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子，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 由主義的兩大瘟神。
“理想國”的遙遠夢影
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 ，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其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 發言權。
然而從20年代軍閥混戰到30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 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輕則失蹤判刑，重則“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 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緝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 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隨便槍斃人的地方。所以 他說，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的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 的領導靠選票上台，不稱職的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 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即便對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關監獄，更 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叫他更難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 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敦居然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 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 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丘吉爾首相還迫於輿論的壓力，曾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 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 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 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 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 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
由40年代蕭乾從英國發回的通訊特寫看，對民主、法製的肯定和對言論自由的提倡是貫 穿始終的主題，其中尤以《輿論？廣播？宣傳》和《瑞士之行》為最。
瑞士在當時可說是歐洲最穩定而團結的國家，然而它卻是由三四個不同民族，且各有 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組成。蕭乾甚至覺得，同文同種也並非一個國家團結統一的首要 條件。他感到是瑞士堅固的民族製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擰成一團。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誰 也不是發號施令的主子，誰也不是奴才。社會上，政壇上，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經過 激烈的辯論，最終達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對這種民主自由氣氛的羨慕。但 很快，他就認識到，他對瑞士的民主吹捧過了頭。
《輿論？廣播？宣傳》則更以許多實例來說明，越是國難當頭，越要講求民主。越是同 集權的納粹作殊死戰，自家的民主傳統越不可丟。否則，這戰爭就沒有了意義。這表明，越 講求民主，人民就會越擁護政府，因而國力就會更強大。
但作為一個東方人，蕭乾直到晚年仍不認為我們應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麽寬。我們像 40年代的反納粹戰爭一樣，許多地方仍在同貧窮、愚昧、野蠻和落後作著殊死戰。絕對自由 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標下，不同的聲音還應是被允許的。為統一口徑而堵塞言路，得不 償失。
不難看出，晚年蕭乾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已經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 確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他這兩年間寫成的以《紅毛長談》為代表的雜文和為《大公報 》所寫的上百篇社評能證明，他當時真的是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一種根本 的人生態度。
反諷：一把幽默的手術刀
