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社會
日本列島原是亞洲大陸的一個半島，由於地殼的變動，在距今約1萬年前最終與大陸分離，形成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大島和幾百個小島連成的弧狀列島。早在舊石器時代，日本已有人類生存。[32]他們靠狩獵和采集為生，知道用火。距今1萬年左右，日本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大量有草繩樣花紋的陶器，稱“繩紋陶器”，相應的時代稱“繩紋文化時代”。當時的日本人，住在沿海、沿河者以捕撈為生，住在森林和山地者則靠狩獵和采集為生。他們的主要生產工具是石器，有打製和磨製兩種，但弓矢已廣泛使用。在繩紋時代晚期，西日本開始出現原始農業，生產稻、麥、粟等。繩紋時代的日本社會，大致處於母係氏族公社階段。
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世紀，日本進入彌生文化時代。在這一時期的遺址中，出土大量可能用陶輪製作的高大陶器。由於它首先發現於東京都文京區的彌生町，故稱“彌生式陶器”。彌生文化受到漢文化的強烈影響。漢代的水稻種植技術和鐵製工具經朝鮮半島或直接東渡傳入日本，使日本的農業和手工業得以迅速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促進社會分工，使父權製漸漸取代母權製，出現私有製和階級的萌芽，開始向階級社會過渡。
二、邪馬台國
公元前1世紀，日本出現許多小國。《漢書·地理誌》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這些小國之間的關係不是和平的，通過兼並逐漸形成規模較大的國家。據《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記載：“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公元57年（漢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國遣使來漢通好”[33]，光武帝“賜以印綬”[34]。
公元1世紀末2世紀初，在九州北部興起日本列島第一個強大的奴隸製國家政權邪馬台[35]，統治附近20多個小國。邪馬台國有嚴格的等級製度，“大人”享有種種特權，“下戶”（平民）和奴婢地位低下。女王卑彌呼握有政教大權（“事鬼道，能惑眾”），住在衛兵嚴密把守的宮室裏，有成千奴婢侍候；死後修大塚，有百餘奴婢殉葬。女王由男弟輔佐治國，下設大倭、大率、大夫等官，分掌貿易、監察和外交事務。可能有大將，統率全國軍隊。地方按大小和戰略地位設置不同的官吏，個別的仍保有“王”的稱號。邪馬台國的軍政開支主要靠下戶交納的貢賦維持。有法律和刑罰，“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
邪馬台以農業為主，“種禾稻、紵麻、蠶桑”。手工業中以釀酒、冶煉和紡織比較發達，產品有“細紵、縑綿”、斑布（雜色麻布）、倭錦、絳青縑等。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貿易的繁榮。“國國有市，交易有無”。國內還有遠距離的貿易，如對馬國和一支國皆“南北市糴”。[36]
在女王卑彌呼統治時期，邪馬台與曹魏和新羅建立友好關係，與曹魏的使節往來不斷。從239年（魏明帝景初三年）起的8年裏，雙方互相遣使7次，在古代中日關係史上是少見的。239年，日本使節到洛陽，魏明帝授予卑彌呼“親魏倭王”稱號。3世紀中葉以降，中國與邪馬台國內多事，雙方往來中斷。不久，邪馬台國亡，統一日本的曆史任務落在新興的大和國身上。
三、古大和國
公元3世紀，在近畿一帶興起古大和國。大和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當邪馬台與曹魏頻繁交往的同時，大和可能同長江下遊的吳國有聯係。大和國統治者喜歡修建巨大的陵墓[37]，所以在日本史上被稱為“古墳時期”。大約4世紀末5世紀初，大和國基本完成日本的統一，控製了西至九州、東達關東的廣大地區。5世紀末，倭王在給劉宋皇帝的上表中回顧統一的過程說：“自昔祖彌，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38]大和國的最高統治者稱“大王”。《宋書》中先後記載五大倭王，即讚、珍、濟、興、武，稱“倭五王”，多數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書紀》所載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王。
