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觀範蜀公《與司馬溫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為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厘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為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ㄍ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嚐無自然之中聲，複懼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以製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於太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聲有所考。複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考。複起於黃鍾之龠，以子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升、鬥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考。複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考。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議已為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為一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為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為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曆誌》之全脫，以定一代之製，人固知其為難。然主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算曆以測天，所得苟精，未嚐不合。倘溫公因《律曆誌》之元本取為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為律。蜀公因《律曆誌》之古本取為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為律。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律呂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