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9年發生的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後金政權在遼東地區進行的一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會戰。在這次戰爭中，後金努爾哈赤表現了傑出的軍事才能，運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正確作戰指導，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而根本的改變了遼東的戰略態勢：明朝方麵由進攻轉為防禦，後金方麵由防禦轉為進攻。縱觀明和後金在薩爾滸之戰中的戰略、戰術指導上的不同特點和戰爭的最終結果，可以充分體會到兵法中的“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的真切含義。
努爾哈赤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召集貝勒諸臣討論方略，具體製定了攻打明軍、兼並女真葉赫部、最後奪取遼東的戰略方針。爾後厲兵秣馬，擴充軍隊，刺探明軍軍情，積極從事戰爭準備。
經過認真準備和周密計劃後，努爾哈赤便按既定計劃開始了行動。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曆數明廷對女真的七大罪狀，既表達了女真人對明朝民族壓迫政策的憤慨之情，又找到對明朝動武的政治借口。次日，努爾哈赤即率步騎兩萬攻打明軍。四月，後金兵兵臨撫順城下，明守將李永芳畏敵，開城投降。四月二十一日，後金軍擊敗明軍總兵張承蔭部的一萬援軍。五月，攻克暇的撫安堡、花包衝堡、三岔兒堡等大小堡十一個。七月，後金軍攻人鴉鶻關，攻占清河堡。至此明撫順以東諸堡，大都為後金所占。明廷在遼左覆軍損將後，決定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進攻後金的戰爭，企圖一舉消滅建立不久而勢力日盛的後金政權。明任楊鎬為遼東經略，調兵遣將，籌餉集糧，置械購馬，進行戰爭準備。
萬曆四十七年(1618年)二月，明王朝籌餉二百萬兩，從福建、浙江、四川、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地調集八萬八千多兵馬，加上征調的葉赫兵一萬人、朝鮮兵一萬三千人，總計十一萬多人，號稱四十七萬，命所謂“熟諳遼事”的兵部右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坐鎮沈陽，指揮四路大軍，分進合擊，直取赫圖阿拉城，企圖一舉消滅後金。
西路為明軍主力，兵力約三萬人，由久經沙場的山海關總兵杜鬆率領出撫順關。
北路兵力約二萬人，另有一萬葉赫兵，以總兵馬林率領，出靖安堡。
南路兵力約二萬人，以遼東名將李成梁次子、總兵李如柏率領，出鴉鶻關。
東路兵力一萬五千明軍、一萬三千朝鮮兵，以總兵劉艇率領出寬甸、晾
-馬佃。
因杜鬆所率西路軍尤為重要，命總兵王宣、趙夢膦協助；以遼陽為遼東重地，派總兵官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另派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輸各路糧草。分派已定，明廷以為“數路齊搗，十日畢事耳”。
通過一定的手段，努爾哈赤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明軍是采用分兵合擊，聲東擊西的戰術。努爾哈赤說：“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隻派五百人抵禦和阻滯南路的劉鋌軍，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來，打擊從西而來的杜鬆的明軍主力，所謂“憑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這一部署是正確的，因為從兵力上看明軍有十萬多人，而後金隻有六萬人，處於劣勢。但明軍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劉綎、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險，行軍困難，一時不易到達，隻有杜鬆一路出撫順，渡渾河，沿蘇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兩日就可到達赫圖阿拉。努爾哈赤以六萬人對付杜鬆的三萬人，才能夠在戰役上穩占優勢，取得主動權。於是他親自統率八旗大軍迅速開赴西線，阻擊明軍。兩軍在薩爾滸一帶相遇，揭開了著名的薩爾滸戰鬥的序幕。