倭五王為鞏固大和政權，先後實行氏姓製度和部民製度。
氏姓製度是貴族階級內部的製度。大王根據貴族的出身和在統一過程中的功績，授予氏姓；隻有擁有氏姓者，才能擔任官職。所以，它是職務與資格雙軌人事製度的雛形。在中央，由葛城、平群、三輪等氏組成最高執政機構，中臣氏、忌部氏掌管祭祀，大伴、物部和久米等氏主持軍事，蘇我氏總管財政。地方設國造、縣主、稻置等官，一般委派有直、君氏姓的人擔任。重要地區由有臣、連氏姓的人擔任。
部民製是勞動者的組織製度。大和國的勞動者，按專業技術和貴族需要編成不同的部，其成員稱“部民”。主要有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品部，從事農業生產的田部和負責政府機關事務的雜部。而每一種又包含眾多的部，如品部就包括鍛冶、錦織、弓削等一百餘部。各種部民，就隸屬關係說，可分為公、私兩種。公部民直屬朝廷，隻有大王有權調動，其他人無權調動，更不許兼並；違者剝奪氏姓和領地。私部民歸地方實權派，由其親信管理。所有部民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奴隸型，包括田部中的奴婢，田部和品部中的罪犯、戰俘和雜部裏的蝦夷人等，沒有人身自由；二是隸農型，包括田部裏的部曲和大多數品部民，他們有家庭和戶籍，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從朝廷或貴族租來土地向他們服勞役和繳納產品，但沒有人身自由，可以與土地一起贈送別人；第三種是農奴。隸農型部民占多數。[39]部民製的存在是日本奴隸社會的一個特點。部民中的朝鮮和中國移民，被稱為“歸化人”。他們大多有一技之長，如木工、織錦、縫衣等，為大和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部民遭受沉重的剝削和壓迫，人身被淩辱，逃亡或武力反抗史不絕書。5世紀中葉以降，地方豪強不斷變國有地為私有地，變公部民為私部民，嚴重威脅中央利益。527年，九州紫築國造磐井發動叛亂，控製了福岡、大分、佐賀、熊本等經濟發達地區。中央十分震驚，急忙召開重臣會議，派大將軍率軍征討，費時一年多才予以平定。
磐井之亂平定以後，大和政府加強了對地方的控製，到處設置屯田、屯倉，役使部民。例如，569年，中央派田令白豬膽津整頓所屬田部，使該部部民以戶為單位編定戶籍，並給部民以更多的自由。
大和國統治者一直覬覦朝鮮半島。百濟為擺脫高句麗和新羅的夾擊，采取與日本通好的政策。4世紀中葉，日本乘機侵占新羅的加耶（任那）。[40]百濟王特贈7支刀以示感謝。399年，百濟和大和組織聯軍進攻新羅，新羅求救於高句麗。第二年高句麗擊退大和軍。5世紀以後，大和與中國南朝的劉宋政權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企圖換取對稱霸朝鮮半島的支持。478年，倭王武遣使請求劉宋支持，宋順帝授予倭王“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稱號。
四、大化改新
隨著封建因素的不斷增長和大陸封建文化的大量傳入，大和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趨於激化。6世紀中葉，控製中央大權的葛城、平群、大伴諸氏衰落，蘇我氏和物部氏的權力上升；最後蘇我氏又戰勝物部氏，獨攬大權。592年，蘇我馬子殺死崇峻大王，立甥女炊屋姬為王，是為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女王抵製蘇我氏的專橫，並於593年立廄戶皇子為太子（即聖德太子），委以大權。聖德太子崇尚中國文化，不滿貴族專權，渴望改革。603年，太子製定“冠位十二階”，按能力和功績授予冠位，打破氏姓貴族的世襲門閥製度。接著頒布《十七條憲法》，強調“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在日本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綱領，為大化改新做了思想理論準備。607年，聖德太子和女王派小野妹子使隋，在國書中自稱“天子”。608年，小野妹子以陪送使身份再次來隋，並有高向玄理和南淵請安等留學生同行。他在這次遞交的國書中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在日本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名稱。622和628年，聖德太子和推古天皇相繼辭世，其改革隨之流產。蘇我蝦夷篡改遺囑，先後擁立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和皇極天皇（641—661年在位），大權獨攬，並大興土木，廣征徭役，致使民怨沸騰。在反對蘇我氏勢力的鬥爭中，逐漸形成以中大兄皇子（626—671年）和深受我國儒家思想影響的中臣鐮足（614—669年）為首的革新派。
