Ⅸ．41 誤讀中世紀
自從歐洲文藝複興以來，古代、中世紀、現代這三個世代性的概念，已經成為人們對於人類曆史的進程進行階段劃分的通用語。如果以否定之否定的眼光來觀看這三個世代相承的曆史階段的時代特征，誠如當代的曆史學家所說的那樣：“一個世紀以前，幾乎人人都在為中世紀憂傷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類進步征途中一個漫長而毫無目標的迂回時代——窮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將羅馬帝國黃金時代和意大利文藝複興新黃金時代分隔開來。”於是，中世紀無異於“黑暗時代”的代名詞。可是，如果以相因而持續的眼光來觀看這三個世代相承的曆史階段的時期更替，“史學家現在認識到中世紀歐洲具有巨大的創造力”，因為“經年累月的研究已經表明，中世紀社會仍在持續發生變化”，這就是“約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紀時代結束時，歐洲的技術與政治的和經濟的結構，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當中占有決定性的優勢”。然而，當這一優勢以殖民擴張的方式來體現時，往往被視為邪惡而與中世紀聯係起來。
這樣，中世紀的黑暗表象，也就完全地遮蓋了中世紀的文化成就，促使歐洲以外的人們滿懷著對於邪惡的憤恨而認同於歐洲之內的人們關於中世紀的說法，並且將中世紀這一概念普遍化，用來作為對於人類文化與民族文化在曆史發展中的特定時期進行的時代命名，從而使中世紀成為具有批判性的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頭腦裏，‘中世紀’這一名詞臭不可聞，它已經成為反動或者停滯的同義語。因此，如果一個現代改革家想要指責他的保守的對手的思想，他隻要把他對手的思想貼上‘中世紀’的標記就夠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盡管中世紀並非是一個漆黑一團的曆史世代，但由於歐洲中世紀文化發展的主要時代特征的獨特性，使其有別於古代與現代，這就是基督教以其國教化及國家化，不僅使基督教神學壟斷了思想而成為官方哲學，而且使基督教教會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統治權力，在基督教從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響下，在保障與促進了歐洲文化發展的同時，又妨害與阻礙了歐洲文化的發展，因而這一影響的正麵性與負麵性之間的對比十分強烈，較之文化發展的評估需要整體性的綜合考察，做為個人的觀察者往往具有偏於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這一影響的負麵性。
同時，隨著歐洲中世紀文化發展時期開始逐漸轉向現代文化發展的時期，這一影響的負麵性也就越來越凸出，與此同時，這一影響的正麵性卻越來越消退，因而早在公元1381年英國農民暴動的時候，有人就明確地提出：“亞當躬耕，夏娃紡織之時，孰為士紳？”要求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顯然是根據《聖經》之中有關消除貧富，人人平等，並建立人間天國的述說而引申出來的，因而不僅反映出《聖經》的教義影響已經深入人心，上帝之光已普照大地，而且還表明基督教正統神學的思想控製，與基督教國家教會的政治權威，已經受到了挑戰，預示著基督教在隨後將要出現的從思想到政治的專製地位的全麵衰落，及向著宗教本位的必然複歸。
可以說，造成黑暗的中世紀印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羅馬帝國在分裂的過程中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東羅馬帝國長期采取防衛自保的政策，限製了文化創造的活力，使文化發展處於停滯狀態；而西羅馬帝國無力抵擋外來入侵而亡國，新的統治者日耳曼人還處於氏族階段，在文化上遠遠落後於羅馬人，於是出現了文化發展的空缺，從而與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形成強烈的反差。