,大多數都是當年經他培訓的職工,他的生意非常紅火。這樣賣了幾年大餅,也到退休年齡了。由於冬天過早起床幹活,關節嚴重凍傷,冬天裏腿疼得無法忍受,退休以後就再也沒有賣過大餅。

第一次下崗的職工年齡偏大,當地的一些私有紡織企業不願再招收這些人去上班。很多人隻有拿著每月170元的下崗生活補貼,坐在宿舍樓下打撲克,一直熬過七八年,才到正式退休的年齡。

在搞了第一次下崗以後,黨委華書記的老伴兒就經常受到下崗職工的白眼,甚至是罵罵咧咧。他們的家是住在紗廠宿舍2樓,天黑以後,經常有小石子兒敲打他家的窗戶玻璃,這讓他的老伴感到非常的不安。不久就搬離了紗廠,回到了縣委大院去居住。黨委的華書記是縣裏調來的幹部,感到這次下崗運動對他的威望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向縣委請求調回縣裏,工廠的工作匆匆忙忙地交給了已經四十幾歲的副廠長齊福星。當時工廠迅速減員,年齡偏大的中層領導內退的內退,調走的調走。因為齊福星是改革開放以後廠裏招收的唯一大學生,比較受重視,由主管後勤基建逐漸地轉為主管生產技術的副廠長,這次由華書記推薦,當上了廠長。

齊福星當年在C街上屬於最窮困的家庭。他當廠長的時候,正值農村的改革已經完成。土地都分給個人,變成了私有製。當時號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更多的人致富。有些人變成了私企的老板。國家的號召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夠帶動窮人致富的私企老板,少之又少。

齊福星工作目標完全變了,從方方麵麵都能看出他的聚財計劃。他的嶽父是從紗廠的運輸隊退休的,在縣裏的運輸公司也有很多熟人,尤其是一個叫李俊峰的司機和他特別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李俊峰就購買了重型卡車跑運輸,發了一些小財。他的嶽父就和李俊峰合作開辦了一個煤炭加工廠,負責紗廠的煤炭運輸工作。所謂的煤炭加工廠,就是租用了一個學校的操場,往大同礦生產的優質煤中摻雜大量的煤矸石,再拉入紗廠的鍋爐房。

由於生產的需要,紗廠裏有6台鍋爐,其中3台6噸臥式鍋爐,每天要燒掉72噸優質的大同煤,按當時的價格,每噸300元計算,加上運費,每年要消耗700萬元的煤炭款。自從使用了這些煤炭以後,鍋爐房就產生了大量的煤渣。原先隻有一名推渣工就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增加了6名推渣工,還是來不及把煤渣完全推走。當時就有人把這一情況反映到了王書記那裏,王書記和齊福星廠長一塊兒到鍋爐房去查看情況。王書記對生產是外行,齊福星廠長推說是因為煤炭燃燒不充分引起的,搪塞了過去。但是,這時候紗廠的資金,已經周轉非常困難,隻有借助國家的大量貸款來發放職工的工資。但是每到煤炭款結算的時候,齊福星的嶽父就會親自出馬,不管資金有多麽困難,總能夠全額支付煤炭購買費用。

自從華書記調回縣裏以後,齊福星書記、廠長一人兼,大權獨攬。雖然不能把國家利益直接裝進兜裏,但是,企業和職工的福利成為他手中掌控的一個個大西瓜,隨時可以拋出去,換回芝麻大小的私人利益,裝進兜裏。盡管他沒有得到煤炭摻雜使假的最大利益。但不久,齊福星在C街貧困的家裏,也蓋起了高大顯眼的二層住宅樓,並且為考入大學的女兒,在上海購買了住房。

在改革開放以前,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老領導們都是在公有製的體製下過渡而來。大公無私是老領導們的主體思想。況且毛主席講過的,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在他們的頭腦中影響比較深刻,總不至於為了貪圖那點蠅頭小利,成為人民的罪犯吧。企業改製的初期,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機製,規範的管理製度,國有企業的資金都流向了私有企業。為紗廠蓋房的、運煤的,很多都變成了私有企業的老板。齊福星更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家庭的榮耀變成了自己的頭等大事。齊福星內弟的妻子也在紗廠工作,工作的過程中,與別的職工發生了推搡。齊福星便把內弟妻子送到了H縣醫院裏住了下來。找到了車間的中層領導,非要讓他們強行扣除推搡內弟妻子的工人的工資。