645年6月12日，中大兄皇子等乘接見朝鮮使節之機，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三天後，皇極天皇退位，由中大兄皇子之舅輕皇子繼位，稱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孝德天皇與革新派關係密切，即位後立中大兄皇子為皇太子，輔助政事，同時任命阿倍內麻呂為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為右大臣、中臣鐮足為內大臣、僧曼和高向玄理為國博士，還宣布年號為大化，著手改革。646年元旦，天皇發布《改新之詔》，是為大化改新。
改新措施的實施不是一帆風順的。新政府剛建立，與蘇我氏關係密切的古人大兄皇子勾結舊勢力謀反，被鎮壓。649年，改新功臣蘇我石川麻呂遭誣陷，被迫自殺。668年，中大兄皇子即位，稱天智天皇（668—671年在位）。他繼續推進改革，並整理改新以來新頒詔書，編成《近江令》，是為日本史上第一部完備的法典。在外交上，支援百濟，但663年被唐與新羅聯軍打得慘敗。天智天皇死後，本應由法定繼承人、改新派重要人物、其弟大海人皇子繼位，但其子在舊貴族支持下匆匆登基，內戰（壬申之亂）驟起。結果，大海人皇子獲勝，即位稱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天武天皇進一步打擊舊貴族勢力，提拔在壬申之亂中有功而地位低的人，並大權獨攬，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權統治機構，把改革事業繼續向前推進。701年，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編成《大寶律令》（律是刑法，令是各種製度的規定）。718年，元明天皇（707—721年在位）在《大寶律令》的基礎上，製定《養老律令》，全麵總結和確立大化改新的成果。
大化改新使絕大多數部民擺脫舊貴族的控製，成為國家的公民。他們以戶（亦稱“鄉戶”）為單位從政府得到一份土地（口分田，隻有使用權）和園田宅地（可以買賣），負擔比較固定的租庸調，可以自由使用沼澤山林，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大化改新在日本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從奴隸製社會轉變為中央集權製封建社會的標誌。大化改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很不徹底。例如，部民製未全部廢除，還有大量奴婢和地位接近奴婢的隸農存在，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五、奈良和平安時期
710年，元明女皇把都城從飛鳥（奈良縣橿原市）遷至奈良城（平城京），開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奈良時代（710—794年）。794年，桓武天皇又把京城遷往平安京（京都），開始平安時代（794—1192年）。奈良和平安時代，一般（或名義上）由天皇掌權，不同於後來的實權在幕府（特別是德川幕府），所以又稱“王朝時代”。
