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紀，馳騁歐亞大陸的穆斯林領袖薩拉丁進入中東名城大馬士革，他對前來求和的教皇使者表達了他對國家關係的看法：“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並非由外交、禮儀、文書，以及常年奔馳在驛道上的使臣構成。國與國之間其實是一種簡潔而直白的關係，即進攻和回避，順從和抵抗。”人與人之間的對抗和較量同樣無處不在，薩拉丁的理論依然能概括人群當中的複雜關係。在人生叢林的對抗和角逐當中，我們都可能麵臨著這樣的選擇：被迫屈服或者堅持抵抗。一些性格強硬、棱角分明的人往往不願意作出點滴讓步，即使付出巨大的犧牲也要堅持抵抗的姿態。雖然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得到了某些安慰，但是事實上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慘痛的。因此，民國奇人李宗吾更推崇一種收放自如的方法——在對方強大的、咄咄逼人的壓力麵前，暫時放棄強硬的立場，以柔和而退讓的姿態化解對方的壓力，尋找或者等待另外一些機會，這是“厚黑”的至高境界。勾踐可以向夫差稱臣，中原政權能向異族低頭，能屈能伸的姿態並非失去了對抗和角力的意誌，而是一種陰沉而有力的智慧。李義府以他洞穿世事的眼光總結道，暫時的屈服和讓步並不是羞恥的事情：“屈人者亦人屈也，屈弗恥矣。”屈服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進攻和抵抗。
人生如戰場，無論是對於普通人還是管理者，堅硬銳利、毫不妥協不是一種穩妥的姿態，固執而執著也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能屈能伸，有柔有剛，能夠抗爭時盡力出擊，無法取勝時暫且回避，以柔韌的形態來對抗強大的壓力，才足以立於不敗之地。
三國曆史上，劉備以臉皮厚聞名，曹操以心腸狠毒著稱，孫權雖然厚不如劉備，黑不如曹操，但也有一套遊刃有餘的生存技巧，而且非常圓滑自如，是劉備和曹操所不具備的。在三國曆史中，劉備雖然力量單薄，但是並不怯戰，他從不在對抗和角逐中示弱，即使在長阪坡階段，依然堅韌不屈，血戰到底。甚至諸葛亮渡過長江去向孫權尋求聯盟時，語氣和姿態上也非常倨傲，毫不氣餒。曹操集團因為實力雄厚，在戰爭當中往往占盡上風，因此形成了自負而傲慢的品質，盡管戰事非常不利，也不會示弱或者回避。與劉備、曹操相對，孫權集團很少在困厄的戰爭當中苦苦堅持，一旦發現情況對己方不利，則迅速撤走，絕不做無意義的糾纏。就實力而言，孫權的兵力不如曹操勢力，將領素質則遠不如劉備集團，在三國時代連綿不斷的殘酷戰爭中，這種或者進攻或者回避的柔軟姿態卻使孫權在劉備、曹操兩大勢力的夾縫當中生存下來。
東漢建安二十（公元215年），曹操進軍西南，與張魯軍在漢中一帶相持。孫權乘機進攻曹操的重要城市合肥。史載，孫權“集十萬兵，北至陸口，旌旗蔽天”，出征合肥。江南在三國時代經濟並不發達，人口稀少，集結十萬人的軍隊並不容易，大軍聚集證明了曆來謹慎的孫權誌在必得的決心。另一方麵，合肥的防守確實非常薄弱，曹操留守合肥的軍隊僅有七千，雖然由名將張遼擔任合肥的主將，但是以七千人對抗十萬人顯然捉襟見肘。因此，孫權以必勝的姿態來到合肥城下，史載，孫權“集眾將，指點於城下”，顯得胸有成竹、從容不迫，合肥仿佛已經收在囊中。
雖然作了充分的準備，合肥之戰依然進行得很不順利。這不僅歸功於守將張遼的正確指揮，也不能不提遠在西南的曹操的事先謀劃。為了保證合肥防衛，進軍漢中之前，曹操特意派護軍薛悌送函到合肥，對合肥防務作了詳盡的要求和指點。信函中明確要求，一旦孫權兵到，務必在敵人集結前迎擊他們，擊潰對方的氣勢，然後全力守城，則合肥萬無一失。守將張遼等人嚴格按照信函命令執行，於是在孫權軍剛剛到達的前夜，張遼、李典等募集勇士，得到精銳八百人。天色剛剛破曉，張遼等人便率軍殺出。孫權軍猝不及防，陣營當即被衝散。戰鬥當中，孫權麾下將領陳武陣亡，宋謙、徐盛等潰敗。張遼親自衝殺，一直衝到孫權跟前。史書記載，驚慌當中，孫權親自持矛，準備在危急時候自衛。又見張遼兵少，便指揮士兵將其團團圍住。張遼奮勇衝殺，率十餘騎兵奪路而走。包圍圈中有幾名士兵衝不出來，張遼又奮力殺回，把這些人救走。孫權以及麾下眾將眼睜睜看著張遼殺進殺出，卻沒有人敢去攔阻。戰鬥從淩晨持續到下午，孫權軍四散潰敗，士氣盡失。張遼在取勝之後便攏城不戰，獲得一場勝利的曹操軍士氣高昂。