一個是基督教分裂之後出現長期紛爭，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以政治手段來操縱與壓製不同教派，使東正教淪為禦用工具，失去了基督教的宗教獨立；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的新統治者與天主教達成妥協，教皇國的建立加快了其世俗化的進程，遠離了基督教的宗教本位，從而與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新黃金時代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樣，如果從異族入侵的角度來看中世紀的時間區劃，它的起始時間則是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公元476年，而它的終止時間就是奧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的1453年，在這一時期內，形成了以東正教為標誌的拜占庭文化，與以天主教為核心的西歐文化；同時，如果從宗教紛爭的角度來看中世紀的時間區劃，它的起始時間就是東西兩派教會分裂的公元482年，而它的終止時間則是東西兩派教會正式公布“聯合通諭”的1452年，在這一時期內，出現了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為首領的東正教，與以羅馬教皇為首領的天主教。
公元324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統一羅馬帝國以後，將古希臘殖民地城市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並做為羅馬帝國的東都，後來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人稱新羅馬，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東羅馬帝國又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疆土大部分在歐洲東部以外的亞洲與非洲，特別是由於有人力、物力、資源充沛的小亞細亞地區為後方，再加上君士坦丁堡三麵環水的易守難攻地形，在幾乎長達1000年的時期內它擊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來人侵，這正是造成其文化發展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一時期內，被稱為“壟斷的天堂，特權的天堂，家長式統治的天堂”的拜占庭帝國，將羅馬專製政體、希臘文化傳統、基督教教會融為一體，形成了全新的拜占庭文化，而以國教麵目出現的東正教則成為拜占庭文化的時代標誌，一方麵是東正教教徒視皇帝為教會的保護者，為帝國而戰也是為上帝而戰，穩固了帝國的政治根基；一方麵是皇帝對於教會的嚴格控製，在給與教會一定政治特權的同時，又極力對教會事務進行政治幹預，這直接影響著東正教的正常發展，從而使其文化發展難以獲得新的思想動力，成為東羅馬帝國文化發展停滯的又一個主要原因。
早在西羅馬帝國亡國之前的公元452年，當有著“上帝之鞭”之稱的匈奴首領阿提拉，率領大軍直驅羅馬城而來的時候，帝國皇帝一心要放棄羅馬城，而羅馬主教利奧一世教皇則懷著能夠說服匈奴人離開羅馬城的願望，出城與匈奴人進行協商，結果匈奴人不戰而退，這一有如奇跡一般的事變，不僅大大提高了羅馬教會的宗教影響，而且開創了羅馬教會直接介入政治活動的先河，從而為教皇製的肇起與天主教的國家化奠定了始基。
在公元455年，日爾曼人的一支汪達爾人又洗劫了羅馬城，致使全城一片廢墟。然而，此時的帝國皇帝企圖以日爾曼人的雇傭軍來保護自己，結果反而被日爾曼人在公元476年廢黜，將帝國服飾標誌送往君士坦丁堡，從此，西羅馬帝國滅亡，而日爾曼人則登上了統治者的舞台。頻繁的戰火將昔日羅馬帝國殘存的輝煌早已掃**一空並焚毀殆盡，繼而日爾曼人更是以其“蠻族”的生活方式敗壞著羅馬人的雅致：“祝願鼻子不能嗅出蠻族的氣味”；而“神裁法”的野蠻更是破壞了羅馬法的精致：用手從開水鍋裏麵取出東西燙傷後是否感染來判定有罪還是無罪，結果終於造成文化發展的一段空缺。
這一空缺的出現為中世紀抹上了第一層黑暗，但是日爾曼人的蠻族文化也不是一無可取的，這就是習慣法居於王權之上，避免了國王的專製，而習慣法的修改則必須經過長老會議的認同，這就直接影響到王權統治不能盡快形成，並且促發了天主教教會的世俗化進程。與此同時，日爾曼人的習慣法還播下了立憲思想的種子，導致王權統治權威的相對有限，以致於有人評論說：“歐洲的民主起源於日爾曼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文化發展空缺的填補，主要是在天主教教會的引導之下來進行的，整個填補過程至少一直延續到公元11世紀初，而這將近600年的時期便被稱為中世紀前期。