奈良時代社會安定，經濟文化繁榮。統治者十分重視發展農業，鼓勵開荒和興修水利。723年，頒布《三世一身法》，開墾生荒地可以傳三代，開墾熟荒地可終身占有（死後交公）。為防止土地複荒，743年頒布《墾田永世令》，規定所墾土地永為私有，不再收回。種植水稻的技術有新的進步，知道插秧和種植早稻晚稻。養蠶業和經濟作物的種植獲得發展。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和商業日益進步。采礦、冶金、紡織業發展迅速。首都奈良是重要的工商業中心，有人口20萬，設東、西兩市，並有市司負責管理工商事務。708年，鑄幣“和銅開珎”[43]流通全國。奈良時代，派出大量留學生、學問僧赴唐，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國文化，把佛教、儒學、建築、美術、醫學、文學等介紹到日本，為日本文化的繁榮進步和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班田製下，農民向國家交納的租庸調大約占口分田總收獲量的20%，剝削率已經不輕，此外還要負擔沉重的雜役、兵役和高利貸。勞役本為每年10天，但由於頻繁遷都和大興土木，往往長年征調。租賦和貢物須送到郡城或京都，一路開銷全由農民負擔。兵役是最痛苦的負擔。國家每年征發1/4到1/3的青年入伍，自備糧食、武器，充當衛士（守衛京城，服役1年）、防人（戍邊、服役3年），名義上輪換，實際“壯年赴役，白首歸鄉”。借債利息官方為50%，私人為100%。還不起債者往往以身抵債，成為債務奴隸。著名詩人山上憶良（660—733？）在《貧窮問答歌》裏描寫班田農民的悲慘生活說：
簡陋傾圮屋，地上鋪茅草。
父母枕邊愁，妻子腳下憂。
灶裏無炊煙，釜中結蛛網。
忘卻炊飯事，隻聞呻吟語。
咆哮如劈物，手持刑笞具。
五十戶長聲，呼哨到寢處。
似此人間事，欲呼亦無術。[44]
從8世紀末起，班田農民分化嚴重，有的四處逃亡，有的被迫把土地“寄進”給豪強，本人淪為他們的“寄口”。土地兼並盛行，國家掌握的公地、公民銳減，豪強控製的私地、私民劇增。與此同時，皇室的敕旨田，貴族的位田、功田、職田，神社和寺院的神田與寺田大量增加，其收入歸己，而且除職田外實際世襲享用。班田製難以繼續推行，改為12年一班，有的20、30年，甚至40年一班，終致廢弛。
與班田製破壞的同時，莊園製發展起來。平安時期，莊園製占支配地位。有的莊園是原來的村落，有的因墾荒形成，大小不一。莊園裏的生產者大多是破產的班田製農民，也有奴婢。他們以戶為單位進行生產，有權共同使用山林水源，向主人繳納年貢（大約相當於收獲量的1/3到1/2），負擔警衛、運輸、修房、築路等雜役。有的莊園有勞役地租，即由莊民耕種主人的直轄田，收獲全歸莊園主。有的莊園還有工匠，如鐵匠、泥水匠、陶工，從事手工業生產。9世紀以降，許多莊園獲得“不輸不入權”，即不向中央納租，中央的檢田使、收稅吏不得進入，後來發展到不得入莊追捕罪犯，形同獨立王國。
隨著班田製的破壞和莊園的興起，地方割據勢力日益強大，中央集權衰落。從9世紀80年代起，大貴族藤原氏[45]專權，左右朝政約200年。藤原氏世代為天皇外戚。877年，藤原基經脅迫清和天皇退位，由9歲的陽成天皇繼承，自己以舅舅身份攝政。887年，宇多天皇即位，把政權交給藤原基經，宣布萬機巨細應先“關白”於藤原基經，從此開始日本史上的“攝關政治”[46]。從此，藤原氏私邸成了國家權力的中心，朝廷隻是舉行儀式的場所。1086年，白河天皇為打擊藤原氏勢力，在自己宮殿裏設“院廳”，由近臣任官員處理政務，開始日本史上的“院政時代”（1086—1192年）。雙方在鬥爭中都竭力拉攏武士階層，從而為武士登上政治舞台和奪取政權創造了條件。
武士的產生是與中央集權衰落和莊園製的發展分不開的。為了對付人民的反抗和封建主內部的爭奪，許多莊園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神社和寺院也組織僧兵，這就是日本武士的起源。武士和主人結成主從關係，絕對效忠。11世紀初，開始出現地區性武士集團，稱“武士團”。武士團的首領有莊園主和地方土豪，也有流落地方的中央失意貴族，其中勢力最大的是源氏和平氏。源氏和平氏均為皇子賜姓。“攝關政治”時期，源氏與藤原氏關係密切，勢力大發展，自稱“天下第一勇武之士”。11世紀末12世紀初，平氏與院政關係密切，勢力急劇上升。1179年，平清盛帶兵進入京都囚禁天皇，停止院政，實行獨裁統治。1185年，源賴朝舉兵消滅平氏，控製中央政權。1192年，源賴朝被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在鐮倉建立幕府[47]，是為鐮倉幕府，日本開始幕府政治（或“武家政治”）時期。
六、鐮倉幕府和室町幕府
鐮倉幕府（1192—1333年）與以天皇為首的國家政權，其階級本質是一樣的，都是封建主階級的政權。不同的是，幕府由武士階層掌權，其頭領將軍名義上尊重天皇，並由天皇任命，實際上是政府首腦，壟斷一切大權，天皇被架空。將軍與其直屬武士（禦家人）之間建立密切的主從關係，稱“禦家人製度”。禦家人對將軍要忠，無條件服從領導，為其負擔軍役和公役，包括守衛鐮倉。將軍對禦家人要信，負責保護其領地和財產不受侵犯，並按功行賞。幕府設專門管理武士的機關——侍所。鐮倉幕府還設立處理政務的公文所（後改稱“政所”）和審理訴訟案件的問注所。各國設守護，負責軍政。莊園設地頭，負責治安和征收租賦。
