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龍”的市場經濟
“四小龍”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它們找到了適合本國（地區）發展的道路，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它們各自找到適合的方式，成功地引進了市場機製，建立了完善的市場體係。
“四小龍”之所以能在市場經濟國家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它們合理地搭配使用市場的兩隻手，即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到目前為止，人類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方式無外乎計劃和市場兩種。其中，高度集中計劃就是政府包攬了從宏觀到微觀的全部過程，包括生產什麽、生產多少、為誰生產，都是由政府決定的。廣大的勞動人民沒有任何自主性，隻能服從計劃調撥安排。可以說計劃完全是由政府這隻有形的手一手操辦從生產到流通的全過程。市場則是通過市場機製發揮作用來高效率地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生產部門生產效率最高的企業中。所有勞動者都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自覺地參與生產活動。市場的最大魅力在於生產和消費決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願性。從總體上來講，現今世界上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張經濟自由，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的新美國經濟模式。二是以德國為代表的注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調控，強調兼顧效率和公平的萊茵模式。
所有市場經濟模式都強調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同的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市場的兩隻手，新美國模式和萊茵模式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說到底，新美國模式更強調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萊茵模式則偏向強調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四小龍”中，中國香港地區一向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形成了發育成熟的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香港特區政府基本上不介入社會平均分配，對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不承擔過大的責任，因此香港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並衍生了不少社會問題。簡而言之，香港市場經濟模式強調效率而忽略公平，這更接近新美國模式。而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地區則類似萊茵模式，它們注重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和調控。韓國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起來的；新加坡的市場經濟也時刻伴隨著政府的宏觀調控；台灣則是有計劃地發展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當局）都通過確定經濟發展戰略，製訂一係列發展計劃和措施，以法律、行政等手段，對當地的經濟進行了強有力的幹預和調控。不過，韓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更注重在經濟效率上插手，而不重視平均分配，因此這兩個國家的貧富差距比較大，但相對來說會比香港稍強些。而台灣則充分利用經濟機製（如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經濟政策、稅製改革等）和社會機製（政府的幹預、文化傳統模式的改良等），努力為公民創造均等的教育機會，從而縮小了經濟騰飛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據調查，台灣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
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上來看，一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的問題，並不能簡單地等價於計劃多一些還是市場多一點。發展中國家隻需要在計劃和市場中間找到一種平衡，便能走出一種適合本國國情的市場經濟模式。在尋找平衡的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問題便是究竟應該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以“四小龍”的發展經驗為例，“四小龍”形成了四種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也都取得了相差不大的成功，那麽是什麽因素決定了“四小龍”各自的模式呢？換句話說，為什麽全球經濟最自由的港口是香港而不是新加坡？或者為什麽“四小龍”中計劃色彩最濃的是台灣而不是香港？
市場經濟模式與其說可以主動選擇，還不如說隻能被動選擇。因為選擇市場經濟模式的時候並不能隨心所欲，它必須以具體國情作為依據，而基本國情是客觀存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種最優的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每種市場經濟模式都能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隻有那些與本國（地區）的基本情況相符合的市場經濟模式，才能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香港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場經濟地區。但這種高度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並不能被輕易複製。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能在香港得以存活，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香港是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自由港。特區政府對進出口的商品貨物不設關稅；對商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不加幹預；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既不出台扶持政策也不對企業生產決策施加任何幹涉，企業擁有完全自主權。第二，香港擁有比較完善的法律體係。它通過一係列經濟立法和司法，促進了市場的公平競爭，消除了市場壁壘。這使得企業更有競爭活力，同時獲得進出自由。資金會在市場的自發調節下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第三，香港擁有一個完善的以市場信息為主的信息機製。香港收集、整理和傳遞信息的機構及媒體很多，除官方公布的及各種新聞媒體提供的信息外，還可以通過半官方機構、世界各地駐港機構、工商團體、銀行、商業服務機構、公共網絡等獲得。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麵客觀的信息機構，保證了香港個人和企業能夠及時、準確、迅速而又低廉地獲得市場信息。
韓國、新加坡、台灣的市場經濟模式都具有東亞模式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政府（當局）對經濟進行了強有力的幹預和調控。政府（當局）幹預經濟是一件微妙的事，如果幹預得恰到好處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幹預不到位或者過頭都有可能成為經濟波動的根源。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政府（當局）幹預之所以能取得驕人的成績，可以歸功於以下三點：第一，它們采取的幹預和調控方式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們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基本上不以指令性的方式直接幹預經濟。比如，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時，不是指令性地規定誰必須進入新興產業誰不許進入，而是出台優惠政策，通過稅收、補貼等經濟杠杆對經濟進行合理調控。第二，它們確定的發展戰略、製訂的經濟計劃和措施符合當時的基本國情。在技術落後、設備陳舊、資金不足的發展初期，它們一致抓住了曆史機遇，把握世界產業分工的時機，選擇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這充分發揮了它們的人力資源優勢，為工業化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吸納了充足的資金，最終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它們的政府效率都比較高。這點以新加坡政府最為典型。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高效得到了世人的公認。在廉潔程度上，根據2009年透明國際調查結果，新加坡政府排名第三；在效率上，一項外國投資從申請到批準設廠，隻需10～20天的時間。韓國政府和台灣當局的廉潔程度和效率水平雖然不及新加坡，但仍然是相對廉潔高效的。
縱觀“四小龍”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演進，會發現“四小龍”模式之間的差異呈現出縮小的現象，有趨同性。香港從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逐漸發展成積極但不幹預的政策，特區政府在整體經濟運轉方麵逐漸增強了指導性功能。韓國的市場經濟正從政府主導型向民間主導型轉移，不斷推進市場的自由化。新加坡近年來扶持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並將大量的國有企業民營化，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進一步推進了經濟自由化。台灣的市場機製本來就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經曆兩次較大的自由化改革之後，目前正朝著自由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四小龍”模式的這種趨同性絕非偶然，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先通過充分發揮市場兩隻手其中一隻的作用，建立起市場機製；然後再調動另一隻手的力量來完善市場機製。這幾乎是成功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共同之處。美國雖然奉行自由主義經濟，反對政府過多地參與經濟活動，但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依然要調動政府這隻有形的手來刺激經濟發展。日本在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曾經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績，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就開始停滯不前，最終隻能推進市場的自由化，適度收起有形的手。所有這些都隻是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一個健全的市場應該有兩隻手，一隻是無形的看不見的手，另一隻是有形的看得見的手。少了其中任何一隻手的市場都是不健全的。也許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隻需要其中一隻手就能使資源獲得高效配置，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就必須有另一隻手的參與，否則獨臂市場就會因超負荷運行而無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從“四小龍”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上，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第一，堅定不移地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市場機製是目前配置資源效率最高的機製。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應當享有基礎性的作用。第二，堅定不移地建立和完善市場機製，推進市場經濟自由化。“四小龍”在1997金融危機之時經濟都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甚至出現了倒退，之後經濟發展大大放緩了腳步。這跟它們政府這隻有形的手伸得太長有直接關係，實踐證明了進一步推進經濟自由化是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經濟的唯一出路。第三，建立小型廉潔高效的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初期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政府也是經濟人，無法時刻代表公眾的利益。當它掌握有資源配置的權力時必然出現尋租現象，滋生腐敗，阻礙經濟的發展。另外，政府的決策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要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和及時性，這也就要求政府提高工作效率。
資料來源：豆丁網，http：//www.docin.com/p453890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