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流放突如其來，正當我們的同胞設法適應時，鼠疫卻給城門上了崗哨，迫使駛向奧蘭的船隻中途改變航向。自從封城以來，沒有一輛車駛入城裏。而且從那天起，在大家的印象裏，汽車都開始兜圈子。站在地勢高的林蔭大道上眺望，也覺得港口呈現一種奇特的景象。往常那麽繁忙，成為沿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猛然間蕭索冷清了。接受隔離檢疫的幾艘輪船還停泊在那裏，但是碼頭上的大吊車已經閑置，翻鬥車都側翻在輕便軌道上，酒桶和麻袋零散地堆著，無處不表明貿易也因鼠疫而癱瘓。
這些非同尋常的景象即使呈現在麵前，我們的同胞似乎也很難理解災難臨頭了。固然有分離和恐懼這樣共通的感覺，但是，大家還是繼續把個人的憂慮放在首位。大多數人對打破自己的習慣，或者損害自己的利益的事尤為敏感。他們對此會生氣，甚至惱火，可是，這種情緒對抗不了鼠疫。譬如說，他們頭一個反應就是譴責當局。報紙刊登了這類批評（“難道不能考慮放寬一點所采取的措施嗎？”），省長的答複相當出人意料。此前，無論報社還是朗斯多克情報所，哪家也沒有收到過官方關於疾病的統計數據。現在，省長每天都向情報所提供統計數據，由該所每周發布一次。
即使如此，也沒有立即引起公眾的反應。鼠疫流行第三周，公布死亡人數為三百零二人，確也沒有讓人產生什麽聯想。一方麵，也許這些人並不全死於鼠疫；另一方麵，城裏居民誰也不了解平常每周的死亡人數。全城有二十萬居民。大家都不清楚這種死亡率是否正常。這種精確的數字，從來也沒有人關心，盡管數字所表明的意義非常明顯。也可以說，公眾缺乏的是比較的基點。隻有時間一長，目睹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公眾輿論才能認識事實。果然，第五周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數字增長頗有說服力，但是增長的幅度還不夠大，我們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緒當中，仍保持原來的印象，覺得這無疑是個嚴重事件，但也隻是暫時現象。
正因為如此，他們照常遛大街，在露天座上泡咖啡館。總體說來，他們並不是膽小鬼，在談話中，哀歎的時候少，開玩笑的時候多，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開朗地接受顯然是暫時的不便。總算保住了體麵。然而，到了月底，差不多就在那個祈禱周（下文還要談及），我們城市的麵貌則發生了更為重大的變化。首先，車輛交通和食品供應，省長采取了限製措施。食品供應限量，汽油實行配給製，甚至還要求全市節約用電。隻有生活必需品，才由陸路和空運運達奧蘭。這樣，行駛的車輛眼見日益減少，直到可以忽略不計了。豪華商店隨時都會關門歇業，而其他商店的櫥窗裏，也掛出了無貨的告示，但是顧客照樣在門前排著長隊。
就這樣，奧蘭城換上一副奇特的麵貌。步行的人數激增，即使在低穀時間，也有許多人因商店休業或因辦事處關門，而無事可幹，都擁上大街，擠進咖啡館。眼下，他們還沒有失業，而是休假。譬如說，將近下午三點鍾，奧蘭天清氣朗，給人一種歡慶節日的假象：全城車輛暫停通行，商店關門，以便保證群眾的遊行隊伍暢行無阻，居民擁上街頭參加狂歡。
電影院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全民放假的好時機，生意十分紅火。隻可惜，影片在全省停止周轉。兩周之後，各家影院隻好交換影片放映。再過一段時間，電影院最終就反複放映同一部影片了。可是門票收入並未減少。