正是通過天主教教會的傳教活動，不僅促使日爾曼人放棄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蠻族統治者對於天主教的宗教需要。於是，在公元496年，據說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戰爭中反敗為勝的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改信天主教，並且在兩年以後率領3000名將士接受了洗禮。以此為開端，日爾曼人的諸多國王紛紛皈依天主教，並且以天主教來作為日爾曼人各王國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歐洲的大地上確認了天主教的國教地位，這就有利於日爾曼人通過天主教來逐漸認同羅馬人的生產方式、政治體製、精神生活，盡力縮短蠻族文化與羅馬文化之間的距離。由此可見，天主教教會在傳教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化發展的複蘇，為進入中世紀後期的文化發展奠定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初步基礎。
中世紀前後期的時間分界線是公元1054年，就在這一年出現了所謂的東西教會大分裂。這次大分裂之所以異乎尋常，在於其產生的原因，並非僅僅是羅馬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爭奪《聖經》闡釋權和基督教教會領導權的問題，而是拜占庭帝國與日爾曼諸王國之間關於文化實力的一次政治較量。顯然，雙方的這一較量難分勝負，隻好各行其是，從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國文化實力的下降，與日爾曼諸王國文化實力的上升。這樣，以東正教為標記的拜占庭文化不斷衰落，已經失去了作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為核心的西歐文化卻不斷上升，並最終成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的代表。
如果說人們關於中世紀前期的黑暗印象與基督教，特別是與天主教毫不相關的話，那麽，對於中世紀後期的黑暗印象，則與基督教，主要是與天主教直接相關。這一點，是與教皇國的崛起分不開的。羅馬教皇與法蘭克王國國王建立了緊密的政治關係，公元756年，法蘭克王國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承認與支持，於是將羅馬城周圍的大片國土獻給羅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國，這是在歐洲出現的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化的神權國家。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教皇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從政治到宗教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達到了天主教教會權威的頂峰，進入了它的鼎盛期。這一鼎盛期從11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持續到13世紀末，接近兩個半世紀。
正是在教皇國的鼎盛期之中，先後出現了十字軍東征與異端裁判所，來分別顯示宗教狂熱之下的武力炫耀與宗教迫害，武力東征與宗教裁判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損失，而且動搖了教皇國的統治，直接影響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於國王的現象：公元1245年，由於權力之爭，來自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大軍包圍了羅馬城，教皇莫諾森四世愴惶中逃到法國裏昂，在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支持下宣布開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教籍；隨後在1309年至1377年之間，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設立教廷，受到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控製，以至被稱為新“巴比倫囚虜”；最後在1378年至1417年之間，由西歐各國的國王分別擁立了三個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導致的後果就是：一方麵天主教教會內部權力分散，教皇的權力相對削弱；一方麵天主教教會政治權威失落，國王的威望上升。這不僅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最終出現，而且推動了西歐文化發展的文藝複興。