陳洪剛是和建平一塊兒進廠的知青,他非常愛學習,高中時期成績突出,當年,就是陳洪剛在宿舍中提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爭論話題。七六年剛參加工作的時候,他就被分配在財務科。經過艱苦努力的自學,他熟練地掌握了財務科的各種技能,並掌握了計算機編程技巧,為縣財政局編寫過財務軟件,縣財政局還聘任他為財務講師,為全縣的財務人員講課。財務人員都反映他的財務課程講得好,通俗易懂。尤其是在講解財務審計的過程中,對於財務報表中敏感的部位都講得非常透徹。他本人也是H縣財務和審計工作的權威,紗廠的財務工作在曆次財務審計中,都是縣財務工作的典範。

紗廠的財務科是個較大的科室,有七八位會計在裏麵工作,普通工人很難得知財務方麵的信息,更不可能像農村的村兩委那樣,進行財務公開。隻有在每年的職代會上,有一個財務工作報告,籠統地向職工報告一下大致的情況。在九八年的紗廠職工代表大會上,陳洪剛做了財務工作報告,提出:為了應對企業資金周轉困難,要節約資金,嚴把原料的進口關,尤其是燃煤的進口關。

上午財務工作報告剛剛念完,中午在財務科的辦公室,就遭到了齊福星廠長的訓斥,並且威脅說:“陳洪剛,財務科長你不想幹了嗎?”陳洪剛默默地低著頭,沒有言語。心裏想如果我不幹財務科長,你恐怕早就進了監獄。

就這樣,僅兩年時間,運煤炭的李俊峰家裏開辦了H縣第38家私人紡織廠。但紗廠的貸款,已經達到了2億元,資金周轉非常困難,麵臨破產。

雖然各個科室都在裁剪人員,廠團委卻沒有變動。因為,範成江走了以後,團委就剩下一個宣傳委員,再減就沒人了。這段時間,團委的宣傳委員又要調回淄博原籍。建平便被調入紗廠團委上班,變成了工代幹的宣傳委員。那個時候,廠團委非常正規,每周都要出一份油印的報紙,叫做《紗廠青年》。建平的父親幹過中學老師,祖傳的寫字漂亮,建平受父親影響,從小注意字體的間架結構,也寫得一手好字。這次,調他到廠團委編輯小報,並且公布了建平是團委宣傳委員,以工代幹。

建平的文筆也是非常好,五六千字的小報,兩三天就能組稿、編輯完畢。小報稿件都是工人們自己寫的,很受青年職工歡迎。又加上建平字寫得好看,蠟版也刻得好,隻需小半天的時間,建平就能刻出兩張非常規整的蠟版,然後就開始油印小報,發放到各個車間的團支部。由於建平生性是一個自視清高的人,字寫得好,又加上文章也好,他的辦公桌抽屜上用非常工整的蠅頭小楷,寫了一行字:“走路不問人,讀書不求解”。建平隻管出好自己的小報,對周圍領導之間的事情絲毫不關心,人們都說他非常的清高,真正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

自從範成江掛職離開紗廠團委以後,廠團委的工作總是維持現狀,不像範成江在的時候,半年召開一次團員代表大會,表彰先進。近兩年的時間沒有開團代會,縣團委就一直催促紗廠,趕快召開團代會。建平也知道,開團代會是一個費心勞神的工作,又要寫報告,又要印材料,還要組織人員往會議室裏抬桌子、搬凳子,所以一直拖著沒開。但經不住縣團委反複地催促,就把要開團代會的事情向王書記作了匯報。王書記覺得這個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兩年不開團代會,紗廠團委的工作咋能算先進呢?馬上就命令建平抓緊時間召開團代會。

當時的團代會也是非常正規的,建平費勁勞神地用了半個月的時間,起草了廠團委工作報告,選舉團委委員的報告,又寫了團費的收支情況報告,就把這些報告的草稿,拿給王書記看,王書記看了以後非常滿意,說:“很好啊!”