《紅毛長談》是蕭乾作品中一部極富特色的政論諷刺雜文集，經曆了歐戰風雲的蕭乾從 英國一回國，就陷入一種極度矛盾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中。到上海以後，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 雜、似通非通的文字寫個專欄。這樣，既可以隱瞞身份，本身又帶上些滑稽色彩。他當時正 處在迷茫時期，旅英七載回來看到上海特務橫行，深惡痛絕。他和第二任妻子謝格溫的家就 在深夜無端遭到過特務的騷擾。另外，他當時一心隻反內戰，根本沒什麽階級觀點，隻求不 打仗，國人平安過日子。再者，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順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 中以烏托幫的形式構造起自己的理想國，實際是夢想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
《法治與人治》是《紅毛長談》的開卷首篇，寫於1946年秋。文中暗示國民黨以防亂為 名，向共產黨的解放區進攻，挑起內戰，而在宣傳上卻力避使用內戰字眼，以逃避罪責。他 譴責國民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維護自己統治，消滅異己當然是最好的途徑。控製了 新聞媒體，欺世瞞人也就來得容易。“中國人向來擇詞謹慎，蓋任何歐西國家，大亂之後， 如他國平靜無事，埋首建設，而己國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認起了哄，此醜貌，雖紐約五街之 美容專家亦難裝飾者也，該國精力亦必傾於消解內哄。而貴國獨與內戰與內亂間作字句之斟 酌。此足證貴國人士對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貴國雖為古老文明，而仍 不失少年之戰鬥性，此亦研究漢唐文化之歐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對於這種內戰紛擾，每每 念上一通可使國家個人種種問題都必迎刃而解的“國父遺囑”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紅毛筆 下，上海大世界可真榮光萬分。“每遇紅毛記者，輒稱之為偉大的同情者。滿城懸旗歡迎， 小學生列隊呐喊，這當是政府主使所為。而一旦紅毛措辭不恭，便不準其發電報。事實上， 紅毛記者之奉命來華，無異於三輪車自外灘而南市，職務所驅使者也。”
紅毛自稱來自歐洲人種文化宗教最複雜的一角，深知中國沒有天主、東正等新、舊教之 分，且疆土廣闊，文化同一，應是得天獨厚的。所以內戰起伏，妨礙統一，人為之也。同時 ，“闊家小姐少爺極盡奢靡，滬埠之流線汽車，大飯店餐館之玉杯象箸，室裝溺器，可與秦 阿房宮相比而毫不遜色。”尋常百姓，沒有金條，是住不進亭子間的。難怪紅毛慨歎，中國 “精神上所缺者為公德守法，而物質最缺者，厥為屋頂也。”
不難看出，文章挖苦了國民黨用念遺囑代替建設，對洋記者一麵溜須拍馬，一麵又不許 報道事實真相。同時，痛斥上海闊家公子小姐的糜爛，以及沒有金條租不到房子等國統區的 情況。
蕭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諷技巧常令人欽佩，例如文章最後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諷刺：紅 毛在林中散步，被憑空撲來的一黑白犬在“餘小腿肉厚處狠狠咬了一口。餘忿然質問：汝獸 類，奈何憑空噬我一口乎？犬夾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舉足踢我矣！故先發製你。嗚呼， 此中之悲劇也。”這段人獸對白，無疑是篇中精華。人無信任，犬無保障，便都會“先噬人 以衛己。擁上前去以免落後，社會秩序勢必愈鬧愈亂。思故中國問題之根治，在終止人治， 施行法治也。”這自然是蕭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國共雙方避免內戰，化幹戈為玉帛，絕不能 狗一般憑空撲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則恐尚需時日耳。”
《中古政治》是紅毛的第二篇傑作，它以當時的中國不配法西斯化，反諷中國的政治體 製依舊停留在中古時期。其實，蕭乾的用意並非僅限於此，他從多方麵對比了國民黨與德國 納粹的異同，從另一個側麵揶揄中國竭力討好、奉承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在歐美大都會華 麗旅館請雞尾酒，重資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試圖在國際社會確立中國如何民主 的形象。同時譏誚中國在一些方麵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機器也。中國生 產未機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
蕭乾把當時的國民黨中國比成一個發育不健全，營養不良的畸形兒，“太窮，需仰仗他 人扶助，太弱，不敢向舉世挑戰。”她渴望著健壯和剽悍，無奈自身百孔千瘡，不得不靠正 常的民主國家救濟和保護，撐起門麵，以求在畸形中繼續畸形地發展，不至淪落消亡。
這當然還隻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則在“貴國人民之素質 。”紅 毛憑閱史書和與人接觸，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乃法西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 也。”