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間，召開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會議，一是提出與胡斯運動中的溫和派達成妥協，同意他們在宗教儀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張，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的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高於教皇，要求限製教皇的某些權力；隨後，於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開了東正教與天主教重新謀求統一的會議，由於麵臨奧斯曼人入侵的威脅，東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內的700名代表出席會議，並於第二年在弗羅倫薩簽署了“聯合通諭”，承認羅馬教皇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權地位，企圖以此獲得西歐大主教各國的大力支持，然後繼續就“煉獄”、“和子句’等教義問題進行討論。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視為救命符的聯合通諭遭到了東正教教會的普遍抵製，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為時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在曆史的視野中消失，而重新統一基督教也成為永遠的夢想，與此同時，也宣告了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由此可見，教皇國的鼎盛與發生宗教狂熱實際上是天主教國家化達到極點的不同體現而已，也可以視為天主教教會世俗化的一個典範，同時也成為天主教盛極而衰的曆史裏程碑。從此以後，教皇權力的削弱與宗教盲信的消退，將直接對歐洲的文化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
當然，十字軍東征不是一個偶然的曆史事件，而是有著某種客觀必然性的曆史過程。
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別是文化發展空缺之中的艱難生存環境，使教徒們感受到人間地獄的滋味，力圖以自己的苦行來為自己深重的罪孽進行贖罪，不僅出現了眾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現了更多的不願脫離人間生活的教徒，故而他們采用朝聖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來實現自己的贖罪願望，由此讓上帝之光普照眾生。所以，到《啟示錄》所說的“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去，親臨沐浴神的榮耀光照，親自在“城的光裏行走”，已經成為每一個信徒的最大願望。
這樣的朝聖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於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現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帶領一支由7000個日爾曼信徒組成的朝聖隊伍，浩浩****地向耶路撒冷行進的浩大場麵。
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這基督耶穌受難的地方，沿著當年基督耶穌身背十字架走過的道路，親眼目睹基督耶穌被釘死的那座頭骨形狀的小山丘——髑髏地時，心中就感到應該像基督耶穌承受十字架的重負與苦難來為世人贖罪那樣，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來自我贖罪，因而十字架已經不是痛苦恥辱的象征，而是天國福音的象征，成為每一個信徒堅守信仰的標記。來到聖地耶路撒冷，就是通過苦難的考驗來虔誠地信仰，在靈魂的淨化之中來走向新天新地。
