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思想武器最鋒利
經過長期“摸索”，反共起家的徐恩曾反共的韜略還是越來越“高明”
了，他因此一次次得到陳氏兄弟和老蔣的嘉獎。這裏對他的反共伎倆做一簡單介紹。
特務頭子徐恩曾最初對付“共產黨”的手段是一味地逮捕、關押、屠殺，推行過程中他發現這種高壓政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於是便與嘍羅們一起研究出一套比較係統的勸降、誘叛、“自首”的感化政策。他非常注重通過特工訓練班的方式，堅決地將這套“方針政策”貫徹到大批中、下層特務中去，形成一個“以組織對組織”的堅實基礎，從而達到“擴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組織”的目的。
在一次“智囊團”會議上，他對手下這撥“共產黨問題專家”說：“咱們在實行自首政策的過程中，要提倡軟著陸，也就是說一旦在基層發現了一名中共嫌疑對象後，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為說服教育的對象，派出咱們的人給他作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把他們徹底挽救過來，能拉一條魚過來，可比一刀殺之要高明得多……我建議在兄弟們中間開展說服共黨分子的競賽活動，誰說服的人多，就獎勵誰，就提拔誰。”很明顯，那些擔任勸降、說服任務的特務，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論，而且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等理論，也要有相當了解。徐恩曾為此不遺餘力地舉辦特工訓練班，大力推進小組學習生活，以提高特務們的反共水平。
不過徐恩曾的這一手對我黨廣大幹部尤其中上層幹部往往就變得綿軟無力了。主要原因是共產黨區以上的幹部參加黨組織的時間比較長，理論文化水平較高，政治意誌也比較堅定。徐恩曾他們三腳貓似的小伎倆自然就失去了威力。對此，徐恩曾還是那一套手段，那就是“殺、殺、殺”。
一段時期後，徐恩曾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一次他多喝了幾杯法國葡萄酒，開車（他喜歡自己開車，而且車技還挺高） 來到主子陳氏兄弟的官邸，興衝衝地匯報工作，大談自己的反共心得：“對付共產黨，我的經驗是不可操之過急，不急於破壞，為的是最終能夠擴大破壞麵———有時候非不取也，時機不成熟也。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中共組織一鍋端……”
對於那些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工總部則主要將其送往“反省院”。
按國民黨的統治體製，反省院隸屬於司法院，受當地高等法院的管製。
剛成立的時候，因司法人員的反共“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滿意。他覺得反省院應交給反共權威特工總部來直接控製。於是他打出反共招牌，請求上級讓黨務調查科插手反省院。他的請求還真得到了視共產黨為眼中釘的國民黨上級組織的批準。這麽說吧，從1932 年開始，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歸屬高等法院，而實際上已經改由徐恩曾的特工總部領導。徐恩曾還專門在南京丁家橋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內設立了一個科，專門主管反省院的業務，科長王劍虹、幹事萬大鉉等都是反共老手。反省院的人員也做了大換血，除少數被吸收為特工總部的特務仍繼續工作外，原來人員大都被擠走，由特務來頂替。改頭換麵一番之後，反省院的工作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院內建立了一整套進行政治欺騙的製度和辦法。
反省院所標榜的政治訓練中心有三：一以所謂的全民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二以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
對於被抓來接受“反省”的共產黨員，特務們一貫的誘騙方法是：強調以政治欺騙和汙蔑代替謾罵，倡導所謂的儒教思想，攻擊社會生義製度的普遍性原理。他們往往擺出一副客觀公允的口吻說，“共產主義是不錯，但並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現狀，若實現共產主義，不亂才怪呢！”他們還把青年人參加革命說是職業問題，用以掩蓋社會問題的實質，等等。學習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孫文主義哲學基礎》、胡漢民的《三民主義的連環性》、陳立夫的《唯生論》等。上課由訓育員負責，進行所謂的精神講話，精神講話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課程，多由反省院聘請一些反動報刊的主筆編輯，或者所謂的社會名流學者，以及國民黨黨部委員等。