法西斯化重紀律，尚英雄崇拜，把整個國家幾乎變成一座兵營，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 中國人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飯，拉屎，生兒子，病了吃藥，死了入土；袁 世凱可來，張宗昌可去，而中國農民卻最後仍是主人。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表明中國不太可 能法西斯化，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是法西斯化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那種傳統的雞犬相聞、老 死不相往來的人生哲學在中國人腦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麽主義、什麽思想或任何意識形 態相加，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閉在土生土長的故土家園。
權利是把雙刃劍
很顯然，西方的個性主義與中國的個人主義形成的基礎不一樣，表現出來的方式也迥然 不同。個性主義無疑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它以人權為基礎，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秩序裏享 有充分的個性權利。而個人主義卻是專製集權的衍生物，一個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 一個人的權利便是所有人的權利，決不許個性權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換言之，個性主義與 個人主義原本是一個東西，在民主國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權利空間，尊重他人自由成為可能 ，個性主義得以張揚。而在強權獨裁下，個性權利被無端斬於馬下，其自身抗體發生變異， 便自然生成了隻講一己私利的個人主義。我不享有權利，誰都別想享有權利。你自私自利， 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許人們的靈魂中都有一塊個性主義的自留地，隻有遇到適合的土壤和 充足的陽光雨露，才會長出茂盛的莊稼。那便是蕭乾所希望的，把中國的個人主義民主化。
“夫交通燈者，民主政治中之製度化也，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也有如外國總 統製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之皇帝一樣也。”蕭乾飽汲中西文化，對中國變換西方民主製的 技法頗為了解，他以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比喻來暗示，任何民主的東西到了國民黨手裏都會 變樣，交通燈、總統製僅是一兩個方麵。
蕭乾意味深長地指出，交通信號的顏色全是由人來規定，紅色危險，綠色安全，找不出 什麽理由，倘若哪個地方硬是規定紅色安全，那綠色便被視為可怕了。總之，這是文明社會 的規定，在紅色與綠色中間，還有一過渡的黃色。他把這三種顏色分別比做國民黨、國共之 間的無黨派人士和共產黨。國共雙方到底哪邊為紅並不重要，也沒什麽意義。重要的是，黃 色的存在本身意義不大，但其作用卻在避免撞車慘禍。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們 雖不能阻止內戰的發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卻可以起到緩衝作用。正因為 此，“國共雙方才在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盡力爭取黃色為己用。黃色或足以避免 血肉飛濺之悲劇也。”而當紅、綠燈交相爭豔，國共重燃內戰烽火時，黃色就沒用了，隻能 瞠目而視。所以，“此並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
蕭乾把交通燈下的警察比做當權者，他在紛**通的喧嚷聲中，佇立在太陽下，也算受 盡了辛苦。即使為了那可憐的警察，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動化。蕭乾以一管自由主 義知識分子的柔弱之筆，透過一連串的比喻，剖析了當時中國政治交通的混亂及根源。真正 的出路在哪裏？蕭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但他隨即慨歎：“中 國的交通燈製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為。”他把中國如何改革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動化交通，即民 主的秩序，留給了政治改革家。
“超階級”的困惑
《半夜三更國際夢》是《紅毛長談》中篇幅最長的，它不單記錄了紅毛的一夜三夢，更 是對1948年前後中國國內政局，以及世界上幾大強國為在中國獲取巨大利益精打細算，互不 相讓表演所做的專論。盡管文中都是夢中囈語，“各電皆係敝毛所杜撰”，但蕭乾“超階級 ”反內戰的傾向顯而易見。憂國憂民的蕭乾以其超凡的國際事務洞察力，近似荒誕的筆墨， 描述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國際舞台上的被動尷尬地位，國共間持久不停的內戰所造成的深 重損失和混亂秩序，對未來中國提出了烏托邦式的設計，以此宣泄強烈的反戰情緒。同時， 表達出渴望和平、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
“俗語雲：夜長夢多。夫夢者，晝間下意識有所思，而夜眠織成之花樣也。”蕭乾是做 夢高手，一夜三更全是洋洋灑灑的國際政治夢。曹雪芹《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這篇也能算做是滿腹荒誕夢，一片赤誠心。