可是，此時的耶路撒冷，並不僅僅是基督教的聖地，除了是猶太教的聖地之外，它還是伊斯蘭教的聖地。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占領了耶路撒冷以後，就修建了清真寺與岩石殿，從此，聖地耶路撒冷在大多數歲月裏都在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控製之下，好在基督教的朝聖者隻是對聖地耶路撒冷充滿了崇敬向往之情，並沒有奪取它的打算，因而也不會受到多大的限製。不過，在公元1077年，當塞爾柱突厥人占領耶路撒冷以後，基督教的朝聖者開始受到限製，並且，占領者還向他們征收高額的費用，因為此時的塞爾柱突厥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國，他們需要源源不斷的軍費開支。最後，在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聖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斷。
1092年，已經橫掃了拜占庭帝國後方小亞細亞地區的塞爾柱突厥人，又占領了離君士坦丁堡隻有10來公裏的尼西亞。據史家記載，據說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裏從窗戶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已經有很多都不再屬於拜占庭帝國了。在苦苦堅持了3年以後，由於大蘇丹的去世，塞爾柱突厥帝國開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終於等來了收複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經過多年的戰爭，拜占庭帝國早已衰弱不堪，沒有能力承擔起這一重任。於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求助，希望對方幫助其征募雇傭軍，以便進行反攻。
來自拜占庭帝國皇帝的求助，得到了羅馬教皇的積極反應，原因很簡單，烏爾班二世想借這一次機會來實現他多年的夢想——一個重新統一基督教的夢想，不僅要使羅馬教皇成為東西教會的共同首領，而且更要使天主教教徒完全服從羅馬教皇的權威！總之，向異教徒宣戰，以避免聖地耶路撒冷遭受褻瀆，為上帝而戰！這無疑是一個能夠促使日爾曼諸王國立即停止彼此紛爭，一致向外使用武力的神聖口號。
Ⅸ．42 高舉“上帝”的屠刀
號召基督教教徒組成保衛信仰的十字軍，對“異教徒”進行軍事討伐，來完成為上帝而戰的聖戰，並非是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的首創。早在公元1063年，法國貴族就組織了一支騎士隊伍，代表基督教教徒向占領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進行聖戰，並發誓要將這些阿拉伯人趕走。不過，在阿拉伯人的大軍麵前，一隊人數不多的騎士無濟於事，結果隻好敗下陣來。隨後在公元1073年，又有法國的貴族率領人馬，前往西班牙與阿拉伯人作戰，但仍然不是阿拉伯大軍的對手。這就意味著十字軍的聖戰必須具有相當的規模，才能夠在勢均力敵的對陣之中保持不敗之地。
十多年過去了，在1085年，卡爾提斯王阿爾封斯六世率領來自西班牙、法國、德國的龐大騎士軍團，取得了聖戰的第一次勝利，攻克了阿拉伯人占領的托裏多城，引起了諸多王公貴族的群起效法。所以，在一年以後，阿拉伯人擊敗阿爾封斯六世的時候，法國貴族立即率領軍隊進入西班牙，隻不過，他們僅僅是在西班牙大肆搶掠一番，並沒有能真正與阿拉伯人交上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在西班牙進行的針對阿拉伯人的聖戰，實際上都得到了羅馬教皇們的支持，因為教皇允諾每一個去西班牙進行“聖戰”的天主教徒，“可以赦免一切罪惡”。
事實上，在西班牙出現這樣的聖戰，不過是羅馬教皇長期以來企圖通過聖戰的方式來重新統一基督教，使羅馬教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教皇的一次預演：公元1073年，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致信拜占庭帝國皇帝，認為“恢複由上帝製定的昔日羅馬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的一致”它經迫在眉睫，並要求將羅馬教會置於基督教教會之首，結果遭到拒絕。於是，緊接著在1074年，格列高利七世就給所有“聖彼得信徒”下諭，要求日爾曼諸王國的王公貴族與臣民，“起來英勇作戰，取得勝過你們一切期望的天國光榮，你們有了費力無多而能獲得永恒幸福的良機。”當即便引發了一派聖戰的熱潮。隻是由於種種意外與條件的限製，這一意料之中的聖戰才沒有立即發動。