鐮倉幕府的經濟基礎是莊園製。將軍是一個大莊園主，占有大量領地，僅沒收原平氏的莊園就達500多所。
1199年，源賴朝死，幕府內部發生了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外戚北條時政囚禁第二代將軍源賴家，將他殺害，獨攬大權。1205年，北條義時自稱“執權”，即代替將軍執掌幕府的軍政大權。幕府內部的鬥爭，給京都朝廷以倒幕良機。1221年（承久三年），後鳥羽天皇發兵討伐北條氏，但很快失敗，史稱“承久之亂”。為鞏固幕府統治，北條氏於1332年（貞永元年）製定武士法典《禦成敗式目》[48]51條（又稱《貞永式目》），內容涉及行政、民事、刑事、訴訟等，對人民的反抗則堅決鎮壓。
蒙古滅高麗後，策劃進攻日本。1274和1281年，蒙古軍兩次入侵日本，遇到頑強抵抗，又遇台風，被迫退兵。鐮倉幕府雖然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但從此內部矛盾激化，開始由盛轉衰。由於執權偏愛嫡係，引起旁係和因戰爭而破產的禦家人的不滿，雙方一度火並，終於動搖了鐮倉幕府賴以生存的禦家人製度。與此同時，下層群眾的反抗鬥爭活躍，出現所謂“惡黨”運動。於是，後醍醐天皇（1288—1339年）在部分大封建主支持下開始倒幕。1333年，幕府派足利高氏發兵討伐，但他中途倒戈，攻陷京都，鐮倉幕府滅亡。1334年，後醍醐天皇重返京都，執掌朝政，並改元建武，史稱“建武中興”。1336年，足利尊（足利高後改“高”為“尊”）起兵攻占京都，自任征夷大將軍，重建幕府，足利幕府（1336—1573年）[49]的統治開始。後醍醐天皇化裝逃往吉野，建立新朝廷，是為南朝，與足利尊在京都擁立的北朝光明天皇分庭抗禮，史稱“南北朝時代”（1336—1392年）。1392年，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合並南朝，南北對立基本結束。
足利幕府也仿照鐮倉幕府設立政所、侍所和問注所，但權力縮小。侍所首領稱“所司”，由赤鬆、山名、一色、京極四家擔任，稱“四職”。不設執權設執事（後改為管領），由旻山、斯波、細川三家輪流擔任，稱“三管領”，攜助將軍處理具體事務。地方上設“鐮倉府”，由將軍之子任“公方”，直接控製關東十國。在九州、中國、奧州、羽州設“探題”，派親信任“守護大名”，掌握軍政大權。其他各國設守護。守護大名是足利幕府的主要支柱，其政治、經濟、權力不斷擴大。例如，山名氏兼十一國守護，其領地占全國的1/6，成為割據一方的大封建主。將軍的權力越來越小，與守護大名不斷發生衝突。1467年（應仁元年），幕府內部因將軍繼承問題發生武裝衝突，雙方動用兵力達27萬之眾，混戰10年，使京都遭到嚴重破壞，文物建築化為灰燼，史稱“應仁之亂”（1467—1477年）。日本開始進入長期混戰的“戰國時代”（1467—1573年），直到室町幕府滅亡。
七、經濟發展和人民起義
由於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鐮倉時期的農工商業有明顯進步。已經廣泛使用水車，開始種植早、中、晚三季稻，普遍種植小麥和經濟作物，產量增加。耕地麵積從10世紀初的862796町步[50]增加到946016町步。手工業逐漸脫離農業，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貿易得到發展，在神社寺院附近、交通要道、港灣地區形成許多城鎮。僅畿內附近，14世紀就出現新城鎮387座。京都、堺、博多等是最重要的城市。特別是堺，有5萬多人口，是聯係九州、四國和對中國、朝鮮的貿易中心，被稱為“東方的威尼斯”。
城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莊園解體，許多農民成為自耕農。他們負擔著沉重的租賦和勞役，還遭受高利貸的盤剝。長期的戰亂，再加上災荒和瘟疫，使農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成立自己的自治組織——“惣”“惣村”，團結起來進行鬥爭，迫使封建主讓步。鬥爭的形式有集體請願或逃亡，直至武裝起義（“土一揆”）。15世紀，農民的武裝起義進入**。
1428年，京都附近的近江國首先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很快波及京都和奈良。起義者襲擊“土倉”“酒屋”[51]，要求取消債務，焚毀債券。第二年，播磨國農民揭竿而起，提出“國中不許有武士”口號，在日本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1441年，京都附近發生農民起義，包圍京都城，迫使幕府答應取消農民所欠債務。