最後再說咖啡館，多虧這是一座酒業貿易居首位的城市，擁有大批庫存貨物，咖啡館可以敞開供應顧客。老實說，大家的酒量大增。一家咖啡館貼出這樣的廣告：“葡萄美酒能滅菌。”烈性酒能預防傳染病的這種思想，大家已經覺得很自然了，公眾輿論現在就更加堅信不疑了。每天深夜兩點鍾，大批大批的醉鬼從咖啡館裏被清出來，滿街全是，他們在街頭傳播樂觀的言論。
不過，所有這些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都異乎尋常，而且形成得那麽迅疾，不容易讓人視為正常和持久的現象。結果我們還一如既往，將個人的情感置於首位。
關閉城門兩天之後，裏厄正從醫院出來，不期遇見科塔爾。科塔爾揚臉迎上去，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氣。裏厄祝賀他好氣色。
“是啊，身體完全好了，”矮個兒男人說道，“請您告訴我，大夫，這該死的鼠疫，嗯！這還真開始成氣候了。”
大夫承認是這樣，對方頗為慶幸地說道：“這場鼠疫沒什麽理由現在就停止。看來全都得亂套了。”
他們倆一道走了一會兒。科塔爾講述他那街區有家大食品雜貨店，囤積了大量食品，準備賣高價，來人接這個老板要送醫院時，發現他的床下堆滿了罐頭食品。“他死在醫院裏了。鼠疫嘛，可不會付錢。”科塔爾滿腦子故事，有真的也有假的，無不涉及鼠疫。例如，據說有一天早晨，在市中心，一個男人顯出了感染鼠疫的症狀，他犯了病，胡言亂語，一頭闖到街上，碰見一個女人便一把摟住，叫嚷說他患上了鼠疫。
“好哇，”科塔爾指出，他那親熱的語調同他講的事實很不協調，“可以肯定，我們全都得發瘋啦！”
當天下午，約瑟夫·格朗也同樣，最終向裏厄大夫講了心裏話。他看到擺在寫字台上的裏厄太太的照片，又瞧了瞧大夫。裏厄回答說，他妻子去了外地治病。“從一定意義上講，”格朗說道，“這也是一種運氣。”大夫回應說，這當然是一種運氣，但願他妻子能夠康複。
“唔！”格朗說道，“我理解。”
自從裏厄認識他以來，這是頭一次聽到他侃侃而談。他盡管仍然考慮用詞，但幾乎總能找到合適的詞語，說出來的話好像他早已深思熟慮。
他年紀輕輕，就同一個窮苦鄰家的姑娘結了婚。他為了結婚，甚至輟了學，找了一份工作。無論雅娜還是格朗，都從未走出他們的街區。他到家裏去看她，雅娜的父母有點笑話這個沉默寡言而又笨拙的求婚者。雅娜父親是鐵路工人，他休息的時候，總是坐在窗口的一個角落，兩隻大手掌平放在大腿上，若有所思地觀望街上的人來車往。母親總在忙家務活，雅娜當幫手。雅娜身形那麽瘦小，格朗看見她穿行馬路時，心裏總是惴惴不安。來往車輛在他看來都大得要命。有一天，在一家聖誕節禮品店前，雅娜望著櫥窗豔羨不已，身子往後朝他一仰，說道：“真好看呀！”格朗握住她的手腕。他們倆就這樣定了終身。
這個故事後來的情況，據格朗說就很簡單了。跟所有人一樣：二人結了婚，還有點相愛。格朗有了工作，工作特別忙，也就把愛情置於腦後。雅娜也得幹活，因為辦公室主任並沒有履行諾言。講到這裏，必須有點想象力，才能明白格朗所講的意思。工作一累，他回家就隨隨便便了，越來越沉默寡言，沒有支持他年輕的妻子維係他還愛她的念頭。一個工作忙碌的男人，家境貧苦，前程逐漸渺茫，坐在晚飯桌邊一句話沒有，在這樣一個小天地裏，就沒有**欲火的位置。也許，雅娜內心已經苦不堪言，然而，她還是留下來：人有時會長期忍受痛苦而不覺得。一年一年這樣過去。後來，她走了，當然不是獨自一人走的。“當初我很愛你，但是現在我累了……我也不是高高興興離開的，但是，不見得非需要幸福才重新開始。”雅娜給他寫了信，內容大致如此。隨後，就輪到約瑟夫·格朗痛苦了。他也本可以重新開始的
——裏厄就向他指出了這一點。可是沒辦法，他就是不自信。
不過，格朗還一直思念雅娜。他很想做的事，就是給雅娜寫一封信，為自己辯解。“然而，下筆很難，”他說道，“我想了很久了。隻要還相愛，我們不說話相互也理解。可是，人並不總相愛。到了一定時候，我本應該想出適當的話語留住她，可惜沒有做到。”格朗用方格子手帕擤了擤鼻涕，接著又擦了擦胡須。裏厄一直注視他。