二十年以後的1095年，發動聖戰的時機似乎終於成熟了，除了拜占庭帝國皇帝主動求助於羅馬教皇之外，還在於從1087年到1095年之間，在西歐各國已經連續發生了7年的饑荒，大批貧苦農民負債累累，隻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神恩之上。當他們聽說參加十字軍進行聖戰，不僅可以在死後不受煉獄的煎熬而直接飛升天堂，而且還可以兔付債務利息，並且出征一年以後還可以免交賦稅時，自然而然地感覺到自己已經在走投無路的絕望狀態之中找到了一條前景光明的道路。於是，貧苦農民們最先集結起來，堅決要求參加聖戰。第二年春天，一支以貧苦農民為主的先頭部隊出發了，可是由於缺乏必要的訓練與裝備，也沒有組織好糧草物資的供給，他們剛一到小亞細亞地區，就被塞爾柱突厥人消滅殆盡。
這一生命與鮮血凝成的失敗，使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不敢再掉以輕心，決心以騎士為骨幹來組成精銳的主力部隊。這些騎士或者是破了產的貴族，或者是沒有長子繼承權的貴族子弟，他們在一無所有之中渴望擺脫困境，除了有受宗教信仰驅動的一麵之外，他們還表現出強烈的好戰欲望與急於獲得財富的貪心，關於這一點，早在西班牙對阿拉伯人進行“聖戰”的時候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表演。公元1096年8月，由法蘭西與意大利兩國的王公貴族組建的以騎士為核心的十字軍開始陸續出發，在君士坦丁堡匯合，這支聖戰大軍的人數在25000人到3 人之間，在當時堪稱聲勢浩大，所向無敵。
可是，十字軍東征的目的是要奪回聖地耶路撒冷，而拜占庭帝國的目的卻在於收複小亞細亞，道不同而不相與謀，因而十字軍在離開君士坦丁堡以後，在羅馬教皇代表的堅持下，立即向耶路撒冷方向進發，經過連續奮戰，終於在公元1099年夏天攻占了耶路撒冷城，隨後便開始了搶劫與屠殺，以此來歡慶收複聖地。一位在場者這樣寫道：
你如當時置身現場，就會親眼看到我們的腳踝都被死者的血汙染紅，但是我還要指明的是什麽呢？那就是沒有一人幸存，即使婦孺也不能幸免。而後，一應僧俗人等去往聖墓與聖廟大唱九度音程頌歌，謙敬地做著祈禱，對他們向往已久的聖地進行朝拜與捐獻。
應該承認，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在短短三年內所取得的戰果的確是輝煌的，整個歐洲一片歡騰，一些參加聖戰的騎士回到家鄉，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並帶回來大量搶掠來的財富；而更多的參加了聖戰的騎士則留在了當地，得到了分封贈與的土地，在耶路撒冷地區這塊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4個十字軍國家。這樣，正如一個隨軍前往耶路撒冷的修道士所說：“在歐洲隻擁有一個村莊的騎士，現在成了一座城市的領主；原來隻有幾個同伴的，現在成了大富翁。在這裏應有盡有，誰也不願回歐洲了。”
看起來，羅馬教皇的允諾已經成為現實：“因為你們居住的土地被大海和崇山峻嶺所圍困，不夠滿足你們眾多的居民；而且物產並不豐富，物產填不飽農民的肚子。走上通向聖墓的征途，把聖地從邪惡的種族手裏奪回來，歸你們占有。正如《聖經》所說的，那塊‘豐饒之國’是上帝賜給以色列的子孫的。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產豐富無比就像另一座天堂”。然而，這裏隻是勝利者的天堂，每一個騎士在得到土地的同時，還得到了當地的伊斯蘭教教徒以及東正教教徒來作為奴隸。
這一現實顯然是有違羅馬教皇在當初的信誓旦旦的。就在公元1095年11月，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萊蒙召開會議，到場的除了700名左右的大小主教及修道院院長以外，還有在會場邊與田野上的成千上萬的騎士與農民。烏爾班二世公開號召：“積極加入出征行列，以清贖自身的罪愆，永葆天國不朽的榮譽！一切有封爵等級的人，乃至所有的騎士、士兵、富人與窮人，都必須迅速地給予東方基督徒以援救！”然而，這一援救造成了屠殺，並且帶來了奴役，東方的基督教教徒並沒有被同樣是基督教教徒的西方十字軍聖戰者視為同樣的信徒與教友。
事實上，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很簡單：幾乎所有那些聖戰者都不是善良之輩！烏爾班二世其實早就明確指出過：“讓那些十分凶狠地因私事同別人爭鬥的人，現在為了上帝去同異教徒鬥爭吧！讓那些過去做過強盜的人，現在去為基督而戰吧！讓那些過去與自己的親朋和兄弟爭鬥不休的人，現在去同那些褻瀆聖地的蠻族戰鬥吧！讓那些為了微薄的工資而拚命勞動的人，在東方的征途中去取得報酬吧！”看起來是要讓這些形形色色的並不怎麽虔誠的人加入十字軍，在聖戰之中去贖罪，而實際上卻是給與了這些人大發戰爭橫財的好機會，使他們的罪惡之心不斷膨脹。