據說此文發表時，各界反應強烈，積極呼籲早日結束內戰。對於這第三次國內戰爭，蕭 乾是純從中性的“超階級”立場出發，對國共雙方不偏不袒，各打五十大板。他不管哪家正 義，對他來說，戰爭本身就意味著屠戮。正像他後來深刻檢查的，他秉承的是《大公報》的 不黨不派，崇尚自由、民主、和平，反對以任何借口、旗號所進行的戰爭。
蕭乾要表達的有兩層意思，一是對曠日持久的內戰痛心疾首，並一再以反諷的語言暗示 ，如此下去，內戰所造成的損失隻會比日本人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更大，災難更深。同時，以 編造的電文，杜撰的荒誕不經的事例，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假想，指責國共雙方不顧國際輿 論，一味打內戰。另外，國共針鋒相對，卻也有相通處：如都認為國共逐鹿純屬內政，不希 望別國幹涉；各以不同的方式都欲置對方於死地，奪取政權。
二是要表達民主思想。蕭乾在文末假擬一份國際社由漢城發來的電文，對未來中國提出 了天真的設想：封鎖全部中國口岸，速將雙方軍隊繳械等消極方麵當不可取，但方案的積極 方麵似還是較為理想的，如“首為成立聯合國代華實行三民主義委員會，以美蘇英法為常務 理事。民族組工作為阻止任何外國人員幹涉華事。民權組工作之初步，係嚴格禁止警察無故 搜查人民住宅，並認真實行身體自由法。第二步為盡量減少黨報及政府報紙，鼓勵民間報， 並保障其言論自由。同時籌備大選。過渡時期，應開放政權，由各黨各派參加。”另外，文 中還提出了認真辦理各種稅收及社會保險，發展教育，增進中國人健康的措施。這可以稱得 上是蕭乾想象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雛形了，是他的太陽城。
《紅毛長談》接下來的幾篇，《玫瑰好夢》、《神遊大西南》、《二十年後之南京》、 《新舊上海》及附錄中的兩篇《中國舞台的歧途》、《中國音樂往哪裏走？》，其出發點都 隻有一個，那就是針砭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勾勒以英美民主政治為藍本的烏托邦理想國。蕭 乾把蔣介石與中世紀權力無邊的羅馬教皇相提並論，把當時冥頑不化的中國喻為一座民主、 自由、法治、民生四不像的舞台，政治仍停留在半蒙昧狀態。他還巧妙地以中西音樂之比較 來觀照中西政治的差異：一是西洋音樂注重和諧，中國音樂有調無諧；二是歐洲音樂有固定 樂譜，而中國音樂則沒有樂譜。
西洋音樂圍繞一個主題，可使不同的樂器發出自己不同的音調和抑揚，使主題更加豐滿 突出，聽者能從千百不同腔調中，捕捉到一個總印象。這是西方多元政治的象征。而中國人 認為音樂美在乎齊，為了一個主題，樂手們不是像西洋那樣追求曲折錯綜的變化，而是機械 地望著獨裁胡琴手的臉。蕭乾以此引申西方社會，可以不受束縛地暢所欲言，而在中國，蔣 介石這專橫跋扈的“胡琴手”強奸民意，扼殺輿論，隻許齊，不許異。
歐洲音樂有固定樂譜，意指歐洲政治是依法辦事，一切按即定的樂譜（法律秩序）。“ 中樂之有調而無諧，造成了中樂無譜的慘痛事實。”就是說中國數千年的君王專製是造成當 時無法可依的元凶。更為可悲的是，“今日既有樂譜，也未必去遵循的了。”無法即自由， 造反就有理。在粗暴的鼓槌之下，美麗淳樸的國風變成了阿諛帝王的媚語；那歡喜的婚禮， 卻變成了殺氣騰天的擂台。中國音樂史上再找不到比這階段更惡劣的了。
自由主義：一朵璀璨的罌粟花
蕭乾的自由主義思想在雜文中還是多以隱式的暗喻來表達，到了社評中，就如山洪決堤 般一瀉而下，淋漓酣暢。人類是有理性的，人類所追求的應該是一個充溢著理性、公平、自 由、合作、互尊、互愛、和平、富足的世界。
蕭乾社評最根本的基調就是反對戰爭，向往世界和平。他痛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夢想者 ，更害怕美蘇那樣的強國準備戰爭。二戰結束後，誰不渴望永久和平。但日本投降後，國內 沒有重建家園，人民幾乎未得到休憩喘息，便重又陷入悲哀。蕭乾“超階級”的反戰思想在 《我們要求向前走》中表露無遺，在他眼裏，和平是比任何主義、政黨更崇高的真理。他譴 責國共雙方嘴裏都在高喊和平統一，實際上卻真刀真槍，各不相讓。他並不考慮什麽主義才 適合於中國，他以為隻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環境下幸福、自由、民主，那就是好主義。主義在 他是個讓“野心家雀躍使民眾寒心的響亮名詞。它好似替代了幫會的堂號標識，同誌也罷， 信徒也罷，它的後麵永遠離不開一簇共生共死的盟兄弟，以拚命精神去打天下。一般人因此 竟忘記主義的最初意義原是一種對人生的態度，一種基本的信念，政治不過是整個人生的一 環。”因此，蕭乾的向前走，就是要讓中國向和平統一的軌道邁進。然而向前的宣言、呼喊 、保證，“舊金山、倫敦、巴黎都喊過，南京、延安，甚至戰場上，口口聲聲都不離擁護和 平，實行民主。今日世界，是徹底言行相遠的世界。在和平的橄欖葉下，千萬健兒送了命； 在民主的神聖保障下，千百刊物被封禁。”中國就如一輛古老的篷車，方向不是向左，就是 向右，要糾正到向前走，便需在大的方麵，一要治愈戰爭的創傷，二要抹去政治鬥爭給人們 心靈上投下的巨大陰影。
《聖與雄的分水線》則從曆史的角度，以許多叱吒風雲的英雄為例，分析聖與雄本質上 的不同。蕭乾認為，中國人的血液裏，流淌的多是率領子弟打天下的項羽式的英雄。而項羽 與虞姬的末日同希特勒與夏娃的終局何其相似。他們兩對痛快了一場，但陪葬的千萬平民壯 丁何其冤枉！因此，他們隻能屬於陳舊的“雄”，與民主政治勢不兩立，而聖者精神又太新 。蕭乾自然是借此希望中國的政治領袖，能少一些項羽式的英雄，甚至霸王思想，多一點甘 地那樣的聖者精神。他心目中的聖者應具有悲天憫人的心懷，忠貞不渝的氣節，“不以一己 得失用黨術動刀兵，傾個人一切為大眾服務。”他希望未來中國能生出一位淡泊名利、救世 活人的聖者，或一位胸襟眼界開闊的聖雄。看來，當時就連毛澤東都不符合蕭乾“聖雄”的 標準。聖雄甘地是非暴力主義，而毛主張用革命的暴力來反對反革命的暴力，用武裝鬥爭去 爭取和平。