1462年，京都一帶連年天災、瘟疫流行，蓮田兵衛率領起義農民圍攻京都，使道路不通，“米穀不至”，“天下為之憂”。
1485年，山城國兩個封建主集團內訌，激起人民起義。起義者推選36名（另說38名）代表組成權力機構，實行自治。由於內部不和，自治堅持8年後失敗。
1488年，加賀國農民以一向宗[52]為旗幟發動起義。他們組織20萬大軍，包圍高尾城，迫使大名富檻政親自殺，完全控製加賀國，並擴展到京都和大阪一帶。此後百餘年，加賀國一直為一向宗信徒控製。
長期的農民起義，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特別是封建割據勢力，有利於日本的再統一。
八、日本的再統一
戰國時期，連綿不斷的混戰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人民要求統一。經濟發展和工商業的繁榮，使各地的經濟聯係加強，為統一創造了條件。然而，日本的市民力量弱小，且受封建勢力控製，不可能成為統一國家的中堅力量。而在內戰廝殺中成長起來的戰國大名，雖然不受幕府統治、形同獨立，但大多注意發展經濟和積蓄力量，謀求國家統一。日本的重新統一，終於走上了戰國大名兼並的道路。
戰國大名是新興的稱霸一方的大封建主，大約有200家。他們實行家臣團製度，把轄區裏的中小領主變成自己的家臣，其領地則變成自己的直轄領地。家臣平時治理鄉村，戰時組成軍隊骨幹，從軍打仗。有些戰國大名製定家法，規定主人與家臣之間的關係和家臣必須遵守的法規，主要內容是：強調家臣忠於主人，其領地不得轉移買賣，實行長子繼承，通婚和遺產繼承須主人同意，不得相爭，違法者處酷刑等。戰國大名比較注意安撫流民、興修水利、開墾農田，打仗往往安排在農閑，以發展農業。同時獎勵工商業，積極開發礦山，從而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
爭奪稱霸全日本的鬥爭，首先從地近近畿和關東的戰略要地尾張、三河、遠江國開始。到16世紀中葉，遠江國的今川氏勢力最強，尾張國的織田氏和三河國的鬆平氏（1570年改姓德川）次之。尾張國大名織田信長（1534—1582年）本是一中等封建主，但他鼓勵發展農工商業、長於戰略戰術，又使用葡萄牙人傳來的鳥銃建立騎兵常備軍和由農民組成的步兵，逐漸強大。1560年，他出奇兵擊敗今川氏，並與德川氏會盟清州，約定互相支援。1568年，織田信長帶兵進入京都，挾持將軍和天皇，號令天下。[53]1573年，流放末代將軍，室町幕府滅亡。1582年，織田信長遭叛變家臣襲擊，自殺身死。他雖然沒有完成日本的再統一，但已控製60多國的一半，為統一奠定了基礎。
織田信長死後，部將豐臣秀吉（1536—1598年）討平叛將，接著用打擊和談判的手法，確立領導地位，並平定四國、九州，基本實現日本統一。1585年，寒門出身的豐臣秀吉被受冷落的天皇任命為關白，第二年又被天皇破例任命為太政大臣，賜姓豐臣。從1585年起，豐臣秀吉開始在全國丈量土地，按土地肥瘠分為三等，核定年貢，登錄在冊。他的直轄領地擴大，占全國土地的12%強。這件事被稱為“太閣檢地”[54]。他還獎勵墾荒，大力興修水利，強迫遊手好閑者去務農。他鼓勵發展工商業，統一度量衡，並修建大阪城，遷來其他地方的商人。1588年，豐臣秀吉發布《刀狩令》，收繳百姓手裏的刀、矛、武器，從此佩帶武器成了武士的特權。他發布《身份統製令》，不許農民任意遷徙，更不許棄農從商。豐臣秀吉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侵略者，1592年發動侵朝戰爭，妄圖以朝鮮為跳板攻占北京，但被朝明聯軍打得慘敗，本人也憂忿成疾，很快死去，侵略計劃終於破產。
九、德川幕府的建立
豐臣秀吉死後，部將德川家康（1542—1616年）掌握政權。在1600年的關原（不破關）之戰中，德川家康擊敗敵對的大名聯軍，奠定稱霸全國的大局。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將軍，在江戶（東戶）建立幕府，開始了江戶幕府（也稱德川幕府，1603—1867年）的長期統治，直到明治維新以前。