擁有十萬大軍的孫權並不甘心放棄合肥，指揮軍隊日夜攻打，連續作戰十多天，合肥城依然屹立不動。這時時值盛夏，瘟疫流行，孫權麾下將士疲憊不堪，不少人因傷生病，怨憤和牢騷響徹軍營。這時曹操已經從漢中回師，準備和孫權在合肥附近決戰。好戰的吳國將領如甘寧、蔣欽等都希望奮戰一場，以說得過去的戰果來結束這場戰役。但是經過認真考慮，孫權否定了他們的要求，趕在曹操的漢中援軍到來之前下了撤退的命令。於是孫權軍在合肥之戰當中毫無建樹，以傷痛和失敗而收場。縱觀這次合肥之戰，孫權集結十萬軍隊，傾全國之力而攻不克合肥，最後以回避決戰、撤軍收場，在一個崇尚武力的好戰年代是很難理解的。尤其是以君主的尊嚴放棄決戰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厚黑的技巧。因此，雖然孫權在指揮、作戰，以及行營布陣方麵不如劉備、曹操，但是他善於回避鋒芒，關鍵時候能夠舍棄，這使他能夠適當保留實力，最終成為三國鼎立的一部分。曹操對這種圓滑的姿態也不得不欽佩，一再地讚歎道：“生子當如孫仲謀。”曹操對孫權的謀略和智慧表示肯定。不僅在戰術上收放自如，在戰略策劃上孫權也能屈能伸，有進攻的機會則銳利無比，處於劣勢則迅速收斂鋒芒。建安二十五年，乘劉備全力經營四川，無力顧及大後方時，孫權得到了向劉備後方展開進攻的機會。三國時期，劉備集團的外交政策非常清晰，認識到隻憑自己的實力無法抗衡曹操，因此製定了“聯孫抗曹”的基本外交思路，在劉備、劉禪延續七十年的蜀漢時代，這一政策始終沒有發生變化。而同樣無法獨立抗拒曹操的孫權卻非常搖擺，他在曹操進攻時則和劉備聯盟，而防備劉備時則尋求曹操的幫助，這充分顯露了孫權集團在外交上的柔韌圓滑。在利益的背景下，回避以自身勢力與對方的單獨決戰，是這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於是，乘劉備的精銳主力悉數都在四川，而守將關羽又在和曹操作戰，荊州防衛非常空虛時，孫權露出了隱藏已久的銳利鋒芒，突然襲擊荊州，並且在關羽回軍途中擒殺關羽，從此獲得了對荊州土地的控製權。這種乘隙出擊的方式非常淩厲，劉備方麵毫無準備，從此蜀國失去了荊州大片土地，國力遠遠弱於魏國和吳國。
剛剛平定四川的劉備力圖奪回荊州，麵對川軍的巨大壓力時，孫權又果斷回避。史載，為重奪荊州，同時為替關羽報仇，劉備集全國之兵，又得到武陵蠻少數民族的支持，蜀軍順江東下，綿延數十裏，試圖一舉攻克江東。危急時刻，隻憑自己的力量顯然無法取勝，孫權又表現出他能屈能伸的柔韌一麵，果斷放棄抗拒曹操的原則和尊嚴，向曹操上表稱臣。表中聲稱：“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群下納土歸降矣。”語言誠懇而謙卑，當年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對立姿態完全被屈服和順從所代替。史載，攜帶文書的使臣出發時，徐盛等將領號啕痛哭，以屈服於曹操為恥，孫權則默然不語，這種心理承受力，實在是劉備、曹操所不具備的。接到勸進表的曹操欣然同意了孫權求和的要求，但是曹操對這種能屈能伸的策略看得非常清晰，深知孫權並非真的屈服，表麵的軟弱和順從當中掩藏著試探和挑釁，於是曹操把孫權勸進的文章遍示群臣，向大家說道：“這不是勸我當皇帝，這是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啊。”而之後的形勢發展證明了曹操的判斷，取得抵抗蜀國的戰爭勝利之後，同時受到削弱的吳、蜀兩國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態，即依靠單獨的力量無法與北方曹魏的龐大勢力相對抗。於是孫權又開始了重新建立孫劉聯盟的努力，與曹操的對立關係再次形成，而上表勸進的誠懇與屈服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能屈能伸的厚黑素質，使並不十分出色的吳國勢力在三國時代的激**風雲中保持了自己的一席地位。