“請原諒，大夫，”這位老兄說道，“可是，怎麽講呢？……我信得過您，和您在一起，我還能說一說。不過一說話，我就愛激動。”
顯而易見，格朗的神思，從這鬧鼠疫之地飛出去十萬八千裏。傍晚，裏厄給妻子發了一份電報，說全城封閉，他身體很好，她應該繼續療養，他想念她。封城三周後，裏厄剛走出醫院就見到一個等候他的年輕人。“想必您還能認出我來。”裏厄看他似曾相識，但還有些遲疑。“在這些事件爆發之前，”對方又說道，“我來拜訪過，向您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條件。我名叫雷蒙·朗貝爾。”“唔！對呀，”裏厄說道，“怎麽樣，現在您可有報道的好題材了。”對方的情緒卻有點煩躁。他說不是為這事來的，這次是想請裏厄大夫幫個忙。“實在抱歉，”他補充道，“我來到這座城市，一個人也不認識，而我們報社在這裏的通訊員，可惜又是個笨蛋。”裏厄提議一道去市中心一家診所一趟，他有些事情要交代。他們下行穿過黑人街區的小街。將近黃昏時分，從前這個時辰，市裏那麽喧鬧，現在卻冷清得出奇。軍號數聲，衝上還布滿金色霞光的天空，無非表明軍人還有模有樣在盡職。街道陡峭，兩側排列著摩爾式房舍的藍色、赭石色和紫色的牆壁，工人沿坡而下，朗貝爾說話過程中，情緒很激動。他的妻子留在巴黎，老實說，還算不上他妻子，但也是一碼事兒。剛一封城，他就給妻子發去了電報。起初他以為，這不過是一個突發事件，隻是設法跟她聯係。他在奧蘭的同行們都告訴他，他們誰都無能為力。郵局一句話就把他打發走，省政府的一名女秘書還對他嗤之以鼻。他排隊足足等了兩小時，才得以發一份電報，僅僅寫上：“一切都好，不久見。”
然而，今天早晨一起床，他突然萌生這個念頭：說到底，他終究不知道這情況會延續多久，於是決定離開。由於他是被推薦來的（幹他這行的有種種便利），因此，他夠得上省政府辦公室主任，對主任說他和奧蘭沒有關係，他留在這兒也不是個事兒，他來到此地也純屬偶然，理應準許他離開，哪怕一旦出去，要他接受隔離檢疫。主任對他說完全理解，但是誰也不能破例，還得等著瞧，但是總體來說，形勢很嚴峻，現在什麽也決定不了。
“可是，不管怎麽著，”朗貝爾爭辯道，“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鄉人啊。”
“當然了，不過，說來說去，我們還得盼望瘟疫不要久拖下去。”
最後，主任還試圖勸慰朗貝爾，讓他也要注意到，他在奧蘭能發現一篇有趣報道的題材，如果全麵考慮，任何變故都有好的一麵。說到這裏，朗貝爾聳了聳肩膀。這時，他們走到了市中心。
“這實在愚蠢，大夫，您能理解。我不是為了寫報道才生在世上的。我生在這世上，也許是為了和一個女人一起生活。難道這不合情合理嗎？”
裏厄則說，不管怎樣，這聽起來倒合乎情理。
在市中心的林蔭大道上，已不見往常那樣熙熙攘攘的人群。隻有寥寥幾個行人，匆匆忙忙走向遠處的住所。誰的臉上也沒有一絲笑容。裏厄心想，這是當天朗斯多克情報所發布通告的結果。過一天一夜，我們的同胞就能重新燃起希望。可是當天，這些數字在頭腦裏還是太清晰了。
“這是因為，”朗貝爾又突兀地說道，“她和我相識不久，而我們又情投意合。”
裏厄沒有接話。
“看來我打擾您了，”朗貝爾又說道，“我隻是想問問您，能否給我開一份證明，確診我沒有感染上這種可惡的病症。我認為這也許能幫上我的忙。”
裏厄點了點頭，他接住跌向他兩腿間的一個小男孩，輕輕扶他站穩。二人接著往前走，到了閱兵場。一圈兒榕樹和棕櫚樹，垂下的樹枝紋絲不動，掛滿了灰塵，一片暗灰色；圍在中央的一尊共和國雕像，也灰頭土臉，髒兮兮的。二人在雕像下站住。裏厄一隻接著一隻跺著腳，要震掉蒙在鞋麵上的一層白灰。他瞧了瞧朗貝爾，隻見記者戴的氈帽略微滑向腦後，紮著領帶的襯衣扣子都解開了，臉上的胡子沒有刮幹淨，一副執拗而賭氣的神情。