因此，每一次的十字軍東征，無論成敗與否，結果在事實上都成為一次爭權奪利的彼此較量，有時候發生在聖戰者之間，有時候則發生在聖戰者與教皇之間，不僅完全改變了十字軍東征去收複聖地，並援救基督教教徒的目的，而且最終使得十字軍的聖戰徒勞無功，走向了失敗的末路。在將近兩百年間，大大小小至少8次以上的十字軍東征，已經是難以為繼了。於是，在1291年，隨著十字軍在耶路撒冷地區的最後一個據點阿克城被攻占，十字軍東征也就最後收場了。也許可以說，十字軍東征在客觀上促進了歐洲、亞洲、非洲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產生了某些有利於西歐文化發展的影響，但是，人們付出的代價似乎太大，不僅整個基督教世界在歐洲有所縮小，而且還造成西歐各國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如果不是僅僅著眼於十字軍如何進行“聖戰”，而是更多地考察一下十字軍對於宗教信仰的背離與堅守已經導致的災難性後果與悲劇性結局，或許可以使人們在對所謂中世紀的黑暗進行思考的時候能夠更加深入一些。
隨著第二次與第三次由國王們率領的十字軍東征相繼失敗，到了公元1201年，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決定仍然像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那樣，繼續由各國的王公貴族組成騎士軍團，再派出教皇代表隨軍督戰，以期再現當年聖戰的輝煌。在英諾森三世“收複聖戰”
的鼓動下，為了迅速完成這一神聖的使命，十字軍決定利用威尼斯的船隻由海路直達耶路撒冷，以避開在陸路上與異教徒爭鋒。可是，當時的威尼斯首領既是教徒，更是商人，索取的船租遠遠超過十字軍的支付能力，雖然後來他又表示十字軍可以馨其所有先付出船租的一部分，不過，在出發前卻必須為威尼斯攻取不久前落入匈牙利國王之手的一個商業口岸，這樣方能成交。
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對於十字軍進行的這一筆政治交易非常不滿，認為這不僅轉移了聖戰的大方向，而且還要去攻擊本來就是天主教教徒，並且效忠教皇的匈牙利國王，於是在十字軍攻占了這一商業口岸之後，就下令對十字軍進行絕罰，開除了它的教籍，同時也不再過問這次聖戰了。1202年，拜占庭帝國因皇位的繼承權問題而發生內亂，皇位的兩個爭奪者之一逃亡西方，要求援助，並承諾幫助收複聖地，以及在羅馬教皇的統領之下重新統一東西方教會，因而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決定恢複十字軍的教籍，以援助這個皇位爭奪者，從而使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十字軍脫離了困境，立即向君士坦丁堡進發。
當十字軍兵臨城下的時候，已經即位的拜占庭帝國皇帝在大為震驚之中，隻好倉皇出逃，而臣民們也失去抵抗的意願，隨即打開城門出迎，十字軍所支持的那位皇位爭奪者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然而，不久之後，這位拜占庭皇帝被反對天主教的人謀殺，而十字軍與當地人的衝突也越來越嚴重，於是在英諾森三世的命令下，十字軍撤出了君士坦丁堡。此時的十字軍在消耗了大量軍力之後，得到的回報卻很少，因而決定攻占君士坦丁堡，像當年攻占耶路撒冷那樣，瓜分拜占庭帝國。隨後就包圍了君士坦丁堡，而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看到十字軍違抗自己的命令，沒有去收複聖地，結果便又開除了十字軍的教籍。
公元1204年，十字軍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進行了一周的大肆搶劫，“把聖索菲姬大教堂鑲滿寶石的聖壇砸成碎塊彼此瓜分，把馬匹牽進教堂，搬運搶奪到手的金銀，還讓一個妓女坐在牧首座上唱****的歌曲。”除了將所有能夠拿走的金銀財寶都搶光之外，十字軍還放火燒毀了君士坦丁堡藏書十分豐富的圖書館，以消滅異端邪說，同時建立了一個以十字軍首領佛蘭德斯伯爵鮑爾溫九世為皇帝的拉丁帝國，由天主教的大主教對東正教教會進行控製，在表麵上實現了基督教教會的統一。此時，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不僅又一次恢複了十字軍的教籍，而且還宣稱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上帝的奇跡”，是上帝對東正教教會不服從羅馬教皇的懲罰。
1206年，東政教教會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被迫離開君士坦丁堡，去到10公裏以外的尼西亞建立自己的教區。與此同時，拜占庭帝國皇室成員在小亞細亞重新建國，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的1261年，拉丁帝國崩潰以後，才回到君士坦丁堡；然而，卻再也難以恢複早先拜占庭帝國的元氣，這也是拜占庭帝國最終滅亡於奧斯曼人之手的一個深層原因。
