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為“文青”的初始，我就覺得和西方文學比較親近。那種直接明快、結構清晰的表達，明朗的邏輯，外露的情感，是和我率性直線條的性格比較投契的。東方文學，始終讓我覺得欲言又止、吞吐無蹤，西洋式的繁花，好歹能看出枝節走向，而東方式的雲霧繚繞卻讓人不辨山川真麵……雖然成長在中文環境中，我卻並不覺得自己有一顆迂回禮讓、婉轉玲瓏的中國古典文心。近年來，我又開始看中國書，並能慢慢領略中式美感。在這條識美之路上，葉嘉瑩是我的一個重要的路標。我讀中國詩詞，就是拿她和顧隨做套餐。先把葉嘉瑩悉數看完，再上溯到顧隨，葉平易、細膩、係統化，顧脫稿程度高。有人詬病葉嘉瑩，說是講稿很繁冗囉唆，我對她卻懷著對入門老師的感激之情，好比我始終不能忘記上小學時那個手把手教我剪了拚音卡片，放在塑料袋裏帶上，每天識一兩個拚音，領我認一個個字的魯老師，一個幹瘦慈祥的老太太。

葉嘉瑩確實是不厭其煩，不避細節，她講“秋風吹飛藿”，就一定要仔仔細細地告訴你，“藿”是豆葉，到秋天都凋零了，隻剩下光禿禿的葉稈；她講“孤鴻號外野”，就得解釋“鴻”是體格最大的雁子，翅膀有兩尺長，但如果不是精細到這個程度，又何以能注解文思、精確理解文義？葉嘉瑩是天生擅長細解諸事，我看她的口述自傳也是非常詳細，談到小時候用的油燈，也要那麽細節入微地描繪出來：多大，如何使用，用什麽布擦。

她和她的老師顧隨，也有區別，顧隨激越，葉嘉瑩溫厚；顧隨是金句王，濃縮度高，每天一段極受益，多了會糊住，葉嘉瑩清瀅，前者是精華露，後者是營養水；顧隨最喜歡說的是“生之力”，葉老師最樂於用的詞是“感發”，一個是力，一個是風，有風了，就有風容、風骨、風貌，而這個又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自然催發。顧老師是神行，是談到得意處，神采飛揚地重重拍下你肩膀；葉老師是風和日暖，並肩散步，時有清風吹你襟懷。

有幾個月我眼睛漲痛，隻能聽書，在百度上聽《詩經》和《唐詩》，熟悉古音，還在休息時聽和葉嘉瑩說詩詞的書配套的碟片來加強學習。葉嘉瑩的教學碟裏，夾雜著板書的聲音，那粉筆敲在黑板上細碎的“當當”聲，是那個燠熱夏天的注腳。有時聽睡著了，一覺醒來，詩詞已經從入睡時的王籍到醒時的李白了。黃粱一夢，不過一生，我卻一個午睡就穿越了初唐。

中國古詩詞，背負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傳承、戰火苦難，如果你沒有豐厚的文化底蘊，身臨其境地熟悉過那氛圍，那麽，那煙塵之上的、故紙之中的、發黃的中國，是和你有隔膜的。別說評論家、學者，即使是普通讀者，也得有這個積澱。所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葉嘉瑩一定要回中國教書。在加拿大即使是華裔，那也是“竹生”——這個詞，我第一次聽到，也是在葉嘉瑩這裏。當然，葉老師認認真真地給這個名詞做了解釋，竹子是一節一節的，每節之間都有隔，而移民海外長大的孩子和母國是有隔的，和生長國也是有隔的。而在中國本土的青年人，即使被“文革”打斷過文化命脈，骨子裏還是更接近中國文化。

葉嘉瑩在一個滿族大家庭裏長大，大伯是個中醫，屋子裏堆滿了古書，大學生都到她家裏來借書。她的青年時代，就是躺在大書箱上看書，在深深的院落裏寫古體詩，和伯父談論詩詞家的逸聞。垂花門內，聽高柳鳴蟬，看雲凝墨色。她就讀的輔仁大學，是舊時的恭王府，我簡直想拿汪曾祺回憶故居的《花園》裏的話來解讀葉嘉瑩了：“我自小養育於這種安定與寂寞裏。”——這中式庭院重門深鎖中的靜氣，才滋養了一顆古典文心。