德川幕府實行幕藩體製，即實行以幕府為核心、諸藩為支柱的中央集權專製統治。幕府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其直轄領地（“天領”）分布在66國中的47國，加上直屬武士（“旗本”，能麵謁將軍）的領地，年產米700多萬石，約占全國總產量的30%。此外，還控製著重要城市（如江戶、京都、大阪、堺、博多、長崎），壟斷金銀開采和貨幣製造。幕府擁有常備軍（旗本）2萬多人，另有征集大名的兵力6萬多人，總數達8萬多人，超過三四十個大名兵力之和。大名的領地稱“藩”，即“屏藩”，約有260多個，其中20多個是強藩。與德川同族或親近的大名叫“親藩”，關原之戰前臣服的叫“譜代”，戰後臣服的稱“外樣”，三者領地交錯，互相監督。幕府對大名的控製很嚴，大名的妻子須留在江戶為人質，本人要定期去江戶參謁將軍。1615年（元和元年）頒布《武家諸法度》，稱《元和令》（後又修訂，稱《寬永令》），規定武士應修煉文武和守法，不得私自結黨和締結婚姻，每年4月參謁將軍和服從將軍的絕對權威等。同年還公布《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剝奪天皇除決定年號外的一切權力。對神社寺院，幕府也嚴加控製，禁止妄立異說、結黨生事。
在中央，將軍之下設“大老”（臨時最高行政官）、“老中”（處理日常行政事務）、“若年寄”（協助老中管理旗本和禦家人），合稱“三役”。三役之下設三奉行，即寺社奉行（管理神社寺院）、勘定奉行（管理將軍直轄領地）和町奉行（管理城市）。老中和若年寄之下還有幾位稱為“大目付”和“目付”的監察官。在地方，將軍直轄領地設“郡代”“代官”，京都設“司代”，重要城市設“城代”。幕府設評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和目付參加，商討重大事宜，特別重大的事將軍也會出席。
德川幕府實行嚴格的身份製度，劃居民為武士、百姓、町人三等，俗稱士、農、工、商四民。武士乃四民之首，約占總人口的10%，享有帶刀和不納租稅的特權，內部又可分為20多個等級，但均屬封建統治階級。農民占人口80%以上，是主要的剝削對象。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稱“本百姓”，無地的雇農叫“水吞”（窮得隻能喝水）。町人指工商業者，地位比農民低，常受歧視，如雨天不許打傘。町人也分不同的階層：有房有地的叫“本町人”，有權參政；無房無地者稱“地借”“店借”，無權參政。但富有的商人可勾通官府，不受身份限製。四民之外尚有被稱為“穢多”“非人”的賤民，地位最低，隻能從事殯儀、曲藝、製革、屠宰等所謂卑賤的職業。
德川幕府對農民的剝削和限製十分嚴酷和嚴格。農民世代被固著在土地上，不得遷徙，更不準出賣土地或棄農經商，違者嚴懲。一般繳納實物地租，往往超過收成的1/2。有些地方出現貨幣地租。為防止農民逃跑，實行五家連保製，一人犯法五家受罰。幕府甚至頒布法令，限製農民的生活方式。例如，不許穿絲綢；不許騎馬坐轎；多吃豆葉、山芋（少吃大米）；不得飲酒、喝茶和吸煙；妻子喝茶聊天、遊山玩水，就要離婚。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大眾不斷掀起反抗鬥爭。1637年年底，長崎縣島原半島和天草島的天主教徒農民在天草四郎領導下舉行起義，勢力達3.7萬多人。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日本，它那上帝麵前一律平等的思想，受到廣大群眾和部分不滿幕府的武士的歡迎。17世紀初，信徒達75萬人。1612年起，幕府下令拆毀教堂，強令天主教徒改宗，否則就要被流放甚至燒死。島原一帶200多位天主教徒農民拒絕改宗，竟被鋸下腦袋。再加上連年災荒，剝削和壓迫有增無減，終於激起農民起義。1638年年初，幕府派老中率領12萬大軍鎮壓，並勾結荷蘭人向農民軍開炮。農民軍堅持抵抗，但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天草四郎和數萬農民慘遭殺害。
早在農民起義以前，德川幕府已奉行鎖國政策。1633年的“鎖國令”規定，禁止與西方貿易；不許日本人出國；已在國外者不許返回，違者處死。島原起義後，更加緊推行鎖國政策。1638年再頒“鎖國令”，除中國和荷蘭外，禁止同其他國家貿易，號召檢舉天主教徒和神甫。德川幕府奉行鎖國政策長達兩個多世紀之久，它雖然鞏固了幕藩體製，卻使日本與外界隔絕，不利於吸收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十、日本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個長於思考、善於學習的民族。他們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基礎，廣泛吸收中國的先進文化並加以創造，形成了自己的中古文化。