所以說，造成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不斷縮小的災難性後果，其原因更多地是來自基督教教會內部之間的自相殘殺，而這一現象的出現，又與羅馬教皇推行神權政治是分不開的，否則，就不會出現反複使用類似“絕罰”這樣的手段來對十字軍進行政治操縱，以達到其統治整個世界的目的。
顯然，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僅僅采用宗教懲罰的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得借助宗教盲信的狂熱來確立羅馬教皇的專製權威，因而在十字軍的行列裏麵，不僅出現了騎士組成的龐大軍團，與國王率領的精銳軍隊，更為令人吃驚的是，尚未成人的兒童，也形成了浩浩****的十字軍隊列，走向收複聖地耶路撒冷的和平之旅：成千上萬的10歲左右的兒童，堅信隻要通過宣揚《聖經》上所說的，由上帝之道所顯示出來的愛，就可以完全不使用武力而戰勝異教徒，和平而光榮地使聖地耶路撒冷重新回到基督教信徒的手中。
兒童十字軍的出現，不僅表明人們對於成人十字軍的普遍失望，而且也顯示出了宗教盲信的狂熱程度，人們居然會讓那些純潔幼稚而充滿**的兒童去完成連成人也無力勝任的宗教使命。當然，它也直接導致了兒童十字軍那悲劇性的結局。公元1212年，一個法國的10歲牧童斯特凡宣稱自己在夢中見到了喬裝成朝聖者的基督耶穌向他顯靈，並且讓他轉交一封給法國國王的信，要求收複聖地耶路撒冷。於是，斯特凡前去向國王傳達這一據說是基督耶穌的要求，並在途中吸引了許許多多的像自己一樣大小的孩子。
最後，一共有大約3 名男女兒童在斯特凡的帶領下，來到了馬賽港口，準備橫渡大海前往耶路撒冷，因為孩子們相信，就像當初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紅海會給出一條路來一樣，這一次他們麵前的地中海也會立即幹涸，為他們鋪設出一條通往聖地耶路撒冷的大路來。可是，這樣的海中之路並沒有出現，失望之餘的孩子們一些人回家了，另一些人被狡滑的奴隸販子騙上了海船，說是保證將他們送到耶路撒冷，實際上卻是運往北非的奴隸市場。結果，在半路上遇到了海上風暴，許多孩子葬身海底，而僥幸活下來的孩子則被賣到埃及為奴。
就在法國的兒童十字軍來到馬賽向耶路撒冷進軍的同時，在德國科隆有一個名叫尼古拉斯的10歲小男孩，在萊茵蘭組織兒童十字軍，成員共有2 多名，他們越過阿爾卑斯山向地中海海岸進發。可是，那些孩子在進入意大利境內以後失散了，尼古拉斯也下落不明，有一些孩子抵達了熱那亞，企圖航海去耶路撒冷，結果被騙賣到東方做了奴隸；有一些孩子來到了羅馬，見到了教皇，英諾森三世看到這些可愛而又不幸的孩子們，不由得觸動了憐憫之心，終於解除了孩子的十字軍誓約，勸說孩子們盡快回家。
也許正是兒童十字軍的悲劇性結局，促使英諾森三世在拉特蘭召開了第十二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與會者多達1200人以上，會議要求各國國王之間立即休戰4年，以便再次組成十字軍進行聖戰，於是就有了1217年的第五次十字軍東征。然而，這次會議的真正意義卻在於：強調了教皇從宗教到政治的專製地位，“教皇權力至高無上”；同時頒布《教皇敕令》，規定“凡參加鎮壓異端的公教徒享受同赴聖地的十字軍騎士相等的特權和赦罪規定”，從而正式確立了教皇和教會對於世俗君主與異端分子進行製裁的最大權力，使教皇國的權勢達到了顛峰，在顯示出教皇專製權威無限膨脹的同時，又揭示出所謂中世紀的黑暗這一現象的神權政治根源。
事實上，在教皇國長達將近兩個半世紀的鼎盛期之中，神權政治擴張的影響的確是無所不在的，而教皇英諾森三世使這一影響合法化，不僅與他本人的政治活動有關，而且直接促成了十字軍由外戰轉向內戰的嚴重後果，對異端教派的基督教信徒舉起了帶血的屠刀，進而形成對於神學思想異端進行迫害的熱潮。所謂“異端”，在希臘語中的本意不過是“選擇”的意思，隻是用來描述思想派別的詞語，並無貶義，後來，根據《聖經·新約》，異端演變為與正統相對的宗教思想，意指對於《聖經》的錯誤闡釋。在基督教發展初期，異端被教會用來專指教義錯誤，以便於同故意分裂教會的所謂裂教、同背叛基督教信仰的所謂叛教，以及有意宣揚其他宗教的所謂異教這些概念相區別。
然而，在教皇權力的膨脹之中，異端的概念也隨之擴張，不僅包括了裂教、叛教、異教這些內涵，而且還從宗教向政治滲透：在堅持君權神授的政治信條之下，英諾森三世對西歐各國國王施行加冕禮並擁有廢黜權，甚至動用十字軍進行討伐，以達到控製各國內政的目的。公元1215年，英吉利國王被迫在限製王權、保障臣民權利的《自由大憲章》上簽字，當英諾森三世了解到這一情況以後，便立即以教皇的名義宣布《自由大憲章》無效，否則從國王到臣民將一律受到開除教籍的懲罰，這是因為：“主交給彼得治理的不僅是整個教會，而且是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