在蕭乾的所有社評中，體現其自由主義思想的約占三分之一強，有些單從題目就能看出 來，如《泛論民主與自由》、《論政治與暗殺》、《慨歎人權會議》、《我們要發掘偉大的 政治家》、《國際潮流與自由》、《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 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等。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史，這些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思想史料。
蕭乾在《泛論民主與自由》中，把自由與民主比成車的雙輪，相輔相成。自由與法治是 民主政治的根本。一個民主法治的政府，應執行依照人民意誌製定的法律，政權不能超越法 律，對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能加以法外的幹涉，人民守法，政府也得守法。如果政府為一時便 宜行事，施行臨進法令，剝奪人民合法的行動言論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很容易使人民感 覺法律與人民的利益分離，而認為它是政府方便行事的工具。
《論政治與暗殺》的副題是“民主傳統比民主製度更重要”。也就是說，民主製度真正 實施的前提必須是在民主傳統的真正建立。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法治的先決條件，是官吏 和人民都能守法、明法、行法。官吏必須在法治的基礎上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權利，處處為 人民著想，才是國家通往民主與法治的坦途。但法治傘下的人治，會使法治成為泡影。其實 任何民主主張，最終都該是為了人民，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然而，蕭乾在《人道與人權》和 《慨歎人權會議》裏道出了內心深層的痛苦，他感到不僅當時中國談不到人權，沒有人權基 礎，而且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完全獲得自由、平等以及一切基本權利。
信念是哈姆雷特的承諾？
括總來說，蕭乾的自由主義理念與追求是怎樣的呢？《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無疑是篇宣 言性質的社評，他稱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也可以換成民 主社會主義。在基本信念上，它有五點：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二、相信理性與公 平，也即是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三、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前提；四、讚成民主的多黨競 爭製，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五、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
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 起碼的平等。它不隻是一種政治哲學，更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眾 ，容納舍己。因崇尚自由也就反對個性的壓迫，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獨裁。這樣，它也就需 要民主政治的另一個標誌――言論自由。蕭乾把言論自由比做民主製度的試金石，民主政治 的基石。他當然清楚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但相對自由一旦失了客觀水準，一旦全憑了某個 人的情緒意誌來定，那相對自由也就沒了意義，等於不自由。獨裁與民主國家的分水嶺，正 在前者輿論屬公，後者絕對民營。文明國便是其國內必容許反對分子或集團存在的國家。蔣 介石獨裁政府扼殺輿論，限製言論自由，舍本逐末，勢必自取滅亡。言論自由，正如任何自 由，既不能由政府頒給，也不能靠國際會議的一紙決定。言論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種原因 ：上麵有專橫的政府，下麵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圍有蠻不講理的社會，而新聞記者本身又 有怯懦分子，而時常這四種原因同時存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腐敗，政治獨裁，人 民膽小怕事，新聞記者缺乏發表自由的勇氣。而共產黨政治開明，解放區人民都當家做了主 人，新聞記者暢所欲言。
其實，重慶《新華日報》早在1944年9月1日就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評中，對蕭乾 稱讚戰時英國仍堅持新聞自由給以肯定，並認為美國之所以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 英國之所以能雪敦刻爾克之辱，而走向勝利，最重要的關鍵是政治上的民主，而言論自由又 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共產黨極為認同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 ，在戰時，要依靠它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它來保持永久和平。針對國民黨的獨裁專 製，共產黨呼籲國內新聞界同仁，要隨時隨地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言論自 由與新聞事業是血肉相連的，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 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也就是說，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盟邦最後取得了二戰的勝利 ，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共產黨最終也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奪取了政權。所以，國民黨 失敗的根源在於，“中國的確還沒有民主政治，然而中國又何嚐有民主的社會。”