能屈能伸，既是一種進攻策略，也是一種保存自己的方法。恃強、任性、衝動、不肯屈服的姿態隻會使自己受到更大的損害，而適當退縮，刻意回避，則能得到保存實力的良好機會。這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以及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角逐與對抗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明朝末年，經過萬曆之荒怠、天啟之動**，一度強大而富庶的明王朝終於走上了窮途末路。東部有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侵擾，川陝則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兩者比較，西北地區的動**要遠遠大於遼東地區女真的滋擾。明末閣臣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遼東，肩背也；關中，天下腹心也。”他極力主張明王朝集中力量應對陝西以及川北的流民起義。於是明王朝集中全國的力量，對川隴一帶的起義軍進行血腥圍剿。與官軍的殘酷戰鬥中，王嘉胤、羅汝才、馬守應等義軍紛紛被撲滅，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兩支軍隊卻屢敗屢起，在官軍的剿滅和圍攻當中越來越壯大。專事圍剿事務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在奏折中稱：“流寇非常狡猾，追逼得他們很緊他們就隱藏起來，寧肯流竄也不肯作戰；圍攻得比較緩慢他們卻又出來對決，擺出決一死戰的架勢。一旦情況危急，這些人當中的首領便表示願意接受招安，並且向朝廷請求官職。因此這些流寇屢剿屢起，反反複複，不能盡滅。”與官軍周旋的李自成、張獻忠出身草莽，作戰沒有規律可循，對於起義的態度也缺乏原則。一旦官軍逼得很緊，無力支撐時，李自成、張獻忠便向深山流竄，堅決不和官軍交鋒；一旦得到重整旗鼓的機會，他們又不顧一切出來作戰。在非常窘迫的狀態下，李自成、張獻忠都接受過朝廷招安，得到重新起事的機會又再次揭竿而起，其中以張獻忠穀城投降的經曆最為著名。
張獻忠，延安衛柳樹澗人氏。年輕時曾在邊境當兵，犯了軍法，因為相貌出奇，被領兵將領陳洪範救下並趕出軍營，從此流落江湖。《明史》記載，張為人陰沉而狡黠，既有殘暴的一麵，也有心機過人的地方。崇禎三年，陝西大旱，民不聊生，於是王嘉胤等率眾起義，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都在他麾下，張獻忠號稱“八大王”，攻城略地，成為起義軍中的骨幹人物。崇禎八年，川、陝、河南一帶的起義軍在滎陽大會，約定分頭抵擋官軍，於是張獻忠率軍向東，進攻河南、淮北。這是張獻忠軍事生涯的真正開始，他從此有了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軍隊，得以獨當一麵。但是初涉軍事的張獻忠的征途非常艱難，與官軍作戰屢戰屢敗。在與明朝總兵左良玉作戰時，張獻忠大敗，損失了大部分兵馬。見不是左良玉的對手，張獻忠逃進湖北一帶山中，再也不肯出來。足足藏了一年，擅長軍事的總督盧象升離開湖廣，新來的總督不懂軍事。張獻忠便又在河南起事，與其他各路義軍聯合進攻湖北重鎮襄陽。官軍四麵合圍，張獻忠又被打得大敗，左良玉的騎兵甚至追上他在他的額頭劃了一刀，張獻忠死命掙紮才得以逃脫。經過這次慘敗，張獻忠完全失去了作戰的勢力，手下人員幾乎傷亡殆盡，自己也身受重傷。於是張獻忠又一次流竄深山保存實力。官軍窮追不舍，開始搜山。張獻忠非常恐懼，東躲西藏，盡量避免與官軍遭遇。困窘當中，卻得知當年曾經救過他的陳範洪在總督熊文燦麾下做總兵，於是派人攜帶重金，秘密潛入陳範洪府邸，表示願意投降朝廷，不再為寇。陳洪範非常高興，立刻幫張獻忠聯絡熊文燦。熊文燦以主撫聞名，張獻忠願意投降，自然求之不得。於是張獻忠終於走出深山，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明史》記載，張獻忠投降以後，率領手下將士盤踞在穀城，經常向熊文燦索要軍餉，熊文燦隻得滿足。不久，恢複元氣的張獻忠在穀城訓練士卒，打造兵器，再次謀反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乘明軍主力遠離穀城，張獻忠再次揭竿而起，豎起反明大旗。《明史》載，得到休養生息的張獻忠攻城略地，勢不可當，逐漸成為明末最大的軍事勢力。穀城投降成了他一生事業的轉折點。
在人生的戰役與角力當中，沒有人願意麵對屈服和失敗，而必要的屈服卻並非無法承受的失敗和恥辱，能屈能伸，收放自如，伸張與退縮相輔相成，這是一種人生的涵養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