“您要相信，您的心情我理解，”裏厄最後說道，“不過，您講的理由沒有什麽說服力。我不能給您開這份證明，因為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您是否感染上這種病症，還因為，即使您還沒有感染上，我也無法證明您出了我的診所，直到您走進省政府這段時間，就不會受到感染。況且，即使……”
“況且，即使？”朗貝爾問道。
“況且，即使我給您開了這份證明，您也未必用得上。”
“為什麽？”
“就因為在這座城市裏，像您這種情況的有數千人，然而，不可能都放他們出城。”“如果他們本身沒有感染上鼠疫呢？”“這種理由不充分。我知道，這場變故很荒謬，但是涉及我們所有人。那就得既來之，則安之。”“可我又不是這兒的人！”“唉，從現在開始，您同大家一樣，就是這裏的人了。”對方不免惱火了——“這是個人道問題，我敢向您發誓。也許您還體會不了，兩個情投意合的人就這樣分離意味著什麽。”
裏厄沒有立即應聲。繼而，他說自認為體會到了。他竭盡全力渴望朗貝爾同他的妻子團圓，渴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相聚，但是，還有政令和法律，還有鼠疫，他的職責所在。要做他應做的事情。
“不對，”朗貝爾痛楚地說道，“您理解不了。您滿口大道理，是在抽象概念中打圈子。”
大夫抬起雙眼，望著共和國雕像，說他並不知道自己講的是不是大道理，但他講的是明顯的事實，這兩者不見得非是一碼事兒。記者正了正他的領帶。
“這麽說，我就得另做打算了吧？瞧著吧，”他帶著一種挑戰的口吻又說道，“我一定得離開這座城市。”大夫說他仍能理解，但是這就與他無關了。“噯！這事同您有關係，”朗貝爾突然嚷起來，“我來找您，就因為在這些決策中，您起了很大作用。於是我就想到，您促成的決定，至少您可以破一次例吧。可是您什麽也聽不進去。您不考慮任何人。您根本就不管分離的人。”
裏厄承認，在一定意義上，的確如此，當時他不願意考慮這些。“唔！我明白了，”朗貝爾說道，“您要說公共服務了。然而，公共利益是由個人幸福構成的。”
“好了，”大夫仿佛思想溜了號，回過神來說道，“見仁見智，不必判斷孰是孰非。真的，您不該發火。假如您能擺脫這種困境，我會由衷地感到高興。隻是有些事情，職責不允許我去做。”
對方不耐煩地點了點頭。
“是啊，我不該發火。我這樣也耽誤了您好多時間。”
裏厄請他不要記恨，今後會把活動的情況告訴他。肯定在某一方麵，他們能夠走到一起。突然間，朗貝爾顯得困惑了。
“這一點我相信，”他沉吟一下，又說道，“我相信都是不由自主的，也不管您對我說的這些話。”
他遲疑了一下：
“不過，我不能讚同您的做法。”
他往前額拉了拉氈帽，快步走開了。裏厄看著他走進讓·塔魯所住的旅館。
望了一會兒，大夫搖了搖頭。這個記者這麽急切地追求幸福，自有他的道理。然而，朗貝爾指責他，有他的道理嗎？“您生活在抽象概念中。”在他的醫院裏，鼠疫的“胃口”倍增，平均每周要奪走五百人的生命，而他在醫院裏度過的這些日子，難道真是抽象概念嗎？固然，在災難中，確實有抽象和不現實的成分。可是，當抽象概念開始要你命的時候，勢必就得認真對付這種抽象概念了。而裏厄僅僅知道，這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譬如說，他所負責的這所附屬醫院（這種醫院已有三所），領導起來就不容易。診室對麵的一間屋子，已改成了患者接收室。室內挖了一個盛滿消毒水的池子，池子正中用磚砌起來一座小平台。患者先被抬到平台上，全身迅速脫光，衣服全投進池子裏。患者全身洗淨擦幹，換上醫院的粗布襯衫，再送到裏厄的診室治療，然後才住進病房。一所學校的防雨操場也不得不利用起來，總共能容納五百張病床，現在幾乎全住滿了。每天上午，裏厄親自主持接納病人入院，給病人接種疫苗，切除腹股溝淋巴結腫塊，再核實一遍入院病人的統計數字，下午再回來診治患者。直到晚上，他才能出診，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了。昨天夜裏，母親將兒媳的電報交給裏厄時，她發現做大夫的兒子雙手發抖。