反省院規定，對於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每六個月舉行一次考試。試題多為《對蘇聯的認識》、《中蘇關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比較》、《自覺覺人說》之類。考試不及格的留級，繼續“反省”半年。訓育員時常用威脅的口吻對在押的人說：“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槍斃！”意在促使在押的人盡快接受反動派的灌輸。如果被認為考試及格，就發給一張“準予自新”的證明書，釋放出去。對於這些被釋放出去的所謂“自新人”，特務們有一條規定，就是必須接受當地中統特務機關三年的管製。在此三年期間，必須參加所謂“自新人員訓練小組”，小組會每星期舉行一次，匯報各個人本周內所到過的地方、接觸的人、所做的事、所發現的問題，等等。中統還經常派人對這些人秘密監視，如果被認為有繼續進行共產黨活動的嫌疑，就隨時可以重新關押監禁；如果未經中統特務的許可而自由離開原規定的地區，定要受到嚴厲處罰；如果本人找不回來，此人的家人親屬要受到牽連，以致被關押起來，迫令其找回這個“自新人”。
徐恩曾對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除了本人親自前往視察外，還規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做工作報告。像首都反省院實際上是當時特工總部的一個單位，院長廖家楠經常參加特工總部的工作匯報。該院設有專為中統特務關押革命人士的特別監獄，並配有各種殘酷的刑具，如電刑等，以備威逼利誘之用。
一係列反共“功績”，使得徐恩曾一時“聲名鵲起”。這麽說吧，在1928年至1937 年的10 年間，中統始終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處理中共問題的權威機關，徐恩曾也被譽為國民黨內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專家”。
2援破壞中共惹民憤
1936 年，徐恩曾指示江西建立一個總的特務機構“特種工作委員會”，作為中統在江西的分支機構，協助反共。
“特工委”成立後不久，即在江西逮捕了一批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隨後徐恩曾利用這一重要線索，搗毀了中共南方工委，致使南方工委主要領導廖承誌等被捕。成功破壞中共南方工委，成了徐恩曾在戰時跟中共鬥爭的最大“成績”。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始於1940 年冬天。當時中共南昌市委被破獲，狡猾的敵人以此為契機，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陷阱。
徐恩曾授意手下，在江西組織了多次秘密大搜捕，以切斷中共江西地下黨與其上級中共南方工委的所有聯係。與此同時，江西的特務利用他們已掌握的密碼同南方工委重新取得了聯係。
江西台的特務們為了騙得南方工委的信任，故意編造了一些假情報作搪塞。南方工委的負責人對這些情報進行了分析，未找到什麽破綻。
可正在形勢對特務們非常有利時，江西的特務頭子之間為如何展開下一步工作出現了重大分歧。以中統新任贛室主任章誌仁（原主任馮琦已改任特工委主任）為一派，認為現在掌握的南方工委情報已不算少，在南方工委將信將疑之際應立即摧毀南方工委，否則夜長夢多，一旦南方工委發現事情有詐，到手的魚必會脫鉤而去。與此意見截然相左的，是以馮琦為首的“特工委”，這一派則認為現在對南方工委下手為時尚早，應該繼續深入獲得更有價值的情報。兩派是公說公理、婆說婆理，互不相認，官司最後打到徐恩曾那裏。
重慶國府路78號，中統局本部。
蔣介石在大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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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是晚上10 點左右，中統局本部的二樓會議室內仍是燈光通明。
徐恩曾此時正和自己的謀士們討論針對中共南方工委的下一步計劃。
隻聽一個聲音講到：“生米既已做成熟飯，幹嘛不掀鍋，遲了可就是前功盡棄。現在了解的情況已差不多，該出手就得出手，至少先抓出南方工委的電台再說！”講話調門很高的是徐恩曾的心腹幹將、局本部第三組組長謝永存。
聽了謝水存的發言，王思誠站了起來，依舊是那副文縐縐的知識分子樣，他向上推了推眼鏡，講起話來有條不紊：“永存兄的意思我有些不敢苟同，如果依永存兄所言現在下手，當然會小有斬獲，可我們要是暫時忍耐一下，爭取獲得更大的情報，那時再下手恐怕就不是一兩部電台的事了，說不定還會抓到共產黨的大頭目。這前後相比，可是小巫見大巫了。以我之見，目前尚不宜打草驚蛇，提早壞了好事，看準形勢相機而動也未嚐不可。”
今晚參加徐恩曾謀士大聚會的全部是中統的最核心骨幹，討論的結果竟然和江西方麵十分相似，也是兩派意見相持不下，王思誠、張國棟明確表示同意馮琦的意見，暫緩對南方工委下手，而謝永存、張思茂則明確表示支持章誌仁的建議，看來最後的結果還要徐恩曾拍板。
