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義和維也納分離派（Die Wiener Sezession）屬於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前衛藝術，與印象主義一起構成現代主義藝術的火車頭。之前的藝術流派，比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一般興盛並持續近半個世紀；而在20世紀，藝術潮流更迭頻仍，每種潮流往往率風氣之先十年或二十年就過氣了，相繼出現與之爭鋒的新潮流，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會出現一個新的藝術派別。藝術風格推崇抽象或具象、印象或情感、理性或怪誕，這些主張各異的流派彰顯出現代藝術的開放性與試驗性，正如藝術史學家施內德（Uwe M. Schneede）所言：
在20世紀，幾乎沒有哪種藝術主張不在藝術領域遭到駁斥。如此的駁斥針對一切：現有世界、思考與感知習慣以及當前流行的藝術潮流……20世紀最偉大藝術家帕布洛·畢加索一言以蔽之：“我也曾反對一切”。對一切加以駁斥，這可能是現代藝術的關鍵驅動力之一。並且是其形式多樣性的原因。[1]
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和價值體係的多元化。如果說，之前的藝術風格，比如文藝複興、巴洛克曾席卷涵蓋整個社會領域，被公眾廣為接受，現代社會的藝術潮流則往往最初僅代表部分群體的觀念，有時甚至隻是一小撮人的激進主張，為同時代的世人所不容，印象派剛出現時尤其如此。現代藝術因此被視為前衛（Avangarde）藝術。“前衛”一詞原本是軍事用語，指為大部隊開路的小隊先鋒，往往最先同敵方接觸並開火。藝術領域的“前衛”流派探索並實踐新技法、新風格、新題材，“具有三個特征：向公眾既定和認可的審美標準挑戰，向學院派的正統美學觀念和藝術主題及形式挑戰，向某種官方認可的審美和價值標準挑戰……”[2]前衛藝術的離經叛道必然震驚和激怒在審美判斷上相對保守落後的市民階層，導致新舊藝術觀念的尖銳衝突，並造就前衛藝術家的精英意識，他們自命為引領潮流的先鋒，深信：盡管暫時得不到觀念落伍的市民階層的理解和認可，但是，藝術史遲早會肯定和讚賞他們的超前藝術理念與實踐。
如此一來，自印象派起出現了關於藝術家的雙重神話：一是被誤解的天才，最著名的例子即荷蘭畫家凡·高，他於36歲時自殺，生前隻賣出一幅畫作，死後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的油畫《向日葵》（1888）在1978年創下2475萬英鎊的拍賣最高紀錄；二是藝術家崇拜和天才崇拜，這從20世紀末的一件雕塑作品及其廣泛影響可見一斑，即德國藝術家克林格爾（Max Klinger）的作品《貝多芬》1。
1 克林格爾，雕塑作品《貝多芬》，1885—1902
這件作品耗時17年（1885—1902），耗資15萬馬克，綜合了多種雕塑材料。底座是深綠色岩石，人物的**上身采用白色大理石，下身蓋著毯子，毯子的材質是配有褐色條紋的彩色大理石。音樂家高踞於紫色雲層之上，腳邊是由灰色大理石製成的蒼鷹，它的銅製利爪盤踞在岩石上，蒼鷹的守衛與仰望賦予貝多芬眾神之王宙斯般的尊貴地位和超凡形象，暗示藝術家是創造生命之神，這也符合尼采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 In drei Teilen.1886）裏的超人（übermensch）形象。座椅扶手采用鍍金的銅，上方裝飾著天使的頭顱，背麵鑲嵌著耶穌受難圖和維納斯女神，影射藝術家為人類受難，通過美和愛來救贖人類。貝多芬凝視前方，右手攥成拳頭，表情充滿蔑視和憤怒，這既指他的命運多舛，又表現出他的倔強抗爭，一位可謂“悲多奮”的英雄人物。
這具雕塑高達3.1米，形式上比較堆砌累贅，人物塑造有些呆板，藝術手法比較陳舊，當時在德國各地展出時卻大獲成功，其中最隆重的慶祝是1902年在維也納分離派會館的展出。為了給這具雕塑提供相配的展覽框架，分離派的21位成員在短短幾天之內各自有所創作，以便自己的作品與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實現“整體藝術品”的展覽方案。分離派建築師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特意設計出造型簡潔的展覽空間，雕塑《貝多芬》位於這一寬敞空間的中央，灰白色牆壁烘托出雕塑的繽紛色彩；展覽期間，一個吹奏樂隊不斷演奏著由馬勒改編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末章。這場展覽反映出分離派所追求的多種藝術領域，也就是繪畫、建築、雕塑和音樂的交相融合，並且首次不依照藝術家或作品主題歸類排序，而是將展品看作整個展覽構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所有展品共同構成一件整體藝術品。該展覽遂成為藝術史上的重要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