這次戰役，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薩爾滸、吉林崖戰鬥。四月十三日，杜鬆率領三萬明軍，出撫順關，十四日到達薩爾滸，得知後金正派兵構築界凡城，阻擋明軍東進。於是杜鬆留下兩萬人駐守薩爾滸，自領一萬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經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時，努爾哈赤率領八旗兵已到界凡以東，迅速地抓住了各個擊破的戰機。他說：“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凡之眾，自喪膽矣”，便派代善、皇太極帶領兩旗截擊杜鬆，自己親率六旗猛打薩爾滸的明軍，明軍遭到突然攻擊，紛紛逃往薩爾滸河西岸，結果在得力阿哈一帶全部被殲。而杜鬆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圍，杜鬆喪生，全軍覆沒。“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軍器與屍衝於渾河者，如解冰旋轉而下”。
第二階段是尚問崖、斐芬山戰鬥。四月十四日，馬林率明軍與葉赫兵出三岔口，紮營於富勒哈山的尚間崖，派潘宗顏領一軍駐守斐芬山，又遣龔念遂率一軍守衛斡輝鄂模，互為犄角，彼此聲援。
努爾哈赤在西線消滅明兵主力以後，乘勝揮戈北上，十五日，後金兵首先擊潰了駐守斡輝鄂模的明年，隨後又攻打尚問崖，明兵大敗，馬林僅以身免，逃往開原，斐芬山的明軍也被攻滅。
第三階段是阿布達裏岡、富察戰鬥。四月十日，劉綎一路出寬甸，此路明軍雖然出師最早，由於山道陡峭，大雪封山，進軍遲緩，遲至十五日才到達深河。後金的少數守軍沿途攔截，且戰且退，竭力阻滯明軍的前進速度。十六日，劉挺進抵阿布達裏岡，薑弘立率領的朝鮮兵到達富察(富車)，距離赫圖阿拉還有五六十裏。
就這樣，努爾哈赤各個擊破，打破了明軍的各個防線。
明遼東經略楊鎬驚悉三路喪師，急檄李如柏回師撤往清河。但明軍已草木皆兵，李如柏三萬兵馬，沿途聽到山上後金二十餘巡邏哨兵的鳴螺聲，即嚇得丟盔卸甲，“奪徑路而遁，相蹂踐死者，複千餘人”。
這就是震怖大明朝野的薩爾滸大戰。
明朝為這次戰爭，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兵力和財力，結果四路大軍，三路覆滅，“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開原、鐵嶺“人逃之盡矣”；沈陽遼陽“民逃軍逃，將哭道哭，大小將吏，無不私蓄馬匹為逃走計者”；京師上下驚恐萬狀，“人心惟怯，談虎生變”，“大小臣工，無不駭愕”，“官吏士民以及商賈向寓京師者，卒多攜家避難而去”，“其問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國家之計，岌岌乎殆哉”?
努爾哈赤則從此揚威天下。
此次大戰，努爾哈赤殲明將四總兵以下三百一十餘員，兵丁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俘獲火器牲畜無數，使後金與明朝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抓住了戰爭主動權。他誌得意滿，道：“大明皇帝以二十萬兵，聲言四十七萬，分四路來戰。各國(指女真、蒙古各部與朝鮮)聞之，若以為我分兵破之，必稱我兵眾：若以為我是往來剿殺，必稱我兵強，總而言之，勝報聞於四方，無有不稱我兵之能也!”
￥甘肅永昌古羅馬軍團後裔存在與否之謎
在西北古村，一些當地的人卻長了一張外國臉。他們是誰?來自何方?為什麽來到這裏?甘肅古羅馬軍團後裔千年懸案一直論爭未果，是真是假，撲朔迷離。
公元前53年，克拉蘇被目前位於伊朗境內的帕提亞人擊敗，自己也被斬首，從此古羅馬帝國停止東進。據記載，當時有145名羅馬士兵被俘虜並滯留在亞洲。之後，這支羅馬軍團就從史學家們的視線中神秘消失，成為羅馬史上的一個謎團。
此外，中國古代文獻也有記載，稱這些士兵采用一種“魚鱗陣”，專家認為這就是古羅馬軍隊常用的方形陣列。這種陣型使用大盾牌防護士兵的兩側和上方。
神秘失蹤2000年的古羅馬軍團在中國被發現，緣於一個叫做驪軒的地方。根據《後漢書》記載：“漢初設驪軒縣，取國名為縣。”而“驪”是一個帶有軍事色彩的詞語，指的就是“羅馬軍團”的意思，也正是當時中國人對羅馬的稱謂。於是眾多曆史學家紛紛推測，驪軒城正是西漢安置古羅馬戰俘之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專家竟然在驪軒城舊址周圍，找到了許多具有明顯歐洲人體貌特征的居民。者來寨村坐落在河西走廊東端，是個宜耕宜牧的好地方。在村頭巷尾，隨處可見有別於普通中國人外貌特征者，他們個子高大，眼窩深陷，頭發呈棕色，汗毛較長，皮膚為深紅色。這讓曆史學家甚至村民自己都感到大惑不解。
如今，這裏的村民還保留著不少古羅馬的習俗。當地葬俗也與眾不同，他們在安葬死者時，不論地形如何，一律頭朝西方。並且，當地人對牛十分崇尚，且十分喜好鬥牛。村民在春節時都愛用發酵的麵粉，做成牛頭形饃饃，俗稱“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放牧時，村民特別喜歡把公牛趕到一起，想方設法讓它們角鬥，而這正是古羅馬人鬥牛的遺風。