徐恩曾邊聽手下的意見，心裏也在邊琢磨著。兩派意見可說是各有利弊，不好用誰對誰錯來下結論。從他本心講，他當然希望抓住的共產黨越多越好，可這又得冒一定風險，萬一偷雞不成反蝕把米，就太不劃算了，他也一時沒了主意，低頭沉思起來。
眾特務們見局座搜腸刮肚、凝思苦想的痛苦樣，就都停止了議論，會場上一時靜了下來。
大約過了幾分鍾，徐恩曾抬起頭來，看了看在座的幾個人，開口說道：“諸位最近聽到過別人怎麽議論我們嗎？”
王思誠、謝永存等人麵麵相覷，搖了搖頭，他們一時猜不透徐恩曾究竟要想說什麽。
“現在有人背後議論我們中統局全是一群光拿錢不幹事的笨蛋，還說什麽老將廉頗，該讓賢了。恨不得把我們一腳踢開，讓他們來管中統。不是我徐恩曾今天說大話，中統雖小五髒俱全，哪一個零件壞了都別想運轉得靈，誰要是想管，就讓他來試試！”
特務們一聽，敢情局座這些日子在外麵受了些閑氣，心裏窩了火沒處發泄。小個子張國棟十分機靈，一聽徐恩曾話裏有話，趕快接口說道：“國棟前些日子也曾聽得些閑言碎語，很是難聽，所以我剛才同意思誠的意見，就是想把事情做得大些，休讓別人小瞧了咱們。”
徐恩曾看了看張國棟，點點頭以示同意，“人活一口氣，樹爭一張皮，恒心常在，機會難得，現在大魚還未上鉤，貿然動手還覺早了一些，我的意見是再等等看，可以讓江西方麵繼續與中共南方工委聯係，有情報再向我匯報。”徐恩曾仍堅持了他最初的意見。
眾人見老板已拍板定案，誰也沒再做爭論。會後徐恩曾還擬訂了一個周密的行動計劃，一是電告江西務必嚴密封鎖消息，做到動手前滴水不漏；二是要統一江西的意見，任命莊祖方暫負全責，以免章、馮二人發生齬齪。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莊祖方作出了一個頗陰險而又大膽的決定，他通過江西台向南方工委發去訊號，希望南方工委派幹部到江西“視察工作”。
莊祖方認為此舉可以讓南方工委消除對江西方麵的懷疑，進一步接近南方工委的中心組織。
南方工委領導人方方正準備派人去江西探個究竟，所以他接到電報未及多想，就決定委派南方工委組織部長郭潛親赴江西。按照地下工作慣例，郭潛先給省委書記謝育才發出一封帶暗語的信件，定於5月份在曲江與他見麵。
信到了特務手裏，莊祖方一時搞不懂信的含義，隻得把謝育才夫婦和未滿月的小孩從監獄裏放出來，軟禁在一處逼問信的暗語。
謝育才見信後大驚，知道郭潛要來事態嚴重。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拋下自己的孩子逃了出來，萬分火急地迅速通知南方工委領導。可是為時已晚，南方工委遭到嚴重破壞。
5 月30 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廖承誌在廣東、湖南交界的樂昌縣被捕。
麵對形勢的繼續惡化，周恩來又致電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指示南方工委所屬地區，除日占區、遊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國統區黨組織的活動一律暫停，已暴露身份的黨員幹部要全部轉移，其餘幹部也應暫時隱蔽，一切以安全為第一，堅持“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同時命令方方迅速撤回重慶。
此後，南方局作出“南委領導取消，工作停止”的決定，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工作至此全部結束。
徐恩曾在破壞中共南方工委後，得到蔣介石的讚揚，蔣並頒發大筆獎金以示鼓勵。徐恩曾後來在中統內部的慶功會上自吹自擂，說中共南方工委事件是他繼顧順章案之後反共生涯中的又一大“傑作”。
3援伎窮又思放謠言
國民黨中統喜歡並注重造謠活動，也是由來已久、“有著光榮傳統的”。
當初在上海《申報》上謊登《伍豪等脫離共黨聲明》姑且不再說了。戰前在上海的時候，他們還辦了一家“謠言公司”———《社會新聞》雜誌社，由中統特務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條漢子”挑大梁主幹，可沒多久，就在社會各界的一片“噓”聲中收攤了。徐恩曾哪裏咽得下這口氣，他決定重打鑼鼓另開張，搞出個名堂來。到了漢口以後，他親自創辦了一份《大漢晚報》，派手下幹將梁輔丞、王思誠、張國棟等“擔綱主演”，這是1938年4月的事了。
為掩蓋其本來嘴臉，徐恩曾命令這些辦報的特務全部使用化名，梁輔丞任總編輯，王思誠做發行人，張國棟及情報科的骨幹特務充任編輯記者。經費來源名義上由中統特務私人集資合股興辦，但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給予津貼加上徐恩曾從中統經費中撥給一定的補助費。創辦該報的宗旨，當然還是繼續兜售原來的那一套以反共為目的的謠言誹語。
至於新聞來源嗎，好辦，抄錄中央通訊社的消息即可。為了增加真實感和獨家采寫的份量，每天都不忘煞有介事地安插上“本報專電”數條，上麵用“詳盡的事實‘報道’八路軍遊而不擊、運而不戰”等種種“令人發指”的作為，“以此說明”共產黨發動人民戰爭，主要是“擴充實力，借勢坐大”等等。其實這些所謂的“本報專電”，都是由特工總部所屬各特務室發來的不盡詳實的情報，由梁輔丞改頭換麵，添油加醋拚湊而成。