公元3世紀末，日本通過百濟得到中國儒家的《論語》和《千字文》。5世紀，開始利用漢字作音符拚寫日本語，稱“假名”，而有些日本貴族已能熟練地使用漢字寫出漂亮的漢文。大約同時，佛教傳入日本，對傳播中國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大化改新前後，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前往中國，大力吸收中國文化。共派出遣唐使19次，每次百餘人到五六百人隨行，其中有水手、射手、醫生、僧人和留學生等。南淵請安、高向玄理、僧雯等先後留唐二三十年，回國後在大化改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僧人空海[55]，在借用漢字偏旁草書創製日本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阿倍仲麻呂19歲入唐留學，改名晁衡，及進士第，曆仕玄宗、肅宗、代宗三代皇帝，深受器重和信任，並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等人有誠摯的友誼，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唐代高僧鑒真，年近古稀，雙目失明，曆盡艱辛，東渡日本，帶去許多佛教經典，介紹建築、雕塑、醫學、書法等，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在奈良主持修建招提寺，又稱“唐招提寺”，作為受戒傳律的基地。寺內藏有初建時的許多文物，如鑒真的幹漆夾苧坐像，被定為日本的國寶。招提寺為日本佛教的一個聖地，也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見證。
奈良時代的日本大力模仿唐朝。首都奈良就是模仿長安和洛陽修建的，布局整齊，結構劃一。中央設大學寮，地方設國學，講授儒家經典，培養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日本學習中國醫學，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並設典藥寮，培養醫藥人才。《懷風藻》和《萬葉集》是兩部著名的文學作品。前者是用漢文寫作的詩集，以五言詩居多。後者是用假名寫成的和歌集，有5-8世紀的歌謠4500首，作者有天皇、貴族、詩人和普通百姓，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8世紀初，編成日本最古的兩部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前者3卷，從傳說寫到推古天皇（628年）；後者30卷，從傳說寫到696年，是研究日本古代曆史的珍貴史籍。到平安時代，又編成《續日本書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連同《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
平安時代比奈良時代進了一步，它在繼承民族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消化唐代文化，形成具有自己民族風格的文化。由於假名的普及，和歌（日本詩歌）漸漸興起。此時編成的《古今和歌集》20卷，收和歌1000多首，洋溢著民族自豪感。小說創作空前活躍，湧現了一批像《源氏物語》和《竹取物語》等的文學傑作。在繪畫方麵，出現帶有濃厚日本民族生活氣息的“大和繪”，其中以《源氏物語繪卷》和《信貴山緣起繪卷》最為著名。
從鐮倉幕府起，開始武士階層專政，出現一批描寫武士的小說，如《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等。著名的和歌有《新古今和歌集》《新敕撰和歌集》和《金槐和歌集》。曆史著作有《愚管抄》和《吾妻鏡》。室町幕府以後茶道盛行，湧現了一批著名的茶道大師。德川幕府時期的文化有新特色，湧現一批反映市民利益的作品，稱“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56]。被稱作“浮世繪”的風俗畫和美人畫開始流行。在戲曲方麵，盛行受中國戲曲很深影響的“淨琉璃”和“歌舞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