該村莊與古羅馬軍的聯係是上世紀50年代牛津大學霍梅爾·達布斯教授首先提出的。他認為，該村莊是由古羅馬士兵建立起來的，這些士兵於公元前36年漢朝與匈奴的戰爭中被俘。而且，這些古羅馬士兵本應屬於古羅馬名將克拉蘇率領的一支失蹤的古羅馬部隊。
匈牙利《歐亞新聞報》2005年11月8日的報道介紹，從者來寨村附近古墓中挖出一些體貌特征與亞洲人有明顯區別的骨骸，共有100多具，均完好無缺。骨骸的骨骼扁圓，體形高大，男性身長一般都在180厘米以上，女性多在160厘米左右。在村莊裏清一色土坯房的映襯下，隻剩下一塊大土疙瘩的驪盆古城牆顯得毫不顯眼。鐵鏈圍起的古城牆，約2米高、2米長，上麵滿是尖鎬挖過的痕跡。
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支古羅馬軍團幾經艱辛輾轉，最終來到中國，西漢政府為了安置他們，在今天的甘肅永昌縣設置驪盆縣。永昌地處甘肅河西走廊中部，為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我國古代很多文獻資料中，都有對“驪盆”，或讀音相近的“犁軒”、“犁盆”等地名的記載。
據《漢書·陳湯傳》記載，公元前36年，陳湯在討伐郅支的戰爭中發現一支奇特的軍隊，以步兵百餘人組成夾門魚鱗陣、盾牌方陣，使用土城外加固重木的防禦方式，這些戰法是羅馬軍隊的獨用戰術。有人認為，這是證明這支軍隊就是卡爾萊戰役中潰退並失蹤17年的古羅馬殘軍的最好證據。
支持這種說法的另一個有力證據，是西漢河西地區的版圖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名為“驪”的縣，同時還修建了驪坌城堡。按照西漢的建縣原則，以方圓百裏為標準，人口多則可不足百裏設縣，人口少則可百裏以上設縣。驪盆縣與番和縣僅相距8公裏，此處又屬地廣人稀之處，那麽一定發生了重大事情，才會在這麽近的距離另建一個縣。
西北民族大學已故的中亞史專家關意權教授，曾對該曆史課題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關教授的長子關亨回憶父親時說：“他查閱了大量史書、縣誌和地方誌，秉著先求證後印證的原則，多次去河西走廊、者來寨等地實地考證，並得出結論，驪盆城是古羅馬的雇傭軍受漢朝政府收編、駐紮地，這是不可置疑的。”
蘭州大學蘇聯史學者陳正義教授對這個史學謎團也頗有研究，著有《驪盆絕唱最後的古羅馬人之謎》一書。陳正義表示：“我現在對這種說法越來越有信心。否則的話，這麽多外貌特征像歐洲人的當地居民，還有漢代古城牆，以及卡爾萊戰役、陳湯發現奇怪的軍隊與西漢設驪盆縣三者的時間如此接近等等，各種事情的巧合怎麽解釋?可以認為驪岔人不一定就是羅馬人，但驪盆人應該與古羅馬軍團有關，是混合了許多民族的一個群體。”
當諸多學者為銷聲匿跡的羅馬第一軍團在中國被找到而興奮之時，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了疑問。蘭州大學教授劉光華稱，“驪”來源於埃及的城市名——亞曆山大的第二和第三個音節，“驪”曾被中國人用來稱呼羅馬帝國。而亞曆山大直到公元前30年才被羅馬占領，在此之後，驪才會被用來指代羅馬帝國。因此，驪的建立遠早於假定的羅馬人落戶於此的時間。另外《史記》中的“黎盆”與公元前2世紀末這個時代有關，西漢武帝時大秦國與犁盆無關，西漢末、東漢時大秦才能稱為犁盆，因此，公元前53年卡爾萊戰役中失敗的羅馬殘兵，根本不能被稱為犁盆人。他認為，漢昭帝元鳳3年(公元前78年)春，漢軍俘虜匈奴右犁汗王部“數百人”，為安置這幾百人，漢朝在張掖郡設置了驪盆縣。
那為什麽永昌縣有那麽多人長得像歐洲人呢?劉光華認為，古代中亞各族不斷通過河西地區往來，在河西地區散居和聚居都很平常。在這些地方發現有歐洲人體貌特征的人，可能與中亞各族定居河西有關，他們未必就是古羅馬人的後裔。
與此同時，包括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葛劍雄，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楊共樂在內的多名學者也認為，古羅馬軍團在中國的史實依據不足。
蘭州大學的科研人員20Q5年在者來寨村的91名誌願者身上采集了全血樣本進行DNA鑒定。科研人員對自己的實驗稱：“實驗結果其實早就有了，隻是還在爭取得到同行的認可，：文章沒發表出來的話不能說。”“根據實驗結果，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的基因與維吾爾族、古匈奴(如蒙族)的基因相差很遠。然而，DNA鑒定結果並不能直接說明這些人是不是古羅馬軍團的後裔，隻是劃出一個大致範圍，再結合人文、曆史等各方麵知識做出推測。”
另外也有人認為，這個地區外來人口一直比較複雜，很難依據現在那些地區存在酷似歐洲人的居民這一事實判定羅馬人後裔生活在這裏。
俗話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這一群6000人的軍隊卻無聲無息地失蹤了，他們到底去了哪裏呢?看來隻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