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愛人生者有兩種，一種人看不到人生的險惡與多舛，或故意對其視而不見，隻是一味地 讚美生命。還有一種人恰恰因為人生有惡，才更熱愛生命，讚美人性的高尚。
大凡知道陳西瀅先生，一是因他被魯迅罵過，這似乎最重要。照中國人慣常的理解， 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壞人。於是，我們便在中學教科書裏把他稱為“壞人”，壞人的文章也 就不值一讀了。這實在令人惋惜，倒不是為陳西瀅，而是為那些因此不讀他文章的人。二是 讀他這輩子文字生涯裏惟一的一本散文集子《西瀅閑話》。這是該替他惋惜的，他在1924年 到1927年三年的時間裏就幾乎把一生大部分的文章寫完了。會是魯迅“罵”他的犀利雜文使 他退出文壇，甘心歸隱的嗎？不得而知。
陳西瀅說，中國人既太看重文章，又不太看重文章，“因為文章是萬能的，大家都拿文 章做工具，沒有人拿文章做目的”。一個人想出風頭，得做文章；想找飯碗，得做文章；想 做官，也得做文章。等到風頭出足了，飯碗找到了，或終於做成了官吏，就不用再做文章了 。其實何止文章，中國人說話不也如此嗎？為說話而開會，為開會而說話，說話時心裏就不 信，開會時就明了任何決定都是一紙空文。所以，在中國，說話和做文章雖極其重要，卻也 沒誰真以為有什麽了不起。結果是，說者無心，聽者也無心；著者不信，讀者也不信。
當然有許多例外，要不就不會有文章傳世了。那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拿文章做目的的，比 如陳西瀅，他說的都是自己相信的話，所以盡管他的《西瀅閑話》論及的全是七八十年前的 舊事，今天還是有知音的讀者。我正打算編一本《陳西瀅文存》，除了《西瀅閑話》，將盡 可能地把“閑話”以外的篇什搜羅全。
我們總抱怨難以產生偉作，其實這和西瀅先生20年代“閑話”的情形有些相似，他說一 個著述家不能把著述當他終身的事業，卻要去幹種種與他不相宜的職務，真是極大的不經濟 。就是他所做的事與他的才能也很合宜，可是他的大部分的精力都花耗在那裏，隻有一日忙 中偷出些閑工夫來寫幾句東西，怎樣會產生偉大永久的作品來？這就要求得有許多把著述看 做終身事業的著作家，直接用文章去賣錢的“文丐”生涯是短命的。我們今天有專門瞄著諾 貝爾獎寫作的著作家，這無異於又拿文章當了飯碗。
西瀅先生的文章叫“閑話”，實際是“話閑”，是別一種風格的批評。批評絕不是破口 大罵、指桑罵槐和撒潑耍賴，也不是以自命的正義去逼迫人家懺悔。批評能成為讀物，且為 人們喜愛，在挨批的對象之外還有讀者，行文的技巧是很關鍵的。“文革”大批判式的行文 ，就好比一個壯漢晃著胳膊上的腱子肉去嚇唬一個病歪歪的弱者，令人避之惟恐不及。
有人稱一本《西瀅閑話》就使西瀅先生躋身中國現代散文十八家之列，是得益於他深悟 英國散文之妙諦。他的行文非常獨特，一件普通人眼中習以為常的事，經他七扭八拐地一說 ，就顯得荒誕和不公平了；一個人人痛恨，力爭鏟除而多年未果的社會現象，由他輕筆點撥 幾句便將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來，並同時用幽默的語調提醒人們舉一反三，省察自己。許 多閑散的生活瑣事，他有本事娓娓道出來平日整不出的趣味；即便重大的事件，他亦能悠然 雍容地撥開雲霧，恢複其本來麵目，讓人頓開茅塞。
西瀅先生眼光銳敏，文筆犀利，就連他的太太、著名女作家淩叔華在作品發表以前，都 不敢先拿給他看，惟恐聽了批評再沒有寫下去的勇氣。但這種獨具鋒芒的書生意氣，終不過 是文人的“閑話”而已，它真能將生活中的種種矛盾化解開來嗎？不過，這也正是文人的可 貴，就是從不掩飾這個世界的醜陋。
世上愛人生者有兩種，一種人看不到人生的險惡與多舛，或故意對其視而不見，隻是一 味地讚美生命。還有一種人恰恰因為人生有惡，才更熱愛生命，讚美人性的高尚。西瀅先生 的文章無疑是給後者看的。他們不會因其嚴厲的文字而消融掉對人生的愛，相反，他們會隨 著那酣暢淋漓、睿智幽默而又暗藏機鋒的文字，在痛罵醜陋之後更加真愛真理。
也讓我們今天的讀者，對西瀅先生以“拿文章做目的”的才氣和勇氣寫出的“閑話”更 加珍視。他的書實在是非常好看！
(原載《北京青年報》2000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