思想改造的煉獄
由蕭乾1950年9月向黨組織遞交的思想匯報（即《我的自傳》）看，他從1948年春就開 始清算自己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了，然後，在《大公報》同事、中共地下黨李純青的幫助下， “除了看文件，主要的學習是社會發展史。”他說，到1950年6月，他的“向上爬”的念頭 ，“已被主觀努力及客觀環境壓製住了――把它消滅幹淨還需要進一步的學習。文藝上，還 寄存些技巧觀點的殘餘，需要由情感上與工農兵結合來徹底克服。《大公報》的關係不但斷 了，而且也清算了報恩觀點。一方麵明了該報過去在革命中反人民的罪惡，一方麵也清算了 它對我的不良影響。”他決心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組織下，建立革命的人生觀，使自己在 人類大同這個最崇高的理想及事業上，“能發生一個螺絲釘的作用。”為使自己成為一個真 正的走共產主義路的馬列主義者，他遂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
這當然是蕭乾思想認識上的進步，但同時，我由此對我在上文中所作出的1946年到1948 年的蕭乾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這個結論產生質疑。因為首先他清楚，信奉自由主義這一理 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另外，他也很清楚：一個政黨 的確需要信徒，聚徒眾而形成組織。鐵的組織，鋼的紀律，愈堅固緊嚴，其取得政權或維護 政權的機會愈大。為求組織紀律的鋼鐵化，隻有犧牲個人自由，一切由黨魁或少數寡頭指揮 。換言之，一個主義一旦組織化了，勢必就得寡頭化。而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因受不了 嚴苛的紀律，就可能站在政黨之外，保持其獨立的立場，保持其個人發言權。當然這要單看 一個自由主義的氣質與立場了。需要集體行動的政黨，本質上並不適合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口 味。另外，自由主義者並沒有什麽綱領性的文獻，也沒有固定的書本。“由盧梭、康德，以 至羅素、杜威；由傑弗遜、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羅斯福，都用墨水和行動寫下了自由主 義的界說。所有政黨都有短期的集中訓練所，自由主義的訓練所卻須由搖籃以至幼稚園開始 。這訓練不假借黑板粉筆或風雨操場，而是散播在大氣中，沁入心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蕭乾後來在批判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時，把他個人的發展說成是帝 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個具體例證，這倒從反麵說清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即是他中自由主 義毒害的來源：一是他自小在教會學校受教育，前後有二十年之久，所有課目都滲滿了改良 主義的毒素。二是一出大學校門，就進入了高舉改良主義旗幟的《大公報》，堅持的是：人 家倒，我不倒；人家先倒，我後倒（胡霖語）的典型而徹底的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三是在改 良主義大本營的英國又住了七年之久，使其改良主義更係統化起來。所以他才會在編《大公 報》文藝副刊時勸青年們多看些佛經、語錄；才會成為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小罵大幫忙的民間 疾苦的搜集家，專寫民間疾苦卻從不問疾苦的由來和如何解除疾苦；才會在《人生采訪》裏 把瑞士描寫成一座天府；才會在1946到1948兩年的社評中鼓吹中間路線、自由主義等；才會 在《紅毛長談》裏來推銷他從拉斯基，從工黨英國販來的一批毒素；才會主動請纓，去做《 新路》的研究員。
不難看出，蕭乾的自我批判和清算是真誠的，深刻的。他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認識到整 個改良主義的反動性，認識到它不是什麽超階級超政治的，而真正是資產階級的幫凶，其意 圖和作用就是延續反動統治的壽命。經過思想改造的蕭乾，已經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視 為是惟一造福人類造福中國的真理，同時他也承認，“距離把那真理請到我的腦袋裏當主人 還很遠，把改良主義的毒菌由我的血管中排除尚需時日。”
世紀末的輪回
正因為蕭乾腦子裏始終有這塊自由主義的自留地，或稱改良主義的毒菌沒從血管中滌除 幹淨，他才會在1957年的“鳴放”中，寫了那篇使他獲罪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他 援引西方一句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 出這個看法的權利。”來希望黨內減少革命世故，個人與組織間不存芥蒂，上下團結，讓大 家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毫無忌憚地發出肺腑之言。他重申“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不 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 和寫作的自由了。”