王書記把建平送走以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團代會是非常正規的會議,團委的工作報告是要團委書記宣讀,可範成江掛職以後還沒有選出團委書記,這個位置一直是個空缺。建平調入團委,屬於宣傳委員,顯然是不適合宣讀工作報告的,怎麽辦呢?就在團代會將要召開的前5天,王書記想起了一個主意,讓黨委秘書起草了一個文件,忽然宣布47歲的工會副主席——趙文英,擔任團委書記,好讓她宣讀工作報告。趙文英在建廠初期擔任過紗廠的團委書記,後來曆任了車間主任、工會副主席等職,雖然曾經做過團委書記,但畢竟已經十多年沒有接觸這項工作了,很多青年團員根本就不認識她,這一個倉促決定激起了團員青年的一片嘩然。

經過幾天的準備工作,將油印好的文件裝袋,書寫好了各種表彰先進的獎狀,並且釘進了鏡框。各個團支部也都推選了參加廠團代會的代表,桌子、凳子擺置好以後,第二天就要召開團代會了。建平為了感謝大家幾天來業餘時間的付出,在自己的家裏炒了幾樣小菜,買了幾捆啤酒,讓各車間幫忙的團支部書記到自己家裏去吃飯。吃飯的時候,前紡車間的團支部書記,就提出了問題。他說:“廠黨委忽然宣布趙文英任團委書記,這個決定是錯誤的。一來,她不熟悉團委的工作,二來她的年齡也太大了,三也堵住了我們團員青年進步的道路。我們對這個事情非常有意見。”

建平趕緊說:“有意見,也要保留,既然是黨委的決定,就有它的道理。”

前紡車間的團支部書記說:“那不行,明天我們就要把她選下去。”

建平一聽,嚇了一跳:“那可不得了,那不是對抗黨委的決定嗎?可不能那樣。”

“建平,你別管啦!看明天的吧!”

紗廠的團代會是非常正規的,每次都要投票選舉團委委員,選舉過程需要差額推選,這就意味著,總有一位候選人要落選的。

第二天,200餘人的團員代表大會召開了。首先,由剛上任的團委書記宣讀建平寫的團委工作報告。趙文英從小家裏的生活條件不好。上小學的時候家裏沒有錢為她購買字典,導致她沒有查字典的習慣,念文章的時候容易出錯,讀成白字。比如,“贍養”她讀作“瞻養”; “陌生”她讀“百生”; “闡述”她讀“單(shán)述”。在宣讀建平寫的近2萬字的團委工作報告時,也出現了五六處讀錯字,引得台下的團員代表一片嘩然。這個時候的團員代表大部分是文革以後上的初中,文化水平比原先有了很大提高。

各項會議議程按照預先設想進行完畢以後,便開始了選舉團委委員的程序,現場唱票,最後公布了選舉結果,正好把趙文英差選了下去。既然團委委員都不能當選,還怎麽擔當團委書記呢?麵對這樣的結果,黨委王書記非常生氣,感覺這些年輕人搞了鬼,故意和黨委對抗。

幾天以後,王書記拿著廠黨委的紅頭文件,走進了團委辦公室,對建平說:“你看看你們這些小青年,搞的是什麽事?簡直是抹黑廠黨委的組織工作。”把文件向桌子上“啪”的一拍,“咣”的一聲帶上了廠團委的門兒。在辦公室的走廊上,王書記用膠東話嘟噥著:“玩了一輩子鷹,最後讓鷹鵮瞎了眼。”氣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建平拿起桌上的紅頭文件,看到上麵寫著:經廠黨委研究決定,肖建平擔任廠團委副書記,主持團委工作。為了這個事惹得王書記生了一肚子氣,建平心裏覺得很不是滋味兒。

半年以後,縣委組織部又到紗廠裏來抽調掛職幹部。王書記就讓建平去鄉鎮掛職了。從此以後紗廠再也沒有開過團代會。團委的工作就成了擺設,各車間團支部的工作也是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