葉嘉瑩解讀愛情詩詞時的細膩，時而讓我吃驚，而她自己卻沒有愛情——與很多民國閨秀的浪漫婚戀故事迥異，葉嘉瑩的一生更有平民質地：十七歲時，母親因急病而亡，長釘敲入棺材的厲聲，結束了她無憂的少年；青年時在戰亂中去家南下，被命運推送著接受不美滿的婚姻，“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中年移民加拿大，晚年喪女。教書多年之後，她丈夫無意中看到她講課的錄像，才知道自己的太太在台上是這樣精神煥發。

而中國近代史，更是一部家國苦難史，那是任何一個身處局中的人都無法逃避的。葉嘉瑩並沒有突圍出去，遇到神仙美眷，避難於明亮的詩意島嶼。她默默地溶解於時代的苦水，也隻有在這樣的經驗儲備之下，才能換我心，為你心，才會與千載相隔的古人同聲同氣——葉嘉瑩成長於日據時代的北平，每次去頤和園，她都會吟誦“國破山河在”，戰亂中遠在南方工作的老父與她失聯，那真是“家書抵萬金”。“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這“百凶”，磨蝕了銳氣，卻又使自我豐盈；這“百凶”，像一盞明亮的夜燈，照亮了古語的密林。

前陣子我看帕蒂·史密斯，就是那個“朋克教母”的傳記，覺得她真是酷極了。她十八歲時生完第一個孩子，送給寄養人家後，就跑到紐約追求藝術生涯，在書店打工，每晚寫詩、畫畫，和搖滾青年們共住一個旅館，過各種試驗性的生活，穿件雨衣跑到巴黎去看蘭波的墓地，彈著低音吉他給自己的詩歌伴奏，白襯衫上掛著黑領帶，手裏夾著煙，那個酷！

但是我覺得，那種很酷烈的文藝生涯，雖然極具審美感，但離我的世界太遙遠了，在中國這種大環境裏，也沒有操作平台。但是葉嘉瑩身上履行的那個，倒是我很熟悉的，就是“弱德”。什麽叫作“弱德”呢？德有很多種，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它是一種持守。葉嘉瑩說：“現在很多人都以強者為德，夫妻、朋友吵架，你凶，我比你還要凶惡，都以為自己要做一個強者才是好的，我小時候學習的不是如此。弱德是一種德，需要堅強地持守。”

中國人麵對多災多難的曆史，懷揣一顆在無數次政治鬥爭中被嚇得噤若寒蟬的小民之心，飽受人際碾壓，以天生含蓄收斂的性格，拿來承受生活的就是這麽一種技術動作：弱德。和西方人在尊重個體的文明環境中養成的那種外凸型的拳頭不一樣，弱德是緊握、壓抑、陰性的，表現為，無論經曆怎樣的折磨，都堅持保住一個平靜不走形的內心。它看上去是平麵，是零，但其實是力，是大大的正數。這種湧動，也許不具有戲劇化的外殼，卻仍然能在生活、事業、治學中煥發對客體的光芒。

在文學界一向有種勢利，那就是搞小說、詩歌這種創造性文體的人看不起寫評論這種二手文體的人，覺得解讀不算什麽。但其實真正地理解文義，達到會心，要靠一個人的眼界、慧心、豐富的曆史知識、生命力的厚度。所謂“識照”，得自內心的光亮和澄澈，就像一泓明亮曠廣的秋水才能照出晚霞漫天一樣。如果此人生命體驗單薄，心波混濁、幹涸，那他眼中的詩詞不過是幾句幹枯的文字。那個“解”，是以心轉物，是要用評論家自己的生命力去煥發和營養的。甚至，在你生命力衰頹時，讀書都是讀不出味道的，更不可能把學問做得紮實。中國文學講究的是“修”，不隻是獲取知識，更是加固人格力量，當葉嘉瑩慷慨激昂地講到陶淵明住草屋，穿粗布衣，寒夜凍醒卻內心清亮，因為有“得道”之安寧，我倒是感到了葉老師本人的“得道”，繼而默默希望近年來屢遭變故的我自己也能“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