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與王根英結婚後,誌同道合,兩人感情很深。但是,戰爭年代,夫妻離多聚少,兩人經常分隔兩地。

1939年1月,日軍抽調3萬餘眾,分11路對冀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八路軍主力立即展開了極其緊張的反掃**鬥爭。同在一二九師的陳賡和王根英又分手了。

誰知這一別,竟成為永訣。

3月以後,冀南反掃**已近尾聲,王根英所在的財經幹部學校決定跟隨部隊主力越平漢線西進,轉往太行山區。然而,這所學校從南宮附近開始行動的時候,突與日軍遭遇。敵人放火燒了村莊,把這所學校的一部分人衝散了。身為指導員的王根英因為負責收容一部分傷病員,落在後麵。她便把這部分傷病員帶到一二九師供給部去。

3月8日,王根英隨師供給部駐在南宮縣東南的前後王家。這天,敵人突然發動偷襲,師供給部被敵人包圍。王根英不顧個人安危,把分配給她騎用的一頭騾子牽到衛生隊來給傷員騎。傷員們知道她久受牢獄折磨,身體不好,執意不要。但因情況危急,她把一個傷員扶上騾子,招呼同誌們先走,自己卻徒步隨同警衛部隊一起突出了重圍。

王根英衝到村外,喘了口氣,伸手一摸,發現裝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沒有帶出來。

她著急地說:“不好!還有一筆公款沒有帶出來!”說罷,她便毅然獨自向村中急急奔去。

大家想攔也沒有攔及,她的身影已經沒入村裏。

然而當王根英在駐地已將挎包取出,在出村時,不幸與敵人遭遇。等到大家組織好隊伍,衝到村邊來接應她的時候,王根英已經壯烈犧牲在敵人的刺刀下。

這時,陳賡正率領三八六旅越平漢線西進。他在當天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極度悲痛,在日記中隻寫了一句話:

“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

此後一個月,無限悲痛壓抑著他,使他中斷了日記的寫作,直到4月17日,他才在日記裏寫道:“月餘來沒有寫日記,主要是懶。根英之喪,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王根英犧牲而引起的哀傷,長時間地留在陳賡心裏。他深情地痛悼根英的犧牲,也關切地懷念他們留在上海的兒子。然而,直到抗戰勝利以後,上海地下黨組織才設法找到正在一家外商西餐館裏當仆役的陳知非。1946年1月,陳賡駐在太嶽區沁源縣郭道鎮,父子兩人在司令部會麵了。陳賡拉住兒子的手,向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黨的七大悼念革命先烈的時候,掛了你媽媽的相片。楊秀峰在冀南找到了你媽媽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