天真的蕭乾，感情上已受了好幾年的壓抑，終於在1957年初夏“引蛇出洞”的氣候裏， 在中央的撐腰下，得到一抒己見的機會。心情豁然開朗了幾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便 很快像上次清算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做起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檢查。他稱《放心？容忍 ？人事工作》暴露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猙獰麵孔，對黨和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而且情 節格外惡劣。他懂得給自己上綱上線了，如幹脆把《大公報》說成是反蘇反共的，把自己說 成是帝國主義豢養的洋奴，說自己以前理解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容忍異己，而忽略了最起碼 的要求應該是做自己 的主人，即民族自決。他還深刻檢討了思想上與章伯鈞、羅隆基所產 生的共鳴，他表示一方麵接受組織上的徹底審查，一方麵堅決把自己思想裏與章、羅共同的 東西挖個幹淨，使此生再也不可能對類似章、羅那樣的思想或行動起共鳴。不論自己買辦資 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奴化的教育有多麽根深蒂固，他有決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 走社會主義道路。
再回眸蕭乾1979年平反複出，重新寫作，到1999年去世這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裏所寫的大 量散文作品，我感到他又回到“自由主義”的車轍上來了。從他寫的《唉，我這意識流》一 文中可以想見，即便是在那浩劫歲月，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意識流一天也沒有斷過。也就是 說，自由主義的思想種子始終深埋在他頭腦中的那塊自留地裏萌芽著，等待外部世界陽光土 壤的適合，就可茁長起來。但這時他已稱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了。就他半個世紀 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命運輪回來看，他絕不是挺立在斷頭台上依然抱定自由主義信念的那種徹 底的自由主義者。從1946年到1999年他重複經曆的放言、批判、再放言、再批判直到晚年又 放言三個階段可以判斷，他倒真的有點像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提到的那種人。
如果說蕭乾1946年到1948年是個在觀念上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那1948年以後，他便是帶 上“機會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者了。對這一點，他在1951年清算自己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他認為改良主義、中間路線、自由主義以及費邊主義基本上都是一個東西。毛主席在《反 對自由主義》裏已經精辟地指出，自由主義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是和馬列主義根本衝 突的；它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當脆弱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在堅強的無產階級領 導下的時候，政治上便必然會發生“岔子”。依此說，1946到1948年，作為“徹底自由主義 ”的蕭乾，是出了“岔子”；1957年鳴放時“機會主義”的蕭乾又出了“岔子”；1979年以 後的晚年蕭乾，還時不時在出“岔子”。
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子，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 是自由主義的兩大瘟神。對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民主國家和獨裁統治，就好比前者 是沙發，後者是斷頭台。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下，中國人正享有著前所未有 的言論自由，中國的人權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也是前所未有的好。我們正在大步邁進新 世紀，我堅信在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中國在新世紀的未來前程似錦。
這裏所收蕭乾的雜文和社評，多是蕭乾五十年前的自由主義言說，這些曾給他帶來“麻 煩”，他也曾把這稱為自己在政治上“發生的一種岔子”。我當然相信，今天的讀者一定會 舒服地躺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沙發”上，捧讀這部頗具思想史料價值和品格的書，而絕不信 有誰會因與書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共鳴而被送上斷頭台。
（此篇原為《解讀蕭乾》前言，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