“是的，”裏厄說道，“不過，堅持下去，我就不會這麽緊張了。”
裏厄身體健壯，能吃苦耐勞。其實，他還沒有感到疲倦。不過，有些頭痛的事，例如出診，就變得讓他難以忍受了。確診疫病發燒，就意味著必須盡快移走病人。於是，確實就開始了抽象的難題，因為患者家屬知道，隻有等痊愈或者死掉，才能再見麵了。“行行好吧，大夫！”洛雷太太央求道。她就是塔魯下榻的那家旅館清掃女工的母親。這話是什麽意思？他當然有憐憫之心。可是，這樣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必須打電話。很快就傳來救護車的鈴聲。起初，鄰居們還打開窗戶瞧一瞧。後來，他們就急急忙忙關上窗戶了。於是，就開始了抗爭，哭天抹淚，勸說，總之進入抽象環節。這些人家因高燒和焦慮而成為火藥庫，上演了一幕幕瘋狂的場麵。最終病人還是被拉走。裏厄這才可以離去。
最初幾次，裏厄隻是打電話通知，不等救護車開到，就奔向別的病人家。可是大夫一走，家人就關上房門，他們寧肯同鼠疫相廝守，也不願和患病的親人分離，現在已經知道分離的結果是什麽了。喊叫，勒令，警察介入，接著動用武力，破門擄走病人。在頭幾周裏，裏厄隻好留下來，一直等到救護車開到。後來，每位醫生出診時，就由一名誌願督察陪同，裏厄就得以從一個患者家庭趕到另一個患者家庭。但是，最初那段時間，每天晚上都像今天晚上這樣，他走進洛雷太太的家門，隻見小套間裝飾著扇子和假花。患者的母親接待他，強顏一笑對他說道：
“但願不是大家談論的那種高燒。”
裏厄掀起被子和襯衫，默默觀察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紅斑。那是腫大的淋巴結。母親看著**的情景，不由得驚叫起來。天天晚上如此，母親麵對子女腹部呈現的所有致命的症狀，無不失魂落魄，大聲呼號；天天晚上如此，多少手臂揪住裏厄的胳臂，徒費多少唇舌，接連許諾，接連哭泣；天天晚上如此，救護車的叮當鈴聲引起歇斯底裏的發作，而這種發作跟所有痛苦一樣，全都於事無補。天天晚上總這樣千篇一律，經過這段長時間的出診之後，裏厄也不抱任何期望了，隻能麵對長長的一連串無休無止地更新的相同場景。不錯，鼠疫，作為抽象概念，實在單調得很。發生變化的也許隻有一件事物，那就是裏厄本身。那天傍晚，在共和國雕像腳下，裏厄就有了這種感覺，他一直望著朗貝爾走進去的旅館的正門，心裏僅僅意識到艱難的冷漠開始充塞他的頭腦。
在這過勞的幾周之後，在這全城人擁上街頭兜圈子的所有暮晚之後，裏厄方始憬悟，他無須再抵禦憐憫之心了。當憐憫成為無用之物時，大家就都鄙棄了。大夫在這些疲憊不堪的日子裏，在這顆慢慢封閉的心靈的感受中，找到了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自己的任務會因此而輕鬆些。這就是為什麽他很欣慰。母親等到淩晨兩點鍾才見他回家，裏厄用茫然的目光注視著她，她心裏不禁難過，而她歎息的，恰恰是裏厄當時可能收到的唯一寬慰。要同抽象概念做鬥爭，就必須有幾分樣子。
但是，這怎麽可能觸動朗貝爾呢？對朗貝爾而言，抽象概念就是一切與他的幸福相對立的東西。裏厄也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位記者並沒有錯。但是他同樣知道，抽象概念有時比幸福更為強勢，在這種時候，也僅僅在這種時候，就一定得予以重視。這正是要在朗貝爾身上所發生的情況，後來朗貝爾也向他交了心，他才得以了解詳情。裏厄就是這樣，在一個新的層麵上，關注著每個人的幸福與鼠疫的抽象概念之間沉悶的鬥爭，而正是這種鬥爭，在這個漫長的時期，構成了我們城市的全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