這份報紙剛辦的時候，一般老百姓不明真相，認為其確實有獨到之處，也就掏幾枚銅板買一份看看，一時間銷路還挺不錯。可辦著辦著，讀者就覺得不對勁兒，“怎麽每天都是這些事兒？有的相互之間還有抵觸？”讀者的胃口被破壞了，銷量隨之下降。梁輔丞一看這樣哪行，還得想轍，幾個人一琢磨，就在報上署上“本報明日有重大新聞發表，希望讀者注意”之類的新聞預告。其實呢，預告的消息，頭一天就已經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為頭條新聞刊登出來就是了。這種小花招，欺騙讀者於一時還可以，時間長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來了，讀者越來越不買賬了，報紙的銷路至此一蹶不振。
到當年9 月份，這家報紙就無法維持生存了，10 月份，借著國民黨政府西撤之機，徐恩曾決定趁勢收篷，關門大吉。好在這個時候早已經沒有人要看該報了，無聲無息地結束後，居然也沒引起什麽社會反響，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沒注意。以致於中央宣傳部每月依舊發“津貼”，梁輔丞問徐恩曾是不是把這份津貼給退回去，徐恩曾把眼睛一瞪：“做這樣的傻事幹嘛！上既予之，我便取之，咱們的反共大業需要票子越多越好！”他老人家這麽一裝聾作啞，中央宣傳部的津貼竟一直給到1938 年底。
到了重慶，徐恩曾雖不敢明目張膽地開辦像《社會新聞、《大漢晚報》這樣拙劣的“造謠公司”，但他不甘心，還在瞅機會“找共產黨的茬”，編造更“高水平”的謠言，亂一亂共產黨的陣腳。其時國共合作、全麵抗戰已經爆發，徐恩曾一個中統局長之所以敢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用說，是得到“上麵”默許的。他也是把準了老蔣的脈搏。
徐恩曾覺得這樣造謠還不過癮，1941 年，他又指示在中統局內部專門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以手下的第一號“反共專家”王思誠為主任委員，專門從事這一類的“心理作戰”活動。“南方工委事件”發生後，徐恩曾“大膽”啟用中共叛徒郭潛為該委員會的書記，主持“分化瓦解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開始郭潛真有點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麽，讓我當分化瓦解委員會書記，這麽看得起我，徐老板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有氣魄！就憑這一點我也得好好幹，更何況這也是我立功的好機會，得讓他們看看我郭某人雖然膽子小了點，腦子還是滿有兩下子的！”
他鉚足了勁兒，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缺德“事業”中去了。他琢磨著先來個“開門紅”，熬了幾天幾夜，終於炮製出一條“特大新聞”：“中國共產黨內分裂出一個非常委員會！”宣傳說“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發表了非常委員會宣言”等，說得似乎鼻子眼睛亂動，可仔細一琢磨，卻又並非那麽天衣無縫。
他把自己的“傑作”誠惶誠恐地呈報給徐老板。—徐恩曾一開始對這個過去的中共幹部比對別的叛徒高看一眼，心想這家夥的謠言也許水平會比別人的高吧。於是就大張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統特務到重慶、貴陽、昆明、成都、西安及陝甘寧邊區周圍去放謠，在中統內部很是熱鬧了一陣子。
一段時間過去了，徐恩曾又派一幫特務前去“收謠”，結果發現，共產黨那邊對此毫無反映，社會上對這些“特大消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看來郭潛這廝肚子裏也沒什麽玩藝……唉，叛徒畢竟是叛徒，他以中共高幹之身，而能夠甘心在我手下賣力，證明囊中貨色不過爾爾！”
此後，郭潛又“殫精竭慮”地“創作”了《新紅樓》、《某某傳奇》等兩部謠言大書，廣為散發，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樣“令人失望”，隻讓徐恩曾越發看他不起了。
中統炮製謠言最鼎盛的時期，是在1944 年。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華東廣大地區建立了許多敵後根據地，粉碎了日偽軍的多次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人民群眾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與此相反，日軍從湖南進占廣西、貴州，國統區內物價飛漲，法幣貶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難，老百姓怨聲載道。國內形勢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蔣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中統特務們的謠言，嘩眾取寵於一時，終因與事實相悖，要不了多久就“壽終正寢”了，耳朵被謠言磨出繭子來的人們，對其自然是愈來愈反感，以致於有人再說什麽“中共怎樣怎樣了……”有的人就會把耳朵掩起來，直喊“耳朵疼”，收謠的特務情緒免不了大受影響，久而久之，積極性也就降了下來。